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矫正长短腿:创造中国历史（之四）：为什么中国思想家“死绝了”

创造中国历史（之四）：为什么中国思想家“死绝了”

——不“走极端”，就没有“思想家”

——中国的“思想家”早就“绝种”了

——因为自从“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的“中庸”即成为了灭绝中国思想家的历史之“牢”

——中国人全都彻底地杜绝了“绝对精神”

——中国人视“走极端”、“偏激”、“质疑天命、大人、圣人”等等为“死亡”的“禁区”

——这实际上就是绝对地杜绝一切的“绝对”精神

——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

——彻底地丧失了“走极端”、“偏激”、“质疑天命、大人、圣人”的绝对精神的勇气

——即是彻底地消灭了中国思想家的最根本的原因

——简言之，不“走极端”，就不可能会有“思想家”

——正是因此，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思想家

——为什么？

——请大家来听我说

                                 黎 鸣

经常在我的博客文章的后面可以看到人们的对于我的如下的批评：

“一个研究哲学的人竟然会是如此地走极端。”；

“黎鸣你太偏激了，怎么能够把中国所有的问题，全都集中地归罪于孔丘和他的儒家一家呢？”；

“思想家还走极端，你能够是思想家吗？”

…………

姑且暂时不说我是不是走极端，或是否思想家，我今天却要谈谈，究竟人类应不应该“走极端”，或者说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必须“走极端”，而在哪些方面确实不能够走极端。

首先我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们的是，绝对地反对一切的“走极端”，正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始终产生不了自己的思想家，产生不了自己的哲学家，产生不了自己的科学家，并从而始终都聪明不起来的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最最关键的原因，恰恰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传统的学说和教育，其中尤其关键的是，不问任何外部和内部，先验（超验）和经验等等种种不同处境的差别，而一味地要求中国人永远都把“中庸”视为自己终生不变的处世、处人和处事的态度和方法。

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生就只做三类事情：说话，行事，思考。一般来说，说话与最后形成理论相关联，人类的一切理论都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或者以书面说话，也即写作的方式最后形成的；而行事，一般来说，通常都与当下的身体，包括四肢的实践活动相关，而且这种身体或四肢的实践活动，通常都会“立即”形成效果，也就是说，会立即显示出行为的或好或坏的结果；而思考，一般来说，通常都会是行事之后的反思，或对于行事之前以及之后的未来效果的预测。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理论的构成往往是先验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反思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测则往往是超验的设想的结果；只有当下的行为，人们往往来不及思考，通常都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多方面偶然性的“巧遇”，这种“巧遇”有时是有利的，有时是不利的，通常人们都来不及思考，而往往只能诉诸经验。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通常都会发生如上所述的先验、经验和超验的三个领域。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讨论在这三个不同的领域之中人们进行思考的不同的情境。

在先验的领域，人们的思维更多地必须依靠抽象的概念，而诸多抽象的概念之间所形成的或许有规律的关系，即可能逐步地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理论”；而在超验的领域，人们的思维更多地可能必须依靠假定的设象的观念，诸多设象的观念之间可能形成的某种人们期望的关系，有可能会形成人们的某种“理想”的境界；只有在实践经验的领域，人们的思考总是会发生诸多难以预料的“矛盾”，并从而形成许多彼此相对的范畴，例如长短、高下、好坏等等。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凡是与实践经验相关的事物的思考，人们通常都不能不保持某种“中庸”的或留有余地的态势，这样一来，才不至于引起发生始不及料的不利的后果，或甚至可能发生不及预料的灾难；然而在先验的领域，仍旧采取“中庸”的态度，就肯定地行不通了，人们往往会发现，凡是所谓的“理论”，几乎都会具有某种趋于“惟一性”的“走极端”的“偏向”，而如果想要不“走极端”，以及无任何“偏向”，则反倒是不可能形成任何的“理论”了；同样，在超验的领域，依然不可能采取“中庸”的态度，人们往往始终都会把某种比较好或甚至最好的发展方向当作是未来的“理想”，而绝对不会把显然不利的甚至“矛盾”的前景当作“理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便立即可以看到，“不走极端”、“无偏向”、“中庸”，通常在实践经验的生活的领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便容易“莽撞”行事，发生未及预料的坏的后果。但是，在先验的理论抽象的领域，以及在超验的理想设象的领域，如果还仍旧坚持“不走极端”、“无偏向”、“中庸”的态度，结果就将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以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以及任何真正有实践价值的理想，而没有前瞻性的理论和没有真正有实践价值的理想，其实就是丧失了精神的追求——真的追求和美的追求，而丧失了真的追求和美的追求，善，也就同样无所追求。如此无所追求的人们，最终就只能是十足的庸人。

仅仅如上面一般地进行语言的描述，可能大家根本就难以理解。下面，我们不妨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进行说明。

说到先验的理论，其中必然会包括某些最基本的“真理”，而真理的表述，实际上全都是以“走极端”的也即“绝对”的形式进行描述的。

例如大家熟知的物理科学之中的“物质守恒、能量守恒、质能守恒”的“真理”，其实就是以明显地“走极端”的形式进行表述的。大家一定清楚，在现实的经验的生活之中，事实上物质和能量是明显地不守恒的，说它们守恒，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粹走极端的“猜测”、“假说”。对于完全只信守经验观察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非常“走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看到，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却正是这些非常“走极端”的“猜测”和“假说”，它们恰恰是奠定了全部物理学基础的最根本性的“真理”。如果否定了“质量守恒、能量守恒，以及质能守恒”，那就将等于完全否定了全部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很显然，如果“质量守恒、能量守恒、质能守恒”不能成立，那么，所有物理学之中的最基本的“公式”，就将全都要被推翻。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正是说明，如果不允许“走极端”，那么就将绝对不可能形成全部自然科学的“真理”的基础么？如果形成不了所有的“自然科学”的“真理”的基础，那么又怎么能够产生人类的有关自然科学的思想家呢？当然不可能。所以很显然，如果不“走极端”，便不可能会产生真正自然科学的“思想家”。

我们再来举关于人类的社会科学的例子。人类的社会科学的最关键最基础的“真理”是什么呢？不正就是“人人平等”的“假说”么？这个“假说”不也正就是一个完全“走极端”形式的语言的表达么？可是，如果这个“人人平等”的“假说”不被人类公认为社会科学的“真理”的话，那么人类将如何可能形成建立人类国家的社会的“宪法”的基础呢？而如果人类公认“人人平等”是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最关键最基础的“真理”，那么实际上不正就是承认某种“走极端”的抽象思维的“假说”是正确的么？而非常显然，如果不“走极端”，或不允许“走极端”，能够形成“人人平等”的观念吗？更能够形成“人人平等”的概念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抽象”的思维？所谓“抽象”的思维，恰恰正就指的是某种“走极端”的“绝对化”的甚至“惟一化”的思维。很显然，如果“人人平等”确实是人类社会科学的“真理”的话，那么这个“真理”不正就是“走极端”的抽象思维的产物吗？所以同样很显然，不“走极端”，或不允许“走极端”，便不可能会有社会科学的“真理”，也就不可能会有社会科学的“思想家”。

最后，我们再来举人类的心灵科学或思维科学的例子。人类的思维科学的最关键最基础的“真理”是什么呢？不正就是“逻辑”的真理吗？迄今为止人类关于逻辑的科学，其实质即是人类思维的科学。现在大家在学校里所学习的关于“形式逻辑”的知识，其中最关键最基础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关于“０”和“１”的存在性的真理，是关于“与”、“或”、“非”之间关系运算的规律性的“真理”，是关于三段论的进行逻辑推理的“真理”，等等。这些“真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不正是同样“走极端”、“绝对化”的抽象思维的产物么？例如“０”表示无，“１”表示有，这里的“无”和“有”是怎么可能形成的呢？在人类的经验的现实的生活之中，真能遇上具有如此绝对性的“无”和“有”吗？又例如数学之中的《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体”等等，它们不同样也是人类通过“走极端”的、“绝对化”的抽象的思维才最后形成的“概念”么？正是因此，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如果不“走极端”，或不允许“走极端”，那么也同样是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人类心灵科学或思维科学的“思想家”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举出更具体的个人的例子。在２０世纪的世界上最具盛名的三位杰出的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分别代表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灵（精神）科学的“顶尖水平”的三位科学思想家，如果他们的思维不“走极端”，或不允许“走极端”，不具备“绝对精神”的“偏激”的追求，或不允许具备“绝对精神”的“偏激”的追求，那么他们还可能成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灵（精神）科学家吗？

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的伟大的科学成就首先来自他的“狭义相对论”的成功，而“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即是宇宙速度的最高极限，也即光速的极限是不变的，甚至无论“光源”的速度如何，也绝对改变不了最终光速的最大极限值，这个极限值就是光在真空中的每秒三十万公里。正是在这种假定的“走极端”的抽象思维的情形之下，爱因斯坦通过最一般的数学的演算，即得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全部科学的结论。此外在他更进一步推广出“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之中，也同样以“走极端”的抽象思维的形式，认定“光线的弯曲”其实质也即是宇宙自身引力空间的弯曲。很显然，如果没有这种“走极端”的抽象思维，爱因斯坦将绝对不可能获得他的所有关于“相对论”的物理科学的伟大的成就。诚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言，他最喜欢假设自己就是“上帝”，如果“我”是上帝，“我”将如何安排光的速度呢？而“上帝”的思维显然将会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想象的纯粹“走极端”的“绝对性”的思维。

同样大家知道，马克思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是他的对于人性的阶级性差别的无限夸大的思考，正是因此，他认为人类一切的社会文明历史进化的动力，全都只能是来自人类的“阶级性”的社会物质性的动力，而基本上与人类的精神性的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物质性与精神性，物质性永远是第一的，这正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上述的带有极大“偏向性”的“走极端”的社会观点，使得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残酷的物质（肉体）性的阶级斗争，也即阶级暴力的革命，才可能真实地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进步，而阶级斗争也正是消灭阶级自身并从而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惟一的途径。大家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是何等地“走极端”，如果马克思不“走极端”，还能够具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运动的巨大的世界影响吗？很显然，如果没有“走极端”的思维，就将绝对产生不了马克思以及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的世界历史的潮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错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这种错误正就是出现在他的对于人类的“阶级性”的过份极端的认定，其实，在今天看来，人类的共性要远比人类的阶级性更重要，而恰恰正是因为马克思对于人类的“阶级性”的过份地夸大，从而使得他的理论严重地偏离了人类的现实。如此错误的理论必然给社会实践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例子。弗洛伊德的最重要的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一些概念是什么呢？首先是“潜意识”，而其中又尤其是人们的关于“性”的潜意识，再就是他认为人们的“精神疾病”多半都来自儿童时期的关于“性”的意识的曾经发生过重大伤害的扭曲，为此他更进一步地提出了男孩的“恋母”情节和女孩的“恋父”情节。他推论，正是来自儿童时期的某些受到过伤害的扭曲的潜在的回忆，即所谓的“潜意识”，严重地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的精神意识的成长发育，从而才导致了“精神疾病”的发生。这种精神疾病尤其可能发生在人们的青春发育的时期，其中又特别可能是女孩。弗洛伊德为此而创立了某种为人们治愈“精神疾病”的所谓“精神分析法”，这种“方法”借助于语言的暗示、启迪，以促使唤起人们自己的朦胧的“潜意识”，并在“催眠”的情境之中通过自己的语言把它们说出来的方式，从而把郁积在自己身心深处的有害的潜意识能量释放出来，以此而达到医疗人们精神创伤的效果。弗洛伊德甚至索性“走极端”地认为，人类的所谓精神方面的“动力”，实质上就是每一个人的“性动力”，他还命名其为“里比多”。一切人类的方方面面的精神力量的成功，其实质都是这种所谓“里比多”的能量转化的成功。很显然可见，如果不“走极端”，或不允许“走极端”，弗洛伊德他可能成为杰出的“精神分析学”的创始者吗？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先验领域”的必须“走极端”的例子之外，实际上在关于“超验领域”也同样。例如爱因斯坦的关于物理科学的数学形式的“美”的理想，他的追求各种“力”的统一的理想；例如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又例如弗洛伊德的关于人类的精神动力的“里比多”的理想，事实上也同样地都显示出了“走极端”的思维的“偏向”。所以总之，通过上述的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心灵科学的例子，尤其２０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犹太科学思想家的例子，我们全都可以明确地看到，如果在“先验抽象”的领域，以及在“超验设象”的领域，全都不允许“走极端”，不允许“偏激”，不允许考虑“绝对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将显然地看到，产生人类“思想家”的一切的可能性也就将会绝对地消失。一个最明确的结论即是：上述的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而更扩大的结论就非常令中国人悲哀了：一切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心灵科学家，也将同样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事实上如何呢？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实际上不正是如此么？其实，何止是思想家，即使最通常的技术发明家、艺术创造家，也同样不可能产生在中国。例如刚刚不久前逝世的美国的“乔布斯”，以及更早的“爱迪生”，还有许多其他真正驰名世界的技术发明家、艺术创造家，他们能够在中国产生吗？根本就不可能。长期以来的中国，基本上就是上述种种“家”们的“不毛之地”。

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中国人为什么产生不了真正人类的“思想家”呢？问题的关键，不正就是因为，所有的中国人全都只能按照孔丘及其儒家的教导，永远都把“中庸”二字当作了自己终生一切方面的“教诫”，所有的中国人，永远都不敢具有“走极端”的思维和言论，永远都不敢怀疑“天命、大人、圣人”的历史性的“伟大”和“正确”，如此一来，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事实上真正的“思想家”早就“死绝了”。中国的“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乃至中国的“乔布斯”早就全都“死绝了”。诚如我过去的文章之中所谈到的，中国是一个灭绝一切“天才”的国度。

情况还更糟糕的是，在“先验领域”和“超验领域”永远都不会“走极端”的中国人，偏偏在最关键的以及最紧急时期的实践的“经验领域”，却反而是无不都只能“走极端”。如此实践的“经验领域”的“走极端”的最明显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最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就是最残酷冷血地杀人和自杀。言论和思想上不懂得“走极端”的中国人，偏偏在行为上“走”了“极端”，走了“杀人”和“自杀”的最悲惨的“极端”。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全都会因为臣民言论的“忤逆”而轻易地杀人，而且不止是杀人，更是“灭族”，灭人的“五族”，甚至臣民们在家里说过的写过的“私下”的“心里话”，也被当作了“杀人”、“灭族”的理由。至于走投无路的中国老百姓，除了“揭竿而起”，除了“拼命”之外，也同样是丧失了伸张正义的任何一切的可能的办法和能力。

总之在中国，想要改变命运，惟一的办法就只有“杀人”，或“被杀”，这也就是中国人理解的所谓的“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并不必就是“杀人”或“被杀”，比“杀人”和“被杀”的更好的“革命”的办法，正就是老子的“道”、“宝”和“德”（得）的办法，正就是在先验的领域实行言论自由，在超验的领域实行思想自由，而在经验的领域，则实行严格的宪法法治之下的人人自主。尽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把憋在心灵深处的“念头”，全都只用自己的“嘴巴”和“头脑”自由地、“走极端”地、“偏激”地和平地说出来，和平地想出来，而绝对地不允许在“行为”上“害”出来，更不允许在“行为”上“杀”出来。这才是人类真正文明的（老子的）历史之“道”、历史之“德”和历史之“宝”。

可是在中国，我请我亲爱的同胞们冷静地通观一下中国过去的历史，究竟哪一次的重大“政治”的变革，不是通过“杀人”的方式去实现的呢？中国人有过“和平”的“理性”的“政治演变”的时候么？孔丘及其儒家一味地要求中国人必须遵行的“中庸之道”，恰恰既扼杀了中国人的言论的自由，扼杀了中国的思想的自由，也同时扼杀了中国人的行为的遵行“法治”的自主，从而使得中国的历史，只能充满了动物“人治”的“历史之道”。孔丘为了“文饰”中国人的残暴的动物“人治”的“历史之道”，他只能完全违背历史的规律而杜撰了一个个关于尧、舜、禹“禅让”权力的历史故事，并空洞地给予了高度的赞誉。然而，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同血统、不同家族，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政治权力变迁的真实么？孔丘为什么要造谣和杜撰这种古代“禅让”的故事呢？他具有任何的真实历史的根据吗？根本就没有啊。即使猴群的猴王的变更，也都是通过暴力的竞争实现的。为什么？因为猴子们根本就没有关于“先验”、“超验”、“经验”的分辨能力啊。然而中国人，由于孔丘及其儒家的缘故，也同样丧失了“先验”的、“超验”的、和“经验”的分辨能力。可是，上述孔丘的那种对于经验“行为”领域的不“走极端”的“中庸”的历史故事的编造，能够遮掩得了两千多年来真正血淋淋的中国政治变迁的无文明的历史么？

我可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只有“先验领域”和“超验领域”的绝对自由的“走极端”，才能够真正有希望完全避免“经验领域”的“杀人”和“被杀”的非常邪恶的“走极端”。为什么？因为人类全都真正变得聪明起来了。只有愚昧的中国统治者，才会无限地坚持禁止中国人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的人类最基本的“走极端”的精神的“权利”。

我为什么要诅咒孔丘？我为什么要诅咒儒家？我为什么要赞美老子？我亲爱的同胞们啦，你们应该看到我的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最根本的关键中的关键了。（2012110.）

本文作者：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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