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男人带20克的金项链:职务消费“异化”问题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3:07:44
职务消费“异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0-02-09 来源---温州廉政网 作者---汪慧平
汪慧平
职务消费是指处于特定职级上的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必须发生的由公费支出的各种费用。适当的职务消费是必需的，没有它，公务活动的操作平台就失去了经济支撑。然而，在履行公务中，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消费，或者不是履行公务需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名义用于满足个人需求的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我们称之为职务消费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必将增加人民的负担，带来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群众对职务消费的意见和不满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成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
公车消费问题突出。现行的机关公务用车，实行定编管理、实物供给、单位所有、多途径补贴运转费用、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弊端日益突显。
一是相互攀比，超标超编购车换车。公车已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各单位极尽所能，有条件的要购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买车，甚至违反规定购配小汽车，领导履新则必换车。
二是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政府不仅要为数量巨大的公车支付购买费用、司机工资奖金，还有难以控制的维修保养费、保险费等各种支出。由于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行等方面都存在着比私车高得多的成本，所以同样数量车辆，政府实际支出大大高于名义支出，隐性浪费严重。
三是管理难度大，违规问题多。公车私用现象普遍，违规驾车、酒后驾车甚至交通事故问题时有发生，而庞大的驾驶员队伍则加剧了行政机构的膨胀。
公务招待严重过度。公务招待是在“公”字名义下搭建的彼此提供大到工作交往小到私事开绿灯的平台。上级来人检查、指导、调研，本属正常工作往来，但上级部门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为了争取相应的资源和利益，或者为了取得好的考核监督成绩包括个人升迁，下级自然投其所好，尽可能提高招待规格。迎来送往，前呼后拥，吃尽地方特色，返程满载而归。官场上陪吃、陪玩、陪会等“三陪”愈演愈烈，已经成了基层干部的沉重负担。不仅上级来人要招待、外地来宾要接待，同学同事战友之间相互用公款吃请也非个别现象。
公款旅游潜规盛行。近些年，明目张胆用公费出国（境）旅游及国内游山玩水已不多见，但借学习、培训、会议、招商等名义，而无实际内容、无明确任务的出国（境）考察和国内观光则比比皆是。出国（境）学习考察培训或者在地方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等，必有公费旅游项目。有人指出，“出国考察”背后还掩盖着一场分赃盛宴，组织者、旅游公司、被组织者三方形成“共谋”，围绕“出国游”这一产业链各取所需，其结果必然是公共财富大量失血，行政费用浪费巨大。
费用转嫁现象普遍。公务员职务消费本应由政府财政专项经费支出，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一些消费明显地违背财经制度，不方便或不能通过本单位财务手段正常支出时，往往会把这些消费费用向利益相关的下级部门和单位转移，或通过制度操作中的漏洞和企业不规范的运转向私营单位或特定个人转移。如，在公务活动中的差旅费、会议费转嫁现象较为严重；在公务活动中接受接待单位提供的纪念品；参加接待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观光等活动比较普遍。
豪华办公不计成本。中央对豪华办公楼的兴建禁令不断，自1988年开始，先后发了几个规范性文件，然而就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各地党政机关违规超标修建办公楼之风却愈演愈烈。有的行政官员为了个人的“政绩”和“展现地方形象”，往往只考虑行政项目的社会效益，而忽略其经济效益。很多单位追求独立的院落、豪华的办公楼和完备的后勤服务系统，搞大而全，不注重资源的利用与共享，相互攀比兴建楼堂馆所和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把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毫无节制地用在职务消费上，这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巨大浪费，也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可以说，政府大楼越豪华，高楼大院越森严，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就越远。
职务消费“异化”的原因分析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成因错综复杂，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公共财力的权力过大，花钱没有规矩，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监督，公共权力“私有化”等。
职务消费的不透明导致公私不分。从职务消费本身的特征来看，由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有一定的模糊性，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相互转化。政府庞大的职务消费俨然是一个大“灰箱”，合理正常的、假公济私的、铺张浪费的和贪污腐败的共同夹杂在里面。打着“公务”幌子的支出，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笔糊涂账，原因就在于除了当事人外，很难界定支出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的盲点和模糊特征做起了文章，并越做越顺手，越做越有心得，最后难以避免成为个别干部的一种常态，成为一个既方便又没有风险的腐败途径。
相关制度和禁令无法落实。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向权力消费转化的最根本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制度难执行或不执行。比如公车配备及使用，吃喝接待，会议开支，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都有明确而周全的制度规定，问题就是不执行。究其原因，自然有政出多门、主体混乱，本位作祟、设利设租，自相矛盾、权威性差，权力干预、监督太难，等等。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规定、禁令、通知都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追根寻源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起草一个不得公费出国旅游的规定；后天网络曝光领导干部抽天价烟，便出台公款买烟的禁令……每有一事，就论一事，结果文件、规定越发越多。那么多的文件谁记得住？谁又认真去查？记不住，也不查，还有什么约束力，发文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出现“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现象。
价值取向造成行政道德失范。行政权力本来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所涉及的对象是公共事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然而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置行政道德规范于不顾，通过堂而皇之的“公务”，而达到满足个人或者少数人利益的一种彼此间心领神会的公权与私利的交换。“公款消费”的层次高低不再是消费水平的反映，而是当事人有能力、有本事和有地位的象征。受中国传统消极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在乎外人评价胜于自我评价，这种自我心理较量导致公款使用者们竞相攀比，吃喝讲排场，用车讲高档，考察讲品位，在他人羡慕的眼光中寻找满足感。实践证明，搞奢侈的风险很小，从而导致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的怪象。更有甚者，因“出手大方”、“敢于和善于”利用公共资源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还不断加官晋爵。这种“榜样”和“示范”是会“传染”的，职务消费的“异化”行为正是在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中愈演愈烈。
预算柔性诱使官员的成本理念缺失。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预算柔性有余刚性不足，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或活动的结果没有关系，预算的执行又标准不一，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往往是“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致使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预算外资金虽然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仍有一些单位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使得领导干部一些不正常消费有了列支渠道。更何况减少职务消费费用、降低职务消费规格并不能直接给各级官员带来物质回报和晋升机会，也不可能通过竞争方式淘汰掉成本太高的公共组织。因此，政府组织中的少数人往往只是追求个人控制权的最大化而不关注成本。
利益的刚性阻碍了制度建设。在职务消费制度建设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其公务员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刚性。由于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供给制实际水平的极大差距导致的制度性不公平，形成了错误导向，扭曲了分配杠杆的激励机制，大量补贴游离于工资之外，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刺激了追求职务消费最大化的“补偿”心理和行为。规范职务消费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和自我改革，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既得利益格局，其阻力也就可想而知。
信息不对称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由于职务消费往往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消费的主体大多是领导干部和其他掌握一定权力的公务人员，只要有职务就一定能够职务消费，加之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使职务消费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界定和发现，容易形成“上级机关监督不到，同级机关监督不了，内部监督走形式，社会监督难落实”的局面，出现监督“死角”，以致职务消费中的腐败问题多处于隐性状态，无法得到及时查纠和解决。
遏制职务消费“异化”的对策建议
变“职务消费”为“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片面强调“职务”而忽视了“公务”。“公务消费”与“职务消费”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寓含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公务消费”首先肯定了这是公务，公务需要人完成，因而完成公务的消费与职务没有绝对关系或者比例关系；“职务消费”强调的是职务，虽然也有公务性质，但这种消费与职务是挂钩的，是一种比例关系、绝对关系。如官当得大的，电话费、接待费、车改费等一切补贴都多，甚至超过工资收入；而官当得小或者没有当官的，尽管有大量公务活动，但补贴却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公务要求。因而，只有将职务消费严格界定在“公务”范畴，才能避免把任何公务消费都与职务挂钩带来的弊端。
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消费”。把“职务消费”置于阳光之下，让公务员在阳光下消费，是最好的“防腐”措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应将职务消费标准由财政统包统揽转变为总量控制、包干到人；将消费方式由隐性化向显性化转变；将结算方式由实报实销向最终货币化转变。要公开行政成本，治理“合法腐败”。政府应实行政务公开，细化开支项目，尤其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公车使用、办公设施、公务接待、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应以比较详细的类别列出，减少“暗箱”操作，将行政成本置于阳光之下，使政府官员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中。有了公众的监督，政府官员才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民主监督，预防和治理腐败。
变“柔性预算”为“刚性预算”。职务消费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一方面，“无财难以行政”，财政是行政的经济基础，没有钱，没有财力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职务消费是必须的，是行政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无政难以制财”。行政活动是公务人员用人民的钱为人民办事，成本和效用都是外在的，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才能保证财政资源的运用不偏离公众利益，否则必然产生浪费和腐败。规范职务消费就是要使消费主体具体化，严格划定职务消费范围，结合部门预算将消费支出具体到项目和人，不准超越，不以人废也不以人存。职务消费的规矩就是政府预算。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是年度立法，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依据预算，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预算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必须接受立法机构与公众的监督，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预算制度，这是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改革的深层次要求。
稳步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按照政府运作模式和市场经济规律，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准确衡量公务员职位所消耗的社会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标准化、制度化的绩效考核。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把个人职务消费支出计入公务员薪酬，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的资金额度，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我调整。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也应尽可能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差旅费、公务用车、公务招待、均以货币形式出现，并按照公务、职务需要，严格规定消费范围、消费限额。可试行“公务卡”随时消费，按人按次、按期结算并定期公开，以强化公务活动的成本观念和效率意识。
完善配套措施和优化改革环境。职务消费的改革是一个上下联动的系统工程，如果上级单位没有实行职务消费改革，下级单位就无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进展还要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改革。当前，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推行改革措施，建立一个不利于腐败滋生的整体环境，建立激励和约束制度，完善福利保障，加大腐败成本，使公务员不敢贪、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
一是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绩效考评；
二是推动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硬件设施和优良环境；
三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务员薪酬制度，科学合理地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职务消费标准；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五是完善公务员职责考评制度，防止因职务消费弱化而导致公务活动的弱化。
切实加大监督和惩戒工作力度。解决国家公务员职务消费“异化”问题，除了加强内部财务监督、人大的预算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审计监督外，还要引导公众和媒体有序开展监督。政府部门的公务消费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让媒体去挑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人员职务消费方面的“毛病”，在公众的目光下，公务人员花钱就不得不遵守应有的规矩。同时，在科学界定职务消费范围的基础上，制定严密、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并列入工作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对公然违规、影响恶劣的行为，给以严厉的法律和行政惩戒，切实改变“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委不查”的现状。
来源：摘自《中国监察》
发布时间--2010-02-09 来源---温州廉政网 作者---汪慧平
汪慧平
职务消费是指处于特定职级上的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必须发生的由公费支出的各种费用。适当的职务消费是必需的，没有它，公务活动的操作平台就失去了经济支撑。然而，在履行公务中，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消费，或者不是履行公务需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务名义用于满足个人需求的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我们称之为职务消费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必将增加人民的负担，带来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群众对职务消费的意见和不满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成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
公车消费问题突出。现行的机关公务用车，实行定编管理、实物供给、单位所有、多途径补贴运转费用、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弊端日益突显。
一是相互攀比，超标超编购车换车。公车已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各单位极尽所能，有条件的要购车，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买车，甚至违反规定购配小汽车，领导履新则必换车。
二是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政府不仅要为数量巨大的公车支付购买费用、司机工资奖金，还有难以控制的维修保养费、保险费等各种支出。由于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行等方面都存在着比私车高得多的成本，所以同样数量车辆，政府实际支出大大高于名义支出，隐性浪费严重。
三是管理难度大，违规问题多。公车私用现象普遍，违规驾车、酒后驾车甚至交通事故问题时有发生，而庞大的驾驶员队伍则加剧了行政机构的膨胀。
公务招待严重过度。公务招待是在“公”字名义下搭建的彼此提供大到工作交往小到私事开绿灯的平台。上级来人检查、指导、调研，本属正常工作往来，但上级部门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为了争取相应的资源和利益，或者为了取得好的考核监督成绩包括个人升迁，下级自然投其所好，尽可能提高招待规格。迎来送往，前呼后拥，吃尽地方特色，返程满载而归。官场上陪吃、陪玩、陪会等“三陪”愈演愈烈，已经成了基层干部的沉重负担。不仅上级来人要招待、外地来宾要接待，同学同事战友之间相互用公款吃请也非个别现象。
公款旅游潜规盛行。近些年，明目张胆用公费出国（境）旅游及国内游山玩水已不多见，但借学习、培训、会议、招商等名义，而无实际内容、无明确任务的出国（境）考察和国内观光则比比皆是。出国（境）学习考察培训或者在地方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等，必有公费旅游项目。有人指出，“出国考察”背后还掩盖着一场分赃盛宴，组织者、旅游公司、被组织者三方形成“共谋”，围绕“出国游”这一产业链各取所需，其结果必然是公共财富大量失血，行政费用浪费巨大。
费用转嫁现象普遍。公务员职务消费本应由政府财政专项经费支出，但在实际操作中，当一些消费明显地违背财经制度，不方便或不能通过本单位财务手段正常支出时，往往会把这些消费费用向利益相关的下级部门和单位转移，或通过制度操作中的漏洞和企业不规范的运转向私营单位或特定个人转移。如，在公务活动中的差旅费、会议费转嫁现象较为严重；在公务活动中接受接待单位提供的纪念品；参加接待单位安排的免费旅游观光等活动比较普遍。
豪华办公不计成本。中央对豪华办公楼的兴建禁令不断，自1988年开始，先后发了几个规范性文件，然而就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各地党政机关违规超标修建办公楼之风却愈演愈烈。有的行政官员为了个人的“政绩”和“展现地方形象”，往往只考虑行政项目的社会效益，而忽略其经济效益。很多单位追求独立的院落、豪华的办公楼和完备的后勤服务系统，搞大而全，不注重资源的利用与共享，相互攀比兴建楼堂馆所和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把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毫无节制地用在职务消费上，这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一种巨大浪费，也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可以说，政府大楼越豪华，高楼大院越森严，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就越远。
职务消费“异化”的原因分析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成因错综复杂，其根本在于政府支配公共财力的权力过大，花钱没有规矩，消费不公开不透明，缺少必要的监督，公共权力“私有化”等。
职务消费的不透明导致公私不分。从职务消费本身的特征来看，由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有一定的模糊性，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相互转化。政府庞大的职务消费俨然是一个大“灰箱”，合理正常的、假公济私的、铺张浪费的和贪污腐败的共同夹杂在里面。打着“公务”幌子的支出，多半不明不白，是一笔糊涂账，原因就在于除了当事人外，很难界定支出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的盲点和模糊特征做起了文章，并越做越顺手，越做越有心得，最后难以避免成为个别干部的一种常态，成为一个既方便又没有风险的腐败途径。
相关制度和禁令无法落实。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向权力消费转化的最根本问题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制度难执行或不执行。比如公车配备及使用，吃喝接待，会议开支，学习培训，出差出国等，都有明确而周全的制度规定，问题就是不执行。究其原因，自然有政出多门、主体混乱，本位作祟、设利设租，自相矛盾、权威性差，权力干预、监督太难，等等。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规定、禁令、通知都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追根寻源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今天有人反映吃喝风太盛，就发一个规范公务宴请的通知；明天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起草一个不得公费出国旅游的规定；后天网络曝光领导干部抽天价烟，便出台公款买烟的禁令……每有一事，就论一事，结果文件、规定越发越多。那么多的文件谁记得住？谁又认真去查？记不住，也不查，还有什么约束力，发文就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出现“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现象。
价值取向造成行政道德失范。行政权力本来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所涉及的对象是公共事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然而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主体往往置行政道德规范于不顾，通过堂而皇之的“公务”，而达到满足个人或者少数人利益的一种彼此间心领神会的公权与私利的交换。“公款消费”的层次高低不再是消费水平的反映，而是当事人有能力、有本事和有地位的象征。受中国传统消极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在乎外人评价胜于自我评价，这种自我心理较量导致公款使用者们竞相攀比，吃喝讲排场，用车讲高档，考察讲品位，在他人羡慕的眼光中寻找满足感。实践证明，搞奢侈的风险很小，从而导致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的怪象。更有甚者，因“出手大方”、“敢于和善于”利用公共资源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还不断加官晋爵。这种“榜样”和“示范”是会“传染”的，职务消费的“异化”行为正是在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中愈演愈烈。
预算柔性诱使官员的成本理念缺失。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预算柔性有余刚性不足，预算支出的用途与计划或活动的结果没有关系，预算的执行又标准不一，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往往是“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致使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成本，消费无度。预算外资金虽然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仍有一些单位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使得领导干部一些不正常消费有了列支渠道。更何况减少职务消费费用、降低职务消费规格并不能直接给各级官员带来物质回报和晋升机会，也不可能通过竞争方式淘汰掉成本太高的公共组织。因此，政府组织中的少数人往往只是追求个人控制权的最大化而不关注成本。
利益的刚性阻碍了制度建设。在职务消费制度建设中，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其公务员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自然也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利益刚性。由于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供给制实际水平的极大差距导致的制度性不公平，形成了错误导向，扭曲了分配杠杆的激励机制，大量补贴游离于工资之外，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刺激了追求职务消费最大化的“补偿”心理和行为。规范职务消费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和自我改革，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既得利益格局，其阻力也就可想而知。
信息不对称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由于职务消费往往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消费的主体大多是领导干部和其他掌握一定权力的公务人员，只要有职务就一定能够职务消费，加之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使职务消费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带有一定的隐蔽性，难以界定和发现，容易形成“上级机关监督不到，同级机关监督不了，内部监督走形式，社会监督难落实”的局面，出现监督“死角”，以致职务消费中的腐败问题多处于隐性状态，无法得到及时查纠和解决。
遏制职务消费“异化”的对策建议
变“职务消费”为“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片面强调“职务”而忽视了“公务”。“公务消费”与“职务消费”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寓含的内容却截然不同。“公务消费”首先肯定了这是公务，公务需要人完成，因而完成公务的消费与职务没有绝对关系或者比例关系；“职务消费”强调的是职务，虽然也有公务性质，但这种消费与职务是挂钩的，是一种比例关系、绝对关系。如官当得大的，电话费、接待费、车改费等一切补贴都多，甚至超过工资收入；而官当得小或者没有当官的，尽管有大量公务活动，但补贴却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公务要求。因而，只有将职务消费严格界定在“公务”范畴，才能避免把任何公务消费都与职务挂钩带来的弊端。
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消费”。把“职务消费”置于阳光之下，让公务员在阳光下消费，是最好的“防腐”措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应将职务消费标准由财政统包统揽转变为总量控制、包干到人；将消费方式由隐性化向显性化转变；将结算方式由实报实销向最终货币化转变。要公开行政成本，治理“合法腐败”。政府应实行政务公开，细化开支项目，尤其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政府部门公车使用、办公设施、公务接待、出国考察培训等支出情况，应以比较详细的类别列出，减少“暗箱”操作，将行政成本置于阳光之下，使政府官员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中。有了公众的监督，政府官员才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民主监督，预防和治理腐败。
变“柔性预算”为“刚性预算”。职务消费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一方面，“无财难以行政”，财政是行政的经济基础，没有钱，没有财力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职务消费是必须的，是行政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无政难以制财”。行政活动是公务人员用人民的钱为人民办事，成本和效用都是外在的，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予以控制，才能保证财政资源的运用不偏离公众利益，否则必然产生浪费和腐败。规范职务消费就是要使消费主体具体化，严格划定职务消费范围，结合部门预算将消费支出具体到项目和人，不准超越，不以人废也不以人存。职务消费的规矩就是政府预算。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是年度立法，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花钱必须严格依据预算，没有预算，一分钱也不能花。预算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必须接受立法机构与公众的监督，真正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现代预算制度，这是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改革的深层次要求。
稳步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按照政府运作模式和市场经济规律，推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准确衡量公务员职位所消耗的社会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标准化、制度化的绩效考核。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把个人职务消费支出计入公务员薪酬，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的资金额度，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我调整。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也应尽可能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差旅费、公务用车、公务招待、均以货币形式出现，并按照公务、职务需要，严格规定消费范围、消费限额。可试行“公务卡”随时消费，按人按次、按期结算并定期公开，以强化公务活动的成本观念和效率意识。
完善配套措施和优化改革环境。职务消费的改革是一个上下联动的系统工程，如果上级单位没有实行职务消费改革，下级单位就无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进展还要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改革。当前，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推行改革措施，建立一个不利于腐败滋生的整体环境，建立激励和约束制度，完善福利保障，加大腐败成本，使公务员不敢贪、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
一是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绩效考评；
二是推动机关后勤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硬件设施和优良环境；
三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公务员薪酬制度，科学合理地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职务消费标准；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五是完善公务员职责考评制度，防止因职务消费弱化而导致公务活动的弱化。
切实加大监督和惩戒工作力度。解决国家公务员职务消费“异化”问题，除了加强内部财务监督、人大的预算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审计监督外，还要引导公众和媒体有序开展监督。政府部门的公务消费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让媒体去挑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人员职务消费方面的“毛病”，在公众的目光下，公务人员花钱就不得不遵守应有的规矩。同时，在科学界定职务消费范围的基础上，制定严密、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并列入工作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对公然违规、影响恶劣的行为，给以严厉的法律和行政惩戒，切实改变“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委不查”的现状。
来源：摘自《中国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