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超與遏制的歷史邏輯

給中美關係定位，是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道難題。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著名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曾經提出，中美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棋手。混雜著「對手」與「夥伴」的博弈關係，與諸如「利益攸關方」、「中美國」、「G2」等命名相比，似乎更能夠精準地概括中美關係的本質。對中國來說，先進的美國是個追趕的目標;對於美國，儘管任何追趕者都是威脅，卻因為近代以來中國遠遠地落在國家現代化發展之軸的後面，因而美國可以在此前幾十年間保持領先者優雅的寬容。而如今，情況卻在發生變化。快速發展的中國儘管多次聲明，不想改變現有的世界秩序，但美國還能對日益接近的這個追趕者保持寬容嗎?顯然，基於世界變遷的歷史邏輯，中國的趕超和美國的遏制已成為兩國關係的基調。

只要回顧歷史便不難發現，一個在世界體系中因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而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或國家聯盟，被後發國家所超越的事件並不鮮見。就像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寫，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應該說，新興國家超越傳統強國是一種多次出現過的歷史現象，儘管這種「超越」和「轉移」是需要經歷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才得一見的場景。

在500年來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主導第一個週期的力量是熱亞那—伊比利亞同盟。即以威尼斯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國家與葡萄牙、西班牙之間非正式卻有利於雙方的政治經濟交換架構。當時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均勢和新興國家的外向擴張的特徵，使熱亞那人能夠跟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間擴張，構建起涵蓋歐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國直至全球的貿易和金融網絡，其中最關鍵的是開創了基於白銀的全球性交換體系;而熱亞那人的交換行動，又使「菲力二世得以長期推行其世界權力政策」。這種鬆散的城市聯邦和傳統帝國的聯盟，開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並由此產生了佔有大量財富的城邦，成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和載體。

荷蘭週期是資本主義從城邦時代走向領土國家和民族經濟的分水嶺，是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第二個階段。1579年，荷蘭的7個北方省份獨立，開始反抗西班牙帝國的統治，創造出一個保障商人和企業家財產、實現宗教寬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現代國家雛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締結，為歐洲的均勢提供了制度上的穩定性。這為「天生是商人，無法變成士兵」的荷蘭人創造了發展的外部環境。荷蘭擁有當時最發達的航運業，擁有高度專業化的農業，並於17世紀創造了配備纖道的運河網絡，成為廉價和稠密的運輸網絡，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大量的資本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固定在了荷蘭王國的「空間」裡，使荷蘭人可以不去選擇傳統帝國領土擴張的道路，其依賴於海上運輸、海外貿易、專業化分工、技術創新和銀行金融制度的發展模式對後來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主權國家時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國。英國曾經將荷蘭當作自己的楷模，英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實際上是對荷蘭銀行、金融、財政和農業制度的學習與改進，主要的創新就是通過國家政策強化對製造業及交通等基礎設施的高強度投入。英國的海上霸權也起源於對荷蘭的模仿——英荷之間發生過6次戰爭，英國商船隊的迅速擴大就來自對荷蘭商船的捕獲。在既是師生又是對手的複雜關係中，英國人實現了對荷蘭的超越。

美國脫胎於英國在北美洲的13個殖民地，自獨立後其經濟發展速度很快。根據麥迪森的數據，在1870年時英國的GDP為1001.79億美元，美國的GDP已經達到983.74億美元，儘管美國在1870年還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其人均GDP只相當於英國人均GDP的75.3%，而其後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美國在1870—1913年間GDP年平均增長率為3.9%，同期的英國則為1.9%。從那個時期起，美國經濟總量開始了趕超英國的過程。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到1913年，美國人均GDP超過英國5.5個百分點。至此，美國經濟不論總量還是人均都超越了英國。同時，在國際事務中，美國也漸漸告別了「孤立主義」傳統，開始介入歐洲事務，包括派兵參加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成為了世界權力的新中心。其主要標誌是，美國建立了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的金匯兌制，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組織和聯合國等全球機構。

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這幾次超越的過程，人們會發現大國的興衰有著深刻的原因和規律。譬如，一個國家要實現超越，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意味著這些國家不僅擁有能夠推進趕超的多種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地理、宗教、人口、經濟、政治、技術、文化、教育以及軍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組合上，比其他國家擁有更加適應外部環境和滿足內在需求的結構。再如，追趕者通常都是領先者最好的學生，它們不僅繼承了老師的先進制度和技術創新，還對這些制度和技術做出了重大改進。就像荷蘭人學習了威尼斯人的商業技巧和與亞洲進行貿易的方式，英國人學習荷蘭人的銀行制度、信用體系和造船技術，美國人則用標準化改進了英國式的工業化，用企業研究機構保障了制度化的技術創新，取得了超過老師的效果。

然而，最關鍵之處是，在歷史上實現了超越的國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足以吸引以往資本中心所積累的財富，實現更大規模、更高強度的資本的「空間固化」。喬萬尼·阿瑞吉在其名著《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指出，在權力轉換的歷史中存在著「由小至大」的重要規律，即由於必須滿足資本過剩導致空間擴張的內在需求，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導國家變遷中，存在著一個從小國轉向大國的規律。歷史的變遷印證了這一點。15世紀前後，大量資本首先在熱亞那城邦——小規模的「空間容器」中不斷積累，城邦國家的手中掌握了全球體系主導權;到17世紀，權力轉移到領土管轄範圍更大、貿易和積累網絡更廣泛的荷蘭;在18、19世紀，英國取代了荷蘭，開始構建真正覆蓋全球的生產、貿易和貨幣體系;到20世紀，跨越兩洋的洲際大國美國超越了英國，建立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不會再有領土國家僅靠空間擴張就能提供比美國更具競爭力、更能滿足全球資本進一步擴張需求的模式。加之隨著戰爭工業化的進程，海外擴張領土的成本開始超過了它的收益。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國家間「由小至大」的超越模式走到了盡頭。

當然，這並不意味國家間超越過程的終結。

1996年，中國經濟學家王建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2003年，英國人安格斯·麥迪森在其《世界經濟千年史》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可以保持它在1991—2001年期間的速度，那麼在2015年中國就可以在GDP總量上「重新獲得它昔日曾經擁有的頭號世界經濟地位」。2011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公佈的報告中預測，中國在未來10年將以每年9.5%的速度增長，而美國則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長。根據購買力平價(PPP)指標，2016年中國經濟的規模將增加到19萬億美元，中國在全球經濟產出中的份額將升至18%;而美國2016年經濟的規模將增加到18.8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在全世界產出的比重下降至17.7%。IMF估計，按照目前中國的貨幣匯率，到2016，美國經濟在名義上仍比中國大2/3。然而考慮到相對價格因素，中國在商品和服務上的實際產出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此前不久，中國社科院亦發表藍皮書，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0年超越美國，但這個看法並未引起高度關注。可能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獨特地位，IMF關於「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2016年超過美國」的判斷，在世界範圍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這一變化的發生至少有三個原因。首先是，中國這樣人口密度高和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大國，提供了空前規模和深度的市場和需求。概略計算，中國的城市化是10億人規模的城市化，這一過程可以容納完成歐、美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同樣量級的資本和資源，可以為資本主義中心地區過度積累的過剩資本提供有利可圖的新出路，中國以國內大規模建設的資本「空間固定」方式來充當世界經濟的新引擎;其次，中國擁有最多既廉價又高素質的勞動力，這是有著決定性意義的競爭優勢;第三，新技術的出現。高速鐵路、信息網絡、高壓電網、能源管道等新型交通、信息和能源運輸工具的出現，突破了基於傳統技術的空間概念，這些技術改變了距離、密度等經濟地理的要素，創造出數倍甚至數十倍於以往城市規模的「高鐵城市群」，極大地擴充了「一小時交通圈」和「一日生活圈」的空間範圍，重新塑造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地理，為全球力量的主導權從人口密度低的富國向人口密度高的窮國轉移奠定了技術基礎。

與以往發生在西方、以空間擴張為特徵的經濟中心轉移不同，中國式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善民生為目標的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另一方面也和中國內部與周邊的經濟地理的重塑有關，它具有內生、內在的特徵，亦更符合亞當·斯密「自然」市場經濟的理念。中國趕超美國的努力，與以往的世界權力轉移有很大區別，最為顯著的差異在於它突破了從地域相對狹小的國家向疆域遼闊的大國轉移主導權的傳統模式，把「由小至大」的領土擴張邏輯改變為「從疏到密、從富到窮」的新趨勢，即全球力量的主導權正在從人口密度低的富國向人口密度高的窮國轉移。從多個角度衡量，這都是一個重大變化。

我們必須看到，中國趕超美國的進程，不是歷史上線性趕超的重演，而是為面臨多種危機的世界提供一種非西方式但卻是成功的發展道路。在政治上，這種模式與以往所謂「權力的轉移」的方式不同，它不追求對傳統主導國家的替代或覆蓋，而更傾向於「權力的分享」。儘管是為資本主義的邊緣國家提供一種突圍的路徑，但基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它也將是「引而不發，躍如也」式的示範，為世人提供了一種選擇。這其中的蘊含遠比其經濟意義要更加豐富。畢竟，面對多種挑戰的世界，若只有一種不斷在危機和復甦週期中徘徊的資本主義模式，顯然存在著因單一而導致的脆弱，而多種方式、多種路徑和多元結構才是更合理、更合乎生物與社會多樣性的選擇。可以預計，在荷蘭世紀、英國世紀、美國世紀之後，沒有一個國家包括中國會用自己的名字為新時代冠名。因為那是一個融合了多種文明、容納著多個大國和小國、具有多個發展中心的世界，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

然而，合理的路徑並不總是必然的路徑。超越原有大國和遏止新興國家的超越，是傳統世界性大國的歷史宿命。作為如今的老大帝國，美國與歷史上所有的「老大帝國」一樣，總是要極力遏制接近其王座的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其《全球趨勢2025——轉型的世界》的報告中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以財富和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為標誌的轉型，頗具歷史性意義。到202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將面目全非。新的國際體系將是多極世界，由眾多國家群和非國家行為體組成，是由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向老牌列強和崛起大國難分高下的等級結構的轉變，以及國家行為體向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擴散。在美國人看來，這是一個變化多於傳承的時期，更可能引發變異衝擊和衝突。

從全球經濟體系的視角觀察，中國目前是美國物質產品和淨儲蓄的主要提供國;美國是中國的主要市場，並為中國提供包括通道安全在內的公共產品。2008年的全球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基本面惡化，美元體系漸趨衰落，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混亂。中國的合作意願和實際支持是美國維持目前地位的重要支撐，也是擺脫危機的希望所在。同樣，中國也需要美國的市場，需要借助美元體系去購買海外資源、進入海外市場，維持與世界的經濟聯繫。這意味著中美兩家目前存在著廣泛的戰略合作。然而，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大國，美國在對外政策中具有「以鄰為壑」的天性，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必然要擠壓中國的利益空間，它要你尊重它的安全關切，卻要干涉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它搞量化寬鬆，卻要攻擊你的貨幣政策;它可以操控大宗商品市場價格，卻要說你違反市場原則;它要你抹平貿易逆差，卻實行技術封鎖;你推進10+3，它另搞TPP。由此而引發了中美之間的重重矛盾和廣泛競爭。中美作為「全球棋盤」坐在兩邊的弈者，兩者無疑都會盡力使自己在局面上力佔上風，以獲得更多利益和更大的發言權;同時，在全球體系對國家行為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時代，這兩個核大國亦有保護「全球棋盤」不被踢翻、並使棋局能夠持續走下去的責任和需求。有人曾經說過，美國人的朋友是其打不贏的對手。對中國來說，它的對頭不是美國這個國家，而是美國的帝國政策。結構衝突與歷史承續並存的中美關係，符合趕超與遏制的歷史邏輯。

問題的微妙之處在於，儘管能夠成為全球棋局對弈者的國家並不多，全球棋局卻並非只有兩個棋手國家。美國不僅要應付來自中國的追趕，還要面對昔日盟友對其權力核心的貨幣霸權的挑戰。在全球大棋盤上，始終進行著多個角色、多重利益的複雜博弈。這使得現實與歷史都只能是非線性的演變。

長期以來，全球權力的重心在大西洋兩岸，美國全球戰略是以控制大西洋地區為基礎向全球擴張。歐洲一直是美國的戰略重心。隨著歐盟的建立，特別是歐元的流通和歐元區的出現，全球貨幣體系發生了重大改變，歐元成為與美元並列的貨幣權力中心。在高度金融化的世界上，金融利益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國家利益的核心。爭奪貨幣霸權是國際政治的焦點。具有歐元體系的歐洲充當了美元全球體系的首要挑戰者，並開始把一直握有大西洋權力槓桿的美國漸漸擠出了歐陸。

在經歷了近年來多次戰略微調之後，美國開始了戰略重心的重大調整。奧巴馬總統宣佈他是「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統」。美國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最近發表了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提出今後10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對亞太地區外交、經濟、戰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從全球擴張變為倚重亞太，從以大西洋為重心到以太平洋為重心，實質上這是美國的戰略收縮而不是戰略擴張。從威爾遜開啟美國的大西洋到奧巴馬—克林頓推出的「美國的太平洋」，顯然是美國國力下降和全球經濟地理發生劇變的結果。我們應該理解美國這種榮國府式的「外面架子雖未倒，內囊卻盡上來了」的窘迫，不必為其洶洶來勢所迷惑，亦不必與其叫板。因為在美國「重返亞洲」的高調背後，隱藏著「穩定亞洲、搞亂歐洲」的戰略基調。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從太平洋地區獲取延續美國霸權的支持，確保太平洋地區繼續成為「美元湖」，成為它與歐元區競爭的根據地。我們可以把美國的亞洲戰略概括為「製造麻煩，控制危機」，因為只有製造麻煩才能創造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需求，才能拖住老盟友和吸引新夥伴，也才能顯示美國實力水桶中最長的「軍事長板」。然而，美國不希望亞太地區的危機失控，也不希望與中國全面對抗，因為那樣會引發亞太地區的動盪而影響殘存的原有世界秩序。在與歐元區博弈和吸收亞太地區能量的過程中，美國還希望借重中國。看清這一點，有助於我們認識和把握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區域戰略，在中美博弈中不出會使我們陷入被動的惡手棋。

世事如棋，尤其是像下圍棋。黑白佈局，各競其技，尖、長、沖、飛，頂、檔、扳、壓，輸贏並無定數。先手遏制固有先機之利，後手追趕亦有後發優勢。如今60年中美弈局已入中盤，在你來我往的過招中，特別是在全球危機的背景下，資本家的美國暫時擱置了贏者通吃的奢望，而初入「世」的中國亦丟掉了無競爭成長的幻想。雙方漸入國際政治博弈的佳境——在更高目標的約束下，學會互有進退。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兼學術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