浚县中鹤:四川军阀杨森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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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字子惠,四川广安龙台寺人,邓小平的前辈老乡,蒋介石的儿女亲家,1882年生人。杨森早年就读于广安紫荇书院,那时候张澜正在该书院执教;后来他又考入顺庆府的联合中学,张澜又是该校的校长,因而杨森与张澜两人的渊源颇深。
  和想象中那些粗鲁的军阀头子不同,这位读过书院和中学堂的杨森,在当时也大可算得是个洋秀才了。可既然科举无望,杨森也只好另谋出路,和尹昌衡一样,他也选择了从军的道路。
  1906年,杨森从联中毕业后,适逢锡良总督扩建新军,急需大批中下级官佐,开办了专门培养军士的弁目队,受过中学教育的杨森轻而易举便考进了弁目队。
  到1907年,朝廷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又在弁目队中挑选了两、三百学生,成立了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这其中又有高材生杨森一个。1908年,继任川督的赵尔巽,又将该讲习所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于是杨森又成了速成学堂的学生—这帮速成学生可不简单,杨森的同学放眼一看,都是些刘湘、鲜英、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之流的人物。
  这六个人中,可就有五个国军上将,外加一个民盟中执委。
  1909年杨森从速成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军十七镇当见习排长,一年后就被提升为连长。四川独立后,随着川军的大扩编,杨森也升为营长,属第一师张邦本团建制。
  此后,杨森的老师张澜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于是他便向尹昌衡要来杨森这个营作他的卫队,一同进驻顺庆。张邦本原本就不大喜欢杨森,现在见杨要随从张澜,就更认定他不服从命令,恼羞成怒之下决定使阴招。他以协助杨森管理部队为名,派来了一位上尉差遣来捣乱。这位老兄是谁呢?正是杨森速成学堂的同学,后来大名鼎鼎的刘湘先生。
  刘湘明里是来协助杨森的,可暗地里却在杨森分驻顺庆、岳池、邻水的三个连队里到处活动,和唐式遵、杨国桢这几个连长套交情,讲价钱,大挖杨森的墙脚,最后硬是把老同学手下四分之三的队伍给拉走了。
  大部分队伍被拉走后,张邦本便立即以杨森违抗命令为由,报请师长周骏将其撤职,另任刘湘为营长。杨森走投无路,只好解散了还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连,将枪械分给广安、保宁、岳池三县团防,又把老婆儿女送回广安老家,自己便孤身跑成都劳务市场找工作去了。
  
  那年头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还是吃香,杨森到成都时,正巧碰上靠收罗旧巡防军起家的第三师要办军士队,便稀里糊涂地把有抗命案底的杨森给招了进去,任教育长。可不知怎么的,这事儿却给周骏知道了,他便要求第三师师长孙兆鸾把杨森交给他处理—说是杨森在当营长时,有盗卖枪支和吃空额的严重罪行。
  孙师长是个好人,看老实巴交的杨森实在可怜,不忍心把他交出去送死。便私下里送了他一笔路费,让其自谋生路去。杨森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暂时在成都南门外的一家鸡毛店里栖身,当时可真是说不尽的凄凉感叹!
  
  杨森在鸡毛店里思来想去,忽然想起还有条门路—正在川督胡景伊手下当模范团团长的王陵基(四川乐山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灵官”了!这王陵基当年从日本东斌学堂留学回来,曾在速成学堂里当过一段时间的日文翻译和分队长,说来和杨森也有师生关系。
  这个一辈子不会挤牙膏的王灵官,虽然在近代史上名声不怎么样(他是唯一在大陆被俘的国军上将,早年还在上海滩打过还没混出头的蒋先生一记耳光,所以两岸的乌鸦们都不肯浪费笔墨替他说好话,自然诸恶归焉—后来到了功德林,患上了老年痴呆的王灵官,便每每把这当成自己历史上反蒋的实际行动拿出来炫耀。不过人家也确实值得炫耀:想那偌大的功德林里也算是将星闪耀了,但被蒋校长扇过耳光的窝囊废不少,反扇过蒋校长耳光的能有几个?就凭这一点,人家还是很有些鹤立鸡群,意气风发的),但在当时倒还算讲义气,便收留了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杨森。
  着就是“二次革命”,熊克武的第五师在重庆起义,王陵基受命征讨,便带着杨森出战了。
  可这杨森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王陵基所部一到合川,他便开了小差,跑到重庆投奔熊克武,一块儿反袁去了—大概也是他在旧川军中呆得实在太压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跳槽冲动吧!
  但这时可怜的熊克武,兵力实在太弱,枉自麾下还有位将来号称“战神”的刘伯承排长,却终究没能顶住旧川军四个师,再加上周边各省军队的联合“会剿”。
  于是这年9月17日,滇军黄毓成、川军王陵基部攻入重庆城,熊克武垮台,倒霉的杨森就当了滇军的俘虏。
  率领滇军攻渝的黄司令点验俘虏兵,下令是军官的出列五步…俘虏们战战兢兢,只有一个不怕死的站了出来,大声报告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毓成见他精明强悍又有胆识,很是喜欢,便将其带回司令部,任为副官,杨森就这样加入了滇军。
  不久滇军退兵,杨森也只得跟着黄毓成回了云南。而这时候,从杨森手里抢走部队的刘湘,都已经当上团长了,而他还只是个俘虏兵!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因为袁世凯还没有想起要当皇帝,所以天下太平。黄毓成也无兵可带,便在昆明附近的安宁修别墅,建温泉旅馆,派正在他手下吃闲饭的杨森前往督工。
  杨森督工之余,便在黄司令的朋友刘柱卿家喝茶,刘家很喜欢这个聪明勤快的小伙子,又见他单身,便将大女儿刘谷芳许配给了他。寄人篱下的杨森也就随遇而安,在茶馆里安家了。
  于是,那两年我们便经常能看见未来的杨上将拎着把大茶壶,在云南小镇的茶馆里续水擦桌子,服务态度还相当不错,不比阿庆嫂差。枉自堂堂一位国军上将,一方诸侯给他们沏茶。  
  为了赚钱养家,杨森也伙同一些军人倒卖云南的土特产鸦片,自己也因此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当时充其量就是拿鸦片当一种特殊的货物,便是抽上两口也不是什么罪过。
  杨森也很勤俭,有时候去昆明办货,往返一百四十华里,也是当天便回,从不在昆明住宿—这也是值得交代一番的,因为他后来三天五百里强行军偷袭泸州的本事,大概就是在这时候练出来的。
  可是太平日子很短暂,护国战争随即爆发,杨森终老于滇南小茶馆的梦想也破灭了。
  
  1916年初护国军兴,黄毓成受命出征两广,想想带着四川人杨森也是浪费,于是便把这张活地图借给了好朋友,担任进川任务的梯团长赵又新。赵又新此刻正差熟悉川情的向导呢,便立刻委他为中校参谋。
  可从此就麻烦不断了,谁叫他杨森是个四川人,而滇军又正在和川军打仗呢!
  但人家朱德不一样是四川人吗,不也混得好好的?
  可这其实就不是一码事儿。
  虽然同为四川人,但杨森和朱德在滇军中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
  朱德虽然籍贯是四川仪陇,但人家可是堂堂的云南讲武堂尖子班出身,和一众滇军将校都有师生同学关系,又参加过云南“重九”独立,是从排长一直带兵打仗打出来的团长、旅长,在滇军中正是十足的元老嫡系,所以这一干排外的云南人,并不拿他当外人看。
  但杨森就大不同了,这家伙一个四川俘虏兵出身,在滇军中素无渊源,只不过碰巧得了几位大老的赏识,便青云直上,抢了云南人的饭碗,这怎么了得?因而看不惯他的人就特多
所以这位没有根底的杨参谋长,虽然很得长官的赏识,但一直只能做个幕僚长打打杂。
  好不容易等到护国之役中,泸州城外的月亮岩、蓝田坝之战,因为滇军第三支队董鸿勋(云南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第二名,刚好被杨蓁压过一头)部失机,导致起义的川军陈礼门部为北洋军吴佩孚、川军熊祥生两旅击败,陈礼门愤而自杀。董鸿勋也因此被撤职,接替他当第三支队长的就是朱德。
  朱老总是个很仗义的人,当上这个相当于团长的支队长后,便向上级要求,希望委任自己老乡杨森为营长(这两人关系还不错,拜过把子,直到长征中还通信讲交情,给粮弹两缺的红一方面军省了不少子弹)。可杨森虽然很想当营长,但也知道自己在滇军中没有资历,带不动这些老部队,最终只好作罢。
  尽管没有实际带兵,但作为熟悉地方情形的向导,杨森在护国之役中还是很立了些战功,因此深得赵又新的赏识。在随后的四川护法战争中,赵又新部被编为靖国第二军,他便提拔杨森为军参谋长。后又趁叙府城防司令杨杰暂时离任之机,委任杨森兼任叙府城防司令。
  
  一个俘虏兵,居然抢了滇军元老杨杰的司令位置,这还了得?
  等到杨杰回来,脸上就立马挂不住了。
  说来这杨杰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是民国时代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著名军事家,挂上将军衔。但这人有点恃才傲物的小毛病,总爱把一些本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做得很绝—比如说以好脾气著称的何应钦,一辈子最恨的三个人中就有他杨杰一个。
  为啥呢?因为杨杰瞧不起何总长,还不分场合地到处骂人家是饭桶奴才!虽说“饭桶奴才”这四个字,倒也不算辱没了一辈子含垢忍辱当小媳妇的何总长,但这种党国机密,总不好到处泄漏的吧?
  这回被杨森抢了司令,睚眦必报的杨杰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不动声色,却暗中监视着杨森,某日盯准了杨森在家里过大烟瘾时,便派他手下的营长周永钧带了十几个人冲进屋去搞突然袭击,把稀里糊涂的杨森逮了起来,缴获了他的烟具,还扬言要让这位叙府城防杨司令自端烟具,在叙府大街上游街示众…
  杨森这时候真是羞愧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亏得杨森的老东家黄毓成出面干涉,杨杰才勉强罢手。可杨森这城防司令自然也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赵又新那里,重头再当参谋长。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此事后,他便下狠心戒掉了鸦片瘾。
  
  却说那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他自己就是个大烟鬼,成日间都在烟榻上办公的,所以当时听说此事后,不过是哈哈一笑了之,对杨森这个烟友的信任反倒又增了几分。
  但在接下来在滇军惨败的泸州之战中,杨森又出了问题。
  滇军杨如轩团守泸州外围的五顶峰、学士山高地,在一次战斗中占了上风,正意气风发地准备消灭一部分川军。可偏偏在前线帮忙的杨森想出风头,自告奋勇非要去劝降…
  但过不多久,杨森便灰头土脸地跑回来报告劝降失败—更巧的是,他前脚刚到,刘存厚的反击部队就悄悄摸到了滇军阵地上。结果杨如轩猝不及防,丢了阵地。
  瞧杨如轩给这杨森帮倒忙害的!
  于是恼羞成怒的杨如轩,回头就向军长赵又新控告杨森通敌叛变,贻误战机—杨森这会儿是不是就通敌叛变了,还值得商榷,但帮倒忙贻误战机却是实情。
  可护短的赵又新非但不予追究,还将一个新编的混成团交给杨森统带。而杨森也不负所托,随后就在滇军的大反攻中击败了川军名将赖心辉的部队,从而获得了能战的勇名。
  所以后来杨如轩一看见杨森就分外眼红。
  

尽管立下了战功,但杨森仍然不能得到滇军将帅的信任,也真是够倒霉的!
  比如说前川督罗佩金,就一而再地让人带口信,提醒赵又新要慎重,绝对不能重用杨森,更不能让他带兵—可带口信的杨如轩却因此被赵军长赏了一个很实在的白眼。
  唐继尧从重庆回云南时,也在百忙之中逮住赵又新,神神怪怪地唠叨说:“复祥(赵又新字)啊,我是懂相法的,我多次见过杨森,从相法上看,此人满脸横肉(其实杨森除了生就一张尖嘴雷公脸,人还是蛮清秀的,唐继尧说他满脸横肉,确有过誉之嫌,也难怪赵又新不肯信),目有凶光,门牙排露,状如鼠嘴,一望便知残毒险狠,人面兽心,切不可重用,适当时候杀之以除后患!”可赵军长虽然口头诺诺,心下却仍不以为然。
  大老板态度如此,其他云南人自然就更嚣张了。虽然有军长赵又新护着,大家伙暂时还不能把这杨参谋长拖出去枪毙,但拿他穷开心却是谁也管不着的。
  
  于是每次滇军军官们开联欢会,只要杨森在场,戏台子上一定会有些三国题材的剧本—尽是什么“张松献地图”哪,“取成都”哪啥的…
  不过杨参谋长脾气好,不和他们计较,每次总是自己悄悄地溜走就是了—杨老爷子足足活了九十三岁,大概和这门龟息养气的涵养功夫也是不无关系的。
  唐继尧回云南后,老不见赵又新有动静,便又密电赵军长,一定让他除掉杨森。赵又新这回更绝,居然把电报给杨森本人看!
  杨森当时那吓得叫一个惨哪!他一面对赵又新感激涕零,一面却暗地里打起了小算盘—毕竟滇军的大掌柜是唐继尧,不是赵又新,谁敢说赵又新就保得住他一辈子呢?何况他的恩师张澜,这会儿正在对面大呼“川人治川”的口号呢!
  
  可算等到1919年初唐继尧要闹腾着倒熊了,这赵又新便也积极响应,派杨森前往刘湘驻地合川,打算说服刘湘站到滇军一方来—真不知道老赵这是想演一出“蒋干盗书”呢还是压根儿就打算放生?
  在滇军中混得提心吊胆的杨森,总算得了机会去见刘湘这位欠了他天大人情的老同学。他一进合川城,便偷偷向刘湘大倒苦水,把在滇军中实在混不下去的苦衷和盘托出。当然私谊归私谊,公事归公事,老杨也没忘了把自己的劝降使命交代一下。
  可这时的刘湘,又哪里会肯跟唐继尧真心合作呢?所以他也只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罢了。
  于是最后的结果么,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蒋干”非但没有能够劝降“周瑜”,却反倒被“周瑜”说服,决心“弃暗投明”。这不,他还心甘情愿地捧着假情报回泸州献“连环计”去,连个“庞统”都省了!
  “蒋干盗书”、“连环计”都演得很成功,那么接下来,自然就该是“火烧赤壁”了,滇军的倒霉在所难免。
杨森回到泸州后,便向赵又新虚报刘湘实有投滇之意,而刘湘也果真给他送来一批枪械弹药—明里是在对滇军表示诚意,暗里却是杨森增强了实力好跳槽。
  因为有了这么一段伏笔,所以倒熊战事爆发后,赵又新即派杨森率其新组建的独立团,并加强若干重机枪,进驻隆昌,以协助刘湘发动倒熊。但杨森一到隆昌的安岳,便在刘湘部许尧卿旅的协助下,将部分死硬的滇军缴械,宣布投奔川军。
  不过为了表示他对赵又新个人的感恩和交待,杨森还特意写了一封信送交赵军长,信中称:“我为川人,今川人治川,舍公而去。今后两军开战,若遇公在,森当避之,不与公战,以报知遇之恩。”据说赵又新看完信后,并无怨言,却憨态可掬地将此信遍示身旁诸将,说:“我若为川人,亦当如是。”倒是颇有春秋时代宋襄公的风雅气度。
  说来这杨森还是知道赵又新对他是有恩情的,但战场上的风云变幻,又哪里容得他去讲这些退避三舍的春秋道义呢?
  
  杨森投靠川军后,熊克武即委任他为混成旅长。
  而刘湘也因为过去确实对不住他,加之大家又是老同学,故而刻意地帮衬:不但抽调了铜梁、大足等县的部分团练人马加强其实力,还把自己手下的老部队第八团王缵绪部也拨给了他。
  这个光头小伙王缵绪,也是刘湘、杨森的当年速成学堂的老同学,据说还曾考取过秀才。但是这位老兄有点二百五,枉读了那许多成仁取义的东西,但每到大是大非面前便搞不清,这一点品质算得上是个蜀中极品。
  究竟怎么一个二百五法,留到后面再谈,反正他的苦主是数不胜数,连杨森、刘文辉、邓锡侯乃至蒋校长这些以奸诈狡猾出名的大人物,都稀里糊涂地当过他的冤大头。
下面说说杨森的仗义。
  1927年夏,川局刚有所稳定,几年前还威震海内的吴佩孚吴玉帅想杨森逃难投亲来了。
  当时吴玉帅被北伐军撵出武汉后,便退回老根据地洛阳喘息。偏偏他的死对头冯玉祥又恰于此时誓师五原,宣布参加北伐,西北军迅速由陕西进入中原,兵锋直指洛阳。
  自从第二次直奉大战“四照堂点将”后,吴玉帅近几年一提到冯玉祥就头疼,这回他老底统统输光,更是不肯见这位仇深似海的故人了—于是便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先是去投于学忠,无奈于学忠的部队也不可靠,玉帅只得再溜。在渡襄河时,又给趁火打劫的老部下张联升剪径劫道,行李几乎丢光…最后,落魄的吴玉帅好不容易带着一家老小和两千余人的卫队进了川,投到杨森府上。
  杨森这人,历来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但自从误伤赵又新后,他对恩公们就有点异乎寻常的讲义气(他大概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救赎那沉重的道义谴责吧)。吴佩孚数次助他东山再起,他是感激不尽的,所以这回玉帅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他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硬顶着压力将吴收留了下来。
  吴佩孚7月间入川,杨森便为其设“行辕”于白帝城,并派第八师师长王仲明亲往慰问。但吴玉帅的死对头们当然不会放过他,12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便发出通缉令称“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意图扰乱大局”云云,并电令刘湘、刘文辉等“严拿究办”,限期剪除其党羽。
  杨森当然清楚这被煽动的“土匪”就是指自己了,不过他一来不讲政治,二来当惯了土霸王,混不在乎。他怕吴佩孚在白帝城出事儿,干脆将其连同卫队迎来万县,以便就近关照。
  国民政府对此忍无可忍,遂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第二十军军长职务,遗缺由师长郭汝栋升任,同时又拨给刘湘饷款五十万元,子弹一百万发,以示奖惩。
  见国民政府居然动真格,杨森也有点吃惊,他遂连电向南京辩解。但当蒋校长勒令他“活捉吴佩孚”时,他却又老老实实地回电道:“我现在办不到!”杨军长这一点义气倒是人尽可施的,二十一年后,当占尽上风的老朋友朱德、刘伯承要他在重庆扣押蒋校长时,他回答的仍然还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