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卷皮网卖的是正品吗: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5:18:55
2007年12月14日，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的融城正式纳入国家级发展战略新格局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羡慕着深圳、上海浦东等特区的湖南尤其是长株潭的人们，终于自己也成了特区人，且特区前还加上了一个“新”字——新特区。 人们之所以欢欣鼓舞，原因或许有三：一是数十年来融城的企盼与努力终于获得最高层面的认可，应证了“付出总有回报”这句时髦而又古老的格言；二是三十年来的政策实践告诉人们，凡有幸成为特区的区域板块，必然迎来各种财富的更大涌流，而在商品经济时代谁又会不希望财富多多呢？三是它大大掀起人性对未知领域领先探索的欲望，既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试验区，也就意味着要进行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其中蕴含的高级精神享受乃是鲜活的人性所深深渴望获得的。
当澎湃的心潮稍稍平复，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试验区的探索之路时，肩上感受的分量陡然间沉重起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两型”，只是给出了一个大原则或者说总要求，勤劳、勇敢、智慧的长株潭人民显然不能等着省委、省政府为我们制定出一切、安排好一切，而必须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激荡洪流中，为伟大复兴之中的中国，竖起一个两型社会的优秀标杆，为迷惘探索之中的全球，树立一种生态文明的卓越风范。
在这样的心路乾坤中，一个虽由来已久却又总是撩人的话题被再次端出：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而在上述的思维背景下，这一感性的话题也就可以转换成较为理性的课题：我们将给中国贡献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群？将给世界展示一种什么样的区域文明？
“毛泽东城”的提出与实践[/B]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一些当时可能并不为人过分关注的闪光思想，往往会在尔后数年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仍会不时冒出来，以不懈的韧性，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现实的时空，毛泽东城的构想便属于这种顽强而闪光的思想。
1951年长沙市在讨论制定第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时，时任长沙市城建局局长的潘基提出把湘潭划归长沙市建设毛泽东城的建议，并组织进行了讨论。半个世纪以前的讨论情形，现在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将潘老先生列为提出将长株潭建设为毛泽东城构想的第一人，大约不会遭到多少非议。闪光的思想总会获得某种涟漪般的响应。时隔不到一年，1952年春湘潭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也有两位代表提出将湘潭更名为毛泽东市的建议。
毛泽东城的构想在湖湘大地不断酝酿着、传播着，终于影响到省政府高层领导层面。到了1959年，即距提出毛泽东城构想后的第八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士钊先生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主席时，向毛泽东提出三市合一、建设“毛泽东城”的设想。转年到了六十年代，先是大跃进后的三年苦日子，接下来则是十年文革，再接着则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同年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1978年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毛泽东城的构想被一个又一个大事件所尘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1982年底，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张萍教授以提案形式，第一次提出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构想。当时，三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和总人口在全国中心城市中排到第9位，城区工业总产值排第11位。当年的12月20日，湖南日报率先报道这一构想。“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20多年后，张萍老先生仍然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城的构想，以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方式，再次进入湖南省决策层的视野。1984年底，湖南省政府设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以及长株潭经济技术开发协调会议制度。张萍负责主持规划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但由于诸种原因和条件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没有能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十年以后即到了1995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呼声再次高涨，尔后的十一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落实到了实操层面，三市融城终于获得了实际的推进。
1995年10月经济专家张富泉先生建议，应改变以外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突出发展长株潭城市群。1996年11月，长株潭三市和省社科院联合在株洲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会议引起了省委决策者的重视。1997年3月，省委书记王茂林主持召开了有长株潭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长株潭座谈会”，在这次湖南省最高规格会议上，达成了把长株潭城市群建成湖南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战略共识。
从纸面上的发展建议转化为决策层头脑中的战略共识，长株潭融城的实践步伐便快了起来。1998年，湖南省成立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放在当时的省计委。1999年2月，省委书记杨正午主持召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专题座谈会，会议决定实施1998年编制的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五项规划：即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的5个基础网络规划。2005年8月，《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正式完成，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布，这被认为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性规划，也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
2006年6月，长株潭三市签署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株潭工业合作协议、长株潭科技合作协议、长株潭环保合作协议等多个合作协议，系列“融城”举措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划。在2006年11月召开的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省委书记张春贤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物流体系和市场体系，努力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打造在全国较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城市群。
在几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亲自主持下，长株潭的融城在三湘热土不断深入人心，且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地区。如果说，当初提出毛泽东城的构想，主要是基于政治角度对领袖人物的崇敬的话，那么，这十余年来的融城努力，则是基于欠发达省份的经济赶超战略。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式的上升，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开始从物质产品主导型经济向精神产品主导型经济快速转型，或者说正从物质经济向文化经济悄然升级之时，喜欢思考的人们日渐发现，融城的经济举措之中还得不断增添文化内涵和升华文化灵魂才行，于是仿佛又回到当初的原点，尘封已久的“毛泽东城”的心理情结又开始复苏、活泛起来，我们或许会这样问自己：经济举措的单兵突进究竟能把长株潭的发展推进至多远？毛泽东城的构想永远只能停留于政治概念的层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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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来丈量的距离[/B]
长株潭离毛泽东城的距离有多远？它无法用皮卷尺来丈量，不管这个皮卷尺有多么长多么巨大，因为这个距离不是平面或空间的距离，它是一种人文距离，丈量它的最佳尺标只能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在理性地阐解什么是“文明”之前，不妨从文明的角度略析一个为不动产开发策划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案例。
1992年一个叫蒋晓松的房地产开发商来到海南省万泉河入口处的一个小镇，他看到周围的自然景观堪称一流，真正融江、河、湖、海、山岳、岛屿于一体，集海景、沙滩、奇石、温泉、田园于一身，旅游专家们称其为世界河流入海口中自然环境保存得最完美的处女地。随后的五年，这位开发商却是惨淡经营，他殚精竭虑寻求困境的突破。1997年7月28日，他在这里建成亚洲首个全岛型宁可斯高尔夫球场后，以个人名义请来了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霍克夫妇。长谈中，两位政要建议把这儿建成一个类似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地方。欧洲有欧盟，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组织，非洲还有非洲统一组织，可亚洲没有自己的组织。语言各异差别很大的亚洲诸国，普遍希望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一个能深化亚洲各国之间交流、协作与合作的对话平台。很快，一个伟大的构想付诸实践。有这两位政要及二十多个国家代表共同发起亚洲论坛，并取名“博鳌”——博览天下，独占鳌头。昔日这个只有一条街道、常住人口仅万余人的小镇，由于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国际间对话平台，被赋予簇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声名远播。今天的博鳌，不仅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休闲旅游胜地，继海口、三亚之后的旅游热点，甚至有人提出它将发展成中国除北京、上海以外的第三大国际会议中心。
产品行销近六十个国家的远大空调有一个理念：我们创造文明。从文明的视域观之，博鳌的成功在于它拓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当把这种度身量做的文明与脚下的地产完美结合时，这块土地的不动产价值便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增值。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不动产开发商究竟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多远，取决于其对文明的理解有多深多高，和对文明的开掘与创新有多大多广。
然而，由于“文明”这个词广泛得就像空气一样，于是一不小心就会滑落至较低的层面去理解它，诸如讲文明讲礼貌、做文明人说文明话等等。当不知不觉僵滞于如此境地去看待并对待“文明”之时，在不动产的增值能力上，这个人也就等于为自己盖上了一块天花板，此后的他自然难以看到不动产增值的美好天空，当然也就无缘享受巨大增值带来的美妙快感。
文明意味着什么？对人类而言，当然不只意味着不动产的增值，因为毕竟人不只是经济动物。研究全球文明史的西方史学家们在抛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后较为客观地认为，文明是人类采取的走向社会组织化的若干途径中的一种。这也即是说，我们要更新几个关于文明的新的观念：一是不要用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有着根本不同来使用“文明”概念；二是不要用诸如文字、城市和巨大建筑物之类的特殊的文化成就的高低去划分文明；三是文明并非不其它类型的社会更好，如被视为野蛮人的游牧群体在技术和社会关系方面所表现出伟大创造力，就足以让后辈的文明人们好好学习。若基于这样的文明观来考察全球文明史，一般不会被以西方为中心来判定什么是文明的狭隘标准所局限。
生活于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西方学术思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多喜欢给某类事务或现象下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定义，若要给文明下一个定义，全球文明史学家们大约会说：文明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群体组合。接下来他们会阐释道，能产生基本生存需要以外的剩余是文明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有了这种物质基础，继而会促成多种多样的专门化职业，强化人们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促进区域性和远距离的贸易网络的发展；它还会刺激城市的成长和一定的社会管理系统的形成，产生正式的国家等等。对全球文明史上出现过的众彩纷呈般文明刻骨铭心的记忆，会使他们强调不同的文明突出着人类创造力的不同侧面。例如，中国人坚持建立庞大和有效的政治体系，但中国思想家仅仅构筑了一个宗教——道教，它只在东亚内外有影响且影响力不大。而邻近的印度呢，则建立了人类一些最复杂和崇高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但在他们的历史上却极少出现政治统一和强有力的政府。再有，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杰出的发现，但他们的技术直到16世纪西班牙人侵入还大致保持在相当于石器时代的人们所达到的水平。
这些存在显著差异的文明例证向人们提示，与其强调诸如建造金字塔或有轮车辆诸般特殊的能力，不如在历史上复杂化的社会所共同具有的内在模式中去寻求关于文明的大致全球化定义。置身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寻求全球和谐之道的基本心态乃是，判定一个特定的社会是否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中应该排除民族优越感，即排除单纯以自己文明的相似性为基础来评判其他种群的文明优劣的倾向。寻求全球和谐之道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不断创新自身文明优势的同时，亦要主动学习其它文明的长处，以弥补自身文明的劣势与不足。或者说，要不断创新自身文明的优势，就必须充分借鉴其它文明的长处，否则就很难将创新与时俱进地持续下去。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存在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二十一种文明，并将它们分为原创型文明与派生型文明两类。古代中国与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一道，构成世界的六大原创型文明。这是将星球的表面进行地域分块划分而成的文明类型，或者说这是一种横向的文明划分方式。自1500年以来，随着这个星球日渐快速的全球一体化的演化，出于对整个星球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人类的理性渐渐学会从纵向的视野去划分文明。
基于人类延绵而来的纵向发展，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环境的危机和困境等等，彼此交织在一起似一团越来越大的乱麻。问题是，在既有的文明框架内，人类无法有效消除这些危机与困境，当代的中国亦正置身于这团乱麻之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工业文明在中国取得的战绩，与此同时，我们却日益被其负面作用所困扰。正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方有建设两型社会的提出及试验区的设立。今天的中国，在工业文明尚未充分成熟的情况下即要开始超越工业文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所肩负的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历史使命，其发展探索的道路指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所谓“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是要在促进工业文明成熟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让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达到一种使可持续发展得以成为可能的必要的和谐。
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在当代的市场社会，即可界定为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若从哲学层面来说，生态文明即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皆能和谐共处、共存共荣的文明。
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我们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建设；到了九十年代，则将政治文明建设添于其中；到了新世纪初，则将生态文明加入其中并总揽其它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精神文明主要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不仅要改造且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发展，还要服务于人类性灵家园的建设，它是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文明综合扬弃后的全然囊括。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若以这样的文明尺度去丈量，方能全方位量出我们面临的机遇究竟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挑战将会有多么棘手。
硬币的两面：机遇与挑战[/B]
只要是MBA，皆很熟悉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模型。该模型的最大长处是能抓住最能影响组织战略的几个核心要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它因简洁实用而受到普遍欢迎并广泛使用于管理学的各个领域。该模型可一言以概之，即：一个组织未来的行动要是优势与机遇相匹配，应避免威胁，克服劣势。当我们基于生态文明这种高屋建瓴的尺度平台，使用SWOT这一战略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试验区的机遇与挑战时，会得到一些平时的习惯思维所难以捕获的思维成果。
详尽地分析长株潭试验区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非本文篇幅所能承载。好在往往厚厚的一大本研究报告，其核心部分往往就是那么几句紧要的话。于是，本文下面将围绕几句紧要的话谈谈一家之言。
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这样设问，乃是希望在把握试验区的机遇与挑战上，能够尽可能站得高一点，想得深一点，看得远一点。综合分析我们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和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可以说最大的优势来自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最大的劣势则来自工业文明的思维局囿，最大的机会来自西方文明亦在迷茫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崇高信仰和高远使命的缺位。
虽然长株潭处于不错的地理位置，有四季分明的气候，没有沙漠化的威胁，有一条可以与莱茵河媲美的美丽的湘江，将长沙、株洲、湘潭蜿蜒成品字形格局，
等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当然都是长株潭的优势，但它们并不是最大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来自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因素往往不是自然条件而是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贫乏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资源匮乏得连淡水都要仰赖他国的新加坡照样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因为无论日本还是新加坡皆善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资本，并依凭着它逐鹿全球。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有着敢为人先的传统，将长株潭设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或许正是看中了湖湘文化中那种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期望长株潭人民秉承湖湘文化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中国两型社会的发展闯出一条路来。日本、新加坡等成功的榜样，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文化实力的优势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而从近现代史上湖湘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作的那些开创性贡献的研读中，我们则能生发出成为中国建设两型社会最佳范本的信心。
有了敢为人先的文化优势，若不注意反省受工业文明局囿的思维劣势，则会使我们在狭隘的思维格局中去探索两型社会的发展之路。在单一的工业文明思维框架中，我们会津津乐道于成为“世界工厂”，视承接发达国家那些污染环境严重的产业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的主要精力会围绕着建设工业区转，把引进汽车制造项目视为巨大的成绩；我们会武断地将新型工业化与新的生态文明划上等号，并在具体的实操中将新型工业化等同于传统工业文明加一点环境保护；我们会忽视对人本身进行高效投资，而继续热衷于铺大摊子、搞形象工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忽视将文化资源发展成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资本，继续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我们懒得管后代有没有资源和能源可用，只要能对付住今天就行；我们不会考虑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整合更多更广更高的社会智慧，而是满足于在集合民意民智上应景般地做做秀；等等。显而易见，若是长久停留于这种思维层面和举措中，敢为人先也就必然蜕变而为一种匹夫之勇、庸人之举。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向以老师自居的中华文明开始被西方文明打服成学生，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正式拜西方的赛、德（科学与民主）二先生为师，全心全意地当起了学生。向西方老师虚心学习一个多世纪后，中国学生遗憾地发现，这位西方老师自己已置身于迷茫之中，事实上已经缺乏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中国学生到处寻找称职的老师，结果皆是失望而归。中国学生想，这么大一个星球，居住着六十亿人，变化的速度又越来越快，没有导师怎么行呢？弄不好，学生们的几个昏招，便会给这个星球带来灭顶之灾。没办法，中国学生只好自己当自己的老师，这位学生还希望自学成才后能早日输出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尽量减少这个星球上人为的灾难，把地球共建为人类的美好家园。中国学生自学成才的举措之一，便是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搞两型社会建设的综改试验区。通过这样的对中、西文明曲折发展的人格化描述，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明处于迷茫之中，乃是长株潭城市群创新发展的最大机遇。
当拥有了最大优势并识别出最大机遇，对自身最大的劣势亦能逐步弥补，长株潭试验区的发展就会一路滔滔呢？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威胁，即崇高信仰和高远使命的缺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亦有很大的失落，不少人由于缺乏高远使命的牵引，从内心深处不知崇高信仰为何物，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和彻底的事务主义者。想当年中国尚处于一穷二白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在今天的中国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全球处于文明的迷茫之中时，我们却只是为了小康而奋斗。而当自己的生活进入小康以后，人生的目标被物质生活的享受所淹没，当高远的人生使命感长期缺位，生命的空虚也就接踵而至了。置身长株潭试验区的机遇之中，我们该确立什么样的崇高信仰，该拥抱什么样的高远使命，既关乎我们能否最大程度地抓住机遇，更关乎我们能否建构起更有价值的人生。
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B]
当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抓住试验区这一机遇，也开始真想为自己确立一种高远使命时，探寻“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可以说是一个便捷的入门路径。
如果说，昔日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几乎在一夜之间可一跃而为今日赫赫有名的博鳌胜地，乃是因为它所创造的国际间或者说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文明具有全球价值的话；那么，在自然条件良好，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地域文化极具特色的伟人故里，有没有可能建构起一座具有全球价值的毛泽东城呢？
我们所要建构的毛泽东城，是否就像当初的建议者们所建议的那样，仅仅是三市合一而成的一个城市呢？当然不是。在全球性的物质经济向文化经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城既是一个具体的城市概念就像美国的华盛顿市一样，亦是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伟大象征；既是高屋建瓴的爱国主义教育首席基地，亦是中华政治文明的超级展示中心；既是新型工业化的全国范本，亦是体验经济发展的理想平台；既是中国特色田园风光的休闲胜地，亦是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的全球样板；既是世界工业文明转型的旅游实地，亦是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试验榜样。毛泽东城乃是基于全球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着眼于贡献独特的全球价值，而融城市概念、政治概念、旅游概念、产业概念、文化概念、文明概念于一体的超级范畴。
在企业经营中，我们常说“一流企业做规则、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如果把一个国家视为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句话便可改成“一流国家做规则、二流国家做品牌、三流国家做产品”。若以这样的评价标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积累起巨大的外贸顺差，其实只是一个三流国家的巨大成就而已。“Made in China”风行全球，靠的是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极为低廉的产品价格，它所付出的代价用作家贾平凹的话说，是靠牺牲一、二代农民工让其成了“废人”而取得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成了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
客观地说，当初采取这种做法，乃是出于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在今天的国力已经比较可以的情形下，若继续沿用这种三流国家的做法，不要说国际社会不答应，就是绝大多数国人也不会答应。自己享受不到成果的改革开放，人们为什么要拥护呢？只有那些利益集团、食利者阶层、腐败分子才会虔诚企望中国继续着三流国家的套路，并借改革之名将他人的财富和应享有的成果占为己有。长株潭作家楚荷借《落地为兄弟》小说主人公伍子愤愤然之口，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所谓的改革举措油然而生的厌恶：“娘的，又改革了。”
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历史规律：广大的下层民众越是作为弱势群体被轻易的剥夺，他们就越是从心底生出一种崇拜英雄的渴望。几年前，湘潭的东方红广场刚建成，便有不少市民自动自发在毛泽东铜像前祭奠，几年下来，祭奠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风俗。而从九十年代迄今，许多司机在驾驶室皆自发悬挂毛泽东像章。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正如笔者在《至道——追寻湖湘文化之魂》“第一巨擘”中所描摹的那样：
从那时到今天的三十年来，不论是毛泽东自动走下了神坛，还是被我们又重新拥上圣殿；那双指点江山的华夏巨手，总会在我们的感觉中挥动；那张溢着慈祥笑容的中华面庞，总会在我们的眼帘前浮现；那个带着湖湘口音的东方召唤，总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那个挥洒盖世豪情的英雄身躯，总会在我们的梦中再现。盲从渐少理性日增的我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对我们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巨大？
人文学科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一个人成为我们信仰世界的组成部分时，他才会有这样长久的影响力。探究毛泽东与我们信仰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是以他的雄杰人格为桥基，用他的盖世伟绩做桥墩，拿他的超越情怀作桥面，搭起了一座绝无仅有的信仰之桥，从而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走近了我们，也让我们得以深情拥抱这个伟大的文明。如是，他才使我们如此难以忘怀。
探寻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就必须研究毛泽东这一品牌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毛泽东品牌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性灵与信仰之中。我们难以忘怀毛泽东，正是因为我们的性灵呼唤着信仰。直觉告诉我们，中国人现在与未来的信仰，无法走出也无须走出毛泽东的性灵世界。因为，他的性灵其实就是每个中国人自己的性灵。这就是毛泽东品牌的核心价值。
一个民族是需要崇拜英雄的。一个没有像样的英雄可崇拜的民族难以长存于这个世界。试问，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有比毛泽东更巨擘更真实的民族英雄吗？其实毛泽东的品牌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并仍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当你旅行在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繁华街头，会有一些外国人或当地华人会告诉你：中国——毛泽东，没有多少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毛泽东，但很少有外国人知道长株潭在哪儿、生产什么产品。在全球，孔子的知名度很大，但中国人只会把孔夫子视为文化导师，而不会视其为中华英雄。只要一想起他带着一帮弟子如丧家犬般在各诸侯国间颠来颠去的样子，就怎么也难以与中华英雄的头衔挂起钩来。说得极端一点，孔子虽然伟大，但中华民族若只有孔子这样的人物去膜拜，难免不成一个阳萎的民族。明朝、清朝不就是因患了阳萎症而逐渐衰败下去的两个例证吗？毛泽东就不同了，自考进湖南一师跟随导师杨昌济《恰同学少年》起，到1976年9月9日溘然离世，他就一直是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大英雄。可以说，对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的膜拜，才是中华文明永葆蓬勃动力的关键。当然，毛泽东也犯过错。但正因为他犯错，才更显英雄真实的一面，不像传说中的舜帝，只有美德没有错误，一般人又怎么学得来呢？
1978年，美国一位素有历史研究爱好的天文数学家麦克·哈特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书一出版，很快成为全球性畅销书。毛泽东位列第20位，排在他前面的有默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蔡伦、哥伦布、爱因斯坦、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列宁、摩西、达尔文、秦始皇、奥古斯都等人；此外，还有成吉思汗、老子、隋文帝、孟子分别位列第21、第75、第82、第92位。之所以将秦始皇排在毛泽东前面，作者作了这样的说明：因为秦始皇已经影响中国22个世纪了，但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不知将继续到何时。1978年迄今，整整30年过去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是上升了还是降低了？笔者曾跟不少企业家或老板做过交谈，发现他们普遍真正从心底里佩服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守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是我们用来形容那些本身具有一流资源却不会开发，反而将眼睛盯着三流资源拥有者，希望他们赏自己一口饭吃的弱智缺志型懒汉的。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提出这样的课题，是希望有识之士们更好地认识“毛泽东”品牌的全球价值。只有先充分认识这一品牌价值，才能谈得上善用这一品牌。重提“毛泽东城”的概念并赋予它前所未有的内涵与外延，则是认识毛泽东品牌价值并尝试运用这一品牌的第一步，当然也是关键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长株潭离毛泽东城就不远，也即是离享誉全球的文明胜地不远；迈不出这一步，长株潭离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向——生态文明就会比较的遥远。（引自励志禅者新浪博客）
当澎湃的心潮稍稍平复，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试验区的探索之路时，肩上感受的分量陡然间沉重起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这“两型”，只是给出了一个大原则或者说总要求，勤劳、勇敢、智慧的长株潭人民显然不能等着省委、省政府为我们制定出一切、安排好一切，而必须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激荡洪流中，为伟大复兴之中的中国，竖起一个两型社会的优秀标杆，为迷惘探索之中的全球，树立一种生态文明的卓越风范。
在这样的心路乾坤中，一个虽由来已久却又总是撩人的话题被再次端出：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而在上述的思维背景下，这一感性的话题也就可以转换成较为理性的课题：我们将给中国贡献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群？将给世界展示一种什么样的区域文明？
“毛泽东城”的提出与实践[/B]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一些当时可能并不为人过分关注的闪光思想，往往会在尔后数年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仍会不时冒出来，以不懈的韧性，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现实的时空，毛泽东城的构想便属于这种顽强而闪光的思想。
1951年长沙市在讨论制定第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时，时任长沙市城建局局长的潘基提出把湘潭划归长沙市建设毛泽东城的建议，并组织进行了讨论。半个世纪以前的讨论情形，现在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将潘老先生列为提出将长株潭建设为毛泽东城构想的第一人，大约不会遭到多少非议。闪光的思想总会获得某种涟漪般的响应。时隔不到一年，1952年春湘潭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也有两位代表提出将湘潭更名为毛泽东市的建议。
毛泽东城的构想在湖湘大地不断酝酿着、传播着，终于影响到省政府高层领导层面。到了1959年，即距提出毛泽东城构想后的第八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士钊先生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主席时，向毛泽东提出三市合一、建设“毛泽东城”的设想。转年到了六十年代，先是大跃进后的三年苦日子，接下来则是十年文革，再接着则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同年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1978年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毛泽东城的构想被一个又一个大事件所尘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1982年底，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张萍教授以提案形式，第一次提出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构想。当时，三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和总人口在全国中心城市中排到第9位，城区工业总产值排第11位。当年的12月20日，湖南日报率先报道这一构想。“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20多年后，张萍老先生仍然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城的构想，以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方式，再次进入湖南省决策层的视野。1984年底，湖南省政府设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以及长株潭经济技术开发协调会议制度。张萍负责主持规划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但由于诸种原因和条件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没有能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十年以后即到了1995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呼声再次高涨，尔后的十一年，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落实到了实操层面，三市融城终于获得了实际的推进。
1995年10月经济专家张富泉先生建议，应改变以外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战略，突出发展长株潭城市群。1996年11月，长株潭三市和省社科院联合在株洲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会议引起了省委决策者的重视。1997年3月，省委书记王茂林主持召开了有长株潭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长株潭座谈会”，在这次湖南省最高规格会议上，达成了把长株潭城市群建成湖南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战略共识。
从纸面上的发展建议转化为决策层头脑中的战略共识，长株潭融城的实践步伐便快了起来。1998年，湖南省成立了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放在当时的省计委。1999年2月，省委书记杨正午主持召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专题座谈会，会议决定实施1998年编制的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五项规划：即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的5个基础网络规划。2005年8月，《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正式完成，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布，这被认为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区域性规划，也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
2006年6月，长株潭三市签署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株潭工业合作协议、长株潭科技合作协议、长株潭环保合作协议等多个合作协议，系列“融城”举措开始了紧锣密鼓地筹划。在2006年11月召开的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省委书记张春贤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物流体系和市场体系，努力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重要的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打造在全国较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现代城市群。
在几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亲自主持下，长株潭的融城在三湘热土不断深入人心，且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地区。如果说，当初提出毛泽东城的构想，主要是基于政治角度对领袖人物的崇敬的话，那么，这十余年来的融城努力，则是基于欠发达省份的经济赶超战略。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螺旋式的上升，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开始从物质产品主导型经济向精神产品主导型经济快速转型，或者说正从物质经济向文化经济悄然升级之时，喜欢思考的人们日渐发现，融城的经济举措之中还得不断增添文化内涵和升华文化灵魂才行，于是仿佛又回到当初的原点，尘封已久的“毛泽东城”的心理情结又开始复苏、活泛起来，我们或许会这样问自己：经济举措的单兵突进究竟能把长株潭的发展推进至多远？毛泽东城的构想永远只能停留于政治概念的层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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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来丈量的距离[/B]
长株潭离毛泽东城的距离有多远？它无法用皮卷尺来丈量，不管这个皮卷尺有多么长多么巨大，因为这个距离不是平面或空间的距离，它是一种人文距离，丈量它的最佳尺标只能是“文明”。什么是文明？在理性地阐解什么是“文明”之前，不妨从文明的角度略析一个为不动产开发策划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案例。
1992年一个叫蒋晓松的房地产开发商来到海南省万泉河入口处的一个小镇，他看到周围的自然景观堪称一流，真正融江、河、湖、海、山岳、岛屿于一体，集海景、沙滩、奇石、温泉、田园于一身，旅游专家们称其为世界河流入海口中自然环境保存得最完美的处女地。随后的五年，这位开发商却是惨淡经营，他殚精竭虑寻求困境的突破。1997年7月28日，他在这里建成亚洲首个全岛型宁可斯高尔夫球场后，以个人名义请来了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霍克夫妇。长谈中，两位政要建议把这儿建成一个类似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地方。欧洲有欧盟，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组织，非洲还有非洲统一组织，可亚洲没有自己的组织。语言各异差别很大的亚洲诸国，普遍希望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建立一个能深化亚洲各国之间交流、协作与合作的对话平台。很快，一个伟大的构想付诸实践。有这两位政要及二十多个国家代表共同发起亚洲论坛，并取名“博鳌”——博览天下，独占鳌头。昔日这个只有一条街道、常住人口仅万余人的小镇，由于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国际间对话平台，被赋予簇新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声名远播。今天的博鳌，不仅是中国最具象征意义休闲旅游胜地，继海口、三亚之后的旅游热点，甚至有人提出它将发展成中国除北京、上海以外的第三大国际会议中心。
产品行销近六十个国家的远大空调有一个理念：我们创造文明。从文明的视域观之，博鳌的成功在于它拓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当把这种度身量做的文明与脚下的地产完美结合时，这块土地的不动产价值便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增值。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不动产开发商究竟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多远，取决于其对文明的理解有多深多高，和对文明的开掘与创新有多大多广。
然而，由于“文明”这个词广泛得就像空气一样，于是一不小心就会滑落至较低的层面去理解它，诸如讲文明讲礼貌、做文明人说文明话等等。当不知不觉僵滞于如此境地去看待并对待“文明”之时，在不动产的增值能力上，这个人也就等于为自己盖上了一块天花板，此后的他自然难以看到不动产增值的美好天空，当然也就无缘享受巨大增值带来的美妙快感。
文明意味着什么？对人类而言，当然不只意味着不动产的增值，因为毕竟人不只是经济动物。研究全球文明史的西方史学家们在抛弃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后较为客观地认为，文明是人类采取的走向社会组织化的若干途径中的一种。这也即是说，我们要更新几个关于文明的新的观念：一是不要用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有着根本不同来使用“文明”概念；二是不要用诸如文字、城市和巨大建筑物之类的特殊的文化成就的高低去划分文明；三是文明并非不其它类型的社会更好，如被视为野蛮人的游牧群体在技术和社会关系方面所表现出伟大创造力，就足以让后辈的文明人们好好学习。若基于这样的文明观来考察全球文明史，一般不会被以西方为中心来判定什么是文明的狭隘标准所局限。
生活于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西方学术思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多喜欢给某类事务或现象下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定义，若要给文明下一个定义，全球文明史学家们大约会说：文明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群体组合。接下来他们会阐释道，能产生基本生存需要以外的剩余是文明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有了这种物质基础，继而会促成多种多样的专门化职业，强化人们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促进区域性和远距离的贸易网络的发展；它还会刺激城市的成长和一定的社会管理系统的形成，产生正式的国家等等。对全球文明史上出现过的众彩纷呈般文明刻骨铭心的记忆，会使他们强调不同的文明突出着人类创造力的不同侧面。例如，中国人坚持建立庞大和有效的政治体系，但中国思想家仅仅构筑了一个宗教——道教，它只在东亚内外有影响且影响力不大。而邻近的印度呢，则建立了人类一些最复杂和崇高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但在他们的历史上却极少出现政治统一和强有力的政府。再有，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杰出的发现，但他们的技术直到16世纪西班牙人侵入还大致保持在相当于石器时代的人们所达到的水平。
这些存在显著差异的文明例证向人们提示，与其强调诸如建造金字塔或有轮车辆诸般特殊的能力，不如在历史上复杂化的社会所共同具有的内在模式中去寻求关于文明的大致全球化定义。置身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寻求全球和谐之道的基本心态乃是，判定一个特定的社会是否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准中应该排除民族优越感，即排除单纯以自己文明的相似性为基础来评判其他种群的文明优劣的倾向。寻求全球和谐之道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不断创新自身文明优势的同时，亦要主动学习其它文明的长处，以弥补自身文明的劣势与不足。或者说，要不断创新自身文明的优势，就必须充分借鉴其它文明的长处，否则就很难将创新与时俱进地持续下去。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存在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二十一种文明，并将它们分为原创型文明与派生型文明两类。古代中国与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一道，构成世界的六大原创型文明。这是将星球的表面进行地域分块划分而成的文明类型，或者说这是一种横向的文明划分方式。自1500年以来，随着这个星球日渐快速的全球一体化的演化，出于对整个星球共同体命运的关注，人类的理性渐渐学会从纵向的视野去划分文明。
基于人类延绵而来的纵向发展，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环境的危机和困境等等，彼此交织在一起似一团越来越大的乱麻。问题是，在既有的文明框架内，人类无法有效消除这些危机与困境，当代的中国亦正置身于这团乱麻之中。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工业文明在中国取得的战绩，与此同时，我们却日益被其负面作用所困扰。正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方有建设两型社会的提出及试验区的设立。今天的中国，在工业文明尚未充分成熟的情况下即要开始超越工业文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所肩负的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历史使命，其发展探索的道路指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所谓“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是要在促进工业文明成熟的同时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让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达到一种使可持续发展得以成为可能的必要的和谐。
什么是生态文明呢？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在当代的市场社会，即可界定为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若从哲学层面来说，生态文明即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皆能和谐共处、共存共荣的文明。
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我们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建设；到了九十年代，则将政治文明建设添于其中；到了新世纪初，则将生态文明加入其中并总揽其它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文明主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精神文明主要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不仅要改造且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发展，还要服务于人类性灵家园的建设，它是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种文明综合扬弃后的全然囊括。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若以这样的文明尺度去丈量，方能全方位量出我们面临的机遇究竟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挑战将会有多么棘手。
硬币的两面：机遇与挑战[/B]
只要是MBA，皆很熟悉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模型。该模型的最大长处是能抓住最能影响组织战略的几个核心要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它因简洁实用而受到普遍欢迎并广泛使用于管理学的各个领域。该模型可一言以概之，即：一个组织未来的行动要是优势与机遇相匹配，应避免威胁，克服劣势。当我们基于生态文明这种高屋建瓴的尺度平台，使用SWOT这一战略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试验区的机遇与挑战时，会得到一些平时的习惯思维所难以捕获的思维成果。
详尽地分析长株潭试验区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非本文篇幅所能承载。好在往往厚厚的一大本研究报告，其核心部分往往就是那么几句紧要的话。于是，本文下面将围绕几句紧要的话谈谈一家之言。
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这样设问，乃是希望在把握试验区的机遇与挑战上，能够尽可能站得高一点，想得深一点，看得远一点。综合分析我们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和所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可以说最大的优势来自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最大的劣势则来自工业文明的思维局囿，最大的机会来自西方文明亦在迷茫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崇高信仰和高远使命的缺位。
虽然长株潭处于不错的地理位置，有四季分明的气候，没有沙漠化的威胁，有一条可以与莱茵河媲美的美丽的湘江，将长沙、株洲、湘潭蜿蜒成品字形格局，
等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当然都是长株潭的优势，但它们并不是最大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来自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来说，最为重要的因素往往不是自然条件而是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贫乏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资源匮乏得连淡水都要仰赖他国的新加坡照样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因为无论日本还是新加坡皆善于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资本，并依凭着它逐鹿全球。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有着敢为人先的传统，将长株潭设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或许正是看中了湖湘文化中那种敢为人先的文化基因，期望长株潭人民秉承湖湘文化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中国两型社会的发展闯出一条路来。日本、新加坡等成功的榜样，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文化实力的优势强于自然资源的优势；而从近现代史上湖湘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作的那些开创性贡献的研读中，我们则能生发出成为中国建设两型社会最佳范本的信心。
有了敢为人先的文化优势，若不注意反省受工业文明局囿的思维劣势，则会使我们在狭隘的思维格局中去探索两型社会的发展之路。在单一的工业文明思维框架中，我们会津津乐道于成为“世界工厂”，视承接发达国家那些污染环境严重的产业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的主要精力会围绕着建设工业区转，把引进汽车制造项目视为巨大的成绩；我们会武断地将新型工业化与新的生态文明划上等号，并在具体的实操中将新型工业化等同于传统工业文明加一点环境保护；我们会忽视对人本身进行高效投资，而继续热衷于铺大摊子、搞形象工程；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忽视将文化资源发展成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资本，继续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我们懒得管后代有没有资源和能源可用，只要能对付住今天就行；我们不会考虑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整合更多更广更高的社会智慧，而是满足于在集合民意民智上应景般地做做秀；等等。显而易见，若是长久停留于这种思维层面和举措中，敢为人先也就必然蜕变而为一种匹夫之勇、庸人之举。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向以老师自居的中华文明开始被西方文明打服成学生，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正式拜西方的赛、德（科学与民主）二先生为师，全心全意地当起了学生。向西方老师虚心学习一个多世纪后，中国学生遗憾地发现，这位西方老师自己已置身于迷茫之中，事实上已经缺乏传道授业解惑的资格。中国学生到处寻找称职的老师，结果皆是失望而归。中国学生想，这么大一个星球，居住着六十亿人，变化的速度又越来越快，没有导师怎么行呢？弄不好，学生们的几个昏招，便会给这个星球带来灭顶之灾。没办法，中国学生只好自己当自己的老师，这位学生还希望自学成才后能早日输出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尽量减少这个星球上人为的灾难，把地球共建为人类的美好家园。中国学生自学成才的举措之一，便是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搞两型社会建设的综改试验区。通过这样的对中、西文明曲折发展的人格化描述，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明处于迷茫之中，乃是长株潭城市群创新发展的最大机遇。
当拥有了最大优势并识别出最大机遇，对自身最大的劣势亦能逐步弥补，长株潭试验区的发展就会一路滔滔呢？显然不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威胁，即崇高信仰和高远使命的缺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亦有很大的失落，不少人由于缺乏高远使命的牵引，从内心深处不知崇高信仰为何物，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和彻底的事务主义者。想当年中国尚处于一穷二白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在今天的中国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全球处于文明的迷茫之中时，我们却只是为了小康而奋斗。而当自己的生活进入小康以后，人生的目标被物质生活的享受所淹没，当高远的人生使命感长期缺位，生命的空虚也就接踵而至了。置身长株潭试验区的机遇之中，我们该确立什么样的崇高信仰，该拥抱什么样的高远使命，既关乎我们能否最大程度地抓住机遇，更关乎我们能否建构起更有价值的人生。
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B]
当我们想最大限度地抓住试验区这一机遇，也开始真想为自己确立一种高远使命时，探寻“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可以说是一个便捷的入门路径。
如果说，昔日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几乎在一夜之间可一跃而为今日赫赫有名的博鳌胜地，乃是因为它所创造的国际间或者说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文明具有全球价值的话；那么，在自然条件良好，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地域文化极具特色的伟人故里，有没有可能建构起一座具有全球价值的毛泽东城呢？
我们所要建构的毛泽东城，是否就像当初的建议者们所建议的那样，仅仅是三市合一而成的一个城市呢？当然不是。在全球性的物质经济向文化经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城既是一个具体的城市概念就像美国的华盛顿市一样，亦是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伟大象征；既是高屋建瓴的爱国主义教育首席基地，亦是中华政治文明的超级展示中心；既是新型工业化的全国范本，亦是体验经济发展的理想平台；既是中国特色田园风光的休闲胜地，亦是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的全球样板；既是世界工业文明转型的旅游实地，亦是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试验榜样。毛泽东城乃是基于全球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着眼于贡献独特的全球价值，而融城市概念、政治概念、旅游概念、产业概念、文化概念、文明概念于一体的超级范畴。
在企业经营中，我们常说“一流企业做规则、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如果把一个国家视为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这句话便可改成“一流国家做规则、二流国家做品牌、三流国家做产品”。若以这样的评价标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积累起巨大的外贸顺差，其实只是一个三流国家的巨大成就而已。“Made in China”风行全球，靠的是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极为低廉的产品价格，它所付出的代价用作家贾平凹的话说，是靠牺牲一、二代农民工让其成了“废人”而取得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成了全球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
客观地说，当初采取这种做法，乃是出于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在今天的国力已经比较可以的情形下，若继续沿用这种三流国家的做法，不要说国际社会不答应，就是绝大多数国人也不会答应。自己享受不到成果的改革开放，人们为什么要拥护呢？只有那些利益集团、食利者阶层、腐败分子才会虔诚企望中国继续着三流国家的套路，并借改革之名将他人的财富和应享有的成果占为己有。长株潭作家楚荷借《落地为兄弟》小说主人公伍子愤愤然之口，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所谓的改革举措油然而生的厌恶：“娘的，又改革了。”
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历史规律：广大的下层民众越是作为弱势群体被轻易的剥夺，他们就越是从心底生出一种崇拜英雄的渴望。几年前，湘潭的东方红广场刚建成，便有不少市民自动自发在毛泽东铜像前祭奠，几年下来，祭奠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风俗。而从九十年代迄今，许多司机在驾驶室皆自发悬挂毛泽东像章。这些事例说明，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正如笔者在《至道——追寻湖湘文化之魂》“第一巨擘”中所描摹的那样：
从那时到今天的三十年来，不论是毛泽东自动走下了神坛，还是被我们又重新拥上圣殿；那双指点江山的华夏巨手，总会在我们的感觉中挥动；那张溢着慈祥笑容的中华面庞，总会在我们的眼帘前浮现；那个带着湖湘口音的东方召唤，总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那个挥洒盖世豪情的英雄身躯，总会在我们的梦中再现。盲从渐少理性日增的我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对我们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巨大？
人文学科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一个人成为我们信仰世界的组成部分时，他才会有这样长久的影响力。探究毛泽东与我们信仰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毛泽东是以他的雄杰人格为桥基，用他的盖世伟绩做桥墩，拿他的超越情怀作桥面，搭起了一座绝无仅有的信仰之桥，从而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走近了我们，也让我们得以深情拥抱这个伟大的文明。如是，他才使我们如此难以忘怀。
探寻毛泽东城的全球价值，就必须研究毛泽东这一品牌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毛泽东品牌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性灵与信仰之中。我们难以忘怀毛泽东，正是因为我们的性灵呼唤着信仰。直觉告诉我们，中国人现在与未来的信仰，无法走出也无须走出毛泽东的性灵世界。因为，他的性灵其实就是每个中国人自己的性灵。这就是毛泽东品牌的核心价值。
一个民族是需要崇拜英雄的。一个没有像样的英雄可崇拜的民族难以长存于这个世界。试问，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有比毛泽东更巨擘更真实的民族英雄吗？其实毛泽东的品牌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并仍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当你旅行在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繁华街头，会有一些外国人或当地华人会告诉你：中国——毛泽东，没有多少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毛泽东，但很少有外国人知道长株潭在哪儿、生产什么产品。在全球，孔子的知名度很大，但中国人只会把孔夫子视为文化导师，而不会视其为中华英雄。只要一想起他带着一帮弟子如丧家犬般在各诸侯国间颠来颠去的样子，就怎么也难以与中华英雄的头衔挂起钩来。说得极端一点，孔子虽然伟大，但中华民族若只有孔子这样的人物去膜拜，难免不成一个阳萎的民族。明朝、清朝不就是因患了阳萎症而逐渐衰败下去的两个例证吗？毛泽东就不同了，自考进湖南一师跟随导师杨昌济《恰同学少年》起，到1976年9月9日溘然离世，他就一直是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大英雄。可以说，对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的膜拜，才是中华文明永葆蓬勃动力的关键。当然，毛泽东也犯过错。但正因为他犯错，才更显英雄真实的一面，不像传说中的舜帝，只有美德没有错误，一般人又怎么学得来呢？
1978年，美国一位素有历史研究爱好的天文数学家麦克·哈特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书一出版，很快成为全球性畅销书。毛泽东位列第20位，排在他前面的有默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蔡伦、哥伦布、爱因斯坦、马克思、亚里士多德、列宁、摩西、达尔文、秦始皇、奥古斯都等人；此外，还有成吉思汗、老子、隋文帝、孟子分别位列第21、第75、第82、第92位。之所以将秦始皇排在毛泽东前面，作者作了这样的说明：因为秦始皇已经影响中国22个世纪了，但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不知将继续到何时。1978年迄今，整整30年过去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是上升了还是降低了？笔者曾跟不少企业家或老板做过交谈，发现他们普遍真正从心底里佩服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
“守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是我们用来形容那些本身具有一流资源却不会开发，反而将眼睛盯着三流资源拥有者，希望他们赏自己一口饭吃的弱智缺志型懒汉的。长株潭离毛泽东城有多远？提出这样的课题，是希望有识之士们更好地认识“毛泽东”品牌的全球价值。只有先充分认识这一品牌价值，才能谈得上善用这一品牌。重提“毛泽东城”的概念并赋予它前所未有的内涵与外延，则是认识毛泽东品牌价值并尝试运用这一品牌的第一步，当然也是关键的一步。迈出了这一步，长株潭离毛泽东城就不远，也即是离享誉全球的文明胜地不远；迈不出这一步，长株潭离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向——生态文明就会比较的遥远。（引自励志禅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