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宫配音的游戏:被湮灭和遮蔽的20世纪前50年赣南民间社会——以《母亲的足迹》为例，赣南一段真实的历史

一 缘起：一部围绕母亲的口述历史
2008岁末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在赣南信丰县友人一个刚刚起步的金德利农庄，我与《母亲的足迹》相遇。
这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回忆即纪念母亲，印数极少，极为普通的小册子，作者刘东汉与我素昧平生。当我读了“前言”，立即被淡定却沉郁的文气磁住了，前言文字虽是不多，却是为长期热切的心怀所煨，又是以一种化深沉为平淡的笔触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充满对母亲的追思，由母亲及自己，“我应该是有许多忧的，因有母亲，我能转忧为乐。”“母亲应该是有许多乐的，因有我，她放弃了乐的选择，却陷入深深的忧……母亲的忧是偷着忧的。”母子深情——人生况味力透纸背。谁没有母亲?此时此刻，我的心被震撼了!
接着，我又从“后记”里得知，作者刘东汉先生是位八旬老人，在母亲辞世20年的时候，他握笔为文，逐笔记下了有关母亲的文字，以资纪念。因为“母亲八十岁去世，我没有为她过一次生日……我感到惭愧。”“所以我就想起了她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可这事越想就越清晰，以至耿耿难忘。”纯粹是一个赤子对庶民母亲的纪念。于是我以《母爱与母性：永恒的心灵甘泉——〈母亲的足迹〉与口述历史》为题写下一篇文章。副标题中“口述历史”几个字，说明我不但对书中传主(一个普通母亲)，而且，缘由“缺什么就想补什么”——对由传主带出的20世纪前50年的民间历史殊感兴趣(我认真地探寻过，但仍对这段历史影影绰绰)。
作者刘东汉非文坛中人，也非经常与文字打交道(如教师)一类的知识分子，所作亦非随笔散文的范式——谈不上文学和思想追求，他纯粹是忆念母亲，老至将至，一腔思母之情化解不开，一路写来，如实写来，终于化成恬淡如菊的平实文字。没有刻意拔高和雕琢，以一颗平常心平常笔写平凡母亲夏善姣，一个历经苦难，刚强奋斗，善良大度，在意伦礼尊卑，广施善缘，豁达乐观的南方客家女人形象跃然纸上。20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妇女活得都不轻松，她身上体现出南方劳动妇女一般性的美德，不过作者写出的是“这一个”数十年支撑家庭的母亲，娓娓叙述中道出了许多独特的社会细节，属另一种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这本小册子展示的是母亲的足迹——母亲无声胜有声的心音，在我看来，它在无意之中还保留了某些历史真实场景——历史真实的细节，乡村风俗，它无意地契合了当下兴起的“口述历史”的热潮。近些年虚构性的长篇小说似乎受到冷落，而纪实性的文字却受到青睐，从读者角度，在这传统消失社会转型生活动荡的年头，人们恋旧，想把住自己的精神之根，何况这许多年由于种种(包括各种意识形态)遮蔽，不要说久远的古代，就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们心中也难存确切的印象了。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这种以个人角度叙述的口述历史恰恰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历史体温，从而满足了读者的意愿。真实性是“口述历史” 的灵魂;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方能理顺经济、文化的——社会的发展，所以不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们也无从把握现在，更遑论将来。生活是艰苦的，但也伴随着欢乐。我们的乡村原是“有根”的存在啊，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乡村现状及精神缺陷……
我这篇文章(删节)在《赣南日报》发表后，刘先生的此著引发关注，许多人索要，我为之高兴，继续予以关注。后来我又收到他寄的一些文稿，其中《安西旧话》同样是一篇富有文史价值的好文，它同样保存了安西——信丰过往历史场景和日常生活的温热，我建议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他的母亲——无数的安西百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走过的。再版的《母亲的足迹》也就更有文史价值。
在我，如此执著探究的热情，也是出于自己对20世纪上半叶真实的乡土想要弄个明白的愿望。我辈已逾6旬，但对那段真实的社会状况所知无多，是个莫大的缺憾，说明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严重遮蔽，数十年下来我们把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近年加上《论语》等典籍)等同于中国历史，我们重复地歌叹这种激发自豪的简化中国历史，却对“历史温度”——由近前的历史到古远的历史缺乏感觉，连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就是以阿Q“先前我们可阔多啦”来自慰来应付来自雄。对于一个现代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有确切的感受和认知。
作家卢跃刚在《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中说，中国社会转型，要寻找自己的路，可能的路径只能是中国人真实记忆的自然延续。历史研究要回归人道主义;历史问题无论是价值，还是立场、方法，它的本质是人道主义问题，如果我们还是人的话。只有回到了人道主义，才可能使我们每个人——人类的经验和情感有真实的附着点，并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以谦卑和善意寻找自我救赎的道路。(天益网)所以，《母亲的足迹》也就富有现实意义。
二 大地：安西圩
乡村会有圩场(贸易中心)，是财富的积聚地，它置于某一片山乡网络的中心位置，是该地政治文化的枢扭。20世纪初年农民暴动每每选择了圩镇。刘东汉家就生活在这个网络中。
安西，原叫安息，在信丰县东南隅，几万人居，四周高山，中间是馒头般的小山，夹有小盆地。山丘之间便是农田和小溪流。差三隔五建些小陂，架小桥。小河两岸遍布农舍、屋场，住着种田人家。人们来往串家，结了亲戚朋友，互相照应。栏里猪哼，田野牛哞，林中鸟啼。人们粗茶淡饭，无忧衣食。四季交替，农副杂陈，忙闲有序。多数人家白天是农民，晚上是手艺工人。一副寻常的南方农耕图。
人口结构的多样，就有多样的人才和技艺，各有谋生之道——这也可算是生存文化吧。铁匠、木匠、石匠、篾匠、泥瓦匠、缝纫匠等，有下下百十个行业和品种，但分门类和体系，如做斗笠的只有吴屋寨背和打子丘村人做，他们都姓吴;做米筛、簸箕的，只有陈林坊和陂头塘村人做，都姓江;做圆桶的，只有石脚塘几个屋场能做，都姓张;做猪笼、鸡笼和竹篮的，只有岗背几个屋场能做，都姓刘。分工很细，如吴屋寨背做斗笠，只能做到斗笠的外框，还差一个帽圈一定得叫杨家山会做，，同样杨家山人只能做帽圈，而不能做斗笠，而且帽圈也只能卖给吴屋寨背人。都是屋场性家庭性的，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上阵。父死子继，代代相传。女孩子出嫁不把手艺带到夫家。大家都自觉遵守这不成文的行规。
安西同样具备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国乡村所具有的“血缘地缘”等乡土特征。
生存文化产生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涵养着人的生老命死。宋代之前，此地叫安乐乡，设上、中、下堡。由于居民由中原陆续迁来，血液里一直保持着中原(汉族)的底气和骨气，就在大片国土被新主(异族)所统治，这里跟别的南方一样发生着拼死反抗。唐玄宗年代(公元7世纪中叶)，朝庭派郭子仪征剿这一带的武装叛乱，屯军展开拉锯战，屯军父死子继，战时为军平时为民，也就成了新的移民。公元1278年南宋景炎三年，文天祥驻守兴国，文军中有赵姓子孙，就地招兵买马，扶持宋家与元抗衡，他们来到安西地方，高举义旗。于是发生了殊死的战斗，宋军全军覆灭。圩上原有一座方圆一亩左右的坟，坟主的后人来祭祀说“在此安息吧”，于是这地方改叫安息。安西地方出现了三堡老爷——民间的人格神。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明朝弘治八年(1426)一对中了举人的老夫妇自费制作了三尊康王福主像，人身龙头，工艺精细，龙头上还镶有黄金。从此开始流传三堡爷的神话。于是安西又兴起老爷会。老爷会的含义由敬神为主到会友为主(以屋场为单位)。
清朝初年安西“三茂”(刘冠茂、刘金茂、刘楚茂)造反。18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肆虐此地，被称做“长毛贼”。20世纪的北伐战争踏过此地，叫“乱南北兵”。1928年为配合信丰县城，安西农民举行暴动。1949年国共决战，8月民国驻军和民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1958年大跃进，要一天等于二十年，日战夜战赶上游，不能老是“息”着，于是又更名为安西。
其人口组成十分驳杂，客家人和原住民杂居。讲话的口音南腔北调，相邻的村落相距不过百步，同物就不同的叫法，比如铳，有的叫铳，秤也叫铳。有的屋场叫巷里，别的屋场则叫洞角。精神文化生活也算丰富。礼生、道士、吹手、仙姑、斋公、和尚、算命、卜卦、相士、地理、医药、郎中、江湖、卖艺、先生、武士等都有。灯笼纸扎、花会、赌场不缺。龙灯、狮子、古文、马子、戏文等门类齐全。赣南采茶戏的发祥地就在安息。
董坑是刘家长期生活的地方。虽然不富，却大体上过得去，户与户生活较均衡。那里以生产粮食为主，全村有百多户人家，五六百人，人均三亩地。还有许多油茶山，松、杉、竹木较多，大家一年四季有得忙(冬天可烧木炭)。刘家也有几块山。松柴担到大塘圩卖。杉树每五六年可砍一批出售。
乡村的娱乐或狂欢节。乡村不是只有忧愁，也会有快乐，但有时间段，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八月的初一到十五就是。男人在锣鼓上大显身手。锣鼓由牛皮制作的鼓子、大铙、铜锣、小钹、低锣组成，加上大唢呐、小唢呐、笛子和胡琴的配合。大人教小孩学。这段时间还可赌博，比如打牌(旗牌和麻雀)、跌骰子(猴子)，平时小孩是不可参赌的。八月的初一到十五在农事上也是一段空闲，节目比正月更丰富，有打锣鼓，玩龙灯，请扁担神，趴蛋，放阴府，问仙姑等。还有一种乐就是听古文。唱古文的都是瞎子，随身背着一把胡琴和一床被席，仗着一条拐棍走村串户。唱的都是过去的故事，也叫古文，故事大多是才子佳人，公子落难、妇女守节和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内容。
如此社会环境及变故也就造就了安西人的性格和心灵。
上述只是历史的“大部”，或者说，安西历史的“响动”，像一个汉子的响亮咳嗽，安西才被人正视。别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所以凭此“大部”仍不足于显露其日常化的历史和安西人的心灵情怀，安西的历史仍会被漠视和遗忘。只有走进历史的“细部”，我们才能扪触有着情感温度的日常化的安西历史。安西人的心灵情怀为此历史“大部”所涵养。某种程度，安西这样的历史也就是赣南的历史。
(如此历史“大部”在今天城市化全球化情境中，已差不多消失了，所以传统的心灵情怀也就凋蔽了。)
三 赣南土地上一棵树——有着简单却复杂的家庭关系的刘家
诚如刘东汉先生所言，“必须通过说我自己和家里其他人及相关的人，才能说到母亲”，也就是说从母亲的生活和生命历程中展示母亲，这种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揭示更加真实可信，这跟为着“乡村调查”而去回忆当时的乡村生活是不同的。当然，当年(1947)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在乡土本色、差序格局、血缘和地缘、礼治秩序、长老统治、时势权力等层面进行的田野作业，其研究也是真实可信的。可以说，上述“中国乡土特征”在《母亲的足迹》里是风俗化生活化伦理化了的，情感化了的。作者握笔已是8旬高龄，一介平凡的，一生可以得志而没有得志的粮食局退休职工，心态是内炽的也是平和的，他持续地回忆，陆续地写来，无意中，有过的赣南生活场景从容地涌现。(在我看来，在现实层面作者也许感觉到了某种“欠缺”，比如比如功利势利化，家庭分崩离析，因而也就侧重了某个方面的回忆，这属于一种潜意识，于是从中也透示其现实的“温度”。) 于是本文也就构勒出一个接近消失的时代。
《母亲的足迹》的最主要人物是“母亲”和“我”，书的前半部分较集中写母亲写得较好。母亲活出了精气神——生命的光彩，母亲的种种美德，是她所处环境涵养的结果，更是她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作为南方乡村一个弱势家庭的劳动妇女，“母亲”更显现了一个南方客家女人的行为举止和心路历程。由“母亲”带出刘家别的女人。我称刘家是南方土地上的一棵树。
有必要对刘家家庭成员及变故做些介绍。(这些情况分散在刘东汉追念母亲的系列短文中。)
父亲刘燕财，1891年生，没有姐妹，独子，十多岁时丧母，父亲眼睛不便，后亡。刘燕财27岁时是孤儿，未婚，从出生地泥坑过继给香山下的祖父刘永贵(刘永贵无子女)。他应该是但没有成为刘家真正的“树杆”。
刘永贵由于结发妻曾满女没生养，于1924年娶小妾，次年生下刘荣亮。刘荣亮是刘燕财的叔叔。家庭矛盾加剧，大祖母曾满女1925年离家出走，祖父刘永贵乐得家里安宁，也不寻不问。刘燕财1937年病逝。后来曾满女回到了刘家。
母亲夏善姣1904年生，幼年丧父，与她外婆相依为命，15岁与刘燕财(28岁)结婚，所以，夏善姣跟娘家了无牵挂。刘燕财与夏善姣亦单亦贫，同病相怜。她成了刘家实际上最主要的“树杆”。
又因为刘永贵的祖父也是从董坑过继来的，所以1908年刘燕财与夏善姣又迁到董坑村，叫顶房。出走的曾满女在古陂住了一年多，叫儿媳夏善姣接回她(夏善姣第一次寻婆)，她在刘燕财家呆了一年多，又离家外出，始终没有回到丈夫刘永贵身边。1930年夏善姣第二次寻婆，曾满女有经济头脑，带了钱回来，买进大概六七担谷子存放在本屋刘薄龙家里，春荒时放高利贷(借一担还一担半)。一年后曾满女又出走。到解放前夕，曾满女利滚利，滚到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她不借给夏善姣家，土改时划了富农成份。刘东汉(夏善姣)家则是贫农。
夏善姣一旦成婚，便把全身心融入在夫家，年轻守寡，诸多要男人做的事由她承担起来，夫家的苦难她义无反顾，没一句豪言壮语，没有怨天尤人，每跨出一步都靠自己把握和感悟，终于把独儿子抚养长大。
刘东汉1927年生，9岁拜孔子开蒙读书。1948年读中学，1950年参加工作，任乡政府文书，1951年任乡长，这时他提出入党要求，因被怀疑在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而一直被拒绝，直到1986年才入党。1954年转到粮食部门工作，任过乡粮管所所长。1981年退休，时年54岁。刘东汉先后娶了三任妻子。我把他视为刘家的支杆。
尽管“我”一解放(50年代)成了国家的干部和职工，生活有保障，因被怀疑解放前参加了三青团而一直得不到重用(不得志)，文革还受冲击，精神上的压抑相伴大半生，但跟母亲所受到的物质上精神上的艰难困苦相比，乃是小巫见大巫，
四 夏善姣和刘家的经历也就是安西的历史
我选的以下几个标题，是寻常生活的内容，它们既是社会行动，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既包含着物质生活，也包含精神生活。
1顶房(过继)
刘家成员似乎离不开“顶房”。顶房是在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人丁不振，又要承继宗族血脉，所发生的一种生活现象，当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成了当地人一种普遍性的心理需求。顶房就是过继，继承香火。《母亲的足迹》不经意地写出了这方面的情形。诚如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这里的“礼”，不是中国古籍中的“礼”，而是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社会风俗和心理习惯。在我看来，也是认可并承担一种延续血脉的责任和诚信。
可在现实中，顶房人——家庭中的男人因各种原因没有承担起责任，而是由家庭中的女人默默承担的。可见客家中，一个有着责任感的女人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重要。
刘燕财是个独子，本是泥坑人，十几岁丧母，父亲眼睛不便，后亡，27岁过继给没有子女的刘永贵。不过在当时说好，只过继一半，另一半还要顶回泥坑。所以到了刘东汉辈，还必须为在泥坑的香火作出安排。夏善姣15岁算个大闺女嫁给28岁的刘燕财。
刘永贵的祖父是董坑人，当年也是过继到香山下，刘永贵小时父亲殁，母亲改嫁，他跟着母亲到中和，做了寄崽。刘永贵18岁单独成家，在安西圩置了一间旧店，也就定居安西。但是刘永贵还得顶董坑的房。所以夏善姣19岁(1923)夫妇从安西圩迁居董坑。
刘家“顶房复顶房”的故事延续着。由于结发妻曾满女没生养，住在圩上的刘永贵于1924年又娶一小妾，生下刘荣亮。家里矛盾激化，曾满女愤而出走，她在古陂住了一年多，寄口信要夏善姣接她回家(董坑)。后来曾满女又离家外出，却始终没回到丈夫身边。
1928年2月刘永贵参加了安西圩农民暴动(总指挥是郭一清，他在信丰县城指挥，抽不出身，由其母亲来指挥)，是个连长，他事先将小老婆和3岁的儿子刘荣亮安顿在中和圩一间路头店住。结果暴动失败，他躲到安西被朋友游金盛出卖，被捕，关进龙南县监狱。此时，曾满女不知去向，小老婆害怕，刘燕财没有主见，于是夏善姣背着刚满月的刘东汉去探监。刘永贵很高兴，说好好给我带好这个孙子，有人这个家就有希望。后来他被押到赣州处决。这里，又有个“只有隔子没隔孙”的习俗，刘永贵把过继崽的儿子(刘东汉)真正看作是自己的亲孙子。可见子嗣(信念)对于一个大男人的不可或缺。
可以这样分析(《母亲的足迹》一书没有说)：刘永贵并不是因贫困，而是认同一种理想而参加革命的，他有见识，对一旦失败的后果有心理准备。可是，由于他先人“顶房”的历史，他心目中始终被“子嗣”所纠缠。他的家人也没认同他的革命行动，依然按照原有的心理行为做事过日子。也可以说，这次短暂的农民暴动对当地人文化心理的影响极小。比如刘永贵的大老婆曾氏照样积钱积谷放高利贷，解放时被划为富农。还有，刘的小老婆更是受不起煎熬而出走，甚至要把儿子卖掉。
曾满女颇有经营头脑，凭据安西圩，开了路头店，还卖鸦片，知道钱生钱利滚利。在我看来，她是做防老的准备，在经营中更是尝到了甜头。1930年夏善姣第二次把她接回董坑家里。这次曾满女身上有点钱，买进六七担谷子，以一担还担半的高利放贷。可她的钱抠得紧，不会给夏善姣家用。这是因为刘燕财属过继而非亲生之故。
1932年8岁的刘荣亮被母亲带着外嫁，曾满女马上从外地赶回住进刘家的空房子。她并没有放弃一个正宗刘家未亡人的权利。这点她比丈夫的小妾高尚。小荣亮被带到广东卖，半路上给几个家乡人认出，把他带回中和圩交给曾满女。此时曾满女乐意带小孩。除脚下空虚、带子防老的考虑，曾满女也是尽支撑刘家的责任。这跟夏善姣守寡把儿子拉扯大成人成家——尽责任是一样的。南方客家女人的智慧和才能不比男人差，她们自动自觉地担承了男家的重担。她供刘荣亮读书，在他10岁之前讨了老婆(童养媳)，18岁时又娶小老婆。夏善姣先后两次从外地接回她，她仍逼这个儿媳改嫁。夏善姣当时容貌较好，曾满女耽心她守不住，何况她如出嫁家里还可得到一份身价钱。我看，曾满女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她是从传统的亲疏观念出发，刘荣亮重于刘东汉，但作为刘家一个整体，如果夏善姣嫁离，她就可以把刘家两男拉拢到自己身边。这属于一种排他即自私性的责任意识。
1928年安西农民暴动属于第一次土地革命，从社会政治角度，社会更加政党意识形态化，但刘家背景下的曾满女，其生活和思想仿佛跟这场革命没什么关联，她依然按照一己的认知背离或融入刘家，就是说，她有意或无意照了当地为人在世的方式态度度着她的人生。如果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来考察她，她可以是坏人而被妖魔化，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保护“革命火种”的革命家属而纯洁化。正是后者这一视角，她解放后虽是被划为富农，一直到60年代的文革，她手中有金银(她对有工作单位的刘东汉说，可以给“东西”给他)，还是未被“造反”即清洗，而她的立场和思想也没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可见在对人对事简单化两极化的时候，也存在人心及其力量，不过后者越来越受到忽视甚至排斥。
短暂的动荡和动乱当然会磨钝人的锐气，但不会动摇民间已经形成的良知良心及其评判标准。民众如夏善姣，自然会从中汲取生存的理由。
夏善姣从“顶房”这一文化习俗中汲取生存的理由和动力。
刘永贵死后，房族的财产争夺战便浮出了水面。前面说过，虽“闹过红军”，但在底层社会并没有意识形态化，还是延续先前的生活节拍。刘氏家族一个叫壬狗子的人以“刘永贵牵连”为借口，以当小学校长的儿子自雄，想占了圩上的店，把刘燕财扣为人质，逼他签字画押。他们骂他是“野杂种”。而夏善姣比丈夫更有主见，她把这些话记下，作为反击的武器，对丈夫说绝对不能画押。她不与此人争辩，却到安西圩找到此人的儿子刘荣富(小学校长)，说了一通通情达理的话：“既然不要野杂种，为什么又要强迫这个野杂种画押?我知道香山下的野杂种不止我燕财一个人……其实我母亲早就知道，他家里在世的，就有两个是买来的。”刘荣富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于是心平气和地对她说：“我父亲年纪大，老糊涂了。店不卖就算了，燕财哥我叫他们放出来。其实买的也是正的，养的也是正的。有假崽，没假孙。”结果刘燕财天黑前回了家，从此他们一家就不敢小瞧夏善姣了，对刘燕财家一些事还会帮忙。也就是说，即使小学校长(地方知名人士)，刘荣富也得遵守习俗。也说明当时“顶房”的现象很普遍。
那年为着要顶董坑一头家，夏善姣同丈夫回到董坑定居。董坑什么也没有，好在一个姑奶奶给刘家保留了一个契约箱子，夏善姣根据这些契约，寻找刘家曾经失散的财产，找回了几丘田，几块荒山，也赎回了上人典当出去的两间破房。说明乡村还是遵循契约的。与“顶房”等习俗一起，构成了乡村的信任文化(熟人文化)，农耕社会才得以长期存在。中国南方农村传统意义上的自治——社会的运转可见一斑。
夏善姣自己也延续顶房的做法。刘东汉10岁(1937)时父母给他讨了一个小他一岁的童养媳。小媳妇长大人倒是好看，就是笨，不知道一只手几个手指。1948年刘东汉21岁，妻子仍未生育，夏善姣等不及为他收养了一个6岁的儿子。她是考虑“一子顶三房，因为你父亲是泥坑过继来的，只过了一半，那边要顶回去，续那边的香火。”1951年离婚，刘东汉又与童养媳赖满女结婚。1957年赖氏病故，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20岁的钟二秀。钟氏条件(当包括家庭条件)不错，缺点是脾气躁、性子急，小气，在经济上过于算计，却满足现状。从这里可以看出，时代背景不同，钟氏处在大讲阶级斗争——革命的豪言壮语漫天飞的年代，像夏善姣那样的情怀不复存在。其实消失的不仅是一个时代，而且是有根有源的人心。
2 家族
家族是血缘地缘的集中体现，尤其在客家从居多的赣南，特别讲究姓氏家族，“只有千年的家庭(姓氏)，没有百年的亲戚”仍是现在许多赣南人的口头禅。同一姓氏又分房族。所谓伦理差序在乡间分得很清楚。中国革命把姓氏家族归于被打倒扫荡的“封建流毒”。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国人依然讲究姓氏家族，各地的“修谱(姓氏族谱)热”长盛不衰就是证明。所以不能以诸如“封建流毒”来简化之否定之。最根本的一点，它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依存样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方式。在当时的情境中，不管强势还是搦势，人们自然而然把家族当作可依傍的一道屏障。夏善姣——刘家也是这样的。《母亲的足迹》实际演释了一个不以家族角度叙写的家族故事。
可是在《母亲的足迹》里，作者刘东汉并没有把自家所在的姓氏家族当作重要的叙写对象，这方面内容并不多，其原因大概是，一，他是顶房的;二，祖父和父亲都是失败者或弱势者，他的家不被看重，行走在家族的边缘;三，他家实际是母亲——女人当家作主，有违当时流行的“夫权”;四，他参加工作受了几十年阶级斗争教育，认同家族是“封建流毒”观点，而放弃了“家族角度”。但是家族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他对“顶房”等内容的叙写其实就写出了家族的某种功能。书中有一节“内外相煎”还是直接涉及到家族。
1940年，刘东汉13岁，那年他从中和圩(跟祖母曾满女生活了一年)回来，家里不太平，与邻居发生了争牛栏争山界两件事。头件事是他家在别人的地基上兴建了牛栏(两层，上有楼房)，有人发难，母亲夏善姣想得开，把牛栏给了别人。争山界，夏善姣不再退让，但对方人多势众，她就去香山下请了几个家族，其中就有刘壬狗。前面已讲过，这刘壬狗曾要刘家画押让店铺，欺侮过刘家，夏善姣找其做小学校长的儿子得以解决;这次为争“房份”， 刘壬狗就说公道话，打抱不平。因而沟界重新划明。这也从侧面说明，由于人口增多，生活生产资料日趋紧张，加剧了恃强凌弱的现象。
这还说明，出于日常生活的利益之争，这事是“仇敌”，别事则是“友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情况变化，敌友的内涵也随之变化。那种划阶级成份、“戴帽子”，一旦认定你是敌人就永远是敌人，只能踏上一只脚的做法十分愚蠢，实际上给借权力占领生产生活资源的人开绿灯，践踏已经形成的社会公正和正义原则，践踏人心和良知。
3 诚则灵：溶化于日常生活中的希望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会在自己文化和生活背景中形成诚信的价值观，它是普世的，内涵却各富有特色。西方大多以上帝，而国人则以各种神灵作为诚信的监管者见证者、心灵的守护者。其实上帝或神灵属于人内心安妥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对富人如此，对穷人也如此。守住诚就是守住日常生活中的希望。贯穿于《母亲的足迹》的就是一个“诚”字，既是作者对母亲的诚心追思，也是夏善姣为人处世至诚的写照。母亲的诚成了作者的诚的一个精神源头，当然也有着现实生活中正反两方面对他的启示，他选择了以诚立世。
在贫困且动荡的生活中，夏善姣始终以诚待子，以诚待人，以诚待世。诚信是生活准则，也是生活信念。
夏善姣与刘燕财结婚8年还没生育，自然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她想起送子观音，请人画了一幅观音挂在大厅的神台上。次年(1928)她就生下儿子刘东汉。于是她当年请道士做法事(朝观音)，一连三年九月九朝观音，屋场的人认为观音是大家的神，也就自觉分担朝观音的钱。现在刘东汉仍藏有一个观音，以此为母亲行孝。刘东汉幼年身体不好，母亲让他契(过继)观音，契石头，又取了几个很贱的名字。他13岁时大病十多天，她给他服药敬神，向观音许愿，喊着他的名字：呆崽，你无论如何不要丢下母亲啊，如果你有个好歹，母亲也活不成!当公公被捕入监，她勇敢地面对，背着儿子探望。婆婆几次外出，她把她接回。丈夫背着儿子赌钱，她走到现场，不大吵大闹，和气地对他说：“你要打牌，也得说一声啊，把孩子放下来，让我背回去。”她丈夫死后，回家的婆婆竟要她改嫁，婆婆有谷子也不给她，她照样孝敬她。一个童养媳在刘家近二十年，后来离婚，刘东汉用4担谷子贴补她，夏善姣称赞儿子做得对。她一次病危(1943)，吃了许多医生的药无效，连棺材都准备好了，却被一个疯癫医生给治好了。这医生长期不穿衣服，赤着身子到处游逛，满口胡话一脸傻笑。她自愿死马当作活马医，请他到家里看病，他把脉开药方，倒把她的病治好了。大概人心诚则心定，挺过了生命难关。解放后，婆婆被划富农成份，她不幸灾乐祸。
心诚，积极而不是消极生活，不断开拓新的生活。丈夫死后，内外相迫，有人判定她一定改嫁。她自持两个原因而不嫁，一是为儿子，怕儿子吃亏;二是她“八字硬”，克夫，若嫁人会害别人，她何必凭添苦恼?她以人生的退守而实现了人生的进取，这更是她赤诚的延续和放大。那样的时代有很多这样守寡的女人，以自身的克制换得子女和家的生存与发展，其实都离不开心诚，就是说她们心中始终有着不会熄灭的希望。她们的持守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比如赣南某县一个等丈夫60年的女人，她丈夫当时当了红军，出于宣传的需要，就说她怎样盼望革命胜利。此例跟赣南女人渴望去了台湾的丈夫回来，盼了几十年的心理是一样的，表现的是赣南女人对丈夫的忠贞，一日夫妇百年恩，与丈夫的飞黄腾达无关。不能简单归绺于女人守寡就是封建思想。
夏善姣心诚的特色在于，她不是守着“心诚”而悲天悯人，而是利用现有条件为儿子也为刘家创造生活，把诚心融化在生活中。刘东汉是独子，不像别的农家子女多有伴，孤独寂寞。夏善姣想到了这一点，为他找了一个同龄人王玉忠结同年。双方大人同意，两个小孩经常相伴，培养了感情。夏善姣应用了结同年这种乡俗，主观上是关心和让儿子得到保护，客观上让儿子接触了社会，扩大了生活圈子，增长才干。小东汉也跟屋场的几个小孩相处融洽。
为增加家里收入，夏善姣同丈夫拜师学做豆腐。逢圩日就作一锅水豆腐，一锅炸豆腐，挑去圩上出售。丈夫亡故，她继续这种副业，人称豆腐婆子，只是不到安西圩卖，在家代人加工，此活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由于心诚，夏善姣养成包容大度的大家风范。不记仇，不记恨，不贬人，不损人。她从来不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动不动就张口秽骂。但是她大礼不乱。前面提到的刘壬狗，知道她有理不让人的态度，也采用了和解姿态。她不计前嫌，平时大伯长大伯短。对婆婆曾满女，两人有过矛盾，但她是非分明，过节时仍尽礼。她对儿子说：“我们是晚辈，虽然有理，但不能失礼。”
4佛教、道教和天主教
《母亲的足迹》只是把民间信仰当作一种寻常的生活——生活现象，并未涉及其教义，可见作者也没有体验过，不过他对佛教、道教和天主教是正面提及，说明这些精神信仰对他和他家的影响是正面的。越是艰难者和弱势者，越是有寻找精神寄托的渴望，非如此不能承担命运。对于夏善姣来说，更有一个把儿子培养成人、让刘家香火延续的热切愿望。在“老成爷爷”一节对此有所提及，这也说明——特别是天主教在赣南民间社会存在，并为百姓所接受的事实。
老成，指想事做事谨慎周到、稳整。生活中有“少年老成”和“年老学不到老成”的说法。老成人受尊敬，成为学习的楷模，此书所提刘龙辉就是这样的老成爷爷。其实，与夏善姣相比，他年龄更小，在家里他信佛教和道教，同时他又是天主教徒。他是在信丰县城的天主教堂学的天主教。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源于西方的天主教已渗透到了中国南方。农民对它有新鲜感，进而觉得其布道有道理，它又是自愿的，于是就有吸引力。刘龙辉有些文化，他的文化是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学的。所以当时信丰县的天主教有学文化的内容，当然更有教人为人处世的内容。
《母亲的足迹》这样写刘龙辉：好像他要比旁人多些见识，他人长得帅，尽管穿着长衫大褂也掩不住他的秀气。他算得上心灵手巧，学什么精什么。田里的工夫他更内行，样样拿得起而且样样精，要好有好，要快有快。全屋场的男人没有一个能与他匹敌。他善于治家，也善于交友和关心他人，所以他能受到许多人的信任。他虽然是个农民，他在我心中却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他对我一直很好，一直把我当作自己人。他常常教我识字。特别在农业生产上他更是我的辅导老师。小时候我有出鼻血的毛病，他知道后说要吃黄鹤鸟的肉。他利用夏秋之间打这种鸟，叫我到他家吃饭，结果他的病治好了。
这说明，佛教、道教和天主教能相容的，都是教人学好，教人爱人理解人，有宽厚心肠。这样的人不会有仇人，解放后纵然不会受到重用，也就能安然度过阶级斗争的风浪。可他却死于1958年大修水库时，因挖神仙土(一种可用来充饥的土)被土方塌死,,死的时候才50多岁。刘东汉是从孤儿角度得到他热心帮助而怀念他的;在我看来，是好心人在社会路越走越窄，最终遭到毁灭。
5 学习
上面已经涉及到夏善姣善于学习了。一是向社会(习俗)学习，向生活学习，积极地融入生活和社会。一是进学校读书，于是又涉及到刘东汉。毕竟进入了现代，一个没文化的母亲和一个识字的儿子如何介入社会?母子俩做个比较，母亲向传统学习向“苦难”学习较多，而他侧重向“现代知识”——书本文化学习。应该说，民国以来，中国逐步进入了现代社会。从刘东汉的就学就可看出社会的现代转型。自然，刘东汉——那时的学生，也向传统学习。从他的就学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得当时社会的精神状态(社会精神生态)——它应该是当时历史的有机组成。
母亲的精神始终是刘东汉的精神底色。1936年他10岁，春节过后一个清早，夏善姣煮了鸡蛋给他吃，说今天起你就去读书。选大清早是为了避女人。那天其实是拜孔夫子。学校在一栋私人楼上，在神位前点了香烛，按了孔夫子神位，作揖，即承认是其弟子。学校是保学(民国基层以保甲为单位)，不是老书，而是新书，只有一本国文，第一课内容是：“大羊大，小羊小，跑跑跑，跑上桥。”学生被要求背书，背不出要用竹片打手心。刘东汉背得出，也就没打过手心。开始是描红，后来是摹字，老师为每一个学生写摹本。
不过刘东汉也读老书。一个叫曾在朝的破落子弟(大人对其不恭维)开私馆教老书。他随大流去了，开学早散学迟，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天下图》。过端午节时，每个学生要给他送两斤猪肉(或鱼)和几提粽子，他也给每个学生送一把纸扇一点纸墨。下个学期教的是《论语》，农历七月半后开学，九月中旬结束，叫九月九，先生不走，学生走。
因为穷，病，附近没有学校，刘东汉空了4年没上学。1942年(15岁)办了保学，须走十几里路，全校大约30人，一个班，一天两节课，老师是保长60多岁的父亲。一律上初小第七册。不要考。上学的人都是十四五岁的人，每天得走20多里路。谁也不计较成绩。这年下学期学校又换了个地方，读的竟是小学第五册，倒退了两册，可没谁去计较，那时的保学抓到什么就学什么，没有升留级。
1944年下半年，在母亲支持下，经过考试，他以第16名成绩进了乡办的小学。比保学好多了，老师、课本、教室和课堂比较正规和系统，有月考和期考，分升留级。因民国当局有“贻误教育就是贻误戎机”的训令，当时有一些大龄青年为躲抓壮丁而到学校读书的。这时他学习进步快，每次考第一。1946年他读小学毕业班，全县实行会考，他获全县第一名，保送入简师(毕业后做教师)。家穷，无学费，一个叫曾光鑫的保长说：“这样的读书苗子，浪费可惜。”他帮着请了个二十担谷子的会(乡村小型信用合作的经济组织)。简师公家出伙食费，学费较轻。所以，解放后他对“地主富农保长无好人”的说法一直持有怀疑。
但这时刘东汉病倒了，休学。母亲夏善姣一面叫医生治病，一面到董坑的罗汉岩求神敬香。小乘教的僧人李明春，人叫他李先生，他四十多岁，斯文、文雅，一肚子文墨，家里有很多藏书，他喜欢读书人，就寄口信叫刘东汉到庵里养病。李先生说古论今，从佛家到社会，从小说到经书，偶尔也议论小说中的人物，说得头头是道。庵里种有茶叶，他喝的茶也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他看的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像《乾隆游江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等。在晨鼓暮钟中，他也有腔有调地念经。刘东汉喜欢听他念经的声音，读了一本又一本，病却好了大半，身体恢复得快。于是刘东汉得到了一番身心的修养，陶冶了情操，当然敬重他。两人成了僧俗之交忘年之交。解放后李先生一直在庵里自食其力，寺院庵场被归入反动范畴加以限制和扫荡，1958年他在冷清寂寞中去世。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到寺庙敬香更多的是一种时尚，多是为祈求官和财，或者为了消灾，从寺僧来说，有几人会静心读书?而这一幕却是上世纪40年代人们不经意的生活内容，刘东汉也是不经意地娓娓写来。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对比是明显的。)
1947年的上学期刘东汉正式读简师，还是读第一册。有了寺庙的经历和修养，他学习上得快，为语文教师所器重。语文里有许多文言文即古文，要求背诵，他全背出来了。全部考试下来，他得了个第一名，由副班长而正班长，而正班长的甘志龙居副班长。他于是又结识了一批同学。
他见识了学校富有民主气息的青春气象。1949年物价飞涨，伙食质量差，学生有意见，学校成立了膳食管理委员会，每班派学生参加。每天由学生派人监厨，并参与买米菜看做饭。这些活动老师虽会指导，但不具体插手。老师也与学生在食堂同吃。学校要成立学生委员会，学生会主席可按照美国选总统的做法，每人一票，实行票选。全校7个班，成立5个竞选团。还成立啦啦队，打破班级界限，到处拉票。大家热情很高很认真。不愿当头的他被选为主席。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验的展开情形。现代民主的空气最先在青年人居多的学校兴起。由于国共内战加剧，这种实验昙花一现。而且正因为他做了学生会主席，解放后阶级斗争思想大行其道，被人诬为参加了三青团(该校没有这样的组织;本来很容易调查清楚，但就是宁左勿右——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粗暴地践踏人伤害人，人为阻塞别人的前程)，加入共产党无望，处处受到制肘，精神压力伴随大半辈子。
20世纪前50年与后50年国家的发展呈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这是事实，也是常识，本来无须我赘言，可我想指出的，是人心层面受到的打击或侵害，所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而且是数代人。
还是回到1948年刘东汉所在的简师。有必要提到甘志龙这个人。对刘东汉来说，他是要好的同学，也应该是一种“社会存在”。他与刘同年，家境与刘家差不多：父母双亡，家里由祖母主持，还有哥哥嫂嫂，他也讨了老婆，家庭经常受一个至亲的叔叔欺侮，家里不安宁。他为家庭问题烦恼。他善于思考问题。他们几个同学到刘家都受到刘母夏善姣的热情相待。他在刘家发现并感受到了自己家所没有的温暖。他家离刘家80里，可他经常去刘家，是去得最多的同学，刘母也喜欢他。他在经济上对刘支持很大，“同病相怜”是个因素，他对刘母大加赞扬，说刘有个好母亲，是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从社会层面，那种同情、理解和善意还是很浓厚的，自然也会给刘家(夏善姣)一个精神上的抚慰。
1948年春学校搞军事训练，规定每人要做一套童子军的黄色衣服。说明时局动荡，内战正在进行，只不过江西南方的学校还感觉不到罢了。1949年上学期，甘志龙产生厌学心态，没心情在简师读下去，邀刘读老书。他们几个同学决定离开简师，而刘东汉仍坚持读完简师(这也是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的一个原因)。不久，甘志龙在读老书的地方又打住了，他想去从军，说：蒋经国(40年代初赣南行署专员)要招一批青年，叫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家里也无聊，所以决定去。(大多参加青年军的人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其实是为谋取一个生活出路。)刘东汉送了他一程。不料就是一隔50年!甘志龙后来去了台湾。此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学校扰乱，人心不安，学期草草结束。
1998年在台湾的甘志龙回大陆探亲，托人给刘东汉一封信。于是他们通信，不时也通电话。本来约定1999年清明节回来，两人长叙，可清明节前他就过世了。他俩1948年那次算是诀别。
1950年信丰师范一部分并到赣州师范，刘东汉不想再读下去，又听见一些人参加了工作，就此辍学。他从9岁读到22岁，共读了7年书，还没到实践的程度，有些遗憾，但联想到祖父和父亲都是文盲，母亲含辛茹苦供养他长大和读书，也是知足的。
五、回望：喧哗江河与静水深流
表面上，刘东汉被暗中诬陷参加了三青团而一生不能得志，这是鼓吹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伤害人毒害人心的体现及其后果;其实是，纵是社会浊流滔滔，但良心和良知不灭，社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延续并保持传统社会所建立的善良和良心，以及平常心。可以设想，如果刘东汉依凭一个“革命烈士”的爷爷和家里的好成份而做了科局级官员(或做更大的官)，为了服从上级或者大局，他只能把良知紧紧地捂在心里，把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领悟，不那么苛刻地对待不受主流社会欢迎的人，在一定程度，他还是要按照上级的指令投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他受良知引发的行动还是很有限的。
中国社会这种保持良知的方法未免残酷，但却是事实——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做了印证;也是现实，在“革命理想”(包括被置换成今天的“大国梦”“强国梦”)的豪言壮语之下，维护既得利益、权钱交易，良知和良心不值钱，只有弱势者(弱势家庭)仍以良心良知相濡以沫，形成了社会的“静水深流”，他们以此呵护着残破的世界却一日复一日地被遮蔽被漠视。
解放后(50年代)刘家并没有大红大紫，夏善姣没有出人头地，儿子只是一个平常的国家职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母亲，不仰视儿子，更不巴结得势者，还是像以往一样为人处世。她把做了“工作同志”的刘东汉继续视作需要呵护的小孩。1956年五十多岁的她徒步到50里路的大塘粮管所看儿子，此时儿子已是所长。她叫他随她出街，先到裁缝店，再到布店，为他量体，剪布，为他做衣服，并叮嘱他做事要公公道道。像刘东汉这样战战兢兢的家庭，手里有新社会的光荣入场卷，但依旧弱势，却保留了过去时代所形成的良知知良心。而更多的同样弱势的好人(如上面提到的齐龙辉)，他们则死于物质性的饥饿，其好心并没得到善待或好报。这又证明，农耕社会之所以能让夏善姣们以善心活出一条路，是具备了虽是艰苦、辛酸但能支撑下去的基本物质条件。
时至今日，善良和平常心虽十分稀薄，却依然在社会底层流淌。
君不见，解放后数十年大抓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的喧哗此起彼伏，如同汹涌的江水占据了主河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置身于这“江河喧哗”之中。花样变新的豪言壮语掩盖了对良知和良心的抛弃，竟持续地成了社会的主流，静水深流——清洁的良心之流十分微薄。与其说是解放后贫下中农——普通民众受了党政教育树立了优良品德，不如说是夏善姣善们悲悯之心的继续，它以绵厚的力量抗御着社会势利的侵蚀。
这决不是对夏善姣所遭遇过的苦难——苦难崇拜，好像只有苦难方能涵养良心和良知;而是指我们民族保存善良和良知的一个通道或一种方式，它不会泯灭，与世长存。毋庸说，我们的民族以这样的方式汲取并弘扬美德。扯不上是我的发现，我只是咀嚼这一社会事实。自然，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伟力，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伟力，但我不得不说，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如果把夏善姣们的美好情操推向社会的主导面，强势者弱势者都把基于传统的美德置于阳光——社会主流之中，可以肯定，中华民族的精神复兴，中华民族表里一致的辉煌就能成为一种现实。
2009年3月12日 拟写
2009年12月14日—12月24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