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震华的电影:《红旗》杂志发刊词

　　一个期刊代表一个时代。《红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如果不翻阅刊号收藏品，也永远想不到它。触景生情，一边翻阅杂志，一边想起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个时候，自己虽然是属于青少年学生，还没有接触社会，但回忆起来好象近在眼前，感到非常亲切。那个时候，尽管人们的生活很贫穷，然而人们的心里很平衡。工人有班上，农民有田种，没有失业的困惑，没有对腐败的愤怒。那个时候，老百姓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甘心奉献，毫无怨言。那个时候，虽然国家没有把社会稳定摆在第一位，然而社会是非常稳定，犯罪率很低。那个时候，没有黑窑黑矿，没有那么多的矿难事故。那个时候，没有假文凭、假学历，没有假干部、假警察，没有假冒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那个时候......人到老年总愿意怀旧的原故吧。

　　时光在飞逝，时代在前进。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纪念《红旗》创刊，怀念一下过去，是不要忘掉一段历史，也不要抹杀一段历史。我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感到幸福。                （附《红旗》杂志发刊词）

　　《红旗》杂志发刊词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伟大胜利，使中国从长期沉眠不醒的状态中翻过身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空前的大跃进的时代。革命正在继续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在具有冲天气概的中国人民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沉浮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都在发出自己的生命的威力。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创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下胜利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面解放出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个别人在书斋中的空想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统一。它本身集中了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反映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和伟大革命毅力。因此，它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斗争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全党，要象列宁那样，善于密切地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尊重新鲜事物，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真理，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潮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相信，在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红旗”杂志将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应当担负的任务。

　　红旗红旗绝色的旗永远的一面旗帜

50年来中国最权威的杂志——《红旗》、《求是》

《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创刊，中共中央主办，1988年6月16日停刊。前后30年时间。

1958年5月24日，毛泽东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还写了“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及有一幅“比较从容”的字样。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作者：李贤哲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一是毛泽东首先发出倡议，二是倡议并奠定了办刊物的两个出发点，三是指定总编、题写刊头、亲拟编委名单。
　　
　　毛泽东首先发出倡议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毛泽东倡议办刊物的两个出发点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6篇就够了。总之，10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现英雄豪杰的。”“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不难看出他倡议办刊物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想压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们争夺理论阵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解放他们的思想，以便使他们能够放手大胆地支持毛泽东即将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用“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等论断，来鼓舞士气，告诫与会者没有必要怕教授，因为虽然他们学问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像办刊物一样，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了。
　　
　　毛泽东指定总编、题写刊头、亲拟编委名单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在筹备出版期间，他亲自参加了许多相关的事宜。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他高度赞扬了《红旗》发刊词，亲笔为《红旗》题写了刊头，而且还亲自拟定了第一任编委名单。
　　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另外，毛泽东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还写了“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及有一幅“比较从容”的字样，以供陈伯达考虑。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从以上的种种细节中，足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的重视程度。
　　《红旗》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对于这个编委名单，李锐曾提到：“开初拟定的召集人名单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业务甚忙，后来也就没有列我的名字。”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所有的“笔杆子”，而且从编委名单安排上，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拟定这份名单时的仔细酌量。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还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纪念《红旗》杂志创刊50周年(原创)

      今天，翻阅收藏的期刊创刊号，发现了《红旗》杂志创刊号。仔细阅读后屈指一算，今年6月是《红旗》创刊50周年，停刊20周年。《红旗》自1958年6月1日出版第一期至1988年6月30日停刊，整整“活”了30岁，正在壮年就与世长辞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被取代的是邓小平提写刊名的《求是》杂志。于1988年7月1日出版第一期，至今已经成了20岁的小伙子了。
    一个期刊代表一个时代。《红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如果不翻阅刊号收藏品，也永远想不到它。触景生情，一边翻阅杂志，一边想起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个时候，自己虽然是属于青少年学生，还没有接触社会，但回忆起来好象近在眼前，感到非常亲切。那个时候，尽管人们的生活很贫穷，然而人们的心里很平衡。工人有班上，农民有田种，没有失业的困惑，没有对腐败的愤怒。那个时候，老百姓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甘心奉献，毫无怨言。那个时候，虽然国家没有把社会稳定摆在第一位，然而社会是非常稳定，犯罪率很低。那个时候，没有黑窑黑矿，没有那么多的矿难事故。那个时候，没有假文凭、假学历，没有假干部、假警察，没有假冒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那个时候......人到老年总愿意怀旧的原故吧。
     时光在飞逝，时代在前进。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纪念《红旗》创刊，怀念一下过去，是不要忘掉一段历史，也不要抹杀一段历史。我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感到幸福。         
（附《红旗》杂志发刊词）

                                                    《红旗》杂志发刊词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伟大胜利，使中国从长期沉眠不醒的状态中翻过身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空前的大跃进的时代。革命正在继续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在具有冲天气概的中国人民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沉浮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都在发出自己的生命的威力。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创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下胜利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面解放出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个别人在书斋中的空想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统一。它本身集中了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反映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和伟大革命毅力。因此，它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斗争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全党，要象列宁那样，善于密切地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尊重新鲜事物，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真理，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潮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相信，在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红旗”杂志将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应当担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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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摘：

毛泽东一手创办《红旗》

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这里正式创刊。

建党后，《向导》、《斗争》、《实话》、《解放》、《共产党人》、《群众》等多种党刊先后问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自从1947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全面打响后，直到1958年6月的这十余年间，党中央一直没有直接出版机关刊物。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办一个理论刊物逐渐成了党内的共识，其中，对创办党刊最为关切的是毛泽东主席。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1月16日的发言提纲中就列有“办刊物”一项，1月21日在发言提纲中，又提“考虑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8日，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项就是“出版杂志——理论刊物问题”。
不久后的4月，中央发出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作出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同时，毛泽东还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题头，并特为此写信给《红旗》：“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还在自己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旁，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另一幅旁写有“比较从容”。后来，从其中选出了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这也是毛泽东决定的(据国家历史博物馆资料)。
“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

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总部设在布拉格。它比《红旗》杂志创刊晚了两个月，中国参与了这份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刊物的创办，但在中苏公开论战期间，又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过早地退出这份刊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理论工作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待《红旗》的认真态度。

在杂志正式出版后，毛泽东继续对《红旗》给予经常且具体的关心和扶植，包括为《红旗》写约稿信和编者按。他不仅同意将自己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而且此后还不断向红旗推荐文章。1958年7月3日，他对一封调查研究的信写了评语，说：“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此后，该信以《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红旗》1958年第6期上，内容有关于农村早稻生产、群众路线和大字报运动问题。
毛泽东不仅亲自为《红旗》选取、推荐文章，对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词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动笔改定，需要强调的他都加写增补，有时还为编辑部写按语。毛泽东看《红旗》十分细心，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订正。1958年6月4日，他写信给《红旗》总编辑，指出“红旗创刊号第四页第六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总支委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于11月28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在12月6日将此信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代为约稿。信全文如下：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邓小平为《求是》题写刊名

1988年5月30日，中央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是年6月16日，《红旗》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7月1日《求是》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求是》创刊总的指导思想要求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

后来的《求是》总编辑苏星主持了《红旗》杂志的最后几期的工作，在按计划继续出版《红旗》杂志的同时，新刊物的筹备工作同时展开。

在荀春荣的记忆里， “当时港台和国外的一些媒体造了很多舆论。在他们看来，《红旗》就是‘左’的代表，对《红旗》撤刊十分高兴。在大陆的一些党员群众当中，也冒出了一些想法，认为撤销当年毛泽东一手创办的《红旗》是不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个前奏？”面对众多的猜测和争议，1988 年4月30日，苏星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他解释，《红旗》改为《求是》的主要原因是为适应改革新形式的需要。而以求是为刊名，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更符合理论刊物的性格。

苏星后来才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的创意。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告诉他：“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那是1988年上半年正在开人大常委会时，胡启立坐在李瑞环身边，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琢磨。胡对李说，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李想了一下，就在那个单子上写了两字：求是。没想到，这两个字竟被中央采纳了。

胡锦涛为《求是》确定办刊方针

1989年7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原来党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改为党中央主办。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在目录页上标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字样。《求是》杂志恢复了与其前身《红旗》同样的地位和使命。

1999年11月25日，胡锦涛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求是》杂志社工作汇报时提出了“坚持政治家办刊原则，高举旗帜，贴近实际，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办刊方针。
（文章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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