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together中文mod:吴冠中：不负丹青

  吴冠中，这位被国际艺坛认定为二十世纪中国画的代表画家，于2010年6月25日因肺癌而告别热爱他的人们，终年91岁。 


　　“据说人在死后的旅程中必将跨越一条河流，口渴了，喝一口河水，生前之事便统统忘光，不再有留恋与遗憾，这便是遗忘之河。我试着跨过这河流，最后不意落下几个彩点，还是留下了记忆”，吴冠中曾说。 


　　他晚年与李政道交谈时，李政道的一句话对他触动很大：“上帝对生安排得比较好。对死嘛，潦草了一些。” 


　　90岁时，吴冠中也曾谈到死：“艺术与人生之间的矛盾太痛苦了，我活着也是苦熬的，也是苦撑，也是战斗，也是有压力的。（我的）年龄到了，所以对生死问题已经不怕了，并不怕死。但唯一就是觉得痛苦，所以我一直主张要安乐死。人应该有死的自由。” 


　　如今，吴老先生已在无忧河中徜徉，他留下的艺术与精神泽被后世，立乎天地之间！ 


　　和艺术的不解之缘 


　　1919年，吴冠中出生于江苏宜兴水渠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母亲是一个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吴冠中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长子。文盲未必是美盲，吴冠中的艺术天赋也许正是来自于母亲的审美启蒙：“她选的衣料总是很好看，她善于搭配颜色。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线给我织过一件杂色的毛衣，织了拆，拆了织。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尽心思的一种艺术制作。” 


　　从母亲那儿继承的还有失眠症，吴冠中中年以后饱尝失眠之苦，且愈老愈重。吴冠中小学成绩很好，毕业后考入无锡师范学校。初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附属工业学校学习电机。按照家里的想法，学了这个以后，就有了体面、安稳的工作。 


　　1935年夏天，吴冠中跟随好友朱德群来到朱就读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游玩，这一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油画、水墨画和雕塑，大为震撼，“就像初生的婴儿刚睁开眼睛，第一次看到世界”。美有如此魅力，她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十七岁的吴冠中拜倒在她的脚下，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吴冠中下决心考入杭州艺专，但父亲坚决反对。他痛哭流涕，坚持到底。好在母亲支持他，在明知家里经济条件不可能供他读完的情况下，他考进了杭州艺专。 


　　战火中的艺术追求 


　　吴冠中进入杭州艺专的时候，林风眠是校长，吴大羽、潘天寿、刘开渠等先生任教师，他们身上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学养感染着年轻的吴冠中，这里成为了推行中西新艺术的基地，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同学们尤其热爱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吴冠中不得不在战火中完成自己的艺术训练。日军的入侵摧毁了杭州艺专这所宁静的艺术之塔，师生们被迫投入了抗战和迁徙的时代洪流之中。1937年，林风眠率领全校师生撤离杭州。有的学生悄悄去了延安，吴冠中则跟随学校，经江西辗转来到湖南沅陵。匆忙之中，吴冠中的钱意外丢光，只好拿朱德群的钱分用。后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每个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款，这笔钱养育了他的艺术生活，否则他根本没有经济来源。 


　　当时国立北平艺专从北方迁来，与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因人事纠纷，林风眠辞职离去，教育部派滕固任校长。由于战时环境限制，缺乏油画材料，吴冠中转入国画科，师从潘天寿，临摹历代中国画精品。当时他在校图书馆临摹《南画大成》，时时有警报响起，但从未见敌机来。吴冠中便请求管理员将其反锁在馆内，当人们躲避空袭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图书馆里临摹中国画，甚感自在。后来形势紧急，学校迁到昆明。毕业之后吴冠中辗转到了沙坪坝的重庆大学任助教，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朱碧琴。 


　　有近十年的时间，他与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母亲一直在家乡苦等着儿子回来，吴冠中则在战乱中吸收着东西方绘画的营养。当1946年回到母亲身边时，他已经以美术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法交换留学公费生。吴冠中与朱碧琴在南京结了婚，对他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两大欢乐同时降临，好个青春得意！1947年，告别母亲，告别已怀有身孕的妻子，吴冠中奔赴他心目中的美术圣殿巴黎。临行，妻子朱碧琴问他，生下的孩子取什么名，吴冠中说，男孩叫可雨，女孩叫可叶。 


　　负笈巴黎险遇难 


　　在法国，吴冠中进入巴黎高级美术学院，师从苏弗尔皮。从此，吴冠中一生都牢牢地记着老师的教诲：艺术分为两路，小路艺术娱人，而大路艺术撼人。苏弗尔皮将作品分为两类：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便是贬辞，需要警惕。 


　　在巴黎，吴冠中如饥似渴地吸收、学习，平日除了上课，就是到卢浮宫、展览馆及大大小小的画廊、书店参观，晚上还到法语学校补习，或者画人体速写，时间排得很紧。 


　　一次复活节假期，他和另一法国同学在赛纳河划小舟。吴冠中不会游泳，本来很害怕，但怕人家认为中国人胆小，硬着头皮上船。果然，小舟翻于河中，就在吴冠中上下沉浮、力尽不支时，一艘大货船经过，将他救了上来。 


　　1950年夏天，在三年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吴冠中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是留在法国等待飞黄腾达的一天，还是回到刚刚结束战乱的祖国？在给老师吴大羽的信中，他吐露了自己的决心：“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 

  动荡中的苦难岁月 


　　回国后，他先到老家，探望父母和妻子，以及三岁的、未曾见面的儿子可雨。令他意外的是，家里被划为地主。“十亩之家算地主？”吴冠中第一次感到政治形势的严峻。他匆匆赴京，在那里，他被老同学董希文挽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当时的美术学院院长是徐悲鸿。他一味主张写实，与林风眠“兼容甚至偏爱西方现代艺术”的观点水火不容。 


　　在教学中，吴冠中主张大刀阔斧，引发个人的敏感，鼓励差异，甚至错觉。他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难得看到印刷这么精美的名画。但是让吴冠中惊讶的是，有着若干年美术基础的大学生们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莫迪里阿尼等西方的名家。有同学提出，有列宾的画册吗？吴冠中问：“列宾是谁？” 


　　吴冠中没听说过当时中国美术界最推崇的苏联画家列宾，更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的油画被认为是形式主义，丑化工农兵。他出钱把农民请到家中作模特，在画中给农民戴上大红花，一个孩子伏在他身上，结果还是遭到排斥，改来改去都不行。因为对艺术的一点点委曲求全在吴冠中看来，都是背叛，逼上梁山的他索性放弃对肖像画十几年的探索，改画风景的念头开始萌芽了。 


　　在中央美院刚教了两年书，文艺整风来临，吴冠中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离开美术界的中心，吴冠中反而感到心情舒畅多了，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也相处愉快。教学之余，他开始研究水彩与水墨的结合，尤其是爱上了画树，在吴冠中的眼里，“树”具有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1956年，北京艺术学院成立，吴冠中又被调到这里，他的家也搬到了什刹海会贤堂的大杂院里。已是破烂的会贤堂，昔日是有名的豪华饭庄，蔡锷和小凤仙曾相叙于此。吴冠中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半屋里，他在极不便的条件下，依然作画不止。北京艺术学院办了八年，蒸蒸日上，大家心里都有与美术学院分庭抗礼的追求。突然，学院夭折，美术系分别并入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吴冠中欲哭无泪。 


　　“文革”来临，被调到中央工艺美院任教的吴冠中，随全体师生下放到河北获鹿县李村劳动改造。刚一进村，吴冠中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军代表的下马威：“中国是我们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你们笔杆子画出来的，把所有的画具都给我收起来！你们的任务就是改造思想，而不是来画画！” 

　　他们每天早晨列队扛锹去河滩开垦，晚上唱着歌收工。那时的吴冠中十分无奈，他很珍惜时间，只好在脑子里写诗。每天早上读《毛选》是必备的课程，吴冠中觉得这个时间太可惜，于是到北京买来法文版的《毛选》，温习法文。 


　　大概过了两年，严峻的气氛松弛下来，节假日也允许作画了。吴冠中用写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制作画板，用老乡的高把粪筐作画架，同学们笑称他为“粪筐画家”。仿的人多起来，于是乎诞生了“粪筐画派”。粪筐画派主要画玉米、高粱、野花、南瓜……如今吴冠中的这一批“粪筐”作品是海内外藏家追寻的热门。 


　　于无声处听惊雷 


　　1973年，肝炎久治不愈的吴冠中被提前调回北京，回到了会贤堂的院子里。当时的大学均未开学，学院像一座座空城，吴冠中便将全部时光投入到风景画中，无人干扰。他许多七十年代的油画代表作便出自于这个院子。他赴长江酝酿创作《长江万里图》，本来是为北京饭店作的壁画，后因提前赴京参加“批黑画”运动而不了了之。后来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气势磅礴，人民大会堂移植成了横幅，效果非常好。 


　　渐渐地，油画表现力的局限让吴冠中感到力不从心，他想起了自己早年临摹的中国画，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他还是重新开始了水墨画的探索。他在《水陆兼程》一文中剖露了自己的心迹：“七十年代中期，我本已开始同时运用水墨作画……不过数量少，只作为油画之辅。到八十年代，水墨成了我创作的主要手段，四十余年的油画功力倒作了水墨画的垫脚石。到九十年代，油画的分量又渐重，水路、陆路交替前进。水陆兼程，辛辛苦苦赶什么路，往哪里去？愿作品能诉说赶路人的苦难与欢乐。” 


　　1979年3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了“吴冠中作品展”，这是他回国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他的作品在中国美术界立刻引起了震动。5月，吴冠中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这是冲破了几十年的艺术禁区，最早公开谈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美术界掀起波澜，尽管有鼓掌叫好的，但攻击者众多，吴冠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当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吴冠中被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吴冠中向“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开火，整个会场竟没有人敢接他的茬儿。敢言的吴冠中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革新之言。他最推崇的就是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曾经讲过，“3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结果受到很多攻击。吴冠中却认为，要是没有鲁迅，中国人的骨头要软得多。他不断对一些艺术现象开火，批评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他评价教学评估检查是“劳民伤财”；他说，“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躁，画廊济济，展览密集，与其说是文化繁荣，不如说是为争饭碗而标新立异，哗众唬人，与有感而发的艺术创作之朴素心灵，不可同日而语。” 


　　一面作品创天价，一面自毁数百画 


　　近几年，吴冠中的作品屡屡以高价出现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中。早在1989年，他的《高昌遗址》便以187万港币创下在世中国画家的拍卖纪录。2007年，吴冠中作品《交河故城》以4070万元创造了内地当代艺术家国画拍卖的新纪录。 


　　许多人因吴冠中画价的惊人而产生对他画作的兴趣。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大众所关心的画价变化，恰恰是他最不关心的。他的画价值连城，他本人却生活简朴，不尚虚华。吴冠中的家就在方庄一处老居民楼内，他和老伴经常在院中散步。他的家是个小四居，几乎没什么装修，家具也都用了好多年，与平常人家无异。吴冠中经常在楼下剃头摊的老师傅那儿剃头发。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的印象中，吴老更是长年一双运动鞋。“吴老物质生活追求是低点，艺术创作是高点”，范迪安的话正好道出吴冠中的个性。 


　　“艺术作品最终成为商品，这是客观规律，无可非议。但在一时盛名之下，往往不够艺术价值的劣画也都招摇过市，欺蒙喜爱的收藏者，被市场上来回倒卖，互相欺骗。我早下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种流传。” 


　　吴冠中一生中上演过无数的毁画事件。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部毁坏后烧掉。1991年9月，吴冠中整理家中藏画时，将不满意的几百幅作品全部毁掉，因当时吴的画作价钱已很高，此举被海外人士称为“烧豪华房子”的毁画行动。 


　　吴冠中的儿子吴可雨说，父亲对艺术的要求十分严格，差的作品是不能留的，更不能送人。有时荣宝斋拿些卖，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有时带学生写生示范的画被学生要走，有时托人办事，比如过去买个煤气炉要托人，安电话要托人，怎么办？送张画吧。还有一些送朋友的等等很多，这里面有些就不是很好。等到这些画到了拍卖行，当宝贝一宣传，吴冠中坐不住了。于是，吴冠中提高了对画的要求标准。有一次，新加坡的摄影师蔡思民拜访吴冠中的时候，刚好碰上吴在撕画。蔡思民说，这么值钱的画你还撕掉？吴冠中说，不好的画我就毁掉了。蔡思民说你别动，我给您拍。于是，这个照片就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发表。结果有人却说，吴冠中在作秀。有谁见过作秀毁掉自己几百张画的？ 


　　在烧画的同时，吴冠中对伪作的出现更是毫不含糊，直至对簿公堂。1993年11月，74岁的吴冠中状告两家拍卖公司拍卖假冒他名义的伪作《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要求停止侵害自己的利益，公开赔礼道歉。最终，吴冠中胜诉。2005年12月11日，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在北京翰海拍卖，2008年7月1日，经吴冠中本人的亲自辨认，认定该画是伪作，他在画作中签上“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2009年香港佳士得拍的一幅署名为吴冠中《松树》的作品，也被他证实为伪作，吴冠中当时告诉记者：“现在拍卖行所拍的假画，都编了很多故事，那都是不能听的，假画就是假画。” 


　　吴冠中淡泊名利，他把自己经过精选的作品几乎全部无偿捐给了海内外公立美术馆。2008年5月，吴冠中向上海美术馆捐赠66幅作品；同年9月，他又将113幅画作捐赠给新加坡美术馆；2009年，他又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6幅作品。就在他去世当天，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宣布，吴冠中再赠5幅水墨作品给香港艺术馆作永久收藏，作品将于7月23日在香港艺术馆举行的“独立风骨吴冠中捐赠展”中亮相。 


　　吴冠中是集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大成于一身的大师。他以自己的真性情，推动了中国现代绘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也促进了中西方艺术的交流。1991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吴冠中“法国文艺最高勋位”；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并郑重收藏了吴冠中的巨幅彩墨新作《小鸟天堂》；2000年，他又以高票入选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成为法兰西学士院成立以来，首次获此职位的中国人。 


　　吴冠中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一代大师留下了宝贵遗产，成为一面引导潮流的旗帜，一座艺术天地间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