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见齐衰:美国人：开拓历程·3-1

第三章 慈善事业的牺牲品佐治亚的移民们

“当新鲜劲头过去之后，所作的服务又得不到金钱的报酬，做好事的热诚就减退了，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埃格蒙特伯爵

佐治亚地区青葱翠绿的美丽风貌和丰盛多产的热带富源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使得那些想开发这块土地的人把计划制订得既不切实际而又不够灵活。这块被认为是非常富饶的土地，诱使人们相信他们能按自己的格局对之任意切割。这些早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方面对佐治亚的真实生活迷糊不清，另方面却又为这种生活订出十分精确的方案。如果说对宾夕法尼亚产生影响的是世界主义和自我纯洁，那么对佐治亚产生影响的却是温情主义和慈善博爱。佐治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它的施恩者的牺牲品的？而这段故事又向我们说明美国生活的哪些特征？这就是下面几节要讲的主题。

十二 一个平凡时代的利他主义

任何时代的美德，正如这个时代的罪恶一样，都有其特色。华尔特·罗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各项计划所提出的不可一世的宏图伟略，就表现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的种种愿望和大胆冒险的精神。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思罗普所订目标中的明确、简朴和顽强的特性，则显示出伟大目标和平凡手段的一种特殊结合，而这种结合乃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的特征。与此相似，一七三二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正是当时英国有限愿望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叶是异常平凡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在自己的精神和知识范围内如何生活，而不是孜孜于开拓生僻的领域。那时候的美好理想是清醒节制和通情达理：人们从来没有那样满足于“力所不及则不为”的哲理。他们完全彻底地安于生活的狭窄现状。就象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在作叙事诗的对句时受制于一定的规范一样。那个时代选择了戴维·休姆作为真理的主宰，萨穆埃尔·约翰逊博士作为美的主宰，而萨穆埃尔·理查逊的名著《帕美拉》和亨利·菲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则是史诗的代表作。以前大概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却又能如此彻底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以前大概亦从未有过象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如此狭窄，却又能如此坚定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就英国国内政治而言，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是腐败和欺诈的时代。以执政效率而言，如果说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首相”，那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其它政治才能，还要归因于他随时准备用补贴、爵位以及教会中的悠闲圣职来进行劝诱的能力。一七三七年皇后去世时有一则滑稽可笑的流言，表达了当时流行的嘲讽：传说在皇家葬地还备有第三个空位——“这是国王陛下为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设计的；以便两人都逝世后，三个人可以长眠在一起，即国王、皇后和无赖。”当时，议会政治的机制是靠腐败的政治交易、相互包庇和权势来运作的。

那个时代慈善事业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某些形式的贫困和罪恶，因为它们对一位在伦敦街头漫步的绅士来说有碍观瞻，或对大城市生活来说会增加费用、危险和难闻的气息。当时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就是所谓的“仁爱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七O七年，开始时资本为三万英镑，后来通过向穷人和小商贩进行小额贷款而把资本增加到六十万英镑。一七三一年，发生了该公司的出纳和仓库管理员为一己之利而卷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的事件，由于下议院一些议员的亲属本身就是案中罪犯，这使下议院在辩论此事时有些束手束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愤世嫉俗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便怀着希望转向西面。当时的欧洲似乎是真正不谋私利的慈善事业的任何崇高举止的典型对照。乔治·伯克利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鼓吹者。他于一七二六年作诗曰：

人们将歌颂又一个黄金时代来临，

庆祝帝国和艺术的勃兴；

优美而振奋人心的伟大英雄史诗的狂热之情，

激荡着最聪慧的头脑和最崇高的心灵。

不是欧洲衰亡时期产生的苦果，

而是青春少艾的岁月里培育的花朵；

那时天堂的火焰确曾使大地生机蓬勃，

让未来的诗人们齐声唱和。

帝国所走的道路引领西向，

前面的四幕已成绝响；

第五幕也将随着一大过去而全剧终场，

举世悉力以赴才是最后的乐章。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七三O年提出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奥尔塔马霍河和萨凡纳河之间建立一个名为佐治亚的殖民地时，这一建议在英国人的脑海中会留下如此受人欢迎的印象：在所有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中，只有佐治亚是由一些保证不谋私利的人们倡议建立的。这是一个具有彻底利他主义动机的宏大事业，这一罕见的范例成了不少诗篇和自赞自颂的主题。

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热心支持者们都乐于把那个时代罕有的英雄品质加诸他的身上。任何一位敏锐的观察家都必然会注意到佐治亚托管人的无私热诚，与许多英国社会名流的愤世嫉俗精神恰成对照。我们在一本据说由奥格尔索普亲自撰写的宣传性小册子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为了人类的利益，他们放弃了由于他们的财富及其本国当时盛行的习俗而享有的种种安逸和闲适。”在十八世纪殖民和创建帝国的过程中，很难再找出另一批冒险创业的领导人能比他们更为无私和更没有不纯动机。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们的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却仍很明显地带有当时的世俗色彩。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的烙印：它是现实的、有局限性的、而且没有老殖民地那种神学的狂热和夸张的味道。佐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应该如实地由其力量和繁荣程度来衡量。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对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建立一个殖民地的计划就充满着奢望，期待这块殖民地能成为“人间乐园”。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在一七一七年就公布了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的蓝图。有可能进行投资的人们得到保证说，“大自然从未赋于这个世界以任何可与媲美的土地，即使是美若处女的乐园最多也仅堪与这一人间瑰宝相提并论。”十五年以后另一份关于佐治亚的宣传性文件，看来是对这种奢望进一步作了描绘并使之更为确凿可信。那就是《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两殖民地新纪实》（一七三三年出版），作者保证说那里的气候无比温和，“土地上什么都能繁茂生长……在同样纬度的最宜人之处所能找到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丛林可以很容易铲平，橙桔、柠檬、苹果、梨、桃和杏子的味道“如此之鲜美，谁品尝过后都会对英国那些淡而无味的水果嗤之以鼻”——而且数量又如此丰富，人们甚至把它们用来喂猪。要在餐桌上摆满野味、家禽、鲜鱼简直轻而易举。“只有诗人的妙笔才能恰如其份地描述出这样好的气候和沃土，因为无论怎样形容也不会言过其实。”

看到新英格兰清教徒抱着教条式的明确意图来建立他们的“山巅之城”，又看到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教徒建立和平友爱社会那种带神秘色彩的宏伟愿望，读者在阅读佐治亚的历史时必然会感到兴趣和迷惑，那就是：当时人们对佐治亚的热切期望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混合体，即情感上含混不清而细节上却是具体详尽。其它殖民地的创建者们试图照着真理的宏大蓝图去做，但推动佐治亚创建事业的人们却一开始就注重周详的、几乎是琐碎的具体细节。

珀西瓦尔勋爵，即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在日记中对于佐治亚创建者们的动机有着出色而发自内心的记载。这位勋爵与奥格尔索普一样，也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之一。他的私人日记展示了在华尔普尔时代推动英国生活的那种令人烦腻的形形色色动机所凑成的画面：腐败、谄媚、美德、顽固不化、荣誉以及慈善的不调和的组合。日记有一页还透露了他如何花了很大力气想巧妙地为自己谋得一个爱尔兰的伯爵之位，以便自己的孩子可以与富贵门第通婚；在日记另一页上他又为当时的宗教没有生气而忧心忡忡。有一处他描述了自己试图为一个表兄弟在东印度公司里买个官做；另一处，他谴责首相的行为没有原则。他还对威尔斯亲王的桃色事件不怀好意地絮絮谈论；此外，他又披露了自己如何想得到亲王的青睐。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展示出这样令人讨厌的口是心非和表里不一。

从第一位埃格蒙特伯爵嘴里道出了当时人们真实的想法：既暧昧、俗气、而又合乎常情，实实在在。他曾对女王说：“啊，尊贵的女士，做好事只能由那些身居高位而手中又有钱的人来做。”这样的想法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神学理论来加以作证。当时明智的英国人，被克伦威尔时代把英国闹得不亦乐乎的那种异想天开的狂热所激怒，看到有一批改革者站出来宣扬中庸之道和通情达理的观念，颇感欢欣鼓舞。在华尔普尔时代的特别词汇中，做好事就是做一些非常特殊的事情。尽管人们对开发佐治亚的计划可能有所指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计划乃是详尽的、具体的，而且是所有通情达理的人所能理解的。

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位自傲而意志坚强的军人，对人友善，天生好动而且体格健壮，他一直活到九十高龄。用博斯威尔的话来说，他有着“不寻常的活跃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游宴伴侣圈中赢得了一席位，坐在埃德蒙·伯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旁边。约翰逊热烈地赞佩奥格尔索普；他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能比奥格尔索普更有意思。他甚至提议为这位将军写传记。很多人赞赏奥格尔索普，认为他兼有积极好动的脾性与诗人亚历山大·波普所称的“灵魂中炽烈的仁爱”。这种仁爱异乎克伦威尔的刚烈，也没有约翰·班扬的激情或者约翰·密尔顿不可捉摸的敏感性。在平凡的年代里，这样一种美德确能给人好感。

开发佐治亚这一事业的前景和弱点都象征性地体现在两位领袖人物身上：一位是珀西瓦尔勋爵，这位富有的贵族，热衷于为其同胞做些好事和加强英国国力，只要这样的目的可以坐在市内住宅的靠背软椅上、在国会会场或在咖啡馆里，或者在他爱尔兰庄园舒舒服服的环境中达到便成；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一个喜欢行动的人，目标明确而具体，处事专断而又缺乏耐心，同时具有“实干家”那种教条式刻板的百折不挠精神。珀西瓦尔和奥格尔索普两人合在一起，体现了笼统性和具体性的结合，这正是十八世纪人道主义的美德和缺陷之所在。他们的事业后来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既在于他们做好事的目的模糊不清，同时又在于他们着力要做的那些具体的好事过于细致烦琐。与请教徒或教友会教徒相比，他们两人很明显是属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人，既不为神学的教条弄得迷迷糊糊，也不为神秘的热情搞得昏头昏脑。实际上他们致命的错误是所制订的具体计划远远超越了时代并且远远脱离了施行计划的实际环境——他们还把那些计划当成好象是基本原则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在一七三二年佐治亚特许状中列名的二十一位托管人，早期全都曾活跃于纯粹是慈善性质的事业之中。其中有十个人曾是下议院监狱状况调查委员会（一七二九年）的委员；有些人并十分关心国会中关于解救受监禁负债人的委员会的活动。所有这些人都曾与托马斯·布雷博士共事，参与他为改变英国殖民地黑人的宗教信仰所作的努力，同时有些人还是当时基督教新教布道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但当为这块新殖民地制订的计划要从梦想成为现实时，计划的执行需要谨慎这一点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萨凡纳河（此河标志着卡罗来纳的南部疆界）上建立一个由英国人定居的强大的殖民地，将可保护边疆地区使之不受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侵犯，而这些土地的开拓发展又能使英国致富。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奥格尔索普与琅西瓦尔勋爵可尊敬的同事们事先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兹建议定居于该地的家庭种植大麻和亚麻，并将之作为原料送往英国，到时将有许多现金储存于英国，随时可以此向它国采购物品。而他们电能给我们供应大量上好木材。再者，他们还可以种桑养蚕，并送回上好生丝到英国。即使把情况设想得最差，他们也能在那里生活，并保卫该地不受恶邻之侵犯，而伦敦则可免于负担众多虽已出狱但其目前生计尚无着落之家庭。

奥格尔索普本人一直强调他的事业的实际目的。他在现已成为经典的陈述目的声明中（见一七三一年五月致伯克利主教的一封信），吹嘘自己的动机是出于“慈善和人道”；但他也宣称，“英国人将把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增加商品的消费以及加强他们在北美的领地，归功于这项开拓大业。而为了扩大文明社会，开拓蛮荒，建立殖民地，使子孙后代有很大可能成为强大而有文化的民族，人类也将感激这项开拓大业。”在一七三二年六月九日建立佐治亚殖民地的皇家特许状序言中便有一项陈述目的的正式声明，记载了英王陛下的期望，想要减轻他的穷苦臣民“由于不幸、失业、急需救济”而造成的苦难处境，其办法就是给他们在一块新的土地上舒适地谋生的机会。而在卡罗来纳以甫地区进行殖民，将可同时“增加贸易、航运以及我们在这些领域里的财富”。每当佐治亚的托管人定期请求拨款时，他们总是以单调的声明在下议院全体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些目的。

有时候那批托管人所写的宣传性文章，看起来象是露骨地在打算盘。在一篇可能是奥格尔索普撰写的题为《南卡罗来纳及佐治亚两殖民地新纪实》的文章中，对于“英国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殖民可能得到的巨大利益”，就使用了简单的算术。“一个能力上只及普通劳动者四分之一的男人，（这样的人很多），假定在伦敦这个地方每天可收入四便士，即一年五英镑，他的妻子和一个七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又收入四便士；按正常假定，他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什么钱也赚不了（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家人一年花费二十英镑，过着悲惨的生活，而这笔开支当中只有十英镑是他们自己赚得的；所以对于英国富裕和勤奋的那部分人来说，就意味着他们每年要为这一家人损失十英镑。”但在佐治亚，同样的一个家庭则可以种植稻子、玉米并饲养家畜，每年可从异常肥沃的土地上收入不少于六十英镑。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当你花不到二十英镑的钱把一个家庭送到佐治亚去，让他们永远自食其力井成为英国经济的一项资产时，这远比每年通过慈善救济的途径花十英镑去养活一个家庭要划得来！“把穷人送往国外，英国将会富强起来。”

罗马帝国的先例也给了大英帝国的创建者们很大启发。“罗马帝国不仅把陷于贫困而难以管理的大批百姓，而且也把荣休人员和久经战阵的士兵们遣送到帝国边疆的殖民地去。正是采用了这一政策，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才迫使周围所有国家就范。”从佐治亚这个前哨阵地出发，英国人也可向外扩张。尽管与他们偶而的坚决声明相反，但他们仿效的古代典范肯定不是那稣而是凯撒大帝。

佐治亚的托管人和共同委员会在挑选定居者时真是煞费苦心。尽管他们公开声明的目的之一是为国外的新教徒提供避难之所，但却不信任那些“热心肠的人，他们把所有重要事情全部当作上帝精神直接推动的结果。”他们之同意把受萨尔茨堡大主教迫害的新教徒送往佐治亚，也只是对后者的刻苦勤劳和谨慎节制感到满意才决定的。只要有可能，他们都要面晤有意移民的人。他们小心翼翼，不鼓励已经能够谋生的人们向外移居（因为这些人在英国已是有用之材）；他们只从贫困的申请者中挑选那些会增强边疆前哨实力的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再地把某些申请者拒诸门外，而这些人的唯一过错是他们“已能在本国谋生”。他们没有忘记英国国会之所以支持他们的计划（这一资助最终达十三万英镑以上），正如一位议员所说，乃是希皇他们能够“减少充斥于伦敦街头的穷孩子和其他穷人的数目”。

　　这班托管人固然不愿使富者更富，但也同样注意不让坏蛋受到资助。用奥格尔索普的话来说，他们希望帮助“那些最贫困潦倒、品格优良而刻苦勤劳的人们”。他们对申请者的品德以及所以贫苦的情况都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甚至把可能成为移民者的姓名在离境两周前就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以便债权人和受遗弃的妻子们能够预先充分知道这一情况。只有很少一些在狱中服刑的欠债人，可能不超过十二人，被送往佐治亚；而这些人所以被挑上也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说明他们可能成为坚强的海外拓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