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读音是什么并组词:【图文】出 恭 十 二 景(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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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靓图】出 恭 十 二 景(黄永玉)2010-07-13 00:57

【微博】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画这批画,是因为熟人林行止先生为《万象》写的一篇屁文章、张尔疋先生的一篇厕所和厕纸的文章、如一先生的一篇厕所文章引发来的兴趣。文章很让我惊喜、佩服;愿意跟着鼓噪一番。

我做不到三位先生渊雅的学问功夫,却是占了两个没什么份量的便宜!一,老;二,亲身上过许多不同品种的厕所——简直可以畅着嗓子对年轻人说:“我上过的厕所比你们的什么什么……都多!”

比起吃,上厕所的文章却是少得可怜。历来认为拉出来的东西很难于回头再看一眼,有如草率的作家自负于才情,对自己文章不作第二次修改扔进邮筒掉头就走一样。这些积累起来的排泄物,经过农民的珍惜灌溉于青葱的蔬菜之上,重新又回到尊贵的人们餐桌上来,称它为不受化学污染的“绿色食品”。哈!因果轮回报应得这么快……

和朋友谈起上过的厕所之多种方式,几乎画不完。几十年来以北京为中心,除西藏和海南岛之外,见识过人们难以相信的厕所。有的是两三千年来古老传统完好无损的继续,多种多样!“百花齐放”之至!不过我想到今天经济、科学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厕所文化很快将受到淘汰,心里不免又有些惋惜。是不是有热心人愿意出资搞一个“出恭博物馆”?那就不知道了。如果搞出来,一定是非常有看头。

我经历和耳闻过不少有关出恭的文史资料。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住东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从文表叔住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我们每星期都有往来。有一次我送他回东堂子胡同经过羊宜宾胡同口时,胡同口公共厕所内传来一阵悦人笛声,奏的是当时流行的“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曲子。

表叔听了,停步抚掌曰:“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啊!”语罢继续开路,手指顺便往后一指说:“快乐,满足,人要都是这样快乐满足多好!”

说起公共厕所,那时候还是新生事物,男女隔着一层墙,能听得见隔壁的说话。
  “啊!二婶呀!今午吃什么呀?”
  “吃饺子!”
  “什么馅呀?”
  “茴香肉末!那您啦?”
  “二狗子他爹今早上昌平拉货,一半时回不来,我们就喝稀的,小米粥加贴饼子,凑合着闹!”这边的我们正蹲着“桩”,“墙有耳,伏寇在侧”,嘿!一声不敢出地进行饮食文化窃听。

四五十年前,广州来了位人物,住在超特宾馆,洗手间超特地大,东、西、南,三面墙角安排了十几把藤萝椅拱绕着座北朝南的一座抽水马桶。清早大人物出恭,坐满藤椅的人们陪他聊天。
  “哎呀!不臭死人!”
  “嗬!你想去还不够格咧!”

 

老笑话说过,一个大富豪家宴,宾客围坐,富豪席中放了个响屁,众客忙说:“不臭,不臭!”富豪生气了:
  “狗放屁才不臭,人屁怎能不臭?”
  “……唔!大家注意,味道慢慢过来了!”众客说。
  陪大众物出恭聊天,怕也就是众客的心态光景。
  怪脾气的人倒真是不少。

我一九四八年初和陆志庠跟张正宇到台湾办一本台湾风光的画册,把郎静山从上海请到台湾来拍照,跟来的有张沅痕、王一之、陈惊聩和吴寅伯。于是大家从台北到台南,再上阿里山。那时候台湾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过来,一切暂时还衔接得不怎么顺当,上山的火车好不容易找到一节烧柴油的,费了九小时来到山上日月潭旅舍里,大家刚喘过气梳洗才完,听到张沅痕这个小胖爷嚷着要马上下山!
  “为什么没有抽水马桶!”
  我以为是闹着玩的。
  吃晚饭的时候听说,张沅痕真的下山去了。

农村才真正懂得粪便的价值。

工作队进村,集体学习守则时就提到,住在老乡家,一定要在屋主老乡家大小便,不可不当一回事到邻家去大小便,给他们发现,会影响群众关系。

 

我老家凤凰,以前常有种为“粪客”的农民来收茅室里的粪;粪满了,也急着希望有“粪客”来以便补贴点家用。听听之间的对话:
  “怎么这么稀?”
  “哪里稀?前两天我们家老母亲做生日,摆酒席,来了好多客,你用棍子搅一搅嘛!看看油水。”

他们把粪舀到粪桶里,一担一担挑到粪船上,运往上下游去。

 

不幸的是,“粪客”挑粪正要出南门或东门繁华地区时,滑了一跤,粪桶打翻在地,粪便四处流淌,大街两边的牛肉、羊肉、猪肉案桌,面馆、点心铺、布店、洋广杂货店登时翻了天,这一天的生意完全毁在这个不幸的“粪客”身上。幸好唾骂固定在寸步难移的粪便圈中,“粪客”低头擦着汗水和鼻涕眼泪,借了干净水桶,一担担从城外挑河水冲洗街道,这样子的事件大约要两整天才能平复。说真的,街两边的生意真的给他耽误了,尤其是卖猪牛羊新鲜肉脾气不好的屠夫只能站在案桌里边骂朝天娘。……一年总少不了来这么四五回,我们小学生还可以绕道上学,这些人不行,都给定身法定住了。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我们的前辈雕塑家刘开渠先生请一些美术同道吃饭,老中青三代人,我当然是青字辈的了。那天去的人多,有朱金楼、钱辛稻、周令钊、赵延年、陈秋草、张正宇、庞薰琹、潘思同、章西厓、陈烟桥、李桦、野夫、王麦杆……

那时的文艺界朋友生活都非常艰苦,既能吃一顿饭又能有机会大家聚一聚是很难得的。

没想到开渠先生借住的是上海市公务局(?)规模宏大的化粪池边的工篷里,大而长,只有这里才可能让开渠先生接受的巨大雕塑工程有放开手脚的余地。工篷与露天化粪池相距大约是两米左右,天气热,我们几乎是让熏天的臭气把身子托起来了,这种悬浮感从面面相觑的神色中各自都有深切体会。

白天黑夜,开渠先生,丽娜夫人和孩子都生活在这里,你以为他们喜欢、爱好泡在粪臭中吗?

我想像窗外是二三百米长,十几米宽的清澈的河流……不行,想龚定庵、杜甫、李商隐也不行;想但丁,他神曲中的地狱没这么现实,没这么鲜活……

那顿饭是自助餐,当然包括吞进半肚子粪气。怎么吃完它?怎么告辞?离开刘公馆大家都一言不发,可能跟我一样,都臭昏了。

解放后多少年,我时常跟开渠先生见面,就没有想过跟他说一说那一大片粪池边的生活……

 

至于如一先生文章中说到的“厕简”,我知道不少,只提一种。凤凰家乡有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俗名“喝鸡泡”,状如夸张一点的葡萄叶,人偶然接触就会引起说不出的奇痒、红肿,几天才能复元。一些乡下淘气的青年就把它放在茅厕顺手的地方,跟稻草、竹片混在一起,让不幸的疏忽者上当。这物事一经用在要害地方,那起码有半年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