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gin invader下载:进藏侦察兵口述历史：“菩萨兵”称号是这样来的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西藏问题专家，精通藏语，曾在西藏工作三十一年。与这些经历相比，他作为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头部队侦察参谋的身份，更引人注目。

　　今年七十八岁的王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当年进藏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慨万千。

　　十八军进藏有两个敌人

　　一九五0年初，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改由当时西南局“经营西藏”。根据分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十八军承担进藏主力任务。时年三月，十八军在四川乐山誓师进藏。

　　从那时起，十九岁的王贵一直作为十八军先头部队的侦察兵，走在大部队的最前方。

　　当时的进藏部队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藏军，这个还好对付，他们的战斗力不强，不是我们对手；但是路途遥远，人烟稀少，物资匮乏，运输极其不便，补给运输是个大问题。”王贵回忆说，由于补给跟不上，先头部队常常饿肚子，几次渡粮荒。“为了渡粮荒，战士的口粮从一天一斤减到八两、六两、五两。”

　　“饿得没办法，我们就到处挖野菜。”当时的野菜主要有藿麻、茴茴菜、野韭菜。王贵他们在甘孜、昌都吃过，由于没有营养，吃完后人体严重营养不良，有的手指甲凹进去，有的眼窝子凸出来。而一些连野菜都没有的部队，据说还抓地老鼠、抓麻雀充饥。

　　尽管人缺少饭吃，但是还要保证骡马的草料。“人有觉悟啊，骡马没有觉悟，饿了就不走了啊！”由于当时没有公路，炮兵部队的重炮没法进藏，主要靠骡马驼着步兵炮前进。人饿着肚子给骡马割草是当时很常见的事情。为了割草，有些战士永远留在了进藏路上。

　　“一九五0年十一月，昌都战役之后，一个战士背着六七十斤草，从山上下来走到悬崖绝壁边的小路上，因为饿得慌，腿一软、眼一黑，一头栽倒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谁见了不掉眼泪啊！”这一幕，至今铭刻在王贵心中。

　　在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里，至今埋了很多王贵的熟人。他说，从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到边防斗争，先后牺牲了一万多人。

　　一九八一年，时年五十岁的王贵从西藏军区调回北京，临行前，他到烈士陵园扫墓，并亲自种了一棵树。对着他的战友，这位老者动情地说：“我是活着回去了，你们永远却埋在了这个地方。”言及于此，老人家不仅潸然泪下。

　　“菩萨兵”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一九五0年十八军进藏，这也是解放军与藏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据王贵说，当时的军民关系非常好。

　　当时，西南局在接到毛泽东一九五0年一月二日、十日两次进军电报后，着手筹划进藏事宜。一月十五日，在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传达指示时，邓小平依据中央精神，以他高超的政策水平，总结出解放军进藏两大原则，概括说就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政治重于军事”说的是首先要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搞好民族团结，团结好藏胞。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一直以此为铁的纪律，模范遵守。

　　“当时对喇嘛寺庙加以保护，经幡、玛尼堆，我们一点也不动，还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绕。”

　　先头部队过康定以后，几件买卖柴草的事，令王贵“永远忘不了”。

　　“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

　　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来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

　　“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王贵对此非常肯定。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一九五0年十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

　　“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

　　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三个大洋。”

　　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见证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王贵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民主改革使西藏的农奴分到了土地，得到了生产资料，经济上有了生存权，有了可靠的保障，政治上当家作主。”王贵说，农奴过去哪有当官的啊，都是贵族、喇嘛等专政，现在有了自己的乡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地区专员，有了自己的自治区领导。

　　“所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权的彻底大变革，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对于达赖集团动辄以人权为旗号相攻击，王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向记者讲述了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一幕。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在江孜格布西庄园借住时，目睹了悲惨的一幕。那天是藏历大年初一，大贵族格布西把庄园附近的农奴户召集到院子里坐好。凡是他认为支差干活比较好的，垫子坐得高一点，桌子上摆上酥油茶；稍差一点的垫子低一些，桌子上摆上清茶；他认为有反抗意识的、支差交租差的最后一个，就让他坐在地上，面前放个大瓦罐，里面装满脏水。管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请大家喝茶，所有人都要喝干。坐在前边的人自然很快都喝完了，坐在最后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奴，他喝了几口后喝不下去了。几个狗腿子上来把他按住，捏住鼻子硬往嘴里灌脏水。灌得那个农奴肚子鼓鼓的，直翻白眼。”王贵忿恨地说，“经过这样折腾的农奴，轻者大病一场，重者回去后没多日就一命呜呼，这样惨死的农奴多得很呐！农奴哪有什么人权？”

　　民主改革后，王贵在西藏见到了另一番场景。当时他在西藏澎波地区参加民主改革工作，一个农奴在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以后，竟然高兴的在田里打起滚来，流着眼泪抽泣着说，“真没想到我还能有自己的地，我再也不当牛马了，真正成为人了，毛主席是大救星！”王贵说，这一幕，他一生都无法忘记。

　　为了表达对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的庆祝，王贵特意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千年差役赋租枷，

　　吸血群魔任宰刮。

　　霹雳一声笼铐碎，

　　农奴喜尝自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