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多久可以学会:崇明堡镇和平解放的内幕

崇明堡镇和平解放的内幕

李志圣

 在闻名中外的平津战役中，人们通过电影、电视等有关资料了解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通过充分的较量，拥有人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队,终于同我军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议，使北京完璧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是，对于上海崇明岛上的堡镇 ，当时驻扎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师，被我军的一个团重重包围后，竟未放一枪一炮，“意外”地实现了和平解放。这里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1949年初，苏中分区公安局派中共党员黄斌到崇明一区、二区开展工作。同年4月的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党员黎平，奉命到刚解放不久的南通市的中共江南工委汇报工作后，又步行二、三百里在江苏启东，乘坐专为运送地下工作人员的“交通船”，以捕渔为掩护，躲过了江面上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在崇明岛南岸的向化镇和汲浜镇之间涉水上岸。黎平回到崇明后，在向各支部传达了上级关于“组织力量、做好工作，配合渡江、解放崇明”的指示精神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上。

崇明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为驳斥国民党报的歪曲报导，宣传我军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战果，同时介绍我军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的有关政策。大椿党支部（在现竖新镇的原大新乡范围），对敌发动宣传攻势，由该支部的严克勤在家里秘密收听和纪录了解放区陕北电台播出的新闻内容，由地下党员毛文德在北堡镇胡源泰粮行小搁楼上刻印传单，交地下党员宋金堂在附近散发和远距离投寄，在精神上动摇敌军军心。

敌军在崇明岛北沿筑有碉堡群.，作为阻挡我军登陆的屏障。为配合解放崇明，拔掉这些“钉子”，4月中旬一个夜上，大椿党支部组织部分党员，发动当地群众40余人，分成东西两组，苦战一夜成功地拆毁敌人40多座碉堡。

1949年4月，倪家河沿突然进驻敌江苏省保安队一个营，对我地下党的工作联络中心形成包围。地下党员华岱是医生，他利用居住条件的方便与敌营长“交朋友”，当时该营很多士兵患痢疾，文书也患急性肠炎，华岱不要报酬把该营士兵治好了病，使他们深为感激，大椿党支部负责人周士良代表组织在华岱宿舍同敌营长杨德章进行了谈判，周士良耐心介绍了解放战争战场上的大好形势后，使杨认清了投向人民是前途光明，表示愿意起义。由于当时崇明周边还没有解放，地下党对起义部队人员进行了妥善的安置，把枪支进行了集中管理，把收缴的一台军用电话机同堡镇电话局接通，与话务员商定用连续响三响的暗号，可以直接与敌军政各方面进行通话进行宣传。

为搜集枪支壮大我地下武装的力量。堡镇地下党员胡启源从民本中学处沈渭川获悉，保安队藏在民本中学内有三百支步枪，仅有四个士兵看管。5月4日夜间10点多钟，地下党乘敌军不备，组织40多人 在竖河小学集中，袖口佩带白布为记号，未放一枪在民本中学缴获了保安队存放在那里的300支步枪，顺利完成了任务。

崇明的地下党组织认真贯彻了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指示，为崇明的解放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5月中旬，由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兼任军长的国民党暂一军，在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后溃逃到崇明。该军下辖第九、第十、第十一3个师（共9个团），随带几艘炮艇和一艘被我军大炮打了个大洞的军舰“长江”号，退至崇明岛东部的堡镇进行稍时喘息。当时我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克江南的一个个县城，逼近上海，蒋军已无可奈何花落去。

丁治磐，1893年生，初名介石，字石安、似庵，江苏东海县人，1912年考入江苏讲武堂，为步科一期，后相继在江苏陆军军官正班第一期、陆军大学第12期进修毕业。曾先后任师参谋长和师长等职，1948年9月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省保安司令。1949年兼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系4星上将。

5月26日下午，丁治磐奉命又率其嫡系的第九、第十师（包括军部直属队）和第十一师师长，分乘修复后的“长江”舰和炮艇及来往于申崇航线的“大连”、“大新”客轮，以及强征来的二三十条帆船和大通富安两纱厂的450包棉纱，逃往舟山群岛，非丁嫡系的第十一师副师长刘贺田和第十一师的30团2 个营、32团全部、33团直属队及第三营共1987人继续“留守”在堡镇。

十一师副师长刘贺田，号英汉，河北遵化人，少将军衔，是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生。1947年4月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鲁中（沂蒙山区），时任蒋军正编八十三师四十四旅里一个所谓“天下第一团”的中校副团长刘贺田，被我军七十五师二十三团的一个战斗组俘获，通过3个月学习，刘对我党、我军的有关政策有了初步了解，由于他的家眷都在南京，根据其本人要求，我军同意发放路费让其回南京，临行时刘表示永不涉军，永不把枪口对准我军。刘到南京后迫于生计，无奈又找到时任江苏省省长的丁治磐。当时正值蒋军忙于扩军打内战，将江苏省保安队（包括沪宁线部分县的保安团）改编而成番号为暂一军，由丁治磐兼任该军军长，刘贺田被安置在第十一师任副师长，领少将军衔。

丁治磐率部败逃舟山后，十一师继续驻在堡镇的大通、富安两纱厂等地，刘贺田住在同是黄埔军校第十期的施昌烈同学家里。当时，他接二连三地接到丁治磐催刘贺田将余部撤往舟山的军令。刘贺田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回想自己在山东被俘时受到的解放军的政策教育，想拒绝去舟山，但又想到自己在离开解放军回南京时永不涉军、永不把枪口对准解放军的承诺，如自己向解放军投诚，怕找他“秋后算账”，正感心神不定。

施昌烈，号亚雄，是大通纱厂和富安纱厂厂董、开明士绅施丹甫的儿子，在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22岁的施昌烈瞒了家人参加十九路军抗日，后来形势稍有平静，施丹甫得知其子消息后，给子写信道：“日寇侵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吾儿从军抗日，为父深感欣慰，目前形势渐趋平稳，日寇亡吾之心不死，建议吾儿到黄埔军校学有专长，日后方能报效祖国，肩担卫国重任。”于是，施昌烈遂和同乡张家祥一起到黄埔军校第十期学习，学习结束后在保卫重庆中任高炮营营长。

抗战胜利后，施昌烈不满蒋介石打内战，给其父写信表达了不愿干中国人打中国人互相残杀的事，施丹甫给其寄去了相当于一根金条的路费。

施昌烈回到堡镇后，在大通纱厂当人事科长。施昌烈的妹妹施纫秋是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曾奉命从上海到由大通富安两纱厂厂董创办的民本中学从事地下活动，任中共地下组织民本中学的首任支部书记。

黎平通过有关人员同施进行了多次接触，知道施昌烈是个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施昌烈同刘贺田又是黄埔军校第十期的同期校友，做刘贺田工作既有基础又方便。施昌烈了解到刘贺田此时正为考虑自己的出路在犹豫之中。黎平要求施昌烈对刘贺田从正面入手，做争取工作，让其投入人民怀抱，施允诺。

一天晚上，施特邀心事重重的刘贺田“喝茶”。见面后，施直奔主题一针见血地对刘说：“刘学长，目前大局显见，解放军势如破竹，国军已兵败山倒，何去何从该有个方向了！”刘长叹一声说：“学兄说得极是，但弟曾被共军俘过，弟曾诺永不涉军，永不把枪口对准解放军，如果现在我选择起义，彼方对我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不知还能相信我吗？”施笑着说：“对中共政策我了解，当时你二进国军，实为生计，事出有因，解放军是得民心的仁义之师，宽怀大度，如今你如能率众起义，走光明之路，使彼此不动干戈，百姓也不会遭殃。解放军会念学长解决堡镇有功，定会受到欢迎。”刘半信半疑地说：“你有门路？此话当真？”施微笑着有把握地点了一下头。

当夜，黎平满意地听取了施昌烈的汇报。决定与施昌烈直接同刘贺田见面做思想工作。见面后，黎平跟刘讲形势、讲政策、指出路，帮助他看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和崇明即将解放的必然趋势，并直接向刘了解了第十一师的官兵思想、武器装备等内部情况。刘当即表示愿意接受劝告，并流露出个人和部属一些复杂矛盾心理，原来，丁治磐已多次来电催促撤往舟山，十一师内军统特务活动十分嚣张，县城的驻军水警相当反动，从旁牵制等。黎平通过这次谈话，对十一师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为扩大成果，集中精力多次安排在施昌烈家与刘贺田接触交谈，每谈一次，都有进展和收获，增强了刘贺田弃暗投明的决心和勇气。由于地下党组织内是单线联系，组织之间并无及时的联系，所以，为促成敌军起义，当地的大椿党支部的周士良、严德隆、朱毓等人通过富安纱厂的施洪勋等人同刘部的张团长等接触过，后来周士良又持盖有“中共华东军区苏北军分区工作委员会”公章的劝降书同刘贺田也接触过。

为迎接解放，保护工厂财产不受损失。5月16日起，地下党员黎平和在民本中学的中共上海外县工委崇明支部郁忠德、丁志华的的绶意下，在厂方的支持下， 大通纱厂由施成才、刘宗德、施棠等骨干组织“崇纺工人护厂队”,由张德威、施洪勋为骨干的“富安纱厂护厂队”，两支护厂队员20多人渐渐由暗及明佩带袖章在厂区内进行昼夜巡逻，被十一师内的军统特务以“中共外围组织”列入黑名单进行监视。

据刘贺田透露，由于军饷短缺，少数人乘机传播谣言，蛊惑人心，甚至毁坏军火，使当时十一师内官兵人心恍惚，他们既想谋求出路，又心存疑虑。据黎平掌握，在十一师的三个团中，32团的正副团长较早支持刘弃暗投明，有一个团的团长犹豫摇摆，还有一个团的团长暗中抵制。为了尽量争取多数 ，减少阻力，黎平决定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坚定参加起义的团长，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他们掌握好部下，保护好武器。对犹豫不定的团长直接谈话做思想工作，对态度差的尽量争取他们中立，减少阻力。在这八九个团级军官中经过反复艰苦的工作，促使大多数人不再愿为蒋介石卖命，愿意留下来走光明之路，个别团级军官仍抱幻想，处于犹豫观望，但处于孤立状态，刘贺田向全体官兵印发了《告全体官兵起义书》。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由于国民党军拖欠军饷，和特务的煽动破坏，致使敌军内部思想混乱，一些敌军士兵上街抢劫，把南北堡镇商店的绸缎布匹、香烟、糖果、茶食糕点等明目张胆装入麻袋抢走，并扬言：“解放军的炮声还没有听到呢！” 为保护百姓利益，打击顽敌的嚣张气焰，地下党组织决定运用火力警告方法，把存放在北堡中学的弹药箱中，取出四个重磅手榴弹，用绑腿布绑成两捆，由地下党员毛文谟放在北堡中学后面引爆，一连两声巨响，惊得敌军丧胆，抛下所抢东西逃跑。有一个曾任刘贺田警卫员的敌军排长在抢衣服时，被一个修自行车名叫陈自立的扭送到刘贺田处，为稳定人心严肃军纪，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刘贺田亲自把敌军排长枪毙在大通、富安两厂间的吊桥边。

在团一级的工作基本解决后，营、连、排以下的工作显得十分顺利，5月下旬，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全师上下，除必须避开特务的眼线外，已半公开酝酿起义的事。5月26日，大椿党支部的胡启源和黎平在北堡镇龚亚虞宅召集由刘部3个团长和副团长及有关代表参加的举行起义前的正式会谈，为确保会谈的安全，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在会场附近，每10米左右布置1个岗哨，组织了由40多人的持短枪的便衣队，由民本中学的地下党员郁忠德担任会谈记录。

黎平在会上首先扼要地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进一步阐明我党我军关于优待起义部队的政策，，鼓励十一师走光明之路；同时指出，要提高警惕排除干扰，使起义顺利进行。由于事先已经做好了刘和其部属的工作，与会代表都愿意在刘副师长带领下，服从地下党和解放军的安排率部起义，当场签订了一个事先已拟好的书面协议，协议书一式两份，分别由黎平以苏中第九军分区代表名义和由刘贺田代表十一师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书明确十一师为起义部队，从签订协议之日起，十一师必须服从我方调动，并规定在起义的数日内转移至北岸以便于与接收部队联系。并约法三章，包括不得毁坏武器装备，不得抢劫商店和群众财物 ，十一师官兵及家属给养由我方供给等 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奉命打扫上海外围战场，支援苏中第九军分区解放崇明，5月30日午后，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从江苏太仓浏河口分乘100多条渔船出发，在崇明登陆后分两路，一路包围县城守敌，一路东进堡镇，将十一师驻地大通、富安纱厂等处紧紧包围，并在纱厂周围配置炮火，限期缴枪投降，敌十一师见状，心想已同地下党签订了起义协议，怎么又被包围，勒令投降，感到疑惑不解。七十五师的先遣部队目睹十一师全无抵抗迹象，亦感诧异。在这紧急关头，黎平迅速从农村赶赴南堡镇，同二二三团的指挥所取得了联系，会见了二二三团首长，具体汇报了十一师副师长刘贺田已同我地下党签订起义的协议协议。二二三团首长们当即决定：

一是驻堡镇的十一师所属各部立即撤出，由我军接管；二是十一师全体官兵和武器于翌日晨（6月1日纱厂呜上班汽笛时）集中在大通、富安纱厂及职工子弟小学，由二二三团前往接收人枪；三是通知刘贺田来指挥部由黎平宣布上述决定。并重申十一师按起义部队对待。

      6月1日清晨，按约定时间，由二二三团前往十一师驻地顺利完成了人和枪的交接工作，接着十一师的全体官兵及家属集中在堡镇广场，由二二三团的团长和政委分别作了简短讲话。

同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集中火力向崇明县城猛攻，下午3时，攻城部队向守城的水警团团长全裕谦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午夜12时前投降。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全裕谦于午夜1 1 时向攻城部队投降。6月2日上午8时，水警团在东门外大校场进行集中缴械形式。于是，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的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整个战役历时44天。

祖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6月4日，十一师的起义部队分乘军用卡车在新开河镇整编，然后开往江南进行政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