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技术生存的危机及其出路

　　自然的和谐孕育了万物之灵———人。人猿揖别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物质、精神统一体,人就在不断地为自身的解放,为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技术,经由古代的手工技术、近代的机器技术,演变成与科学联姻的现代技术,成为人类卓有成效的生存工具。但在现代技术被推至极端后,人类陷入了技术的乌托邦,以至于危及人类的生存。技术生存引发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促使人类反省,进而敦促人类寻求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新技术生存,既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无碍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一、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

人,具有物质、精神二重属性。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人是极其复杂的生命体,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以及信息交换。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人有意识、思维,是宇宙中唯一的认识、实践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统一于人的生存方式。

人的生存方式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是人类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的组织方式。其中,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指人类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方式。人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为了追求生存、发展或享受而在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活动及其活动方式。人的组织方式是指人在物质与非物质活动中结成的关系。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源于自然必然性与人类创造性的结合,而一定的既有的生存方式本身,又成为人的自由意志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基础。人的生存蕴含两大矛盾:一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二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每一代人实现欲望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

从远古时期到近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是自然生存———主要依靠大自然的资源和人的自然能力生存。大自然的资源,包括阳光、土地、江河、矿产,尤其是生物资源。人的自然能力,即人的体能,包括体力和身体技能。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P95)。为了使自然界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发明工具以改造自然。工具扩展了人的体能,工具更使人得以利用自然力。比如,为了利用水的动力,人类发明了水车;为了利用蒸汽的压力,人类发明了蒸汽机,如此等等。工具赋予人支配自然界的力量,通过工具,人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工具是一种人造物,是人利用自然物制造的人造物。人类改变自然的实质,就是用人造物取代自然物。技术则是制造人造物的知识和方法。在自然生存时期,技术主要表现为“手工技术”。中国古代典籍《考工记》指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此处之“天”、“地”、“材”,均为自然物;“巧”,则是指技术。手工技术的使用,使人的主体性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作为实践主体,人把自己的目的、需要、愿望灌注于大自然。中国的都江堰,法国的葡萄园,意大利的新古典主义园林等等,都是人造自然景观的典型。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创造着新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无损于自然界的价值与尊严,因为它们都是在自然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之内进行的。总的说来,在自然生存时期,人与自然相得益彰,遗憾的是生存效率偏低。

近代以降,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机器技术取代了手工技术,工具与知识实现了双重飞跃。于是,机械能取代了动物能,技术物取代了自然物,人类从主要依赖自然物生存转向主要依赖技术物生存,从主要依赖自己的体能生存转向主要依赖技术生存[2]。机器的效率远远超过手工工具,技术生存的效率也大大高于自然生存。到了现代,更出现了与科学联姻的高技术。现代技术逐渐脱离人类的控制,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而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渗透与扩张。如果说以前的技术是人本的,是人类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去寻找手段,现代的高技术则是非人本的,它更多的是为已有的工具寻找目的。技术已经疏离了它的初衷,背叛了自身的逻辑。在技术生存步入极端之后的今天,人类对于大自然不是善待,而是虐待;不是关爱,而是征服。人类无情地否定大自然的价值与尊严,自然界的承受能力面临崩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对于人具有独立性和正价值,而这恰恰就是自然设定的人的活动的限度。人的活动一旦超越这一限度,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人的异化活动必然引起“自然的异化”,即“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呈现出负面价值”[3]。此时的自然,以其对于人的独立性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其对于人的负价值否定以前对于人的正价值。山,已经不是那座山;水,也已经不是那湾水。此时的人类,越致力于开发大自然,其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就越深重,这就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二是人性危机。

二、现代技术生存的危机

(一)关于生态危机

技术物与自然物是彼此异质的两种存在,自然物是遵循“物竞天择”规律衍生的物,是自然界长期演变的结果,技术物是通过人工手段制造的物,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然物依照“自然界的惯常行程”发展变化,并基于彼此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形成自然界的“正常结构”。为了生产技术物,人类干预甚至改变“自然界的惯常行程”;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片面追求,人类甚至常常违反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正常结构”。由于技术本身具有某种反自然的属性,技术的无节制使用必然导致自然界的“正常结构”受到威胁,从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种情况可以从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物质流运动关系图得到说明[4]。此图表明三层意思:其一、物质流是线性的,单向度的。其二、为了满足人类的物欲,自然代写论文资源被大量而快速地从地球中取出,迅速加工成某种形态的产品,继而经过流通环节分配给消费者,最后在瞬间被消费掉。其三、不仅在其使用价值被消耗之后,产品作为“废物”被弃置于环境,而且在资源索取、资源加工、产品流通与分配及产品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废物”以各种形态被弃置于环境。由此可见,技术生存中对大自然进行的是典型的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文明人”的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中仍然一天天继续着,甚至变本加厉。

一方面是人类扩张的无限和索取的无度,另一方面却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承受能力的有限性,随着大工业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开采,人类消费空前扩张,自然资源加速耗竭,垃圾在不断地堆积,于是,废气弥漫了天空,废水浆黑了河流,废渣充斥了土地,进而导致土壤沙化,湖泊干裂,植被毁坏,物种灭绝,气候异常,灾害频仍。自然已经异化,自然的报复已经开始,人类如果依然故我,则自然界更大规模、更深程度的报复将不可避免。这就是当今社会面临的第一种危机: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二)关于人性危机

人的生存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的本质,人以何种方式生存,就会具有何种属性。技术生存的“人性危机”,就是技术生存使人“非人化”。在人作为一种生命体方面,它表现为人类体质的迅速退化;在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精神主体方面,它表现为人类心智的物性化。

人类体质为何迅速退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然选择松懈”,二是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在技术生存中,人主要依赖技术与技术物。技术乃是一种“人为”,技术物则是“人为”的结果。对自然而言,技术物是异己的存在,人越是依赖技术物生存,其离开自然就越远,而人离开自然越远,其生命在自然面前就越显孱弱。根据估计,在人类过去近200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每一代会发生4. 2次基因突变,其中约1. 6次是有害突变[5]。从前,基于自然选择,携带有害基因突变的个体将会流产、死胎、不育或早夭,这些有害基因随之迅速消失;如今,由于医疗技术迅速发展,本该死亡的个体活了下来,本来不能生育者又能生育后代,从而导致“自然选择松懈”,其结果是有害基因不断积累,人类总体遗传素质下降。

同时,由于生存环境遭到污染,人类周围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致变、致畸因子不断增加,导致人类的群体素质,尤其是抗病机能急剧下滑。20世纪以来,作为人类免疫系统衡量指标的白血细胞正在不断减少,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人类白血细胞含量的低值已由8 000个/立方毫米降至4 000个/毫米立方,致使人类的免疫机能急剧下降。免疫机能下降的恶果之一,就是许多致病菌得以在人体内滋生蔓延,以至于如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之类极为普通的病菌,也产生了非凡的耐药性,一般的抗菌素竟然无法完全消灭它们,进而使治疗破伤风的青霉素用量已经由1928年刚刚使用时几万单位就能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增加到现今需要使用几千万单位,而其患者的死亡率却回升到抗菌素问世以前的水平上[5]。由此可见,人作为一种生命体,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已经在技术生存方式中走向“非人化”了,此其一。

其二,技术生存对人作为唯一的精神主体,即在人作为精神存在层面上之被“非人化”。从精神上看,现代社会是“不健全的、病态的”,其根源就在于技术的非人道化的发展,以至于弗洛姆曾感叹:“2000年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时代的完成与终结,相反却是一个人类不再作为人类,而转变为没有思想的和没有感觉的机器的时代的开始”[6]。在技术生存中,技术的每一步推进都在铸造着一个崭新的物态世界。随着社会分工、社会交往的发展,社会关系在物化;随着工业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物的开发取得空前成功,人心也不断滑向物性化的维度———从商品的“拜物教”到货币的“拜物教”,整个社会物欲横流而精神空虚。物性化的工业革命,最终带来的是人类心智的物性化。进而言之,技术生存对人的个性和精神生活也造成了威胁。由于片面强调物质消费,人丧失了与其自己、与生命的接触,丧失了深层情感体验的能力,也丧失了与这种体验相伴而生的喜悦与悲伤;人们不再探求和表现他的超生存需要,文学与艺术、哲学与信仰逐渐成为多余。其结果是,人的物质性日益强化,而精神性却日渐迷失。

(三)引发两种危机的原因

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为什么会导致生态危机与人性危机呢?这源于它所蕴含的两大内在矛盾:一是技术物与自然物的矛盾,二是技术物与人的矛盾。前者逐渐发展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引起生态危机;后者导致人的高度物化和人性扭曲,引起人性危机。第一种矛盾———技术物与自然物的矛盾,意味着物质守恒,但是物质贬值。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对自然界加以改造和利用,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把自然物改造成为人工制造物。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由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制造活动与自然演变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这种物质交换是不对称的。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乃是对自然的双重消费。对于自然来说,被打上人类的印记以后,它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即具有不可逆性;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的物质财富以后,已不再具有原来的价值。故称,物质守恒,但是物质贬值。也就是说,按照近现代技术生存方式,人类的经济越发展,对自然的消费就越多;人类对自然的消费越多,自然界就越脆弱,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危机。

第二种矛盾———技术物与人的矛盾,意味着现代技术的生存方式强化了人类“原发性”的利益冲突。马克思说,人类的劳动还有第二种交换:活动的交换,即人与人之间制造物的交换。由于人的劳动,自然物变成了制造物。接着,制造物又变成了商品。商品交换的成功,则会促使人类不断寻找新的自然物,并把它加工改造成制造物,变成商品。如此循环往复,使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源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自然资源的争夺是人类“原发性”的利益冲突。现代技术生存方式恰恰强化了这种冲突,一战二战的发生,乃至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都不过是其著例而已。资源争夺导致军事争夺,生态危机导致政治危机,物欲膨胀导致道德沦丧,最终导致人性危机。

为了追求自由和发展,人类发明了技术生存方式。但,由于生态危机,人的发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由于社会的“巨机器”化,人更是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被动性”逐渐成为工业社会中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特色。在社会这一巨机器系统中,人被削减成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人,在生产的时候,他只是生产机器上的一个嵌齿;在不生产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人性开始分裂,在物质的人无度膨胀的同时,精神的人却在不断趋向萎缩。这一切都指向一点———现代技术的生存方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种发展方式不可能千秋万代,永续发展。人类的出路在哪里?新技术生存之路,才是人类明智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

三、从技术生存到新技术生存

(一)新技术生存的本质

新技术生存乃是对技术生存和自然生存两者的扬弃,它既包含技术生存的因素,也包含某些自然生存的因素,是技术生存与自然生存两者的优化和平衡。就技术生存的扬弃而言,所扬者,技术生存的高效率,所弃者,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就自然生存的扬弃而言,所弃者,生存效率过低,所扬者,积极尊重自然的价值与尊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而言之,新技术生存就是既无损于人类生存的高效率,又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人性的张扬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新技术生存的本质。具体言之,它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技术的“新”,二是技术观念的“新”,三是生存方式的“新”。新技术生存并不一概否弃技术,它否弃的只是以经济计算为主要甚至是唯一评价标准的技术,而要求大力发展绿色技术与人性化技术,此即技术的“新”。所谓绿色技术,应具有如下三大“抽象的规定性”,即所谓的“3R”:一是节约(Reduce),即省料、节能,“由一种有机物排泻出来的被当作废物的那种东西都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二是重新使用(Reuse),即对资源的再利用;三是循环(Recycle),即生态系统中的自养者、草食者、肉食者、腐生者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实现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7]。人性化技术,即弗洛姆所说的“人道技术”,是指与人的各种本性相适宜、与人的内在特性相和谐的技术。发展人性化技术,就是在技术的设计、开发和使用中将人性赋予技术,在技术中融入人性的因子,使技术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张扬人的个性。人性因子包括诸如追求主体性、创造性、选择性、批判精神、价值判断、自由、尊严等等属于人之本性的诸多内容。

同时,新技术生存要求人类充分认识技术的限度与技术应用的人的向度,此即技术观念的“新”。由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作用,任何技术和技术应用都潜藏着对自然和人性的破坏性。人类开发和使用技术,不能仅着眼于解决生产的效率问题,以至于将获取更多的利润作为技术评判的唯一标准,还应该考虑技术为人类的精神服务的问题,以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恢复被技术压抑的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从而在技术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保持平衡。这就意味着,对于技术在时间面向上的片面追求先进,应该进行必要的控制;对于技术在空间面向上的无度扩展,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8]。通过尽可能地减少技术的负价值,消解技术异化给人类发展带来的种种困境。

生存方式的“新”,意指为了消除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减少对物质、能量的索取和消耗;为了消除人性危机,人类必须把自己从社会巨机器中解救出来,克服人的物性、被动性,达到心理更新。以技术生存为参照,对生存方式的“新”可作如下描述:在构成上,技术生存所依托的灰色技术,是自然的异己存在;新技术生存吸收自然生存的合理因素,依托绿色技术与人性化技术,与自然和谐,与人性谐调。在来源上,技术生存依赖物质、能量的无度索取和消耗;新技术生存有效节制物质、能量的消耗,转而依赖信息和知识的作用。在知识体系上,从自然科学享有优先地位,到自然科学与新的人文主义科学并重。在观念上,人从重占有、利用,到重生存、发展;从只顾寻求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征服,到寻求人以智慧约束对自然的破坏,及加强对非理性的社会力量和制度的控制;从人类中心主义,到扩大和加深对自然界价值的认识,用新的视角研究和探索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将以其全面发展的理性,从“人为自然立法”,到“人为自己立法”,进入一种自觉、节制发展的新的境界。

(二)新技术生存何以可能

一场新的信息科技革命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路径。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历了一场新的信息科技革命。这一场革命,正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在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称“信息社会”。相应的,人类文明也在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步入了信息文明。胡继武说:“人类对不同的资源基础的选择和依赖既是社会文明变迁的一种内在的依据,又是社会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目前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高度重视和作为主要的资源基础,正表明了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特征。”[9](P205)信息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为人类以新技术生存取代技术生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物质、能量和信息是宇宙中所有事物的存在根据。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但又依存于物质和能量;它是“物质和能量在时间、空间上具有一定意义的图象集合或符号序列”[10](P19)。正如一个系统的熵是它的无组织的度量,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量则是它组织化程度的度量。张华夏认为,“发展就是对称性的破缺与展开”。从信息的角度看,每一次对称性的破缺,都是从原来均匀、衡等的信息总量里衍生出新的信息[11]。沈骊天进一步指出,“改变信息与材料能量的结合方式就可以产生有序”。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0+0=1在这里, 1表示新的明显的有序;第一个0表示微弱的有序,其中虽有信息量,但支持信息的物质能量近于0,因而序为0,可表示为0(1, 0);第二个0表示强大的无序,不具有必要的信息量,只拥有物质能量,因而序也为0,可表示为0(0, 1);然而, 0+0=1,这一奇妙的组合,产生了新的明显的有序[12]。而有序的产生,就是发展。张华夏、沈骊天两先生的研究成果,从哲学本体论上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新技术生存亦由此成为可能。

(三)新技术生存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现代技术生存方式已经陷于困境,人类必须超越这种生存方式,以实现人性的回归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了摆脱技术生存引起的困境,人类不惟需要更新、更优的技术,抑且需要高度的智慧。如果说技术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可能,则唯有智慧能使人类把握正确的方向并自愿节制权力的行使。从技术生存走向新技术生存,就是从技术的乌托邦,走向弥赛亚时代人的乌托邦。在具体的实践中,人类需要自觉调节劳动中的两种交换,以此来达成新技术生存的目标,为此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真理与价值有机统一原则。从微观上看,一切自然物的开发和人工物的制造,既不能违反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能违背人类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第二,生态协调原则。从宏观空间布局上看,一切自然物的开发,均要遵循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原则。这其中包括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协调,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自然社会大系统内部诸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

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从宏观的时序来看,一切自然物的开发,既要坚持为今天的人类服务,又要坚持为明天和后天的人类服务。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家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现代化建设模式的维度,还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维度,新技术生存方式都应该超越传统的技术生存方式。新技术生存方式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牢牢根置于人性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可靠根基之上,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融合,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