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carpe diem的句子:当年北大最年少新生 今日哈佛最年轻正教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6:22:38
人民网专访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正教授田晓菲
●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唐勇
转载注:田晓菲，1985年进入北大英语系学习，年仅13岁。1989年从北大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远赴美国留学，1991年获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年仅20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到位于纽约州的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1999年应聘于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2000年，接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2005年被哈佛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9月被哈佛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另参见：田晓菲在北大读书期间所写的《十三岁的际遇》（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1691）
至此，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已有刘军、谢晓亮、田晓菲三位校友以正教授身份执教美国哈佛大学，数量是国内其他大学的总和。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女士。这位14岁入北大的中国才女如今又在大洋彼岸创造了奇迹：年仅35岁的她，前不久刚刚被哈佛东亚系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成为该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既是女性又是少数族裔，田晓菲在评定职称的道路上是否遇到过比其他人更多的障碍？她在职称问题上是否遭遇过国内常见的人情世故的困扰？哈佛大学到底是如何招聘教授的？又是如何评定教授的职称的？作为美国最高学府的哈佛，其评定教授职称的一系列做法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田晓菲进行了独家采访。
从康奈尔到哈佛自降一级
记者：我知道，2000年您接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但是在此之前您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了，为什么要自降一级，到哈佛来做讲师呢？
田晓菲：讲师这一职位在哈佛大学不属于所谓的“阶梯职位系统”，也就是说，虽然有可能升为高级讲师（终身职务），但是不属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统。所以我这样做的确是自降一级。原因有三。
首先是家庭原因。我先生是哈佛教授，我们当时两地分居，我在康奈尔，他在哈佛，对两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当时哈佛东亚系聘请我做的工作别具一格，是用中文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而不是教语言课。这一教职的设立，在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大学各东亚系都相当独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因为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文学教授都用英语教书，不像在法语系、德语系那样，可以直接用法语、德语授课。专门设立用中文教授文学课程的职位，是为了把汉语变得更加国际化，向印欧语系研究领域的做法靠拢。这是哈佛很有开拓性的创举。
第三，哈佛的中国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和活跃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很有助益。
当时，由于教授名额限制问题，哈佛东亚系不能以助理教授的名义聘请我。但基于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我还是毅然放弃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头衔。当时我的想法是，名分和一个人的事业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来哈佛可以有利于我们夫妇专心做学问，那么在头衔上暂时吃些亏也是值得的。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夫妇一直两地分居，那么这五六年来，我恐怕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写出5本中、英文著作。
从讲师到教授两次破格
记者：听说后来您被哈佛从讲师破格提拔为副教授，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田晓菲：2005年初，哈佛东亚系得到一个中国古典文学 “阶梯教授”的名额。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在和系里的各位终身教授商议之后，决定向美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发信，开列包括我在内的一系列中青年学者的名单，请他们作出对比和评判。收到的回信全部保密，不但我自己一封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他们咨询了哪些学者，又有哪些学者回了信；而且，我先生虽然是东亚系的终身教授，但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所以自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参与讨论和评审过程，也没有阅读任何评审信件。我只知道系里收到了一系列回信，在全系的终身教授们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之后报到学校，由院长做出评判。
我在2005年7月得到通知，从讲师直接晋升为副教授（之所以跳过助理教授这一环节，是由我的工作时间长度、工作性质和学术成绩所决定的）。据说，从非阶梯系统进入阶梯系统，而且从讲师直接升为副教授，在哈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算是破格提拔吧。
记者：可是就在下一年，您又被破格评定为正教授了？
田晓菲：是的。当时学校本来给我5年时间评正教授。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2005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给我终身副教授职位。哈佛的副教授都不是终身职位，而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其他很多大学如耶鲁，都有终身副教授制，这些大学常常利用哈佛没有终身副教授制这一点，以终身副教授做为“诱饵”，来 “挖”哈佛的副教授。我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时的系主任普鸣（Michael Puett），普鸣立即和学校沟通，提前进行我的正教授评审。评审正式通过，是在2006年9月。
记者：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需要哪些步骤？
田晓菲：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也需要校外同行的评议信，只不过需要的回信不像副教授升正教授那么多就是了。这一晋升先由系里的评审小组通过，然后报到院长那里，最后结果由院长决定。
哈佛给助理教授的期限一般是5年，如果通过副教授评审，一般又会得到3年。如果通不过评审，就得走人。不过，女性助理教授、副教授如果怀孕和生育，则可以得到额外的假期，不算在合同期内。
职称评审决定权不全在哈佛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哈佛评定正教授的运作程序。据说职称评定过程在美国高校已经社会化，主要是外校的同行在起作用，跟被评定者所在单位关系不大，是这样吗？
田晓菲：哈佛评正教授的程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外校直接招聘人才，一种是内部晋升，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这两种情况，都无需自己申请或申报，都需要校内外学者专家的评议。
这里先谈内部晋升。在副教授任期将满时，要提交一系列个人材料（发表著作、著作的书评、历年的教学评审等等），由系主任召集一个评审小组，拟出一个比较名单（通常是和年龄、资历相当的校外同行相比），把名单拿给校外资深同行进行评议。评审小组在阅读这些资料之后，向全系的正教授们做出晋升或者不晋升的推荐，由全系的正教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之后，把材料提交给院长。每位正教授都有权利阅读当事人的全部材料以及外来的评议信，都有责任分头给院长写信，对当事人进行评议（这些信当然都是保密的）。院长及各位助理院长在审阅这些材料之后，如果通过，再提交给校长（有时院长也会驳回系里的推荐）。校长手下有专门的行政人员，组织起一个评审小组，这一小组由院长、系主任、校内外学者专家组成，在指定的日期和校长见面，一一汇报他们的评审意见；校长则在会上就候选人提出各种问题。这样，在征询过评审小组的意见之后，校长作出最终决定。
从外校招聘人才，程序和前面说的差不多。多出的一个环节，是我们通常邀请三到四位候选人来哈佛做一个学术讲座。我在进行正教授评审时，系主任还专门请我“补做”了一个学术讲座。
不过，据我们院长告诉我，校长在阅读了我的全部材料之后，通知我的评审小组，免掉了向校长汇报这一最后程序，说“根本没有必要再开会讨论了”。这在哈佛历史上也很少见，所以大概可以算是又一次破格吧。顺便提一句，这位校长不是已经辞职的萨默斯，而是哈佛的老校长德里克•伯克，伯克于1971-1991年任哈佛校长，在萨默斯辞职后应校董请求出任代理校长。在哈佛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伯克在正教授评审方面出名的严格。所以，他破格直接批准我的晋升，我觉得很荣幸。
从前面的介绍你可以看到，职称评审过程和哈佛当然有关系，但是决定权不全在哈佛。如果一个学者不能得到校外同行的好评，他/她在系里、学校里人缘再好都是没有用处的。校外同行的评议都是保密的，被评议者本人永远不会看到，所以尽可畅所欲言。不过，当然了，如果有人想要借此机会发泄个人恩怨，或者出于嫉妒心理对候选人做出不公平的评议，那也会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只会就此丧失自己的信誉。
如果没有硬功夫，再搞关系也没有用
记者：据说美国大学在评职称时看三项，分别是学术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评定这三个方面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田晓菲：在评正教授的时候，主要看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情况。学术研究能力则主要看出版情况，出版数量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看质量，看著作出版后的评介和产生的学术影响。教学能力则主要依据历年来的学生评议。社会服务也占一定分量，但是转正之后才更注重，每年做个人总结都要谈到。
记者：从您个人的经验和感受看，您认为哈佛在教授职称评定问题上是如何最大限度确保公平和公正的？这样的评定体制能否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
田晓菲：评审结果由多人、多方因素决定；职称评定对当事人绝对保密，使校内同事和校外同行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都是保证公平学术体制的重要基础。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评定体制不是哈佛一所学校所能独力支撑的，而是有赖于大气候、大环境，也就是美国大学整体上学术体制的完善。否则，一两所名牌大学再怎么改善职称评定体制也是没有用的。
记者：我们前面谈到，职称评定主要看学术能力、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但是坦率讲，有没有潜规则？比如年龄、性别、国籍、血统、家庭背景、与单位同事乃至和学术圈内人沟通和相处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评职称？
田晓菲：年龄、性别、国籍、血统、家庭背景，和职称评定没有关系。学术交流与沟通是一回事，人际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自然应该具备的，后者在我看来在职称评定里没有决定性影响。一个人尽可以擅长“搞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硬功夫，再搞关系也没有用。
记者：听说美国高校教师的收入跟他们所在系在全美的排名有关，排名越高，收入就越高，是不是这样？除了职称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教授们的薪水？
田晓菲：教师的收入跟他们所在系在全美的排名有关？这我倒没有听说过。但是，每一个职称级别都有相应的薪水。在聘请终身教授时，属于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教授，薪水大致相当。此后，每位教授的薪水每年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在这些一视同仁的增长之外，每年初我们都要向学校交一份全年个人活动报告，从教学、发表学术著作、参加学术活动，到参加系里和学校里的行政活动，都要一一做出汇报，学校会按照每个人全年的活动总结，决定进一步的薪水增长。
据我所知，这和中国有些大学的做法有两点不同：第一，这些汇报全都是不公开的，只有系主任和院长才可以看到，但就连系主任也不知道各位教授们的薪水多少以及每年增长多少；二，学术论文和书籍的发表数量只是判断一位教授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要看教学质量，特别是要看对系、对学校、以及对专业研究领域作出的“社会服务”有多少，这包括在系、校内外各种委员会上担任职务，为出版社和学术刊物审阅稿件，等等。
教授终身制比逐年聘任制好
记者：您当上了终身正教授，已经攀上职称的最顶峰，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在美国，终身教授一旦当上，就永远是终身教授。但国内一直有人呼吁要打破职称评定的终身制。也就是说，聘你才是教授，第二年不聘你，你就不是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田晓菲：我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做研究，写书，写好书。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一旦成为终身教授，就再也写不出东西，这太没意思。有哈佛正教授职称是好事，但它不是我的最终目标。
我有一个同事，在加拿大某大学得到终身教授的聘书，但他辞掉了，接受了哈佛的副教授聘请。哈佛副教授不是终身职位，但他宁愿冒这个风险。不过，在一个学校当了正教授、换个学校只是副教授的情况似乎在美国极罕见，至少我个人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只要评审标准严格、评审程序规范化，终身制比逐年聘任制好，因为学者需要生活的稳定，需要一定的生活保障才能安心做学问。
记者：据报道，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担任过教授，后来出任国务卿，校方通知他辞去教授职务；如果自己不主动辞职，校方将摘除其教授职务。但是基辛格依然有任职资格，卸任后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当教授。后来他果然有意回哈佛当教授，只是要求不上课，哈佛虽然需要，但毅然谢绝了，因为哈佛不需要不任课的教授。能否证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如果有的话，说明什么？
田晓菲：基辛格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我确知哈佛重视教授的任课。在学期期间，任何一个教授如果需要离开超过一个星期以上，都必须向系主任和院长请假，批准后方可成行。哈佛教授也绝对不能在别的学校兼职，就更别说出任国务卿了！
记者：您认为目前的哈佛职称评定机制是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有人说，终身教授制容易造成教授们动力不足，您怎么看？或者说目前的这种评定方式已经尽善尽美，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哈佛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改革计划？
田晓菲：没有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终身制可以造就“一本书教授”，但是逐年聘任制也会导致单纯追求发表数量和粗制滥造。相比之下，我个人觉得终身制比较好，因为不至于导致“学术垃圾”的大量生产，而且，能够给学者创造安定的生活条件和研究写作氛围。
哈佛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以改善教授终身制的具体运作过程，比如说给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创造更好的研究与写作条件，并特别注重保障青年女学者的利益，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怀孕与生育的负担。
中国学术界年龄和性别歧视严重
记者：就您了解的情况，能否谈谈对中国高校职称评定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职称评审已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评审。对此您怎么看？
田晓菲：我对中国高校职称评定的了解很少，但是如果像你所说，不是单纯的学术评审，那就存在改革的必要。我觉得学术研究和教学能力都应该作为评审标准，这两项是最主要的。如果这两项达到标准，为人处世的能力，特别是年龄和性别，都不应该对职称评定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据我的有限了解，我觉得这三种因素－为人处世、年龄、性别－在中国的职称评定中的确能起到很大作用。人们对年龄歧视有一定认识，对性别歧视则往往缺乏自觉。我在哈佛曾经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新闻记者，他在得知我是哈佛教授后，走上前来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男人，而且是老男人，都当不上哈佛教授，你倒当上了？”这样的提问口气，显示了这位先生的性别与年龄偏见，有点好像来自19世纪，在现代知识界，特别是在哈佛，让人觉得颇为格格不入，然而提问的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任何不妥。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学识和头脑！”这两者－学识和头脑－是哈佛选择教授的标准，缺一不可。在我看来，它也应该是任何地方的学术界评定职称的标准。
我个人既看重职称，也不看重职称
记者：您个人看重职称吗？
田晓菲：我个人既看重职称，也不看重职称。不看重职称，是因为职称只代表了学术机构和社会对一个人过去做出的学术成就的承认。但是，做一个一流学者是一辈子的事，这和成为哈佛或者北大、牛津或者剑桥的教授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很看重职称，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一个女性而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文明开放程度的象征，是对所有女性特别是对青年女性的示范和鼓舞。作为一个亚洲女性，特别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在以白人为主体的哈佛人文学科教授当中，我更是感到光荣。不过，这里也容我修改和套用哈佛新任校长的一句话：“我是哈佛教授，不是哈佛女教授。”
所以，第二，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帮助一个人实现某些否则无从实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只有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社会谋福利，才真正对得起自己的社会地位，对得起知识分子的名号。
田晓菲个人简历：
祖籍山东临清，1971年10月出生于哈尔滨。5岁习古诗，1985年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年仅13岁。1989年从北大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远赴美国留学，1991年获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年仅20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到位于纽约州的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1999年应聘于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2000年，接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2005年被哈佛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9月被哈佛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同时从事晚明小说戏剧、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以及世界文学的研究。出版作品有《爱之歌》（诗集，1988）、《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生活的单行道》（散文集，1993）、《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著，200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译著，2002）、《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4）、《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2005，中文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赭城》（2006）、《烽火与流星：梁代文学与文化》（英文，2007）。
●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唐勇
转载注:田晓菲，1985年进入北大英语系学习，年仅13岁。1989年从北大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远赴美国留学，1991年获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年仅20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到位于纽约州的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1999年应聘于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2000年，接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2005年被哈佛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9月被哈佛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另参见：田晓菲在北大读书期间所写的《十三岁的际遇》（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1691）
至此，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中已有刘军、谢晓亮、田晓菲三位校友以正教授身份执教美国哈佛大学，数量是国内其他大学的总和。
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哈佛大学的田晓菲女士。这位14岁入北大的中国才女如今又在大洋彼岸创造了奇迹：年仅35岁的她，前不久刚刚被哈佛东亚系破格提拔为正教授，成为该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既是女性又是少数族裔，田晓菲在评定职称的道路上是否遇到过比其他人更多的障碍？她在职称问题上是否遭遇过国内常见的人情世故的困扰？哈佛大学到底是如何招聘教授的？又是如何评定教授的职称的？作为美国最高学府的哈佛，其评定教授职称的一系列做法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可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对田晓菲进行了独家采访。
从康奈尔到哈佛自降一级
记者：我知道，2000年您接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但是在此之前您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了，为什么要自降一级，到哈佛来做讲师呢？
田晓菲：讲师这一职位在哈佛大学不属于所谓的“阶梯职位系统”，也就是说，虽然有可能升为高级讲师（终身职务），但是不属于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统。所以我这样做的确是自降一级。原因有三。
首先是家庭原因。我先生是哈佛教授，我们当时两地分居，我在康奈尔，他在哈佛，对两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当时哈佛东亚系聘请我做的工作别具一格，是用中文教授中国文学专业课，而不是教语言课。这一教职的设立，在当时和现在的美国大学各东亚系都相当独特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因为美国大学东亚系的文学教授都用英语教书，不像在法语系、德语系那样，可以直接用法语、德语授课。专门设立用中文教授文学课程的职位，是为了把汉语变得更加国际化，向印欧语系研究领域的做法靠拢。这是哈佛很有开拓性的创举。
第三，哈佛的中国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和活跃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很有助益。
当时，由于教授名额限制问题，哈佛东亚系不能以助理教授的名义聘请我。但基于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我还是毅然放弃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头衔。当时我的想法是，名分和一个人的事业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来哈佛可以有利于我们夫妇专心做学问，那么在头衔上暂时吃些亏也是值得的。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夫妇一直两地分居，那么这五六年来，我恐怕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写出5本中、英文著作。
从讲师到教授两次破格
记者：听说后来您被哈佛从讲师破格提拔为副教授，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田晓菲：2005年初，哈佛东亚系得到一个中国古典文学 “阶梯教授”的名额。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在和系里的各位终身教授商议之后，决定向美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发信，开列包括我在内的一系列中青年学者的名单，请他们作出对比和评判。收到的回信全部保密，不但我自己一封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他们咨询了哪些学者，又有哪些学者回了信；而且，我先生虽然是东亚系的终身教授，但因为我们的夫妻关系，所以自始至终置身事外，没有参与讨论和评审过程，也没有阅读任何评审信件。我只知道系里收到了一系列回信，在全系的终身教授们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之后报到学校，由院长做出评判。
我在2005年7月得到通知，从讲师直接晋升为副教授（之所以跳过助理教授这一环节，是由我的工作时间长度、工作性质和学术成绩所决定的）。据说，从非阶梯系统进入阶梯系统，而且从讲师直接升为副教授，在哈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算是破格提拔吧。
记者：可是就在下一年，您又被破格评定为正教授了？
田晓菲：是的。当时学校本来给我5年时间评正教授。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2005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给我终身副教授职位。哈佛的副教授都不是终身职位，而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其他很多大学如耶鲁，都有终身副教授制，这些大学常常利用哈佛没有终身副教授制这一点，以终身副教授做为“诱饵”，来 “挖”哈佛的副教授。我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时的系主任普鸣（Michael Puett），普鸣立即和学校沟通，提前进行我的正教授评审。评审正式通过，是在2006年9月。
记者：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需要哪些步骤？
田晓菲：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也需要校外同行的评议信，只不过需要的回信不像副教授升正教授那么多就是了。这一晋升先由系里的评审小组通过，然后报到院长那里，最后结果由院长决定。
哈佛给助理教授的期限一般是5年，如果通过副教授评审，一般又会得到3年。如果通不过评审，就得走人。不过，女性助理教授、副教授如果怀孕和生育，则可以得到额外的假期，不算在合同期内。
职称评审决定权不全在哈佛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哈佛评定正教授的运作程序。据说职称评定过程在美国高校已经社会化，主要是外校的同行在起作用，跟被评定者所在单位关系不大，是这样吗？
田晓菲：哈佛评正教授的程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外校直接招聘人才，一种是内部晋升，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这两种情况，都无需自己申请或申报，都需要校内外学者专家的评议。
这里先谈内部晋升。在副教授任期将满时，要提交一系列个人材料（发表著作、著作的书评、历年的教学评审等等），由系主任召集一个评审小组，拟出一个比较名单（通常是和年龄、资历相当的校外同行相比），把名单拿给校外资深同行进行评议。评审小组在阅读这些资料之后，向全系的正教授们做出晋升或者不晋升的推荐，由全系的正教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之后，把材料提交给院长。每位正教授都有权利阅读当事人的全部材料以及外来的评议信，都有责任分头给院长写信，对当事人进行评议（这些信当然都是保密的）。院长及各位助理院长在审阅这些材料之后，如果通过，再提交给校长（有时院长也会驳回系里的推荐）。校长手下有专门的行政人员，组织起一个评审小组，这一小组由院长、系主任、校内外学者专家组成，在指定的日期和校长见面，一一汇报他们的评审意见；校长则在会上就候选人提出各种问题。这样，在征询过评审小组的意见之后，校长作出最终决定。
从外校招聘人才，程序和前面说的差不多。多出的一个环节，是我们通常邀请三到四位候选人来哈佛做一个学术讲座。我在进行正教授评审时，系主任还专门请我“补做”了一个学术讲座。
不过，据我们院长告诉我，校长在阅读了我的全部材料之后，通知我的评审小组，免掉了向校长汇报这一最后程序，说“根本没有必要再开会讨论了”。这在哈佛历史上也很少见，所以大概可以算是又一次破格吧。顺便提一句，这位校长不是已经辞职的萨默斯，而是哈佛的老校长德里克•伯克，伯克于1971-1991年任哈佛校长，在萨默斯辞职后应校董请求出任代理校长。在哈佛多年的同事告诉我，伯克在正教授评审方面出名的严格。所以，他破格直接批准我的晋升，我觉得很荣幸。
从前面的介绍你可以看到，职称评审过程和哈佛当然有关系，但是决定权不全在哈佛。如果一个学者不能得到校外同行的好评，他/她在系里、学校里人缘再好都是没有用处的。校外同行的评议都是保密的，被评议者本人永远不会看到，所以尽可畅所欲言。不过，当然了，如果有人想要借此机会发泄个人恩怨，或者出于嫉妒心理对候选人做出不公平的评议，那也会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只会就此丧失自己的信誉。
如果没有硬功夫，再搞关系也没有用
记者：据说美国大学在评职称时看三项，分别是学术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评定这三个方面能力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田晓菲：在评正教授的时候，主要看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情况。学术研究能力则主要看出版情况，出版数量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看质量，看著作出版后的评介和产生的学术影响。教学能力则主要依据历年来的学生评议。社会服务也占一定分量，但是转正之后才更注重，每年做个人总结都要谈到。
记者：从您个人的经验和感受看，您认为哈佛在教授职称评定问题上是如何最大限度确保公平和公正的？这样的评定体制能否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过来？
田晓菲：评审结果由多人、多方因素决定；职称评定对当事人绝对保密，使校内同事和校外同行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都是保证公平学术体制的重要基础。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评定体制不是哈佛一所学校所能独力支撑的，而是有赖于大气候、大环境，也就是美国大学整体上学术体制的完善。否则，一两所名牌大学再怎么改善职称评定体制也是没有用的。
记者：我们前面谈到，职称评定主要看学术能力、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但是坦率讲，有没有潜规则？比如年龄、性别、国籍、血统、家庭背景、与单位同事乃至和学术圈内人沟通和相处的能力，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评职称？
田晓菲：年龄、性别、国籍、血统、家庭背景，和职称评定没有关系。学术交流与沟通是一回事，人际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自然应该具备的，后者在我看来在职称评定里没有决定性影响。一个人尽可以擅长“搞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硬功夫，再搞关系也没有用。
记者：听说美国高校教师的收入跟他们所在系在全美的排名有关，排名越高，收入就越高，是不是这样？除了职称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教授们的薪水？
田晓菲：教师的收入跟他们所在系在全美的排名有关？这我倒没有听说过。但是，每一个职称级别都有相应的薪水。在聘请终身教授时，属于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教授，薪水大致相当。此后，每位教授的薪水每年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在这些一视同仁的增长之外，每年初我们都要向学校交一份全年个人活动报告，从教学、发表学术著作、参加学术活动，到参加系里和学校里的行政活动，都要一一做出汇报，学校会按照每个人全年的活动总结，决定进一步的薪水增长。
据我所知，这和中国有些大学的做法有两点不同：第一，这些汇报全都是不公开的，只有系主任和院长才可以看到，但就连系主任也不知道各位教授们的薪水多少以及每年增长多少；二，学术论文和书籍的发表数量只是判断一位教授工作的一部分，另外还要看教学质量，特别是要看对系、对学校、以及对专业研究领域作出的“社会服务”有多少，这包括在系、校内外各种委员会上担任职务，为出版社和学术刊物审阅稿件，等等。
教授终身制比逐年聘任制好
记者：您当上了终身正教授，已经攀上职称的最顶峰，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在美国，终身教授一旦当上，就永远是终身教授。但国内一直有人呼吁要打破职称评定的终身制。也就是说，聘你才是教授，第二年不聘你，你就不是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田晓菲：我的下一步计划，是继续做研究，写书，写好书。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一旦成为终身教授，就再也写不出东西，这太没意思。有哈佛正教授职称是好事，但它不是我的最终目标。
我有一个同事，在加拿大某大学得到终身教授的聘书，但他辞掉了，接受了哈佛的副教授聘请。哈佛副教授不是终身职位，但他宁愿冒这个风险。不过，在一个学校当了正教授、换个学校只是副教授的情况似乎在美国极罕见，至少我个人没有听说过。我觉得只要评审标准严格、评审程序规范化，终身制比逐年聘任制好，因为学者需要生活的稳定，需要一定的生活保障才能安心做学问。
记者：据报道，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担任过教授，后来出任国务卿，校方通知他辞去教授职务；如果自己不主动辞职，校方将摘除其教授职务。但是基辛格依然有任职资格，卸任后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当教授。后来他果然有意回哈佛当教授，只是要求不上课，哈佛虽然需要，但毅然谢绝了，因为哈佛不需要不任课的教授。能否证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如果有的话，说明什么？
田晓菲：基辛格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我确知哈佛重视教授的任课。在学期期间，任何一个教授如果需要离开超过一个星期以上，都必须向系主任和院长请假，批准后方可成行。哈佛教授也绝对不能在别的学校兼职，就更别说出任国务卿了！
记者：您认为目前的哈佛职称评定机制是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有人说，终身教授制容易造成教授们动力不足，您怎么看？或者说目前的这种评定方式已经尽善尽美，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哈佛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改革计划？
田晓菲：没有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终身制可以造就“一本书教授”，但是逐年聘任制也会导致单纯追求发表数量和粗制滥造。相比之下，我个人觉得终身制比较好，因为不至于导致“学术垃圾”的大量生产，而且，能够给学者创造安定的生活条件和研究写作氛围。
哈佛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以改善教授终身制的具体运作过程，比如说给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创造更好的研究与写作条件，并特别注重保障青年女学者的利益，因为女性比男性多了怀孕与生育的负担。
中国学术界年龄和性别歧视严重
记者：就您了解的情况，能否谈谈对中国高校职称评定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的职称评审已不是一项单纯的学术评审。对此您怎么看？
田晓菲：我对中国高校职称评定的了解很少，但是如果像你所说，不是单纯的学术评审，那就存在改革的必要。我觉得学术研究和教学能力都应该作为评审标准，这两项是最主要的。如果这两项达到标准，为人处世的能力，特别是年龄和性别，都不应该对职称评定产生任何影响。
不过，据我的有限了解，我觉得这三种因素－为人处世、年龄、性别－在中国的职称评定中的确能起到很大作用。人们对年龄歧视有一定认识，对性别歧视则往往缺乏自觉。我在哈佛曾经遇到一位来自中国的新闻记者，他在得知我是哈佛教授后，走上前来用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男人，而且是老男人，都当不上哈佛教授，你倒当上了？”这样的提问口气，显示了这位先生的性别与年龄偏见，有点好像来自19世纪，在现代知识界，特别是在哈佛，让人觉得颇为格格不入，然而提问的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任何不妥。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学识和头脑！”这两者－学识和头脑－是哈佛选择教授的标准，缺一不可。在我看来，它也应该是任何地方的学术界评定职称的标准。
我个人既看重职称，也不看重职称
记者：您个人看重职称吗？
田晓菲：我个人既看重职称，也不看重职称。不看重职称，是因为职称只代表了学术机构和社会对一个人过去做出的学术成就的承认。但是，做一个一流学者是一辈子的事，这和成为哈佛或者北大、牛津或者剑桥的教授没有直接关系。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很看重职称，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一个女性而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是社会文明开放程度的象征，是对所有女性特别是对青年女性的示范和鼓舞。作为一个亚洲女性，特别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在以白人为主体的哈佛人文学科教授当中，我更是感到光荣。不过，这里也容我修改和套用哈佛新任校长的一句话：“我是哈佛教授，不是哈佛女教授。”
所以，第二，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帮助一个人实现某些否则无从实现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只有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社会谋福利，才真正对得起自己的社会地位，对得起知识分子的名号。
田晓菲个人简历：
祖籍山东临清，1971年10月出生于哈尔滨。5岁习古诗，1985年特招进入北大英语系，年仅13岁。1989年从北大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远赴美国留学，1991年获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年仅20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生。1998年6月从哈佛毕业，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到位于纽约州的柯盖德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助理教授。1999年应聘于康奈尔大学东亚系，任中国古典文学助理教授。2000年，接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聘请，到东亚系担任讲师，2005年被哈佛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9月被哈佛再次破格晋升为正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同时从事晚明小说戏剧、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以及世界文学的研究。出版作品有《爱之歌》（诗集，1988）、《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生活的单行道》（散文集，1993）、《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译著，200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译著，2002）、《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4）、《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2005，中文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赭城》（2006）、《烽火与流星：梁代文学与文化》（英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