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吉此时正站在望得见:美国人：开拓历程·13-4

五十六 非职业军人

有一种观会，认为在美国打仗的将永远是“武装的农民”，究其根源，实来自美国早期生活的现实。在美国，军人就是武装的老百姓。军人阶级、军人独裁、宫廷革命、军事政变、军方和文职政府之间的争权夺利——所有这些在欧洲大陆政治生活中一再发生的事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却是看不到的。联邦宪法明确规定，由文职政府控制军队，这只不过是重申了殖民时期生活中早已确立的一个传统。

美国人对军队的典型观念在多德里奇描述边远地区人们的记载中有所反映。这些人“在独立战争年代，为保卫家乡，击退印第安人的进攻，沿着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边界上的俄亥俄河形成了一条警戒线。他们是家乡的近卫步兵，也就是说，当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士兵。他们服兵役出于自愿，当然也就没有薪饷。”

早在殖民时期结束之前，英国政治家和职业军人已经懂得，他们不可能依靠美国人来补充驻扎在美国的正规军队。边远地区手持来复枪的优秀射手，随时准备并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但在欧洲式的职业军队里，这些都是难以驾驭的人。各殖民地的武装老百姓，都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拒绝在任何大的战略行动中互相进行合作，他们不适于执行保卫殖民地这种重大任务。如果英国政府希望遏制法国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增长，保卫其北美殖民地，它只得从外面调来正规部队。一七四五年新英格兰人攻下路易斯堡，这是在整个殖民时期由当地战十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战役中唯一成功的一次例子，但即使这次胜利也不是出自什么高明的策划，而是幸运的巧合。

一七五五年，当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准备进行那次灾难性的军事行动时，他对美国军队的依赖还是比较小的，但即便如此，他对美国军队还是期望过高了。他指挥的军队的核心是英军正式作战团的士兵，打算在美国招募新兵补足缺额，由殖民地议会自愿提供军费，并由殖民地负责部分给养。但是，布雷多克彻底失望了：没有招募到多少新兵，殖民地议会又拒绝给予大量支持，运输车辆和各种供应品则要付高得惊人的价钱。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北方的几个殖民地经过投票决定建立一支完全归属于地方的部队，由他们自行选择的一位将军统率。这预示，劳登勋爵在今后几年内将会到处碰到困难，同时也更突出地显示了美国战争方式同欧洲战争方式有多大的不同。

劳登的行动反映了英国在美国独立革命前为控制及集中美国的军事活动而作的最重大的努力。一七五六年，他到达美国。根据事先制定的一项计划，他身负重任使命组织一支抵抗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军队，按计划他将统率。一支近一万四千人的正规军（除了轮换替补的乒员以外，三分之二的士兵将在殖民地进行招募）。但在为期两年的征募期内，英国人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才招募到了七千五百个美国当地居民：在同一时期内，英国本土诸岛只派出四千五百人。一七五七年，军队的比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变化：那一年只有一千二百人是在殖民地招募的，而从英国派来的军队达一万一千人。劳登原本希望在各殖民地政府的默许之下，成为所有地方部队（当然也包括民兵）的最高统帅。但是，劳登越是了解殖民地的军队和殖民地的情况，他就越无从依赖他们——无论是补充他正规部队的新兵，还是组织民兵支援部队，都一概如此。在这个国家里，国王所能信任的只有他自己和他所派来的人。

一七五六年九月劳登在从美国发给本土的报告中说，“……每当国王发出号召，这个国家总是不响应。”

劳登那双富有经验的职业军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有关美国地方民兵的一切，使他极为震惊。在他到达美国的时候，总共约有七千民兵守卫着殖民地北部的各个要塞，这些人都是从各殖民地分别征集来的，他们的军官也是各殖民地分别任命的。每个集团都只向自己所属的地方政府负责。当劳登和他的属员视察由约翰·温斯洛将军（他是由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三个殖民地的总督共同任命的）指挥的营地时，他们看到这里连最起码的军纪都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深感惊骇。他们看到一天之内就挖了一百个墓穴，埋葬死于疾病的士兵。“要塞内臭气冲天，极易引起传染病”，劳登在威廉·亨利要塞听汇报后说，“所有生病的人都住在里面。营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他们住的房子、厨房、坟地、屠宰场，都挤在营区。”逃兵只受到轻微的惩罚。劳登还吃惊地看到，士兵们在训练后随便放枪，在哨位上睡大觉，在行军途中开枪乱射猎物。那些被选任的军官怕不得人心，很少惩办违法乱纪的人。

没有一个有判断力的指挥官会把具有这样一种军事头脑的士兵编进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里去。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理由甘心情愿把自己置于英国军队的严格纪律控制之下。在地方上当民兵什么都好：一个马萨诸塞部队的士兵每天可得十又四分之一便士银币，而英国正规军士兵每天不超过四便士；此外，地方士兵每年还可以拿到再入伍奖金。在英国正规军看来，地方士兵得到的供应简直是奢侈透顶。民兵们不仅得到更多的薪饷，并在服役一个夏季期满以后，可以把战斧、毯子、背包全部据为己有，后来他们又很快养成一种多捞一把的习惯，连毛瑟枪也背回家去。他们还有糖、姜、朗姆酒和糖蜜的供应；他们的行军津贴为英国正规军的三倍。

地方民兵的生活同英国正规军的生活比较起来，又自由，又轻松。正规军士兵经常受到鞭打的惩罚，甚至被迫送去西印度群岛终身服役。地方军人的生活是如此之自由和随便，以致于他们的指挥官部不知道他手下究竟有多少土兵，民兵们都愿意在离家很近的地方驻防，这样，一旦有事，他可以随时回家。当马萨诸塞议会投票通过派遣军队到纽约东北的克朗波因特去的时候，他们明确规定，“不应强迫他们开到奥尔巴尼以南，或者斯克内克塔迪以西。”一位观察家提到约翰逊将军麾下的纽约部队时说，“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装备很差，穿得很糟，纪律极坏。有些人真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早已超期服役，有些则是新兵。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每个人部是他们自己的上司，每个人都俨然象个将军。”

美国人的所谓“平等精神”在英国军官中是臭名狼藉的。“我们的民兵毫无纪律可言……”，卡德瓦拉德·科尔登一七五四年在写给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北方各殖民地的居民几乎无不如此，他们在自由观念之下普遍过着放纵的生活，对于任何优越感和权威观念都极为反感，”一位殖民地的观察家在谈到地方部队时说：“部队的军官，除少数例外，对于军队生活完全是门外汉，大部分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并不比他们所领导的士兵强多少，他们看起来很象暴徒头目，而且确实是一群暴徒的头目。”这些“军官”长期以来一直被英国正规军看不起。一七四一年，在远征加勒比的卡塔赫纳的军事行动中，来自弗吉尼亚的军官，包括最有经验和最能干的威廉·古奇总督，都没有得到提升，井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乔治·华盛顿为了解决他自己的军阶问题，甚至独自跑了大半个殖民地。一七五四年坎伯兰公爵重申的既定方针原则是：“所有经我们或我们在北美的总司令签字委派的部队，应排列在任何由北美各殖民地总督或行政委员会委派的部队的前面；而且地方部队的将军和陆军军官也不得同由我们委派的将军或陆军军官并列。”劳登到美国的时候带来了经过修正的命令，允许殖民地军官有较前高一些的军阶，但那个时候，一切已为时太晚了。

劳登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中所遇到的问题，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也部遇到了。华盛顿打算从非军人的美国人中间创建一支统一的“大陆军”，却走上了步劳登后尘的道路。虽然他们从事的“事业”是绝然不同的，但是碰到的困难却大同小异。“大陆军”和二十年前的英国正规军一样，需要与各州民兵争夺人员，在这方面，华盛顿只不过稍微顺利一些而已。如果美国的独立事业非依靠美国的正规军队不可，其结果可能更难以预料，而且会更旷日持久。然而，华盛顿明智地采取利用时机顺序渐进的作战策略——首先在新英格兰，然后在中部各殖民地，最后在南方——而不是象当年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时那样，同时在所有地区一起开战，这样一来，分散各地的民兵就更能发挥作用，他手下数量不大的部队也效率倍增。

当初那种令人侧目的关于军阶高低和名次先后之争，曾使英国正规军的军官凌驾普通民兵之上，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大陆军”的军官也染了旧日正规军队军官的习气。国会与各州在军衔问题上表现了极端民主的大方态度。他们把军衔大量授予身强力壮的男子，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如何。德·卡尔布惊讶地报道说，“我的铁匠竟然成了一个上尉。”为了避免失礼或冒犯别人。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尽量用高一点的军衔称呼别人。华盛顿在写给大陆会议议长的信（一七七八年八月三日）中说：“我每小时都收到关于军阶问题的申请报告或者抱怨申诉……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要组织一个军事法庭，或者检阅某支部队，一开头总是首先要热烈争论一番名次的先后问题。”试举一个典型事例：民兵上校克拉夫茨和“大陆军”上校杰克逊同时参加一个同僚的葬礼，在扶灵时克拉夫茨以年岁较大，提出应该让他走在前面，但是杰克逊却争辩说，他是“大陆军”的军官，应该由他走在前面。结果互不相让，克拉夫茨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了葬礼。

即使是华盛顿，他的耐心也逐渐丧失殆尽，但鉴于地方自傲情绪一时很难克服，他不得不学会迁就并在目标共同的道路上逐步驾驭他们。华盛顿在一七七六年年底写道：“自从我从事军务以来，我一直努力试图用美国人的整体自豪感去压制形形式式的地方主义倾向和地方优越感，但我发现要克服偏见真是难上加难。在新的建制下，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激发竞争心，由各州自行推荐（尽管不是任命）各州自己的旅长人选，这样做岂不更好吗？”一七八O年，他在答复大陆会议关于晋级和军队问题的质询时说：“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是一支统一的军队，或者是为了共同防御结成联盟的十三支军队，那么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就不难了。但是我们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时我们又两者都不是，而只是两者的混合，我这样说并不过份。”

所有美国的军队都在争士兵，争军官，争军阶，争荣誉，来自新英格兰的士兵待遇要比来自美国中部各州的高，马萨诸塞给部队的官兵发薪饷甚至是按阴历月份，而不是按阳历月份计算，以便为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华盛顿称，这种做法“是迄今为止最损害军队内部安定的致命伤……连诺思勋爵本人也不可能策划出一种比这个更为有效的对募兵制度的打击了。”再加上美国人普遍具有的那种“平等”倾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由于拒绝发给军官以足够高的薪响，激起了不满情绪，并在官兵之间孕育了军队里不应有的那种过份亲密的关系。

由于人们普遍惧怕建立永久性的职业军队，困难就更多了。约翰·亚当斯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建立一支临时性的即使效率较差的民兵队伍比建立永久性的职业军队更为保险。花钱可能多一些，而且照我们现在的一套做法，打仗时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挫折，但是我们可以避免常备军里的腐败和暴力现象，而我们的民兵会在服役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勇气、经验、纪律和坚毅精神。我希望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士兵，在需要的时候，都会去从事战斗、进行征服或准备牺牲。古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逃跑”两字，我希望我们美国人也是一样。”发给军官长期养老金以吸引优秀人才并提高他们的十气等建议，遭到普遍反对。对这一现象，埃尔布里奇·格里列举了以下一些原因（一七七八年一月十三日）：“国家仍处于初创时期，对官吏和怃恤金领取者的反感，而由于这帮人，大不列颠几乎丧失自己的自由；战前某些州存在的官兵平等制度。”

短期服役（有时服役期限甚至只有三个月）既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建立常备军的恐惧，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一旦打赢了战争，军队就会成为多余的了。华盛顿一再抱怨说，这就是他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一七八O年十月十八日从帕塞伊克附近他的司令部写给几个州的通告中说：我十分虔诚地相信，战争的拖延以及我们迄今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不幸和复杂的情况，其主要根源是临时服役制度……，一支具有军事行动所要求的纪律性、人数不多但却十分精干的常备军，就足以对付敌人。他们无疑要比人数众多的民兵好得多。这些民兵有相当多的时间并不在战场上，而是消耗于往返途中。民兵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所有民兵的特点，民兵也经受不起强大的压力，尽管他们的服役期限一般都很短，但即使是在他们应召服役期间内。要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保留在部队里也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我们得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同时养两套人马，要给他们吃，要发薪饷给他们。一套人马从部队上撤下来，另一套人马补充到部队里去。

士兵们刚刚懂得如何执行任务就要回家去。往往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征募新兵。美国军事史上的失败，不只一次是由于部队本身的这种短暂性质造成的。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急于在一七七五年年底之前攻打魁北克，因为他麾下的新英格兰部队全部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服役期满，而他肯定知道，这些人连在部队里多呆一天都是不肯干的。这正是他惨遭失败的原因。

武装的美国老百姓都是匆匆编进军队的，这种队伍的不可靠性和缺乏纪律，使一些勇敢的革命指挥官（从华盛顿到在战场作战的低级军官）大伤脑筋，并使人规模的军事计划化为泡影。一次又一次地，民兵们逃离战场，在他们所到之处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华盛顿曾警告说：提倡民兵建制的人“几乎使美国丧失了她的自由”，“我郑重宣布，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实例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意见。即民兵或未经训练的新兵能适应实际战斗的需要。我发现，把他们当作在丛林里打遭遇战的小部队倒是比较合适的，但不适于发动或者进行正规的攻击战……最近的坎登战役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可悲实例。民兵一交火就逃跑，把大陆军队撇在那里四面受困，后者只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挣扎，目的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争取胜利。”丹尼尔·摩根将军在取得塔拉顿战役胜利几天以后。于一七八一年二月一日说道，“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多征募一些人上战场，附近乡下有那么多人闲着没事干，等待就业。”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当纳撒尼尔·格林在康沃利斯面前节节败退时，爱德华·史蒂文斯曾向他的部队发出呼吁，结果徒劳无功，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渡过那德钦河之后，我们的队伍包括民兵在内，能够作战的已不超过八百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我指挥下的民兵，这些人的服役期限都已届满。我急切需要这些人员多留几天，等候格林将军营地的部队到达。将军要求我努力做到这一点，我曾集合部队，向他们谈了这个问题，但是使我感到懊丧和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留下。他们的答复是，他们是好兵并已服役期满。如果为了拯救国家，需要他们多留十大或十五大，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民兵们是不会干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平安地渡过整个服役期而不致伤亡。

但大量民兵并不是忠于职守的，他们经常在服役期满之前就回家了。开小差是家常便饭。就某些战役而言，要对其军事策略作出恰当的评价是很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肯定革命军队的“损失”究竟有多少是由于开小差，又有多少是出自伤亡或被俘。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六日，本宁顿战役前几个星期，有四百多人开了小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失踪了。大约与此同时，在纽波特被包围期间，几天之内就有五千多个民兵开了小差，沙利文的部队大为削弱，以至他不得不放弃了发动进攻的打算。许多场合都是大批民兵惊惶逃散，溃不成军。一七七九年三月在萨瓦纳附近是如此，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约翰斯敦又是如此，类似的事例甚多，真是不胜枚举。一七八一年三月十五日，虽然美国人在吉尔福德县政府所在地的人数超过英国人百分之五十，但由于民兵全体溃散，逃进了树林，结果还是让英国人取得了胜利。富有经验的丹尼尔·摩恨将军曾经精明地顶见到这一点，他警告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不要使用“大量的民兵部队”，他指出，“如果他们真能投入战斗，你就能打赢康沃利斯：如果他们不愿战斗，康沃利斯就会打赢你。”“你要把民兵……摆在中间，在他们后面部署精锐部队，命令他们一看到逃跑者，马上格杀勿论。”格林按照摩根的劝告办了，但是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民兵忧虑不安的心情盖过了一切。

这样一支混杂不齐、纪律松弛、供应又差的军队，为什么能战胜一个军事大国训练有素的军队呢？说真的，我们为什么又能取得最后胜利呢？在美国人的战斗史里，充满了英雄主义、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的事迹。非专业的美国将军们的非正统思想同英国指挥官那种专业性的严格头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倒给了殖民地人民以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理由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约克敦一役之后很快就投降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并非美国人打赢了，而是英国人认输了，或者可以说是英国人干脆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事业是没有希望的。美国的地貌（加上殖民地人民居住分散，英国军队找不到可以打击的要害部位）使英国人认识到，要制服美国人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在独立革命的头四年里，所有人口最多的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查尔斯顿都先后陷入英国的手中，被英国正规军所占领。但是，这并没有对整个战争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中心，可以说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此外，法国人给美国民兵和非正规部队带来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援，而美国同法国长期同盟的前景也使英帝国深感不安。

在这场战争里发生的一系列军事事件中，最富有典型意义和最不吉利的要算是突然解散军队之举了。一七八一年一月，即英军司令康沃利斯在约克敦投降之前十个月，宾夕法尼亚发生兵变，大大地动摇了军心。一七八三年六月，在实现和平的前夕，叛乱的士兵占领了火药库和费城大陆会议所在地的政府机关，要求发给薪响，否则使用武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动乱的阴影下，匆忙地解散了“大陆军”。十二月四日，华盛顿将军向他麾下的军官带泪发表了告别演说。独立革命期间，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个结局更富有美国特色了——武装的老百姓们急不可侍地自行解散，重新回到民众间去。在这个事件中，以及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战争中，“结束战争”同结束（解散）军队实质上往往是同义词，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在美国的民间传说里，应该把呼吁人民武装起来的首次号召，“全副武装的农民”的兴起，随时准备应召参战的民兵队伍的突然出现，以及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军队的最后解散，当作深入人心的、永垂不朽的象征。至于军队的实际治理情况则是非常糟糕、不值一提，在战争的编年史上几乎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职业军队的弱点已预示了美国体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不具备军人身份的美国人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一位将军当他们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可能是“战争中第一，和平中第一，在他同胞的心目里也是第一位”的人，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政治权力交给一位军事领袖却含有另一种意义，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美国的军事理想人物不是凯撒，而是辛辛纳特斯，不是经验丰富、功勋卓著、为国捐驱的将军，而且一位极不情愿离开烟草农场的种植园主。

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军官们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以继续保留和发展他们的同袍友谊、他们的美好回忆和他们的传统（可能还有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意味深长地选择这样一个名称：辛辛那提社。华盛顿担任了这个组织的领导——虽然他是极不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的。他对这个组织心怀疑虑，盼望它早日解散。在广大群众中间，这个组织更是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担心，人们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特权阶层，他们把这种世袭的军事会仕看成是一个危险的贵族体制的中心，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阴谋中心。这个组织同君主政体的精神是如此之意气相投，以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授权他的军官成立该组织的分支机构，佩带辛辛那提奖章，作为军人的装饰品。

辛辛那提社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之后很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许多美国家庭直接有关的军事建制。那就是军功紫心勋章，是一七八二年八月七日华盛顿以命令形式订下来的：将军一直希望能在他的士兵思想里培育一种崇高的雄心壮志。为了鼓励和褒奖每一项军功战绩，特指示如下：无论何时，凡有人单独建立任何一项功绩，则建功者可以在他左胸的衣襟上佩带紫色布质或丝质的镶边心形标记。不但是具有突出英勇事绩的人，而且忠心耿耿并完成其它重大任务者，均可得到适当奖赏……凡军官可以越过警卫自由出入之地，紫心勋章佩带者也同样可以出入。

总之，在我们这个爱国的军队和自由的国家里，通向荣誉的大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本命令不仅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的最早期，并且今后永远有效。

虽然，随后制订的联邦宪法规定宣战权归属于中央政府，但美国的军队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各州的民兵后来称为“国民警卫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地方民兵的存在，使效忠地方的精神、形形色色的惯例和军事准则得以长期保持，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经过一次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和平时期地方民兵的核心——国民警卫队一直巍然不动，这说明许多人仍然在邻近各州边界以外作战。

　　从华盛顿本人开始，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弗吉尼亚朝代”的统治结束之后）因战场上的盛名而跻于最高文职职位者再三出现，不乏其人。英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人们不太担忧会出现军事政变；尽管如此，军人晋升为首相者绝无仅有，因军事上的成就而政治生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者极少。但是，在美国以这种身分取得至高无上地位者却大有人在。安德鲁·杰克逊、威廉·亨利·哈里森、扎卡里·泰勒、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都是现成的突出例子。上述这些人中有好几位开始时并非正规军的成员，而是出身于地方民兵。他们的军事生涯充分说明，他们的成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成就，而远非专业化的职业军人的成就。正是由于美国没有军人阶层，一个公民兼士兵的人比较容易晋身美国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