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才：1956年“早春天气”里的姚文元

李旧苗 发表于: 2012-2-01 11:38 来源: 燕谈博客

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一，“极左”时期的“极左派”。笔者能夤缘结交此人，固有其机遇性，也与1956年那段“早春天气”有关。
　　一、我到上海补充生活
　　这是开国后相对宽松的一年。因为有了“双百方针”，又有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反胡风”和“肃反”以来的紧张而压抑心情为之一振。《人民文学》带头刊发了描写知识分子感情的中篇小说《总有一天》，在圈内反应强烈。问题不在于这部小说写得有多好，而是这样的非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也可以发表了，而且占据《人民文学》的头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写了生平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一部反映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境遇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的约12万字小说。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不久，分配在北京一个医院工作。我把小说直接投到《人民文学》，不是攀高枝，而是想它既能发表《总有一天》，大约也不会把我的小说看作异类。
　　大约过了一个月，编辑部打电话请我去一下。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是在东总布胡同里的一条小巷里（小羊宜宾胡同），是个旧式平房，前后有三个小院。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副主编秦兆阳出来接待我（主编严文井和另一位副主编葛洛都不在）。秦兆阳那时已经是很有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三十多岁，身材单薄、瘦长，他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湖北口音。他对我的小说基本持肯定态度，说有新意，现在这个样子发表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再修整一下。他提了下修改的意见，供我参考；还给我请了创作假，让我住到编辑部去，集中精力改稿。于是我住进了编辑部，就住在收发室旁边的会客室里。
　　但是小说修改并不顺利，秦兆阳认为我还是缺乏生活，不了解解放前资产阶级的运营和活动，毕竟在民国时期我只是个高中生。那天秦兆阳到我住的房间来，说他向作协书记处领导刘白羽同志汇报了我的事，刘白羽建议我到上海去补充一下生活，再回来写。恰好，在这之前，我还为上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上影曾要我去参加他们的“青年剧作家座谈会”，我因故未去。现在座谈会已过了，但总还可以探问一下我那个本子下落如何，所以我立刻同意去上海。中国作协为我开了介绍信。秦兆阳要我把精力还是放在小说上，住在上海作协这边，不要住到上影去，说电影这东西很麻烦，陷进去了恐怕很难脱身。
　　于是我到了上海。那时各地作协都算中国作协的地方分会，所以上海作协的正式名称应该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分会机关和它的两个刊物《上海文学》和《萌芽》，都在上海巨鹿路一个大院里。
　　我被安排住在《萌芽》杂志旁边一幢小楼的顶楼。中间是个过道，左右两间房，我住右手这间。有张三斗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被褥齐全，还算干净。这样的免费住所，在当时就算条件不错了。
　　二、向我打听北京文艺界的关注点
　　这天晚饭后，我刚回房不久，忽然有人敲门。房门并没有关，他是站在门口敲门的。这人中等身材，微圆脸，发线较高，嘴唇稍显厚实，穿一身普通的蓝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这人的容貌特别是这双圆口布鞋，和我的一位表哥都很相像，一下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也使我对他有了一些亲切感。这人进来，在桌前随便坐下，说：“您是北京来的吧？”他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上海口音。上海人说普通话，大抵如此。
　　我点头称是，说了自己的姓名。
　　他说：“我是《萌芽》编辑部的，我叫姚文元。”他说了他那三个字，同时注意我的反应。我后来知道这个“姚文元”在“反胡风”时已经写过一些批判文章，小有名气了，所以他认为我会知道这个名字。但我毕竟不是文艺圈子的人，我的职业是医生，并非真是什么作家，爱好文艺，也只是看点小说，从不关心文艺评论方面的东西，所以对姚文元这个名字和他的那些文章，竟无所知。大约见我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反应，后来他专门给我看了他的作品“剪辑”，那是个相册样的大本子，剪贴着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是几百字的短文，也都保存得很好。全是文艺评论，用的都是“姚文元”这个名字，好像从批判俞平伯先生时起就有文章，主要是“反胡风”以来的作品。我虽不看文艺评论，但对写文艺评论的人却很看重，觉得他们是指导作家写作的人，不禁对他有了一点崇敬之心。
　　记得我们是从北京文艺界学习情况开始聊起的。他问我：“北京文艺界最近在关注些什么？”
　　这个问题也使我有些为难，超出了我的关注水平。我想了下，说：“都在讨论《专论》。”
　　《专论》是指苏共中央《共产党人》杂志就文学创作发表的一篇编辑部文章，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应。那是中苏蜜月时期，当然也会受到中国官方和文艺界的重视，我们的报刊也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供学习和讨论。
　　我并没有认真读过《专论》，围绕《专论》发表的讨论文章，也没有看过。不过前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编辑人员讨论《专论》时，把我也叫去了，听了一下午的发言。
　　姚文元很有兴趣地问：“大家对《专论》是什么看法？”
　　我说：“好像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全接受《专论》的说法，承认作家必须也只能依据形象思维来写作。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是逻辑思维指导下的形象思维。”
　　姚文元微笑着说：“什么逻辑思维！不就是那些庸俗社会学吗？我们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严重，就是逻辑思维太多了，所以我主张全盘接受《专论》的观点。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维来写作，不要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他说了很多形象思维的话，有些理论问题我也听不大懂，不能介入讨论。当然我也听懂了他的核心意思，就是完全接受《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反映苏共中央观点的《专论》。这与当时中国官方的立场也是一致的。
　　姚文元问我此行的目的，我说是来补充生活的，我说了我那部小说的梗概。姚文元听说我还有部电影文学剧本在上影，竟也很感兴趣，问了些关于剧本的事。
　　我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当时姚文元好像是作协唯一住机关的单身职工，而且就住在我对面的那间房里，我成了他下班后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我们年龄相仿（姚文元好像大我两岁），有共同的话题（文学），也不存在个人利害冲突。
　　三、对我的小说提出修改建议
　　每天早晨，我们一同到附近街头吃早点，也就是油条、豆浆之类。那时还没有“AA制”的说法，但姚文元坚持各自付款。他每天都带一小包白糖出来，认识我以后，也给我带上一包。他说摊头上的白糖另外收费，给的不少，其实不用那么多。糖吃多了对牙不好。所以他总是自备糖。我不久就发现，姚文元虽不是很爱说话的人，还有点口吃，但他思维缜密，说起话来，哪怕是很小的事，也说得有条有理。从姚文元口中，我知道他解放前在中学就入了党，所以在我眼里也算是个“老革命”了。他说解放后，他教过书，后来调到区委宣传部。在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区委也是很大的机关，我不免肃然起敬。这与后来我看到的正式资料有点不同，正式资料说他先是调到团区委宣传部，以后才转到区委宣传部的，可惜他没有对我说过这段经历，因为解放初年我也曾在团市委工作过，如果知道他也曾做过团的工作，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团的工作。大约在1956年前后，中央提出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抽调得力干部到文教系统任职，姚文元就是在这股风中从区委宣传部调到《萌芽》的（北京大学也是这个时期迎来了新的党委书记陆平，后来取代马寅初当了北大校长）。
　　每天吃完早点后，我们就分手了：他回编辑部上班，我去“补充生活”也就是访问一些旧工商业者。由于我自己的生活和知识局限，我那小说写的“民族资本家”，是个药厂老板，所以想了解解放前民族制药业与国外（主要是美国）制药业的矛盾。那时，上海私营药厂已经公私合营了。我持中国作协介绍信，找到医药工业公司，说明来意。他们把我介绍去原“生化”和“信谊”两家药厂，找私方代表谈。“信谊”是我指定要谈的，这个私营药厂，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这些访问对我的帮助也不是很大。这其实是个“先天性缺陷”，所以后来姚文元建议我把背景移到上海以外的另一个较小的城市。我也觉得上海太大，太复杂，不是我能驾驭的。我就决定把故事背景移到青岛。青岛比上海小多了，我又在那里上过大学，比较好把握。姚文元说青岛好，还为我增加了一个理由：青岛周围很多解放区，更好写出党的影响。
　　四、肯定《本报内部消息》和《不夜城》
　　作协食堂只有午餐，我中午一般不回来，姚文元为我买好晚饭，他自己的晚饭，也是午饭时买好的。晚上我与他一起吃饭，聊天。那时姚文元和我一样，也是单身。我发现他很少回家，我也不甚注意，没问过他为什么不大回去。他说过他父亲也是作协会员，搞古典文学的，我没有多问。不记得他是否说过他父亲的名字，说了我也不会在意。我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知道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这个人和他的情况的。
　　总的说来，我和姚文元是谈得来的，很多观点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如对《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刘宾雁那篇影响很大，后来成为他“划右”重要资料之一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上篇），他和我一样给予很高评价，也都期待下篇会有更精彩、更深刻的发展。他还把刘宾雁的特写与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了比较，说王蒙的小说虽很引人注意，但争议也多；《本报内部消息》写现实也很深刻很尖锐，却没有见到什么异议，可见刘宾雁更加成熟，也更深刻。我离开上海前，《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刚出版的最新一期《人民文学》，发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下篇。我和姚文元都赶快看了，我们的观感也很相同，就是都有“让棋”的感觉。“让棋”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反面人物原来写得活灵活现，气势不凡，占明显的优势，忽然间“败”下阵来，溃不成军，使得正面人物终于获得辉煌胜利，好像棋局中本已占尽先机的高明棋手，为了成全对方故意让棋服输一样。
　　上影派人送来我那剧本的打印本，同时还送来他们打印的其他一些电影剧本，供我参考，也是姚文元到收发室替我签收的。
　　姚文元看了我的那个剧本，倒是充分肯定，我自己也一直以为，我那个本子应该“无懈可击”，因为它是“主旋律”作品，写英雄人物发明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按照“正统”路子走，不过限于我的生活经历，我的“英雄人物”是个青年医生，写他在科研上发奋拼搏，终于取得成功。“英雄”提出他的科研设想，当然有反对的，就是留学归来的业务院长，他打开厚重的洋书，说外国人多少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行吗？当然也有人支持，首先是党的领导，院党委书记，转业军人。群众则对此褒贬不一，议论纷纷。“英雄”不为所动，攻关不已。当然不能让他顺利成功了，要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失败时反派人物要大大鼓噪一下，业务院长甚至下令停止试验。爱情也要受到一些挫折。“英雄”仍不为所动。深夜，“英雄”还在灯下工作。一件半旧的军大衣从后面给“英雄”披上。“英雄”回头，看见党委书记关怀而激励的眼神。“英雄”激动难言。镜头上推并定格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画外出现“东方红”的主旋律。最终试验取得成功，震惊中外。业务院长检查。党委书记总结。爱情的误会解除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时上影负责抓我这本子的是L和W二君（好像是一个创作组）。L40多岁，天津人，原是导演，我认识他时，他已因前几年导的那部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受了批评，“下课”了，改作编剧。他介绍说W是个老编剧，原先就写过动画片脚本。现在政治氛围比较宽松，L就想抓我这个本子，回到导演岗位，劲头不小。我们约谈了两次，谈得不错。每次W也都在场，但他说话不多。
　　可是没过几天，L忽然电话约见。我赶过去。L和W二君已等在那里。L说：“不行，撞车了！”原来长影上了一部工业题材的电影，情节发展的路子，几乎与我那本子完全相同。只是“英雄”职业不同，他那个是产业工人。业务院长换成了总工程师，当然也是留美的。书记都一样，转业军人。爱情波折也不谋而合。一南一北两个作者，怎么写出路子相同的两个本子呢？好像很怪，有点不可思议。现在的人立刻会想到抄袭和剽窃的问题。其实说怪不怪，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L说：“人家已经开拍了，我们还能上吗？”那天中午L还请我到他家吃饭，算是好见好散，期望下次合作。W也受邀作陪。吃饭间L说：“平心而论，他们那个本子还是强些。为什么呢？人家的英雄人物是产业工人。我们呢？知识分子，刚毕业的大学生。真的拍出来，恐怕批评家会说：一个没有经过革命考验的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坚定性吗？生活会是这样的吗？可以这样讴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一连几问，怔得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回来和姚文元一说，他也有点意外。但晚上他又到我房里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你只要把男一号学生出身改成转业军人，就可以了，还可以让他在部队里立过功，受过奖。但是我对这本子已经意兴阑珊，鼓不起劲了。我想秦兆阳说得对，我还是把精力放在小说上好。
　　但是姚文元对电影的兴趣好像还正方兴未艾。上影给我送来的电影剧本中，有一本是上影剧本所的领导，上世纪30年代就很著名的作家K写的反映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剧本《不夜城》，姚文元看了，问我看了这个本子没有。恰好在送来的剧本中，只有这本我看了。我怎么会看它的呢？倒不是K的大名，而是封面上写着“第十七稿”几个字，把我吓了一跳，怎么改了这么多次，还是“征求意见稿”！这是铁杵磨成绣花针的功夫，这本子不知好到什么程度了。可是看了以后，觉得并不怎样。剧本从乡下地主挟资进城开厂，历经坎坷，一直写到解放后敲锣打鼓，公私合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转归史。这么多的事，压缩在一部电影里，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点到、照顾到，哪里还能在“形象思维”上下工夫。姚文元则认为本子不错，政治上很强，能站住脚。我心里想，你不是完全赞成《专论》的观点，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维”指导创作吗？这《不夜城》的“形象思维”在哪里呢？“逻辑思维”指导下的“形象思维”都不符合《专论》精神，《不夜城》可是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了。不过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我对电影很灰心，连辩论的兴致都没有了。
    姚文元回他房里去了，过了好一会，他又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硬皮抄本。他把那本子放在桌上，坐下来说：“你知道么，《不夜城》是有来头，有背景的。”我问：“什么来头？”姚文元说：“这是少奇同志亲自抓的本子。少奇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很有典型性，应该拍部电影介绍出去。电影局把这个任务交给上影，才有了这个本子。”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肯定《不夜城》的，可是十年后，他恰恰是在政治上大批《不夜城》。
　　五、“我也写了部电影，你帮我看看好吗？”
　　不过姚文元也不是要和我继续讨论《不夜城》的。他凑近我，放低声音说：“我也写了部电影，你帮我看看好吗？”他把那个黑色硬皮本子给了我，就走了。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色硬面练习簿，早年常用来做西式账簿的那种本子。剧名我已记不准了，好像是《野心家》，或者前面还有“党内”两个字：《党内野心家》。但是他的钢笔字，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字写得歪歪斜斜，像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写的。那个时候还是很讲究书法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小学都还上过书法课，写过仿、临过帖，下过一些工夫。但是这位也算出身书香门第、自视甚高的文化人，钢笔字竟蹩脚到这个程度，真是难以想象。
　　剧本大致是写一个区委（也许是团区委）机关里，正副书记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的故事。不过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手法，好像都是人们熟知的，没有很出彩的地方。主要是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就是形象思维不足的问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向姚文元说了自己的意见，说本子还不成熟，建议他不要急于出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向他反馈我的意见的。我的话有点尖锐，实际上是把他那本子“毙”了。我很知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难免会有敝帚自珍的情绪，常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所以我已想到未必能说服他，甚至想到说到哪点可能发生争执，我要怎么说服他。然而大出我的意料的是，姚文元听了我的意见，大约沉默了一两分钟，完全接受了，没有一点保留。他说他从来没有写过电影这类东西，这是一次尝试。所以连稿纸都没有用，写在练习簿上，也没有给别人看过。这种心情我倒是能够理解的。良工不示人以璞。所以尽管他工作、生活在文艺圈里，周围不乏有经验有水平的剧作家，却选择我做他的第一读者。不是我有多高水平，也不是我写了一部很不成功的电影剧本，只是因为我是外来的过客。我不知道姚文元对我表现的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是真是假，但我想他最终应该是感谢我的：如果我不是给他浇了一盆凉水，使他清醒一点，在百花齐放的歌舞升平中，推出他那部《野心家》的电影剧本，无论拍还是不拍，文艺界恐怕会多一个“恶毒攻击”的“右派”甚至“极右”分子。
　　六、“我们入了这行，身不由己，只能分外小心，眼观八方吧。”
　　以后姚文元和我再没有谈过电影的事。在其他方面，我们的交谈也还是很投缘的。比如对秦兆阳的评价。那时秦兆阳以笔名“何直”写的重要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已经发表了，议论不少。姚文元从未置评，而对秦兆阳主持编务一年多以来的《人民文学》，也是充分肯定，说从版面到内容，都是《人民文学》创刊以来最好的时期（不是什么“最好的时期之一”）；发的很多干预生活的短篇，都很有分量，还很有新意。这与我的观点是很相同的。
　　不过我在上海的补充生活并不成功，收获甚微。倒是姚文元建议把小说背景移到上海以外别的小点城市去，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到青岛去一下。走前，姚文元和我在路边小饭店吃了一顿饭，也还是费用分摊，所以也说不上是他为我饯行，或我对他表达谢忱。相识相交这些日子，总的来说，大家还是愉快的，所以我以茶代酒，举杯向他表示谢意。
　　姚文元一饮而尽，有点感慨系之的样子，问我以后还打算写点什么。
　　我说：“还写什么！写完这部小说交了差，再不写了，文学这汪水太深了。”
　　姚文元又喝了一口茶，说：“你说得对，这水很深、非同小可。我们入了这行，身不由己，只能分外小心，眼观八方吧。弄不好，身败名裂。你是医生，何必凑这热闹？”
　　我点头称是，说：“以后多联系吧。”这其实是句客气话，“套话”，朋友分手，总要说上这句的，不必当真，何况我与姚文元这样的“萍水相逢”。
　　但是姚文元却很认真，没有接话，沉吟一会，说：“联系就不必了，还是超脱点好。”
　　我不知道这“超脱”是什么意思，但也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时候虽然开国不久，但已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给人震动很大。一个人平时好与什么人接触，在一起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你们就谈得来，都是运动中关注和追问的内容，也很难说得清楚。所以谨慎的人，又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洁身自好”：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一朝相遇，可以很开心，很热情，但分手后就不再联系了。大家心照不宣。所以姚文元的态度也不令我意外。
　　以后我与姚文元再未联系。不久风向变了，秦兆阳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后来也统一“正名”为“右派分子”。姚文元应运而出，写了近三万字的批判长文，“同何直辩论”，其实他不是辩论，而是给何直（即秦兆阳）写判决书。但这是运动需要的。所以毛主席说：“五七年真正的左派是姚文元。”从此姚文元就越来越“左”，一直“左”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