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2016亚洲冠军赛程:《新中国剿匪实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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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剿匪实录》综述
余柏青
一
匪患是一个“毒瘤”，在中国早已存在。在古代，“绿林”一般是“土匪”一词的代称。《后汉书·刘元传》记载：“诸亡命藏于绿林中。”隋唐以后，一些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者，均称“绿林道”或“绿林好汉”。至清朝，凡涉及土匪问题的官方记载，多用“盗”、“贼”和“寇”等描述。清朝末期，伴随着白莲教的出现，一个新字“匪”便应运而生。随着清朝越来越注重其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匪”字的使用日益广泛，常常合成为“盗匪”、“匪徒”和“土匪”。清末民初，人口急剧增加，加之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些以打家劫舍为特点的强盗就被称之为“土匪”。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
辛亥革命光复前后，中国政坛出现震荡。从
民国时期土匪活动达到高峰，尤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祸横起，各级政府疏于对天灾的预防，水旱灾害也给农民造成极大痛苦，导致大批民军投奔“绿林”。湘赣边、赣粤边、湘粤赣边绿林、刀客、大盗蜂起，井冈山成“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 ，“湘西湘南以连年兵灾，农民从半入伍为兵，或竟流而为匪”。据当时报刊记载：1913年5月，河南大旱，“灾民流而为匪，成群结队，四出抢劫”。1914年，四川“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 1918年，山东遣散民军数万，自流为匪，“藉以苟延其生命”。湖北“荆襄独立，所有散兵，皆多化为土匪”。
民国土匪以其人数多、影响大、分布广、组织程度严密和武装水准高，成为民国一种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对其颇有研究的英国学者
抗日战争时期，土匪勾结官府、军、警，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警匪一家。这种的腐败现象在鄱阳湖区较为突出。江西未沦陷地区征兵、征粮任务重，贪官污吏大发国难财，致使部分地区百姓不堪重负，江苏、浙江、上海的大批涌入江西的难民被迫铤而走险，成为土匪的重要来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日伪残余组成的土匪武装横行东北，如嫩江地区的尚其悦、国民党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军长谢文东、黑龙江惯匪头子李华堂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匪患相当严重，土匪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严重威胁着新生的政权。土匪主要是由国民党败退前后有计划潜留、遗漏的匪特武装，被打散后流窜为匪的国民党正规军残部，遗留于各地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及其他反动地主武装，被国民党收编加委的各类历史惯匪和职业性土匪，聚众进行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起义投诚改编后又反叛的原国民党武装，如云南玉溪的王耀云等，由潜伏匪特组建的各类反革命地下军等匪徒组成。
解放前后的士匪按其性质和组织成份，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治土匪”。这部分多数是国民党败退时有计划留下来的正规军，或逃不脱的残余匪军，如广东的“反共自卫救国军”、闽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浙江的“国防部第三纵队”、云南的“中国革命军滇西纵队”等。少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从台湾、海南派遣回来的“匪特骨干”，如宁夏所谓“贺兰山剿共总部”。其二是“封建土匪”。这部分主要是封建恶霸、地方实力派和失意政客组成的地方反动武装，如湘西古丈县长张平等。其三是“经济土匪”。这部分主要由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及部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无法赖以生存被迫为寇的贫民，专以抢劫掳掠谋生。其四是“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如宁夏的哥老会、一贯道，四川的中和道、川儿教等。这些土匪的共同点是：仇视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都是反动的。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挤。在国民党特务封官加爵的许诺及重金收买下，不少封建土匪、职业土匪及会道门反动分子沦为政治土匪，成为带有政治性的反革命武装。
解放前后的士匪按其活动地域大体上可分四种情况：一是山匪。土匪盘踞山林，占山为王，如滇川康三省交界之地、福建的闽山、湖南的湘西山区，成为土匪的渊薮之地。因为在这些省与省或县与县交界地区，又拥有群山或森林的保护，解放军势力较弱，土匪活动较为方便。二是湖匪。土匪在内地水路、湖泊和港湾，任何河流汇聚或分叉的区域啸聚党羽，如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区域就为土匪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巢穴。三是海匪。土匪利用沿海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安营扎寨，因为这样的地形进可攻，退可守，靠抢劫生活通常要比靠捕鱼糊口更容易，如福建、浙江的海匪。四是国界线上的土匪。土匪在国界线上的活动也很活跃，有时候还能煽动一个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反对另一个政府。如云南省金平县的土匪在解放初曾与侵略越南的法军和保大傀儡军相勾结，他们扶植从我国境内逃窜出去的刁家柱匪部，不断袭击破坏云南猛拉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后，正当我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之时，土匪不甘心失败，与各地的反动势力相勾结，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匪患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为：
其一，宣传反动口号，妖言惑众，蛊惑人心。云南易门县的土匪，组建“抗粮队”、“抗粮委员会”等反动机构，并制造谣言，“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李弥的部队占领保山了”，并扬言不参加“滇西纵队”的人要“全家杀光”。云南哀牢山的土匪欺骗和威胁群众说：“征粮是整穷富人，饿死穷人”；“大军是山中的流水，老百姓是石头。水流走了，跑不了石头。谁为共产党办事，杀绝满门”。宁北的匪徒郭永胜公开叫叫嚣，“土耳其是个回教国家，已经参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
其二，攻打我新生的县、区、乡人民政府，袭击分散驻守的武装部队。如云南猛拉地区的刁家柱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占领金平县的四个区政府和县城周围的山梁子，围困县城达两个月之久，使全城军民陷入没有日用品、没有药品、没有盐吃的困难境地。重庆綦江县郭扶乡政府两次被谭济舟等匪徒攻击。
其三，抢劫公粮、破坏交通、烧毁村庄、奸辱妇女，杀害我干部群众。如云南的“中国革命军滇西纵队”裹胁群众8000余人，攻打和占领易门县城，残杀地方群众和干部80余人；新平县被暴乱土匪攻陷后，土匪将抓捕的干部剖腹挖心，吊烤人油，手段极其残忍。
土匪所患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这些血的教训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同时也给全国人民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即被推翻的蒋家王朝的残余势力、残渣余孽，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时刻在伺机反扑，卷土重来。
二
匪患不除，国无宁日。
解放初期，东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日伪残余、地主武装、国民党势力。在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潜伏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地主恶霸和职业惯匪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企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的反动势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镇反除霸、宣传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对国民党军残余、特务、土匪及其它反动武装展开清剿斗争。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分军事进剿、分兵驻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等三个剿匪阶段，采取了进剿股匪、清剿散匪，捕捉匪首，平息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暴乱，聚歼潜入的武装匪特等剿匪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国内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
东北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是在我党没有取得绝对政权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区域进行的。东北的北满和西满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等进入东北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利用合法接收机关到处加委伪满洲军及惯匪，因此东北土匪得到普遍发展。我党进入东北后，就依照党中央、东北局1946年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指示》，依靠老部队和一部分新部队进行了剿匪斗争。东北各地紧密结合反奸清洗、扩兵建军、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剿匪工作，他们处决“滚地雷”匪首王成堂、“占海”匪队匪首张万选, 破获了多起叛匪妄图攻打县委的阴谋暴动案件，将东北境内的大股土匪歼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民携手擒凶顽。从1946年到1948年，历时3年的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加强了新生的县民主政权。保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在华北解放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华北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其中以绥远地区为最多，尤其骑匪危害极大。大股土匪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活动；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和安阳地区也较多。他们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面对这严峻的形势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华北解放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采取运动作战方式，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开进剿。至1951年9月，土匪、特务基本被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
在西北解放区，匪患主要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骨干分子，纠集散兵游勇、惯匪等，组织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土匪武装。甘肃境内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于临夏、河西走廊、陇东、平凉等地；青海境内有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活动于西宁西北、贵德东北等地；陕西境内有土匪40余股，主要分布在武功、安康和川陕边等地；宁夏之敌在该地解放前自行溃散，马绍武等股匪藏匿在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给宁夏剿匪带来相当大的难度。继马绍武之后对新生人民政权威胁最大的惯匪是张海禄。他懂军事，会指挥，充分利用地形熟，匪源足的条件，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与解放军进行周旋。新疆有乌斯满、尧乐博斯等股匪，主要活动于伊宁、库尔勒和青新边等地区。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破坏民族团结。
为根除匪患，1949年11月至1953年7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另1个旅3个团的兵力进行在陕、甘、宁、青、新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歼灭了陕西王凌云、甘肃马英贵、青海马成贤、宁夏马绍武、新疆乌斯满等股匪，歼灭土匪数千人，沉重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
此后，西北军区针对主力部队转入生产后，被击溃的土匪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利用宗教、民族问题煽动暴乱等新情况，西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各剿匪部队实行分片包干，协同作战，要求彻底肃清西北地区残匪。1953年上半年，西北军区调集126个连1.9万多人，围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匪部，全歼马匪1600多人。到1953年7月，西北地区大规模剿匪作战结束，股匪和残余散匪基本肃清。在三年多的剿匪作战中，西北军区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9.09万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
在华东解放区，据1949年7月统计全区陆上有土匪700余股、11.3万多人，沿海岛屿的海匪也有万余人。匪情又有所发展尤以浙江、福建最为严重。为消除匪患，1949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华东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
1949年8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颁布剿匪作战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华东大陆地区秋季剿匪作战。从8月下旬起，各剿匪部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的战术，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举歼灭了活动于闽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浙江的“国防部第三纵队”、苏南、皖北的“苏皖军区第三纵队”等重要股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土匪活动再度沉渣泛起。针对土匪活动的新动向，华东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匪患严重的福建、浙江进行剿匪作战。各剿匪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先富饶地区及交通线附近地区的土匪，然后再消灭边远地区的土匪。11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宣布驻闽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进行剿匪命令后，福建境内的剿匪部队更是如虎添翼。他们先后歼灭了“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30多股土匪。到1951年6月，华东地区进剿任务基本完成，共歼灭土匪11.45万多人。
从1951年6月起，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肃清了陆上残匪，平息了匪患。在清剿陆上土匪的同时，华东军区沿海边防部队、海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还展开了清剿海匪的斗争。1951年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单独进行剿匪海战56次，歼灭海匪数百人，击沉、击伤、俘获艇船52艘。与此同时，华东军区陆、海军部队先后进剿嵊泗列岛、崎岖群岛以及洞头、南田等岛屿，解放被海匪盘据的岛屿50多个。至1953年底，华东地区剿匪作战取得全面胜利，共歼灭土匪24.6万余人，其中海匪7800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1.2万余支(挺)。
在中南解放区，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中南六省后，其残余武装分散退入山区，流窜为匪。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留置大批潜藏特务，收编各地惯匪、地主流氓武装，纠合封建会道门势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边、赣东北、赣南、湘西、湘南、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桂东南、桂西等广大地区和边缘地带。广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退广西老巢，企图死守广西。广西解放后，他们在蒋介石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逼民为匪。据不完全统计，成股的匪特武装多达l00多万人。这些反动武装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不断制造暴乱，破坏交通、纵火投毒，行凶抢劫，严重威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广大群众深受其害。
为清除匪患，安定民生，1949年4月至195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调集野战部队46个师，地方武装7个师、3个旅、82个独立团，运用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分片包干，限期完成的战略，在豫、鄂、赣、湘、桂、粤、桂六省区对国民党残余及国民党组织的匪特武装进行清剿作战。
湖南军区对湘西、常德太浮山区、邵阳龙山等几个重点区内的股匪展开进剿，广东军区对盘踞于北江、珠江三角洲、南路及沿海岛屿上的股匪实施围剿，广西军区对桂南地区的匪特进驻围剿，共歼敌
在西南解放区，匪患最为活跃。土匪们凭借险山恶水，野岭荒坡，拦劫军车，抢夺钱财，杀人越货，危害四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妄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因此不但大批参加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而且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据材料统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余人，川南区约有2万人，在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活动也异常频繁。西南才刚刚解放，人民只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现在又出现如此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严重影响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针对四川等地剿匪斗争初期不利，党内部分同志对匪患发生的原因、政治性质及剿匪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主要领导及时对干部战士的思想进行了调整。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号召全体指战员将剿匪斗争作为“第二次淮海战役”来打。云南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又是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基本未予触动，土匪武装、地霸武装及土司武装、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散兵游勇等拥有大量制式武器，因此匪情也特别严重。
各地的剿匪委员会按照上级部暑，分集中围剿、分区驻剿、会剿清剿三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部队实行包干制，对一定的地区负责包剿，形成了党政军民轰轰烈烈的剿匪局面。由于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众人合围土匪的局面，土匪就无处藏身。涪陵、南川、巴县运用铁壁合围战术，基本达到了剿一块化一块的目的。
美国出兵朝鲜并占据我国领土台湾后，麇集各边界地区的股匪人数也骤然增加，匪徒趁机向外窜扰，进行抢劫破坏。西南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与湖北恩施军区、湖南湘西军区、广西宜山、百色军分区及陕西陕南军区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边界大会剿，会剿部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彻底歼灭了流窜在各边界地区的股匪。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已歼匪116万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
经过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三
剿匪战争的彻底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复辟的阴谋，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大批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培养了干部，壮大了干部队伍，为以后的镇反运动、土改工作作了干部上的准备。同时动员了群众，提高了群众觉悟，组织了人民武装，为减租退押、镇反、土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50年匪患的时暂平息，还保障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剿匪斗争的胜利，是“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管齐下的胜利。毋庸讳言，军事打击是前提，发动群众是基础，掌握政策是关键。
首先，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广大解放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基本前提。
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对剿匪的艰巨性、长期性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麻痹轻敌，因此在剿匪斗争初期造成解放军战士的较多的伤亡。如
掌握匪情的基本特点后，树立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观念，确定“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用兵原则，解放军指战员制定“先腹地，后边沿”，分片包干，主动协同的作战部署，象秋风扫落叶般地追歼残匪特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子弟兵在连续作战、缺粮、断水，陷入土匪重围及其恶劣的气候、复杂的敌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荣荣雄气概，以顽强的战斗意志，排除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任务。139师416团8连在追剿徐汉章残部时，他们出湖南，进贵州，入四川，历时一个月的长途追击，穿越湘、黔、川、鄂四省边境1500多里，毙捕土匪200余名，活捉李文治等匪首，被誉为“长追千里连”。
其次，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剿匪的热情支持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的剿匪，基本上是先有政治上的胜利，而后才有军事上的成功。这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党坚决依靠群众进行剿匪斗争，把匪徒、特务推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针对土匪的反动宣传，连队组成小分队深入到各村寨张贴“土匪不消灭，决不收兵”的标语，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感染群众，加深群众对我军本质的认识。湖北剿匪部队在王树声司令员的领导下，研究大别山的民情风俗，努力开展群众工作。为了争取群众，部队普遍开展助民劳动和“三不走”活动，即水缸不满不走、地不扫净不走、门板不上不走。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部队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开展政治攻势的措施，要求分片驻剿连队都要在当地成立剿匪委员会，组织党、政、军、民的力量，实行一元化领导，吸收教师、开明绅士及头人参加，设立清剿队、政工队、自新登记处等机构，大力开展争取土匪自新的工作。川北潼南县剿匪委员会中的民主人士动员太和乡的18名绅士召开家族座谈会，要求各姓氏中的匪首投案自首，不投案就写出姓名交政府逮捕。川东永川县剿匪委员会中的两位民主人士随部队到九龙去，争取了匪支队长率匪部260人投诚自新。再如广西瑶山会剿部队和地方工作队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霸、反特和收枪活动，摧毁了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等顽固匪首被围困，最终冻饿而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贵州女匪首程莲珍被毛泽东特赦后，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泽东的救命之恩。她三番五次地钻进匪徒藏匿的山洞里，面对面劝降，一个月时间里有22名匪首、匪徒向人民政府投诚。对于那些负隅顽抗的土匪，她就带部队进山搜剿，将顽匪一一击毙。
历史事实表明，剿匪政策的精神作用是极为英明的：自动放下武器的湘西土匪，转变成为湘西农民；重新拿起武器的湘西农民，又转变成为志愿军战士。志愿军赴朝作战时， 10000余名出身好，罪行轻，并有悔过表现的土匪，有的直接补入部队，有的参加担架队和运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大多都有很好的表现，屡立战功。在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就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土匪” 。转自81.
最后，在剿匪斗争过程中，党的正确政策是取得剿匪彻底胜利的基本保障。
各部队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纪律，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广泛开展为人民做好事运动，赢得各族人民的拥护、爱戴和支持。
在对匪战俘和投诚者的政策上，正确树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新观念，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及时镇压，以利于发动群众。至于一般附匪的匪众，可以先教育后释放，给其生产、生活条件，号召其利用宗族、亲属关系做瓦解匪伙工作。同时清剿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给伤病匪治伤治病，充分发挥政策攻心的威力，动摇瓦解匪部，自新登记者日益增多。
在群众工作上，必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做好事要根据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不能触犯少数民族忌讳；对民族上层，不能因其有剥削行为而当作敌人看待，不能因其一时有附匪行为而当匪首处理。当时新疆的匪患主要是一些封建牧主、部落头人。他们胁迫许多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利用宗教作为掩护,从事反动活动。人民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根据新疆匪患的特点,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区分对象，孤立分化敌人，取得新疆人民的信任，使剿匪得以顺利进行。
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的核心是肃清反动势力，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剿匪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与国民党妄图复辟、夺回已丧失的政权而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再次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放初期剿匪斗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反攻大陆的迷梦，使全国一道顺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剿匪实录》通过综述、历史文献、回忆资料、专题文章、档案资料等，对新中国在解放初期剿匪斗争各个方面进行记述，旨在缅怀先烈，激励今人，教育后代，承先启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密切联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优良传统作风和斗争精神，完成先烈们的未尽事业。这便是全国政协编辑这本书并将它奉献给大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