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am里的dota2:金融危机\制度改革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摘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问题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内涵和追求目标；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原则及其阶段性成果亦为寻求国际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借鉴。以“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及其谈判成果为标志，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制度改革　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
　　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对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并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进而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凭借实力的增强，在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进展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其影响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而震惊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缺陷，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认真思考。毫无疑问，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制度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1、美元地位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调整，但美元始终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手段；美元的霸权地位虽屡遭挑战，但却没有发生实质性动摇。因此，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本质上是脱离了黄金约束的国际美元本位制，这就意味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任意决定美元贷款基准利率、美元汇率和美元供应量，从而危及他国利益和国际金融秩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昭示了美元霸权的根本缺陷，即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缺乏有效制约。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还进一步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元的信誉。鉴于美元霸权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改变以美元作为惟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储备货币的国际制度，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进而对美元加以约束和制衡，以期维护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
　　以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为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纳入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并没有取得积极进展。实际上，正是基于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决策机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权，而作为拥有独家否决权的国家，美国亦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进其国际政治议程。冷战结束之后，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整体地位明显提升，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组织中不平等的决策机制显然不能适应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投票权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不符，因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分配基础的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际经济关系的新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展示了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尤其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无疑应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更大的份额。实行决策机制的代表性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就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
　　3、国际金融监管问题
　　鉴于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建立相应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无疑是必要的。冷战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金融监管成为全球性的课题，但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却长期缺失，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机构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应对全球性金融问题方面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正是由于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缺失，国际资本流动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国际资本的跨国投机行为日益猖獗，金融衍生品的发行与运转无拘无束，最终成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并使其迅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拓展并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实际上，正是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为全球政治的最优先议程之一。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实施有效和有力的全球金融监管已刻不容缓，而且，这样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必须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制定行之有效的多边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建立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与协调机制，无疑是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个重要制度改革问题。
　　4、发展中国家问题
　　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障碍，而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制度的不平等性则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正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因而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国际经济体系及其制度规则的不平等性更加突出。实际上，发达国家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与代价。鉴于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必将损害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和利益共享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发展中国家利益原则应是指导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并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新秩序为最终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危机的源头在美国，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实际上就是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重大缺陷，进一步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再次唤起了国际社会以及有关国家对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深入思考。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再度成为有关各方关注和角力的焦点。进而言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契机。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议程与现实意义
　　从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演进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内涵和追求目标；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原则及其阶段性成果也为寻求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与借鉴，并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而提出的全面的改革方案，并以联合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作为改革平台。实际上，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及由此引发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有利契机，进而全面开启了改革战后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历史进程。
　　1974年5月和12月，联合国大会分别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三份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就是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合作互利和共同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的就是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实现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体目标就是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平等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寻求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的努力，是体系内的变革。
　　在确立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目标之后，发展中国家随即同发达国家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议程展开了积极谈判，持续推动国际贸易(以普惠制及“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的确立为标志)、国际金融(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融资结构改革)、国际海洋(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和生效为标志)、国际环境保护(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确立为标志)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的阶段性进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改革亦构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透过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内涵及其阶段性进展不难看出，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纳入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其他机制变革的主张就成为南北关系互动的诸多方式之一”并“在南北关系中占据了突出地位”，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谈判及其阶段性成果亦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与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着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进程，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战后国际经济关系诸多领域的制度改革与规则发展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与理念，由此彰显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议程在战后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影响，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改革再次凸现；而且，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从根本上讲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长期追求的改革目标。就美元地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而言，尽管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没有直接涉及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问题，但反对美元霸权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应有之义，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贯主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彰显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元地位问题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亦成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方面，基于份额分配的加权投票权原则无疑是发达国家主导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制度基础，也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有关决策进程的制度根源。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首次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明确提出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其目的就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参与相关决策。由此可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就国际金融监管而言，鉴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国际金融动荡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目标。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纳入国际议程之际，消除汇率动荡以稳定国际金融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防止有关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成为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理念。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问题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问题，改革和发展亦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诸多领域的改革议程均致力于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推动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及相关的制度改革，本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制度改革议程的历史延续。
　　综上所述，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由此进一步彰显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理念在国际经济制度改革中的指导意义。首先，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改革方案顺应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均衡、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其次，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以联合国决议作为基础的，体现了国际社会就改革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所达成的全球共识；而且，国际经济新秩序倡议亦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参与国际关系并寻求制度改革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政策指导。第三，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改革问题(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等)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改革目标，因此，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了依据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原则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时代性和紧迫性，其中，通过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寻求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无疑是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简言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国际经济领域的改革目标就是充实并完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涵，以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改革的阶段性进展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二十国集团”机制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改革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召开为标志，国际社会在改革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方面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进一步彰显了改革与发展的原则理念。鉴于此，“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果无疑是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步骤。
　　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一次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在此期间，出席“华盛顿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强调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应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并以此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作为“华盛顿峰会”的谈判成果，“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共同确认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尤其是采取措施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机制。
　　由此可见，“华盛顿峰会”就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及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等重大国际经济问题达成了原则一致，从而给危机阴影下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一线曙光，同时彰显了“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并拉开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第二次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并就有关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首先，“伦敦峰会”确认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为1.1万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金将由2500亿美元增至7500亿美元。其次，“伦敦峰会”强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将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纳入监管的范围，为此，“伦敦峰会”决定建立以“二十国集团”为主干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第三，“伦敦峰会”决定加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增发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其分配应向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应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60亿美元的贷款，以缓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伦敦峰会”的成果更加具体。除决定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之外，“伦敦峰会”还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普遍增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由此进入了实质性运作和具体谈判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峰会”强调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明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及贷款应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因而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鉴于此，“伦敦峰会”无疑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大变革的起点，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由此获得了新的动力。
　　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并取得了新的改革成果。首先，“匹兹堡峰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明显提升。根据“匹兹堡峰会”的决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至少应增加3％；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至少应提高5％。尽管此种调整尚属微调，但这不仅意味着新兴国家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且开始触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结构及游戏规则，同时也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长期倡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决策机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次，“匹兹堡峰会”确认“二十国集团”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为此，“匹兹堡峰会”决定，“二十国集团”峰会将每年定期举行，由此开启了“二十国集团”机制化的进程，标志着承认发展中国家力量并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机制的诞生。至此，“匹兹堡峰会”正式确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具体改革目标，确认了“二十国集团”的国际定位与发展方向，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呼声。更为重要的是，“二十国集团”机制为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及其制度规则与组织结构、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性进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为落实“匹兹堡峰会”的有关决定，世界银行年会于2010年4月通过决议，对世界银行的份额分配作出调整，中国的份额从2.77％提高到4.42％，位居第三；美国的份额则从16.36％下调到15.85％，仍居第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份额从44.06％提高到47.19％。由此可见，世界银行新的份额分配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地位的上升；基于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原则，新的份额分配同时也是改革世界银行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步骤。至此，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关改革世界银行决策机制的努力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
　　2010年6月，“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此次峰会强调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改革，推动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以此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革。由此可见，“多伦多峰会”再次确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目标，从而有助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及其决策机制的改革进程，进而促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制度建设。
　　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此次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列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主题之一，同意发展问题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一个长期议题。由此可见，“首尔峰会”再次确认了发展问题的重要地位，再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特别关注，并将有助于推动发展导向的国际经济制度改革。
　　在“首尔峰会”举行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方案，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总额增至7550亿美元，并向新兴国家转移6％的份额。此项改革随即方案获得了“首尔峰会”的认可，并于2010年12月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投票通过。至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得到明显增强，因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性改革。由此可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综上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失衡以及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缺陷。在此背景下，囊括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机制应运而生，并为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因此，“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建立是朝着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改革迈出的关键性步骤。进而言之，“二十国集团”在南北关系中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秩序的建构。事实上，伴随着“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相继举行，“二十国集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寻求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扩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决策等方面，以“二十国集团”为主要平台的有关谈判均取得了积极成果。鉴于这些成果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理念与目标，因此，“二十国集团”机制的问世及其谈判成果无疑标志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制度建设在新的背景下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进展。同时应当看到，“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有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继续作出的努力；以包括“二十国集团”机制在内的改革方式寻求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仍然以阶段性进展作为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