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下午，温家宝来到这里考察。看到白云电气的巨大进步，

。他对在场的职工们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白云电气，也没有白云电气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国家的今天。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各项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些话我以为至今仍有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我们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在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设计，继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根本思想路线。这一点不会变也不能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的人民才能不断增强为国家贡献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必将贯彻整个现代化进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起头来，坚强不倒。

谈从政道德

老百姓中流传一段话：“有德有才，大胆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坚决不用”。群众为何如此看重政德？因为作为政德主体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一般人无德，影响再大也可想见；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失德，则会损害社会进步、危害人民利益、贻害党的事业。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还是虚与委蛇；对中央决策部署是认真执行，还是阳奉阴违；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清醒坚定，还是模糊动摇；对人民群众是满怀真情，还是感情淡漠；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是挺身而出，还是临阵退缩；在矛盾纠纷问题前是迎难而上，还是明哲保身；对个人名利是淡泊处之，还是热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独慎微，还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确处理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虚与实的关系，把握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说到底，看他是否能有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今天的中国，正处千年未有的大变革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政德就是历史担当。思想政治领域风云激荡，没有自觉的政治担当，如何能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熔铸到执政兴国的政治实践中？转型期中国矛盾不断积累叠加，没有自觉的社会担当，如何能攻坚克难化解社会问题、激流勇进突破发展瓶颈、不畏艰险推动改革大业？精神文化阵地百舸争流，没有自觉的文化担当，如何能凝聚社会共识、重振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

“文革”中小平同志曾两陷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决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选择与担当，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开天辟地的伟业、改革开放中国激荡人心的篇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举世瞩目的辉煌。权既为民所赋，当为民所用，这是最深刻的为政之德、最根本的党性修养。

一个干部被推选到领导岗位上，意味着个人的机遇，更预示着历史的责任。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面对日益峻迫的“发展以后的问题”，面对“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我们党所承担的领导责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繁重，这一代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考虑的不能只是眼前的平稳发展，更应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倘若只计个人得失，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不敢作为做庸官；倘若热衷表面文章，大张旗鼓弄虚，花团锦簇作秀，不愿作为做昏官；倘若在其位不谋其政，上不能利党，下无以益民，无所作为做懒官；甚至弄公权以谋其私，贪赃枉法，胡乱作为做贪官，则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更会让人民丧失信心

中国道德尚在

编者按：新年伊始，《求是》杂志第一期发表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道德状况》，从理论的高度提出，这一问题“已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副巡视员张凡接受本刊采访时，回顾2011年引起全社会道德反思的小悦悦事件时指出，道德堕落不是社会主义。千万网友对冷漠的声讨也证明，“我国社会道德的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道德考验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副巡视员 张凡

小悦悦事件反映了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人在一定范围内的道德滑坡已非常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步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桎梏，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中国人的腰包也鼓了起来，社会上因此涌现出一批批先富精英。但有钱人的奢靡被过度渲染，其先富途径也被质疑，为富不仁更让社会痛恨。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思想的一些糟粕也滚滚而来，很多中国人被这些思想裹挟，随波逐流。

中国正处在资本横行的时代。“一切向钱看”似乎成了社会主流。有钱就能买好车，住好房，过上好日子。有钱就有了一切，为了挣钱，大家可以不择手段。拜金主义思想空前泛滥，道德滑坡现象越发地不可收拾。小悦悦事件就像一面明镜，照出了这个社会部分群体的麻木不仁、道德沦丧，也拷问着人们的良知与灵魂。

中国真的道德沦丧了吗？

中国社会真的无可救药了吗？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通信手段大都被损坏，广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天晚上，成都市区电台发出了一条求助信息：“都江堰地区塌方很厉害，急需要修建一条道路，但缺少挖掘机，需要大家提供。”不到一个小时，广播又响了，“通往都江堰的道路上现在都是挖掘机，请大家不要再来了。”自发献血的人们排成长队，出租司机无偿提供救护。

巨大的灾难将中国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汇聚成巨大的暖流和力量，战胜了灾难。相比之下，2011年3月的日本，地震、海啸、核事故，将这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在大灾面前，作为一个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他们的救助手段也许比我们先进得多，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比我们要冷漠得多。

大灾大难面前的表现，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热血和热心，以及崇高的道德风尚。事实证明，道德滑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悦悦事件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一致声讨“冷漠”，这恰恰是积极的反应。这说明中国人的心是热的，社会民众的心是热的。如果这个社会真的已经道德滑坡了，那小悦悦事件就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网民不会这么一边倒，也不会这么激愤。这说明，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的良心过不去，一个社会不应该这样。呼唤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社会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呼唤。小悦悦事件也许会成为重构中国道德建设体系的一个重大契机。

道德建设也要“以人为本”

建国前后，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采用的主要是灌输、教化的方式。这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效的，但到了现在，国民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都大幅提高，公民自我意识增强，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因此，寻找合适的道德培养模式成为新时代的重大命题。

现在，总的原则是教育如水，润物无声，切忌高高在上，空洞说教。

过去，提到理想，我们马上就说“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要用更现实的理想来引领，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意味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的幸福生活。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更能鼓舞人民，激励人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事实上，道德堕落更不是社会主义。

从中国的发展主线来说，如果说，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跨了第一步，从“经济建设中心”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了第二步，那么，从“市场经济”到现在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实是更大的跨越。

“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关注民生，为人民谋福利。过去，我们总是戴有色眼镜看，以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姓资不姓社，应该批判。

但现在看来，其实不然，“以人为本”才是科学发展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雏形。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经济发展，我们都需要明白，发展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了这个根本指导思想，还愁我们的道德建设吗？ 

官德源于“权力制衡”而非“道德说教”

当然，公务员道德轮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由谁买单及资费多少，而在于培训效果如何。倘若全体公务员被“轮训”了一回，该群体的官德水平大幅提升，无疑是国家之幸事、百姓之福祉，花点公帑也是值得的。毕竟，官德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百姓祸福。官德正，则民风淳、民心安；官德毁，则民风降、民心失。历史地来看，官德水平往往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由此可见，提升公务员的道德水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问题在于，官德水平的大幅提升，并不天然产生于公务员的道德自觉，也并非通过一轮或若干次道德训诫就能奏效，而更多地源自一套对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当然，这并非说道德轮训毫无作用，应当说，个别公务员通过这次活动，其道德面貌或许有所改善。但若要大幅提升官德水平，这种“不少于6学时”的道德说教显然难担此重任，而只能依赖于制度层面的建设。

需要厘清，官德并不只是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道德作为一个无法量化的软约束，虽不可或缺，但从来不是决定因素。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只是权力失范的表征，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此种情形下的权力，也就很容易成为官员的一种乐趣，而非一种负担。“权力乐趣”的表现，用反腐专家的调查结论来说就是：“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可见，当下许多官员的官德缺失，是制度出了问题，而非简单地归咎于官员道德修养不佳；何况，有的官员道德面貌本来尚可，而是进入官场后被慢慢酱化了。正如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就此而言，人们在意和担忧的，并非奢望每个公职人员都成为道德模范，事实上也做不到，而是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官员，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胡适先生有言：只有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才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人性才能向善有序。而规则和秩序，有赖于制度和法治的强力支撑；至于官德的建设，也只有融入刚性的制度才会奏效。对于官德缺失之痛，相关部门最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缺失之痛。而试图通过道德轮训这种流水线模式，来培树公务员的道德良知，只是徒耗钱财、自欺欺人的花拳绣腿。其效果除了应景之外，或许就是肥了某些培训机构。

一方面，官员的“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是相一致的，每位官员的“个体道德”都能够做到表现优良，官员的“群体道德”自然也能得到提升。然而，另一方面，官员的“个体道德”并不等同于“群体道德”，“群体道德”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体道德”。这是因为，官员“群体道德”带有深深的权力烙印和体制影响，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历史上，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官官相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等说法，实质上都说明，官员的“群体道德”超越“个体道德”而存在。一个自身品德优良的官员，置身于官员群体之中，往往不得不“舍个性”而“取共性”，主动或者被动地适应官场环境和规则，服从于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为。如果官员群体的道德价值发生偏差，那么，单独的个体官员的道德操守，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纵然有屈原、岳飞、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在个体道德操守上达到相当高度的贤能之官，也无法撼动整个官场的潜规则，无法挽救当时整个官场道德体系趋向没落的趋势。更多曾经“饱读圣贤书”的人，一旦走入官场，就不得不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面目全非。

封建时代“以孝治天下”，在法治意识缺失的情形下，其对官员个体道德的重视是极致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佼佼者，才有资格“治国平天下”，但这并不能避免“礼崩乐坏”的局面反复出现。可见，仅仅强调官员“个体道德”而忽视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取向和道德作为，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我们在高度重视对官员“个体道德”要求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官员“群体道德”的建设。官员“群体道德”，表现为整个官员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整个权力体系的道德价值取向。应该说，在民主法治的时代，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力必须全部用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基本的权力道德规范，也是官员们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群体道德”。有了这样的“群体道德”，每位官员一旦进入官员群体，就须自觉遵循这一群体规范，其“个体道德”也就随之得到加强。

如果说，加强官员“个体道德”修养，主要靠宣传学习、严格自律、科学考核、有效监督等，那么，加强官员“群体道德”建设，则更需要深化权力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强化对公权力的依法民主监督约束和绩效考核。权力有“权德”，官员才会有“官德”。两者相铺相承，整个“官德”建设也就事半功倍。 

根据《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将对全体公务员进行一次职业道德轮训，并规定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同时建立培训长效机制，加强“官德”教育。

尽管培训大纲提出，这次轮训将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推行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有效方式，更具针对性、实效性。但仍有不少声音对其效果表示质疑。评论也指出，要想让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真正行之有效，以“耳提面命”、“灌输”为主要方式的培训，恐怕远远不够。

有媒体报道称，参加过职业道德培训的公务员也表示，学习的内容相对务虚，主要是“爱国教育、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等思想价值观。对此，有学者担忧，道德本身是一个需要内化的东西，课堂上讲授的这些大道理，会不会成为“纸上谈兵”，触动不了内心的检省与改变？并提出不妨动真格以构建制度、强化法治的方式来践行公务员职业道德，才能使“官德”建设不走过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强调，需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防体系，教育是根本，但是脱离了其它两个措施也不行，需要三方面互相制约，共同发挥作用。“正如医生开出的药方，须同时配合多种药物使用才能治病。”

夏学銮同时也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考核“招数”，也正是说明原有的考察机制并不完善，存在漏洞，同时也表明对官员要求的标准提升了，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形势进一步改进。

官德彰民风淳 公众期“官德”建设起示范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吏为师”的道德心理习惯，官德不彰，民风难淳，官员的道德高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社会信任体系的缺损，始自官德缺损。

正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所言，官德败坏是社会道德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夏学銮分析称，“官德”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做人道德，这是底线。第二个层面是社会公德，对官员在这方面的要求要比普通人高。第三个层面则是职业伦理，也就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例如忠诚、服从、公仆意识等。

夏学銮表示，不一定要求官员都当圣人，但是最起码底线不能破，“如果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丧失了，怎么可能做好官。”

从“搀扶老人大讨论”、“小悦悦事件”，到“公务员殴打辱骂父母”，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一场全民性的“道德”大讨论，人们在痛斥这些有违道德良知事件的同时，也在反躬自问。

正是由于官员有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期待通过加强“官德”建设、发挥官员道德示范作用，以引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对此，夏学銮表示，官方对“官德”的强力推进，对社会大众道德的示范效应能有多大，目前还难以预计，但至少表明政府的一个态度。他表示，期待借由官方的表率，能够教育和感召全社会形成一种向善的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