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犹太教founding father:两宋官窑 dm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6:29:03
两宋官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负暄杂录·窑器》：“宣、政年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这是有关“官窑”的最早记载。南宋时置窑于修内司，在今浙江杭州凤凰山，沿袭旧制仿烧，称“修内司官窑”。这两个窑址迄今未发现。后于郊坛另设新窑，在今杭州乌龟山，叫“郊坛下官窑”，窑址范围很大。1956年作了部分发掘。郊坛下官窑烧造的青瓷：胎薄，呈灰、褐、黑三色；施釉厚，以粉青色釉最佳，晶莹润泽，犹如美玉；釉面多有纹片；器口及底部露胎处，呈灰或铁色，称“紫口铁足”。造型优美，是南宋瓷器中的优秀作品。
两宋官窑研究概述
两宋官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文献资料有限，有关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显不足，因此对相关问题始终聚讼不一，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对多年来的两宋官窑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别就官窑制度、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及与官窑密切相关的哥窑问题的研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意欲为读者描绘出两宋官窑研究的全貌。
按文献记载，宋代官窑创烧于北宋徽宗朝，“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袭故都遗制”再设官窑，是为南宋官窑。对于两宋官窑的研究历年来一直连绵不绝，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因考古资料的不足，以及对文献记载的理解存在偏差等种种原因，存在较大的分歧。任艳曾在2000年撰文对此做过较为全面的综述，对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略不同的涉及（下文简称为“任艳文”）[1]。近几年来，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和汝州张公巷窑址的陆续发现，对两宋官窑的研究高潮迭起，取得了更多的成果。笔者意欲以2000年以后的成果为重点，对两宋官窑的研究情况做综合分析和概括性的梳理，以补任艳文之缺。
一、关于官窑制度
官窑制度始自北宋。关于官窑制度的起源、发展，一些研究者曾撰文进行了论述，主要有李刚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2]、刘毅的《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3]、李民举的《宋官窑论稿》、王光尧的《宋代官窑制度初探》等。虽然他们论述的重点各不相同，但对其发展脉络是有共识的，即由贡瓷到朝廷搭烧（监烧），再到自置官窑烧造，是朝廷对宫廷用瓷生产的控制逐步加强的结果。李民举总结官窑生产关系的特点有四，即“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4]。王光尧则认为“宋代的官府窑场是宋代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的产物，其形式是由官府具资并组织生产的官营瓷器作坊，服务其间的制瓷匠人是政府通过遴选当差的办法从民间‘和雇’来的优秀瓷业匠人，官府窑场的产品除部分高质量被选中者供应宫廷或官府外，大部分仍作为商品出售”，他把官窑分为“地方官窑”、“中央官窑”和“承办工程的临时官窑”三种，并具体分析了它们的不同特点[5]。本文所谈及的正是他划为“中央官窑”的部分。
二、关于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研究的焦点是北宋官窑是否存在以及窑址所在两个问题。
按照《坦斋笔衡》的记载，北宋官窑创烧于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但没有言明具体烧造地点，因此给今天的北宋官窑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了寻找北宋官窑窑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依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其窑址位于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但由于宋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开封屡屡被淹，昔日北宋的都市繁华被黄河的泥沙埋于地下达五六米之深，因此窑址无法找到，而且可能永远不能重见天日。陈万里[6]、冯先铭[7]、汪庆正[8]都认为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但无法从窑址取证。三位先生在陶瓷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和影响了绝大多数研究者。
但是汴京窑址多年来遍寻无果，令一些人对史料记载产生了怀疑，他们因明清以来文献资料只提“官窑”和“修内司窑”而未提及“汴京官窑”，故而否定汴京官窑的存在。这种论点的发展，就是认为北宋有官窑，但窑址不在汴京，而在汝州，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的汝窑。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辉柄。他在分析了开封附近的地理环境后，认为当地“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材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他认为《坦斋笔衡》中所谓“京师”应作主语指“朝廷”，而不是作状语指具体地点；若文中所记是“自置窑京师烧造”，才能明确是在汴京设窑烧造。而其它文献中“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的官窑指南宋“袭故都遗制”设立的修内司窑，汝窑即“故都”时的官窑[9]。李刚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撰文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10]
针对这种观点，多位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陆明华认为“汝州”与“京师”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并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瓷片标本及传世瓷器的研究，确认“北宋官窑是存在的，它与汝窑不是一个概念”[11]。施远、张东就“开封没有制瓷原料故不能烧造瓷器”一说展开讨论，认为此说低估了宋王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制瓷所需物资、“穷一切物力以济一人”的能力，也忽视了当时汴京地区良好的水运条件在运送生产和生活物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从地理条件分析，认为当时的宋王朝可能选择开封以西的巩县作为官窑的原料供应地[12]。
2000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和试掘为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带来了新的转机。该窑址发现水井和澄泥池等制瓷遗迹，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素烧器和窑具，并有具有官窑典型特征的瓷片埋藏
坑[13]。汪庆正认为，窑址所出青瓷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所出青瓷在胎、釉特点及烧造工艺上都有不同，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自开封地区、推测为北宋官窑瓷器的四片青瓷片则完全一致，其鱼鳞状开片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相似，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此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14]。李刚则放弃了自己以前认为清凉寺汝窑即北宋官窑的观点，转而认为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15]。但因张公巷遗址位于居民区内，揭露面积小，所获资料有限，且在传世瓷器中未见到与之完全相合的器物，此说目前尚未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耿宝昌即持谨慎态度，他在《复议宋官窑青瓷》中仅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16]。
同时，已有一些研究者将张公巷窑所出瓷器与清凉寺汝窑青瓷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郭木森认为“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张公巷窑的瓷器胎、釉及窑具反映了该窑“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但“不完全否定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仿汝、仿官的可能性”[17]。陈宏焱认为张公巷窑址所出施釉、涂化妆土的匣钵“应是专门为烧制御用品所专用”，并分析了窑址地处明清时汝州城内的“察院”，传说为宋代城池的“子城”之东南，应该是受官方控制的窑口，因而认为是北宋官窑[18]。孙新民则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张公巷窑的烧制年代在北宋末年，传世品中也未见明确的张公巷窑青瓷器，因出土资料有限，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修内司窑之间尚不能形成完整的器形连接链，故“还不能遽断它就是北宋官窑”[19]。另外，以郑州大学物理化工学院赵维娟领衔的课题组还对清凉寺汝窑和张公巷窑瓷器的胎、釉成分进行了理化分析实验[20]。
三、南宋官窑
按《坦斋笔衡》记载，南宋官窑有两个，一是“袭故都遗制”的“内窑”，因位于修内司，故称“修内司官窑”；一是“后于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即“郊坛下窑”。
郊坛下官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得到公认的宋代官窑。它最早发现于上世纪的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曾三次来杭州调查和试掘，确认了乌龟山一带为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窑址所在，并撰写了《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21]。但当时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让人们安静地搞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直到解放后，在对乌龟山一带多次实地踏察的基础上，分别于1956年和1985～1986年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22]。在后来的几年里（上世纪90年代前后），研究者对两宋官窑特别是郊坛下官窑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包括朱伯谦的《论南宋官窑》[23]，阮平尔的《南宋官窑新探》[24]，袁南征的《关于南宋官窑》[25]，李刚的《宋代官窑探索》[26]等。具体到郊坛下窑的器物、窑炉窑具、烧造工艺的研究，有李德金的《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造工艺》[27]，陈元甫的《乌龟山南宋官窑的产品类型及分期》[28]，周少华的《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29]等。另外，1991年第4期《江西文物》为《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也刊载了一批郊坛下官窑的研究文章[30]。另有吴晓力撰文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31]。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任艳文中未作详述，故在此列出。
对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可以1996年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的发现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文献资料及少量采集标本的分析研究为主，有修内司窑存在与不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任艳文中分别对一些不同的观点作了介绍，如沙孟海的“修内司是机关而不是窑场”说[32]，李辉柄的“修内司窑器即传世哥窑器”说[33]，李刚的“修内司官窑子虚乌有、内窑系由临安府掌烧”说[34]，沈岳明的“修内司窑存在但可能不在杭州城”说[35]，等等。另有李民举在《宋官窑论稿》中肯定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并援引《中兴礼书》中的有关记载，认为修内司烧造瓷器与礼器局有关，还提出了“郊坛下窑前期为临安窑，后期是替代了修内司窑的官窑”的理论[36]。文中所引《中兴礼书》为宋代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阶段以杭州老虎洞窑的发现为契机，再次掀起宋代官窑研究的热潮。老虎洞窑址发现于1996年，1998～200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的高等级的制瓷遗迹、高质量的青瓷标本及处理废弃瓷器的瓷片坑均彰显着该窑的官窑身份[37]，因此被绝大多数专家认定为南宋的第一个官窑——修内司官窑。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38]。陆明华、杜正贤同意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并以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印证[39]。孙新民和唐俊杰分别作了老虎洞窑与汝窑及郊坛下窑的比较研究[40]。李家治则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41]。一些研究者从南宋两个官窑的器物胎釉及开片特点、烧造工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施远、张东的《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42]，贺世伟的《南宋官窑分期浅析》[43]等。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理化研究，提供了修内司窑与其它相关窑口相比较的科学数据和分析结果[44]。
李辉柄则持不同见解，他认为“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是两个不同的官窑品种”——修内司窑是传世哥窑，郊坛下窑是唯一的南宋官窑；他在对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进行比对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如出一辙的‘双生姐妹’，既看不出两窑有时代的先后，更没有产品之间的差别(同一品种)。因此，乌龟山与老虎洞窑都是南宋的官窑，是南宋官窑的重要组成部分。”[45]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46]。李刚则认为老虎洞窑址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因此“凤凰山窑址的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47]。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举办了“2002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于2004年出版了《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36
篇[48]。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建馆10 周年的纪念文集——《南宋官窑文集》也于同年出版，收录论文26篇，包括耿宝昌、蔡和璧、李家治、朱清实等陶瓷研究专家的研究文章[49]。这两部文集成为近些年来南宋官窑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文集中，大多数专家对“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表示了肯定与支持，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秦大树从宋代陶瓷祭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推知，“所谓‘修内司官窑’或‘内窑’，是邵鄂提举后苑时所设‘邵局’下属的一个制瓷机构，由‘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统领。至少在其初建之时，是以生产郊祀祭器等礼制性用器为主要目的”；而窑址的瓷片坑则是“将次品集中销毁，不使其流入市场，以保证礼器的神圣性”，反映了“专门瘗埋礼器的制度和方式”；出土器物大多采用模制成型，是“由于宋代礼器的制作都有法式，对形制、尺寸有极严格的要求”[50]。赵古山认为，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即窑址第二期）是修内司窑，第三期则是隶属于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其窑场瓷片坑是堆积试烧废品的地方，而“郊坛下官窑未发现专门埋藏废弃瓷器的瓷片坑”，是因为经过试烧，废品率降低[51]。因篇幅关系，文集中其它内容不再详述。
宋代官窑瓷器
百科名片
宋代官窑瓷器
宋代官窑瓷器（Porcelain of the Guan Yao of the Song Dynasty ），“官窑” 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由官府直接营建。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地位和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庭所需的高档瓷器，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简介
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
宋代官窑瓷器(15张)
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宋叶《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宛，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古所珍。后效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文表明,南宋初营建的“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高濂《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1930年发现窑址，1956、1985年冬至1986年春先后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出龙窑与作坊遗迹，并获得大量标本。
官窑瓷器样式
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以宫廷生活用瓷与陈设瓷为主。流传至今的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以瓶为例，有弦纹瓶、直颈瓶、瓜棱瓶、贯耳瓶、胆式瓶、八方瓶、盘口瓶等，造型各有特点。官窑传世品今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少数的精美作品，已于早年流失国外。
工艺特色
官窑青瓷闻名于世，北宋汴京官窑青瓷继汝窑烧造，其形制、釉色、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格古要论》说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器多仿古,釉色有淡青、粉青、灰青等多种色调，釉质匀润莹亮，大纹片，胎骨深灰或紫色，满釉裹足支烧，器底有支钉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圆洗中，有洗身近直微外撇，平底，里外满釉裹足支烧， 底有支钉痕，造型、 釉色与汝窑器相近，装烧工艺亦与汝窑支烧法相同者，应是北宋汴京官窑制品。南宋官窑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郊坛官窑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的青瓷产品，为薄胎薄釉青瓷，胎薄质细，色黑褐或深灰，釉色以粉青为主，兼有青灰、青黄和炒米黄等色调，釉层薄而润泽，有纹片，满釉支钉装烧， 器底有圆形支钉痕，工精质高。 青瓷的形制、胎、釉和支烧工艺都与北宋汝、官窑青瓷特点相类，确为“袭故宫遗制”。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石质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二次烧成的厚釉工艺，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横竖交织的蟹爪纹片或层层叠错的冰裂纹片，有说不尽的奥妙。厚釉工艺的具体做法是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成器，一般釉层厚在 2毫米以上。厚釉易粘接支烧工具，造成废品，厚釉工艺的使用导致装烧工艺的改良，变满釉支钉装烧为刮釉垫饼装烧，即将碗、盘、洗、瓶等圈足器的底端釉刮掉露胎，以垫饼垫烧。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5%，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与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征。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件官窑圆洗，口沿部位青釉微泛紫色，通体粉青釉纯正莹澈，满布冰裂纹片,宽圈足垫烧,是南宋郊坛官窑的晚期“紫口铁足”作品。此洗备受清代皇室赏识，器底刻有乾隆御题诗。郊坛官窑烧制的青瓷器物除碗、盘、洗外，又多仿周、汉时期青铜器式样，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弦纹瓶，洗口,长颈,硕圆腹，圈足，颈至腹部凸起弦纹数周，圈足两侧有对称的横孔，古朴端庄，为仿汉铜壶的式样。明清两代，仿制宋官窑青瓷成风，以清代雍正朝景德镇御窑仿官品为最。
辨别方法
基本方法
要鉴识官窑瓷，还是要从它的胎釉入手去进行辨别。北宋官窑（张公巷窑）与汝官窑的烧造差不多同出一地，在创烧时间上几乎是先后衔接的，同出于皇家的专用窑，可以看到其间的承接和发展。所以，这两个窑口的瓷器胎釉特征和工艺特点虽多有相仿之处，但还是有差别的。北宋官窑的胎骨与汝窑相似，但较汝窑器要薄些，胎质细腻坚实。胎色一般作灰白色，也有粉白、深灰的。由于北宋官窑器胎质中含铁成分比汝窑要高，因此，也有一些呈紫灰色、紫褐色胎体的器物。北宋官窑器一般都用正烧法，以平直圈足露胎者为多，也有少量是满釉裏足用支钉支烧的。其支钉与汝窑的芝麻粒状不同，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也较汝窑器多，3、4、5、6枚都有，既有单数也有双数。
北宋官窑的施釉较厚，釉质精细，釉面光润，成乳浊状，有玉质感。由于烧造温度比汝窑稍高，故釉面的玻璃质感较汝窑要稍强一些。釉色以天青色和淡雅的青绿色为上品，尚有粉青、翠青和月白等多种。釉面上都有较稀疏的开片，开片呈浅黄色，是这个窑口所独有的。为了使釉面成色更加美观，胎釉结合更加牢固，在施釉前，常在胎骨上先刷上一层深酱色的护胎釉。凡刷护胎釉的，烧成后，底足露胎处就显出酱黑色，而口沿处由于流釉缘故也呈现出浅紫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一方法也一直延续到南宋官窑。
北宋官窑的装饰与汝窑相仿，大多数是素面无纹的，个别器物上有弦纹装饰。器型多数是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造型比汝窑要多些。主要有盘、碗、瓶、壶、炉、尊和一些文房用具之类。这一点，与南宋官窑也差不多，但瓷品又比南宋官窑要显得古朴浑厚。汝窑和南北两宋官窑均罕见大件器物，所见的传世品一般都是小件器。
南宋官窑是在汝窑和北宋官窑的基础上，于宋王朝南迁后在官窑器的烧造上的又一发展。无论是在胎釉和工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承接和发展的关系。南宋官窑器的胎骨，因为加入了杭州当地所有的紫金土，胎质虽也比较细密，然较之北宋官窑要显得差些，里面杂质较多。加上这种土内含铁成分高，又有烧造温度不同等的原因，胎骨的色相也较深，胎色有紫灰、黑灰、黑褐、黑色等多种。南宋官窑多为黑胎，凡垫饼烧圈足露胎的，一般都可看到“紫口铁足”的现象。除了垫饼烧的以外，支钉烧的器物底足也可见棕褐色支烧痕。晚期用垫饼托烧的也见有一些灰白色胎的，这种胎上常刷以酱色护胎釉，因此烧成后也有“紫口铁足”的效应。早期南宋官窑与汝窑一样，采用支钉托烧，但支烧痕呈圆形，数量也比汝窑器多，大器可达到20个，而且单双数都有。晚期多采用垫饼托烧。
在施釉上，早期南宋官窑多薄胎薄釉，晚期多薄胎厚釉。厚釉器施釉多至几层甚至十几层，釉的厚度甚至超过胎骨。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青灰、青黄、灰绿、黄绿和炒米黄等色。釉面有开片，以蟹爪纹为主，也有冰裂纹等，大多是较稀疏的浅黄色开片。在开片中以暗红色的所谓“鳝血纹”为上品，黑色的“梅花片”次之，墨纹再次之。
南宋官窑器均属皇家所用，器型极其严谨规范，追求精致，不可越规。一般均是仿古代青铜器形式而制作，形制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大件器物较少见，所见大都是小型器物，如盘、碗、瓶、炉、洗和文房用品等。
鉴于上述制瓷特点，要鉴识南宋官窑器，就必须先看胎质。市场上可见到一些黑胎的仿官窑器，但这些仿品黑胎虽相似，而胎质常显粉状而过于细腻，不像真品因含杂质较多反而显得粗糙，在酱色的露胎处，可见点点黑褐色斑状色块。所以，凡在露胎处不见点点黑褐色斑者，就要小心。真品胎色呈糯米状，仿品胎质常无法做出糯米状。因为缩釉，真品有棕眼，棕眼呈自然状态，露胎处也可见点点黑褐斑。仿品常无棕眼，有的也不自然。在釉面上，因为宋代制瓷追求玉质感，因此，首先要看器物有无玉质感。真品视之如青玉。因为要追求玉质效果，釉面玻璃质感不强，釉面润泽，呈亚光乳浊性。放大镜下可见气泡如细小的串珠紧密聚集在一起一样。因为烧造温度不高，整器击之声音较低。仿品这一点上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凡器物无玉质感者，就须谨慎待之。出土器在开片之内可见有土沁深入肌理。仿品也可做出土沁相似的颜色，但在放大镜下常可见土沁都是浮在表面的，做得好的，也可有侵入的，但不自然，不均匀,认真细看，不难识别。真品器形规正，形美而又有沧桑之感；仿品在这一点上常无法达到，尤其是不能传递出历史的沧桑之感。
对于官窑器，明清时就有仿制。当时的仿品，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有深色胎，也是涂色所致。施釉薄而透亮，开片过于规正。明清仿品是慕其官窑之美，因此，虽与官窑真品有别，但制作精良，也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样值得收藏。近代以来的作伪之品，工艺粗糙，毫无审美价值，为的是遮人耳目，在收藏时要小心剔除，勿为所骗。
主要经验
汝、官、哥、定、钧”闻名于世，其中“汝、官、哥、钧”为官窑，“定”为民窑。“汝、官、哥、定、钧”瓷器存世量稀少，精美绝伦，弥足珍贵。
传世官窑有人疑伪
宋代官窑瓷器世上极其罕见，原因在于宋代官窑瓷器的私密性、非商品化生产等特点。宋代官窑瓷器不做随葬品，所以在宋代墓葬发掘中没有发现。因此对于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有位山东学者认为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都是赝品。此说一出，引起瓷界广泛争论。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传世宋代官窑瓷器是真品，也是珍品。
宋官窑不带“官”字款
市场上有一些带“官”字款的瓷器明显是赝品。宋代官窑瓷器没有“官”字款，原因是宋代官窑瓷器都是单色釉，另外,官窑瓷器只供皇家使用，所以没有“官”款是一般规律。五大窑中定窑有“官”字款，因为它是民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是应该有个标志的。钧瓷多为花盆宋徽宗喜欢养花，建了一个大花园，花盆多用钧窑。钧窑瓷器的特点是釉厚，形成了特有的纹路，叫做“蚯蚓纹”。这种纹路，后仿的瓷器很难做到。钧窑瓷器上面的编号，从1到10号，1号最大，10号最小。而后仿的“钧瓷”，其编号正与之相反。
用高锰酸钾去“贼光”
新的瓷器，表面上都有一层很亮的光，行话叫做“贼光”。.现在最通常使用的去光方法，先用氢氟酸泡半个小时，然后用高锰酸钾和泥包起来闷一个小时。用这种方法处理的瓷器有一种“旧”的感觉。鉴别方法:摸，有拉手的感觉;闻,有酸的味道。
新瓷器砸碎了卖
人们多以为收藏瓷片不会有假，于是一些商家就想出了新招，把整件新瓷器砸碎了，卖瓷片。所以说，不要以为是瓷片就没问题。还有一种作伪方法，把瓷器砸坏了，再把它粘起来，好像是一件旧东西。收藏者的眼力高了，造假者的手法也多了，应该提高警惕。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宋代官窑瓷器(15张)
词条图片(1张)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负暄杂录·窑器》：“宣、政年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这是有关“官窑”的最早记载。南宋时置窑于修内司，在今浙江杭州凤凰山，沿袭旧制仿烧，称“修内司官窑”。这两个窑址迄今未发现。后于郊坛另设新窑，在今杭州乌龟山，叫“郊坛下官窑”，窑址范围很大。1956年作了部分发掘。郊坛下官窑烧造的青瓷：胎薄，呈灰、褐、黑三色；施釉厚，以粉青色釉最佳，晶莹润泽，犹如美玉；釉面多有纹片；器口及底部露胎处，呈灰或铁色，称“紫口铁足”。造型优美，是南宋瓷器中的优秀作品。
两宋官窑研究概述
两宋官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陶瓷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文献资料有限，有关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也显不足，因此对相关问题始终聚讼不一，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对多年来的两宋官窑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别就官窑制度、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及与官窑密切相关的哥窑问题的研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意欲为读者描绘出两宋官窑研究的全貌。
按文献记载，宋代官窑创烧于北宋徽宗朝，“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袭故都遗制”再设官窑，是为南宋官窑。对于两宋官窑的研究历年来一直连绵不绝，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因考古资料的不足，以及对文献记载的理解存在偏差等种种原因，存在较大的分歧。任艳曾在2000年撰文对此做过较为全面的综述，对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详略不同的涉及（下文简称为“任艳文”）[1]。近几年来，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和汝州张公巷窑址的陆续发现，对两宋官窑的研究高潮迭起，取得了更多的成果。笔者意欲以2000年以后的成果为重点，对两宋官窑的研究情况做综合分析和概括性的梳理，以补任艳文之缺。
一、关于官窑制度
官窑制度始自北宋。关于官窑制度的起源、发展，一些研究者曾撰文进行了论述，主要有李刚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2]、刘毅的《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3]、李民举的《宋官窑论稿》、王光尧的《宋代官窑制度初探》等。虽然他们论述的重点各不相同，但对其发展脉络是有共识的，即由贡瓷到朝廷搭烧（监烧），再到自置官窑烧造，是朝廷对宫廷用瓷生产的控制逐步加强的结果。李民举总结官窑生产关系的特点有四，即“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4]。王光尧则认为“宋代的官府窑场是宋代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下的产物，其形式是由官府具资并组织生产的官营瓷器作坊，服务其间的制瓷匠人是政府通过遴选当差的办法从民间‘和雇’来的优秀瓷业匠人，官府窑场的产品除部分高质量被选中者供应宫廷或官府外，大部分仍作为商品出售”，他把官窑分为“地方官窑”、“中央官窑”和“承办工程的临时官窑”三种，并具体分析了它们的不同特点[5]。本文所谈及的正是他划为“中央官窑”的部分。
二、关于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研究的焦点是北宋官窑是否存在以及窑址所在两个问题。
按照《坦斋笔衡》的记载，北宋官窑创烧于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但没有言明具体烧造地点，因此给今天的北宋官窑研究留下了许多谜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了寻找北宋官窑窑址的工作，但直到现在依然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其窑址位于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附近。但由于宋元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开封屡屡被淹，昔日北宋的都市繁华被黄河的泥沙埋于地下达五六米之深，因此窑址无法找到，而且可能永远不能重见天日。陈万里[6]、冯先铭[7]、汪庆正[8]都认为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但无法从窑址取证。三位先生在陶瓷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和影响了绝大多数研究者。
但是汴京窑址多年来遍寻无果，令一些人对史料记载产生了怀疑，他们因明清以来文献资料只提“官窑”和“修内司窑”而未提及“汴京官窑”，故而否定汴京官窑的存在。这种论点的发展，就是认为北宋有官窑，但窑址不在汴京，而在汝州，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的汝窑。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辉柄。他在分析了开封附近的地理环境后，认为当地“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材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他认为《坦斋笔衡》中所谓“京师”应作主语指“朝廷”，而不是作状语指具体地点；若文中所记是“自置窑京师烧造”，才能明确是在汴京设窑烧造。而其它文献中“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的官窑指南宋“袭故都遗制”设立的修内司窑，汝窑即“故都”时的官窑[9]。李刚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撰文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10]
针对这种观点，多位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陆明华认为“汝州”与“京师”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并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瓷片标本及传世瓷器的研究，确认“北宋官窑是存在的，它与汝窑不是一个概念”[11]。施远、张东就“开封没有制瓷原料故不能烧造瓷器”一说展开讨论，认为此说低估了宋王朝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获取制瓷所需物资、“穷一切物力以济一人”的能力，也忽视了当时汴京地区良好的水运条件在运送生产和生活物资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从地理条件分析，认为当时的宋王朝可能选择开封以西的巩县作为官窑的原料供应地[12]。
2000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和试掘为北宋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带来了新的转机。该窑址发现水井和澄泥池等制瓷遗迹，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素烧器和窑具，并有具有官窑典型特征的瓷片埋藏
坑[13]。汪庆正认为，窑址所出青瓷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所出青瓷在胎、釉特点及烧造工艺上都有不同，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自开封地区、推测为北宋官窑瓷器的四片青瓷片则完全一致，其鱼鳞状开片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相似，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此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14]。李刚则放弃了自己以前认为清凉寺汝窑即北宋官窑的观点，转而认为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15]。但因张公巷遗址位于居民区内，揭露面积小，所获资料有限，且在传世瓷器中未见到与之完全相合的器物，此说目前尚未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可。耿宝昌即持谨慎态度，他在《复议宋官窑青瓷》中仅认为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16]。
同时，已有一些研究者将张公巷窑所出瓷器与清凉寺汝窑青瓷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郭木森认为“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张公巷窑的瓷器胎、釉及窑具反映了该窑“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但“不完全否定张公巷窑是金、元时期仿汝、仿官的可能性”[17]。陈宏焱认为张公巷窑址所出施釉、涂化妆土的匣钵“应是专门为烧制御用品所专用”，并分析了窑址地处明清时汝州城内的“察院”，传说为宋代城池的“子城”之东南，应该是受官方控制的窑口，因而认为是北宋官窑[18]。孙新民则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张公巷窑的烧制年代在北宋末年，传世品中也未见明确的张公巷窑青瓷器，因出土资料有限，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修内司窑之间尚不能形成完整的器形连接链，故“还不能遽断它就是北宋官窑”[19]。另外，以郑州大学物理化工学院赵维娟领衔的课题组还对清凉寺汝窑和张公巷窑瓷器的胎、釉成分进行了理化分析实验[20]。
三、南宋官窑
按《坦斋笔衡》记载，南宋官窑有两个，一是“袭故都遗制”的“内窑”，因位于修内司，故称“修内司官窑”；一是“后于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即“郊坛下窑”。
郊坛下官窑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得到公认的宋代官窑。它最早发现于上世纪的30年代，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周仁先生曾三次来杭州调查和试掘，确认了乌龟山一带为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窑址所在，并撰写了《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21]。但当时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是不可能让人们安静地搞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直到解放后，在对乌龟山一带多次实地踏察的基础上，分别于1956年和1985～1986年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发现了窑炉、制瓷作坊遗迹及大批瓷片和窑具[22]。在后来的几年里（上世纪90年代前后），研究者对两宋官窑特别是郊坛下官窑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其中包括朱伯谦的《论南宋官窑》[23]，阮平尔的《南宋官窑新探》[24]，袁南征的《关于南宋官窑》[25]，李刚的《宋代官窑探索》[26]等。具体到郊坛下窑的器物、窑炉窑具、烧造工艺的研究，有李德金的《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造工艺》[27]，陈元甫的《乌龟山南宋官窑的产品类型及分期》[28]，周少华的《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下官窑原料的研究》[29]等。另外，1991年第4期《江西文物》为《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也刊载了一批郊坛下官窑的研究文章[30]。另有吴晓力撰文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31]。对于这一部分内容，任艳文中未作详述，故在此列出。
对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可以1996年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的发现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文献资料及少量采集标本的分析研究为主，有修内司窑存在与不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任艳文中分别对一些不同的观点作了介绍，如沙孟海的“修内司是机关而不是窑场”说[32]，李辉柄的“修内司窑器即传世哥窑器”说[33]，李刚的“修内司官窑子虚乌有、内窑系由临安府掌烧”说[34]，沈岳明的“修内司窑存在但可能不在杭州城”说[35]，等等。另有李民举在《宋官窑论稿》中肯定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并援引《中兴礼书》中的有关记载，认为修内司烧造瓷器与礼器局有关，还提出了“郊坛下窑前期为临安窑，后期是替代了修内司窑的官窑”的理论[36]。文中所引《中兴礼书》为宋代官窑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阶段以杭州老虎洞窑的发现为契机，再次掀起宋代官窑研究的热潮。老虎洞窑址发现于1996年，1998～200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的高等级的制瓷遗迹、高质量的青瓷标本及处理废弃瓷器的瓷片坑均彰显着该窑的官窑身份[37]，因此被绝大多数专家认定为南宋的第一个官窑——修内司官窑。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38]。陆明华、杜正贤同意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并以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印证[39]。孙新民和唐俊杰分别作了老虎洞窑与汝窑及郊坛下窑的比较研究[40]。李家治则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41]。一些研究者从南宋两个官窑的器物胎釉及开片特点、烧造工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施远、张东的《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42]，贺世伟的《南宋官窑分期浅析》[43]等。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理化研究，提供了修内司窑与其它相关窑口相比较的科学数据和分析结果[44]。
李辉柄则持不同见解，他认为“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是两个不同的官窑品种”——修内司窑是传世哥窑，郊坛下窑是唯一的南宋官窑；他在对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进行比对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如出一辙的‘双生姐妹’，既看不出两窑有时代的先后，更没有产品之间的差别(同一品种)。因此，乌龟山与老虎洞窑都是南宋的官窑，是南宋官窑的重要组成部分。”[45]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46]。李刚则认为老虎洞窑址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因此“凤凰山窑址的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47]。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举办了“2002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于2004年出版了《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36
篇[48]。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建馆10 周年的纪念文集——《南宋官窑文集》也于同年出版，收录论文26篇，包括耿宝昌、蔡和璧、李家治、朱清实等陶瓷研究专家的研究文章[49]。这两部文集成为近些年来南宋官窑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文集中，大多数专家对“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表示了肯定与支持，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秦大树从宋代陶瓷祭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推知，“所谓‘修内司官窑’或‘内窑’，是邵鄂提举后苑时所设‘邵局’下属的一个制瓷机构，由‘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统领。至少在其初建之时，是以生产郊祀祭器等礼制性用器为主要目的”；而窑址的瓷片坑则是“将次品集中销毁，不使其流入市场，以保证礼器的神圣性”，反映了“专门瘗埋礼器的制度和方式”；出土器物大多采用模制成型，是“由于宋代礼器的制作都有法式，对形制、尺寸有极严格的要求”[50]。赵古山认为，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即窑址第二期）是修内司窑，第三期则是隶属于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其窑场瓷片坑是堆积试烧废品的地方，而“郊坛下官窑未发现专门埋藏废弃瓷器的瓷片坑”，是因为经过试烧，废品率降低[51]。因篇幅关系，文集中其它内容不再详述。
宋代官窑瓷器
百科名片
宋代官窑瓷器宋代官窑瓷器（Porcelain of the Guan Yao of the Song Dynasty ），“官窑” 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由官府直接营建。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地位和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庭所需的高档瓷器，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简介
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
宋代官窑瓷器(15张)
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宋叶《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宛，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古所珍。后效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文表明,南宋初营建的“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高濂《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1930年发现窑址，1956、1985年冬至1986年春先后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出龙窑与作坊遗迹，并获得大量标本。
官窑瓷器样式
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以宫廷生活用瓷与陈设瓷为主。流传至今的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以瓶为例，有弦纹瓶、直颈瓶、瓜棱瓶、贯耳瓶、胆式瓶、八方瓶、盘口瓶等，造型各有特点。官窑传世品今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少数的精美作品，已于早年流失国外。
工艺特色
官窑青瓷闻名于世，北宋汴京官窑青瓷继汝窑烧造，其形制、釉色、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格古要论》说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器多仿古,釉色有淡青、粉青、灰青等多种色调，釉质匀润莹亮，大纹片，胎骨深灰或紫色，满釉裹足支烧，器底有支钉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圆洗中，有洗身近直微外撇，平底，里外满釉裹足支烧， 底有支钉痕，造型、 釉色与汝窑器相近，装烧工艺亦与汝窑支烧法相同者，应是北宋汴京官窑制品。南宋官窑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郊坛官窑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的青瓷产品，为薄胎薄釉青瓷，胎薄质细，色黑褐或深灰，釉色以粉青为主，兼有青灰、青黄和炒米黄等色调，釉层薄而润泽，有纹片，满釉支钉装烧， 器底有圆形支钉痕，工精质高。 青瓷的形制、胎、釉和支烧工艺都与北宋汝、官窑青瓷特点相类，确为“袭故宫遗制”。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石质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二次烧成的厚釉工艺，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横竖交织的蟹爪纹片或层层叠错的冰裂纹片，有说不尽的奥妙。厚釉工艺的具体做法是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成器，一般釉层厚在 2毫米以上。厚釉易粘接支烧工具，造成废品，厚釉工艺的使用导致装烧工艺的改良，变满釉支钉装烧为刮釉垫饼装烧，即将碗、盘、洗、瓶等圈足器的底端釉刮掉露胎，以垫饼垫烧。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5%，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与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征。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件官窑圆洗，口沿部位青釉微泛紫色，通体粉青釉纯正莹澈，满布冰裂纹片,宽圈足垫烧,是南宋郊坛官窑的晚期“紫口铁足”作品。此洗备受清代皇室赏识，器底刻有乾隆御题诗。郊坛官窑烧制的青瓷器物除碗、盘、洗外，又多仿周、汉时期青铜器式样，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弦纹瓶，洗口,长颈,硕圆腹，圈足，颈至腹部凸起弦纹数周，圈足两侧有对称的横孔，古朴端庄，为仿汉铜壶的式样。明清两代，仿制宋官窑青瓷成风，以清代雍正朝景德镇御窑仿官品为最。
辨别方法
基本方法
要鉴识官窑瓷，还是要从它的胎釉入手去进行辨别。北宋官窑（张公巷窑）与汝官窑的烧造差不多同出一地，在创烧时间上几乎是先后衔接的，同出于皇家的专用窑，可以看到其间的承接和发展。所以，这两个窑口的瓷器胎釉特征和工艺特点虽多有相仿之处，但还是有差别的。北宋官窑的胎骨与汝窑相似，但较汝窑器要薄些，胎质细腻坚实。胎色一般作灰白色，也有粉白、深灰的。由于北宋官窑器胎质中含铁成分比汝窑要高，因此，也有一些呈紫灰色、紫褐色胎体的器物。北宋官窑器一般都用正烧法，以平直圈足露胎者为多，也有少量是满釉裏足用支钉支烧的。其支钉与汝窑的芝麻粒状不同，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也较汝窑器多，3、4、5、6枚都有，既有单数也有双数。
北宋官窑的施釉较厚，釉质精细，釉面光润，成乳浊状，有玉质感。由于烧造温度比汝窑稍高，故釉面的玻璃质感较汝窑要稍强一些。釉色以天青色和淡雅的青绿色为上品，尚有粉青、翠青和月白等多种。釉面上都有较稀疏的开片，开片呈浅黄色，是这个窑口所独有的。为了使釉面成色更加美观，胎釉结合更加牢固，在施釉前，常在胎骨上先刷上一层深酱色的护胎釉。凡刷护胎釉的，烧成后，底足露胎处就显出酱黑色，而口沿处由于流釉缘故也呈现出浅紫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一方法也一直延续到南宋官窑。
北宋官窑的装饰与汝窑相仿，大多数是素面无纹的，个别器物上有弦纹装饰。器型多数是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造型比汝窑要多些。主要有盘、碗、瓶、壶、炉、尊和一些文房用具之类。这一点，与南宋官窑也差不多，但瓷品又比南宋官窑要显得古朴浑厚。汝窑和南北两宋官窑均罕见大件器物，所见的传世品一般都是小件器。
南宋官窑是在汝窑和北宋官窑的基础上，于宋王朝南迁后在官窑器的烧造上的又一发展。无论是在胎釉和工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承接和发展的关系。南宋官窑器的胎骨，因为加入了杭州当地所有的紫金土，胎质虽也比较细密，然较之北宋官窑要显得差些，里面杂质较多。加上这种土内含铁成分高，又有烧造温度不同等的原因，胎骨的色相也较深，胎色有紫灰、黑灰、黑褐、黑色等多种。南宋官窑多为黑胎，凡垫饼烧圈足露胎的，一般都可看到“紫口铁足”的现象。除了垫饼烧的以外，支钉烧的器物底足也可见棕褐色支烧痕。晚期用垫饼托烧的也见有一些灰白色胎的，这种胎上常刷以酱色护胎釉，因此烧成后也有“紫口铁足”的效应。早期南宋官窑与汝窑一样，采用支钉托烧，但支烧痕呈圆形，数量也比汝窑器多，大器可达到20个，而且单双数都有。晚期多采用垫饼托烧。
在施釉上，早期南宋官窑多薄胎薄釉，晚期多薄胎厚釉。厚釉器施釉多至几层甚至十几层，釉的厚度甚至超过胎骨。釉色以粉青为主，也有青灰、青黄、灰绿、黄绿和炒米黄等色。釉面有开片，以蟹爪纹为主，也有冰裂纹等，大多是较稀疏的浅黄色开片。在开片中以暗红色的所谓“鳝血纹”为上品，黑色的“梅花片”次之，墨纹再次之。
南宋官窑器均属皇家所用，器型极其严谨规范，追求精致，不可越规。一般均是仿古代青铜器形式而制作，形制尺寸都有严格规定。大件器物较少见，所见大都是小型器物，如盘、碗、瓶、炉、洗和文房用品等。
鉴于上述制瓷特点，要鉴识南宋官窑器，就必须先看胎质。市场上可见到一些黑胎的仿官窑器，但这些仿品黑胎虽相似，而胎质常显粉状而过于细腻，不像真品因含杂质较多反而显得粗糙，在酱色的露胎处，可见点点黑褐色斑状色块。所以，凡在露胎处不见点点黑褐色斑者，就要小心。真品胎色呈糯米状，仿品胎质常无法做出糯米状。因为缩釉，真品有棕眼，棕眼呈自然状态，露胎处也可见点点黑褐斑。仿品常无棕眼，有的也不自然。在釉面上，因为宋代制瓷追求玉质感，因此，首先要看器物有无玉质感。真品视之如青玉。因为要追求玉质效果，釉面玻璃质感不强，釉面润泽，呈亚光乳浊性。放大镜下可见气泡如细小的串珠紧密聚集在一起一样。因为烧造温度不高，整器击之声音较低。仿品这一点上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凡器物无玉质感者，就须谨慎待之。出土器在开片之内可见有土沁深入肌理。仿品也可做出土沁相似的颜色，但在放大镜下常可见土沁都是浮在表面的，做得好的，也可有侵入的，但不自然，不均匀,认真细看，不难识别。真品器形规正，形美而又有沧桑之感；仿品在这一点上常无法达到，尤其是不能传递出历史的沧桑之感。
对于官窑器，明清时就有仿制。当时的仿品，一般胎色较白，即便有深色胎，也是涂色所致。施釉薄而透亮，开片过于规正。明清仿品是慕其官窑之美，因此，虽与官窑真品有别，但制作精良，也自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样值得收藏。近代以来的作伪之品，工艺粗糙，毫无审美价值，为的是遮人耳目，在收藏时要小心剔除，勿为所骗。
主要经验
汝、官、哥、定、钧”闻名于世，其中“汝、官、哥、钧”为官窑，“定”为民窑。“汝、官、哥、定、钧”瓷器存世量稀少，精美绝伦，弥足珍贵。
传世官窑有人疑伪
宋代官窑瓷器世上极其罕见，原因在于宋代官窑瓷器的私密性、非商品化生产等特点。宋代官窑瓷器不做随葬品，所以在宋代墓葬发掘中没有发现。因此对于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有位山东学者认为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都是赝品。此说一出，引起瓷界广泛争论。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传世宋代官窑瓷器是真品，也是珍品。
宋官窑不带“官”字款
市场上有一些带“官”字款的瓷器明显是赝品。宋代官窑瓷器没有“官”字款，原因是宋代官窑瓷器都是单色釉，另外,官窑瓷器只供皇家使用，所以没有“官”款是一般规律。五大窑中定窑有“官”字款，因为它是民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是应该有个标志的。钧瓷多为花盆宋徽宗喜欢养花，建了一个大花园，花盆多用钧窑。钧窑瓷器的特点是釉厚，形成了特有的纹路，叫做“蚯蚓纹”。这种纹路，后仿的瓷器很难做到。钧窑瓷器上面的编号，从1到10号，1号最大，10号最小。而后仿的“钧瓷”，其编号正与之相反。
用高锰酸钾去“贼光”
新的瓷器，表面上都有一层很亮的光，行话叫做“贼光”。.现在最通常使用的去光方法，先用氢氟酸泡半个小时，然后用高锰酸钾和泥包起来闷一个小时。用这种方法处理的瓷器有一种“旧”的感觉。鉴别方法:摸，有拉手的感觉;闻,有酸的味道。
新瓷器砸碎了卖
人们多以为收藏瓷片不会有假，于是一些商家就想出了新招，把整件新瓷器砸碎了，卖瓷片。所以说，不要以为是瓷片就没问题。还有一种作伪方法，把瓷器砸坏了，再把它粘起来，好像是一件旧东西。收藏者的眼力高了，造假者的手法也多了，应该提高警惕。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宋代官窑瓷器(15张)
词条图片(1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