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原载2012年2月9日《环球时报》)
深夜一点，在电脑前埋头几个小时批改采写作业的司久岳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没站稳，一头倒地，昏厥过去。4个月后，已经偏瘫了的这位清华大学国际新闻教授对我说，他在清华大学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将离开清华新闻课堂，坐着轮椅，奔向他心爱的新闻战场——到前南斯拉夫重新当记者。
57岁的司久岳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采编专业。他是新华社海湾战争报道组组长，多次报道奥运会。他还做过白宫记者。他是我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十多年来，聘请的最优秀的新闻学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我当年聘请他来清华，是梦想凝聚一批像他这样的新闻高手，完成汪道涵先生提出的目标：把清华变成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摇篮。
1998年深秋，我去哈佛前，专程去上海看望汪道涵。汪老与我讨论西方媒体操纵西藏报道时，提到了哈佛大学奈鼓吹的软实力这个新概念。汪老说，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培养，要使中国新闻界在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界平等对阵。
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外媒介景观、国内舆论市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当前国际传播的严峻形势，我和司久岳日益感到当年汪老提出的中国亟需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紧迫性。
我一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提高软实力的竞争力。软实力基本要素有两点：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观念的竞争指，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学术理论界的竞争，更多的是理性思维方面的竞争，是学者之间、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
司久岳教授通过他的新闻采访写作课，教大家如何提高故事的竞争力。故事的竞争就是看谁的故事讲得好，讲得有人愿意听，传播的速度快，传播面广。故事具体而言是指文字、图像、情绪、感性方面的传播力。故事传播的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者是感性思维。
软实力的竞争最表面的是人们每天接触的网络。网络传播两方面内容，故事和思想。网络媒体的信息源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是来自于思想库、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多强调作为思想库的大学是思想政策和观念的策源地，强调的更多的是理论的创作。而司久岳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大学的新闻教育，不是培养思想者、理论者，培养的是故事的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是形象思维者，通过故事承载观念和思想。例如，通过采访一个好的人物，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报道，对一个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来传播和承载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新闻记者的作用。说到底，新闻记者是讲一个故事，不是在传播理论。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媒体总是批驳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为什么要批驳西方记者采访的这些新闻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讲得有力量，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的确在很多报道中，西方媒体充满了偏见和事实性错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媒体去批驳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故事讲得好，有感染力。如果西方记者讲的故事苍白无力，整篇都是空话、套话，中国媒体也用不着去批驳，因为那样的新闻报道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而大量中国媒体和记者在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故事讲得太差，或者说，不会讲故事。
为什么中国记者不会讲故事？写的东西没人爱听、爱看呢？说到底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太缺乏像司久岳这样的专业教授。
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几年前，我曾提出，在中国记协设立一个中国新闻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由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新闻教育不能办成新闻学院的理论家们每天唱卡拉OK，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认定自己的资格。
中国由于新闻教育办得滥，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数学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外语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别的教不了，就去教新闻；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记者；考不上大学就去当记者。新闻工作好像是一个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专门手艺的行当。
新闻记者不是不需要任何门槛，而是一个高门槛、高智力的职业，我们要给新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学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就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结果，描述宇宙，描述基本粒子，是对现实的一种描写。作为记者，更是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报道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健康医学、环境生态等等。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司久岳是位新闻匠人。我一直希望大学对司久岳这样的新闻学教授的考核和引进，要走一条与传播学教授考核标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几个国际新闻教育家。我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托平教授，学校对你有无写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说，“我除了上课，就是抽空在家里写纪实文学或小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克勒斯.雷曼只有本科学历，他不写学术论文，而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专栏文章。我问已故斯坦福大学新闻系主任Bill Woo，”你每年要写几篇核心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我是教专栏文章写作的，我抽空给报纸写点专栏文章。”我问迈阿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纪录片教授桑杰夫，“你们学校对你进行学术论文考核吗？”“我们学校只希望我多拍摄出有影响的好片子。”桑杰夫的纪录片《水》获得了国际大奖。
《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4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再过几天，司久岳教授将坐在他妻子推着的轮椅上，去巴尔干半岛当记者了。他以后不用再参加每年一度十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开的例行的学术考评了。从今以后将是他的读者，每天用亿万双眼睛，盯着他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新闻作品，给他挑错，对他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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