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伟岸蟑螂作品:上海滩黑道传说1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8:55:07
三．3．02
路越走越宽，找来请求帮忙的人自然越来越多，只要够交情，杜月笙向来都是来者不拒。当然，即使当时交情不到，只要地位够高，他也都是“闲话一句”，决不推辞。
现在，是张学良遇到了麻烦。
因为报上关于杜先生的新闻报道已经无一例外全是歌功颂德型，杜月笙对新闻界的掌控便更多的体现在为朋友化解负面消息上。十里洋场，极度繁华，也极度糜烂，达官贵人的桃色新闻、各色丑闻层出不穷，这些东西，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平民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各路报纸对此的报道自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在当时，权贵名流要搞定一家报纸，简直比现在的高龄剩女搞定富二代还难，于是人们纷纷找到杜先生，请求帮忙“保全名誉”，杜月笙确实也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他的哲学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有花完的时候，交情花不完。”
这可不是普通的交情，不说比天高比海深，也差不多了吧。
慢慢的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杜先生开口“闲话一句”，上海滩上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为此，杜月笙不知道交了多少朋友，本来就四通八达的关系网更加无孔不入，在上海滩，杜先生俨然已经是一块最闪亮的金字招牌。
像张学良这样的超级大人物，居然也托人找自己帮忙，就算是天大的麻烦，杜月笙都不觉得大，反而很高兴。
张学良一生最不擅长的事是打仗，最擅长的，肯定是吸毒和泡妞，最多的时候，他曾同一时间有12个女人。张少帅对此颇为自得，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的女人确实太多，数不过来，他和赵四小姐的故事无人不知，我们不如挑另几个著名的简单说说，点到为止。
少帅和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他妹妹的恋情有点阴差阳错。本来张学良看中的是王部长的女儿，就给王家写信寄照片，写明王小姐收，不曾想这家有两位王小姐，辈分还不一样。结果信被送到了姑姑王小姐手里，姑姑拆开信，一看此人长得帅，又有名有地位肯定也有钱，不禁芳心暗许，赶紧回了封火辣辣的信。从此张学良就经常往南京跑，别人都以为他是去找蒋介石汇报工作，哪想得到竟是找王部长的妹妹汇报思想。两个人后来同居了一年多，在张少帅来说，这很不算短了。
对于这两个王小姐，他晚年评论说：“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拉几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另一个叫唐怡莹，来头更大，当时是溥仪弟弟溥杰的太太，不过溥仪此时已经不再是宣统皇帝，溥杰在张少帅眼里也就算个屁而已了。
是唐怡莹先看上的张学良，天天从报上搜集有关他的消息，搞了一大本剪报。后来两人就开始偷情。溥杰也知道这事，他自知惹不起张帅哥，就只能忍着。可惜唐怡莹过于虚荣，爱说谎，骗张学良说老爹在清朝是个省长级的方面大臣，其实不过是个九品小官，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而已。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小张不免很不满意，因为少帅不喜欢不单纯的女人，这段感情只好无疾而终。
他俩分手后，唐怡莹又勾搭上了军阀卢永祥的草包儿子卢筱嘉（就是绑架黄金荣的那位）。忍无可忍的溥杰终于急了，要求离婚，唐怡莹说离婚可以，但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这损失费开出来是个天价，溥杰给不起，就问能不能给打个折？唐红杏只说谢绝讨价还价，于是这婚就离不成。后来是日本人不干了，他们要求溥杰娶一位日本皇族，自然他得先离婚，溥杰老老实实说没钱，离不起。日本鬼子可没那么文明，拿着刺刀就找了过去。唐怡莹赶紧签字，一分钱没拿到，后悔不已。
还有一个来头更加巨大的，是墨索里尼的小女儿。小墨索里尼当时是意大利驻华公使的夫人，跟老公去东北出差的时候张学良请他们吃过一次饭，少帅长得是真帅，小墨在饭桌上即兴就爱上了他。
淮阴侯韩信曾经用千两黄金回报过漂母的“一饭之恩”，同样是“一饭之恩”，小墨索里尼的回报来得更别致——以身相报。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情债肉偿。张学良是个很传统很中国的人，哪里消受得了洋人的激越，回来后跟部下弟兄谈感想，直说：“洋餐不好吃，洋妞儿床上玩意儿太古怪，受不了受不了。”不过两人后来倒是成了很好的朋友。
这些其实都是私生活，就算张学良是公众人物，大家也无权干涉，只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立即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为千夫所指，私生活当然再也私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当晚，身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将军，正在北平六国饭店和胡蝶相伴跳舞，并馈赠佳人十万大洋作为酬报。部下来报日军已侵占沈阳，我们该怎么办？少帅对此置若罔闻，继续跳他的舞，一如日本人炸死老爸后他的淡定。结果是，东北军一枪未放，东北尽失。
——事变过后，有德国报纸恶搞，大力推荐张学良，说他应该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好当时希特勒尚未发动二战，瑞典人挪威人不需要听从德国人的建议，所以少帅虽然奖没得到，脸倒也没丢得满世界都是。
只是如此的草包将军，自然激起举国愤怒，讨伐之声一时不绝于耳。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先生，奋笔疾书作《哀沈阳两首》诗作，发表在当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对张学良加以无情嘲讽。流传甚广的一首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时人纷纷将此诗比作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所作的《圆圆曲》。《圆圆曲》讽刺的是大汉奸吴三桂为了名妓陈圆圆而投降满清、反戈一击帮着清朝灭了明朝的不堪之事。其中最出名的两句，曾经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某项注释中出现过，“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据说吴三桂看到此诗后勃然大怒，无奈他正在云南打仗，无法跨省捉拿远在尚未沦陷的千里之外的诗人，只好派人带着1000两金子去浙江，要求吴梅村改诗，遭到断然拒绝。事实上也没法改，这首诗早已风靡全国了。
张学良比吴三桂心理素质好得太多，根本不太在乎一两首破诗，直到顾无为受此诗启发编出舞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才让他感到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长期以来对角色转变的孜孜追求，杜月笙现在已经完全训练出了一套商人思维，对于“抗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抵制日货。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
于是抗日救国会一面呼吁上海市民行动起来，拒买日货，一面在市内各个地点设立检查所和保管所，一旦发现日货立即没收。大量的执行人员，主要来自于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其中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陆京士，邮政工会出身，从事工运多年，在上海工人阶层中人脉广泛，这一次他就发动了不少工人参与进来。
杜月笙的另一个门生于松乔，在检查过程中，搜查到了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的商号“合昌祥”，居然从仓库里搜出了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是有头有脸的人，在上海商界影响力很大，根本没把小小一个于松乔放在眼里。没想到于松乔真就把棉布没收，直接送回了保管所。
等到陈松源带着武装保镖赶到保管所，想把棉布抢回来，而于松乔坚决不肯让步，在保镖打算硬抢时，他舍命相拼，最后居然把陈松源关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国民党高官陶百川、吴开先，以及虞洽卿、王晓籁等，无论怎样劝说，于松乔就是不放人，只是放下一句狠话：“你们谁要来硬抢，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把陈松源和自己关在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里，谁也进不来。
最后是杜月笙出面才打破了僵局。这是最好的宣传，经此一役，抗日救国会威名顿起——连陈松源都会被抓，那谁还敢囤积或者买卖日货？
与此同时，杜月笙牵头积极组织募捐，并将募到的第一笔10万元汇到黑龙江，慰问在第一线孤军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的队伍。上海福昌烟草公司也不失时机的退出了一款“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上刊登广告，“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为民族争光”，并在宣传词中写道：“全国景仰马占山将军，每箱有慰劳金国币拾元，色香味惠，能抵抗舶来品”。一时间，“马占山将军”牌供不应求，就连不抽烟者往往也会买几包留作纪念，以表达对前线抗战将士的支持。
杜月笙接着又组织了“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邀集名角名票及各路演员，义演募捐，更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历时一个月，募得20多万元，全部用以救济难民。
日本人恨死了抗日救国会，通过外交渠道不断的向中国政府施压。1932年1月，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按照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授意，与著名间谍川岛芳子密谋，制造了一起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1月28日前，道歉、赔偿、逞凶、解散反日组织，否则正从日本赶来的海军，将会“自由行动”。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在日本国内，陆军和海军一向互不买账。因为是岛国的缘故，日本一向优先发展海军，此时的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号称世界第三，确实很牛。相对来说，日本陆军在世界上还没什么地位，但现在轻轻松松就拿下了东三省，其面积足有3个日本那么大，这让海军方面很不服气，就想要拿下上海，争个面子。
接到最后通牒，吴铁城赶紧向南京请示，为了避免战祸，中央政府要求上海政府妥协，接受日方的要求。1月28日晨，吴铁城前往和日本人谈判之前，给杜月笙打了电话，要求他配合自己的工作。
杜月笙和吴铁城是非常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明白，既然这是中央政府的决定，那么任谁也是独木难支，这个日，暂时抗不了了。想到这里，便派手下人到街头每个点去打招呼，让大家务必保持冷静，以大局为重。
1952年，吴铁城在《纪念杜月笙先生》一文中，提到了他与杜月笙的这一段合作：“民国廿一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
但不管怎样妥协，甚至最后全盘接受了日方的条件，当天晚上，战争还是爆发了。日本人玩的是惯用的伎俩：不宣而战。
中国军队并非日本人想象中的不堪一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展开了殊死搏杀，战事极其惨烈，中国军队并不落下风。
当时在上海四周的日本军队数量有限，接着打下去毫无胜算，于是司令官野村中将就想用缓兵之计展开停战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支援。只是因为战争是自己挑起，怕此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为了不丢面子，就想先做非官方试探，至于接触渠道，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不得不承认，日本侵略者虽然阴险狡诈，但就纯粹的工作角度来说，至少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那就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大量的间谍，早已把中国社会的一切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事关系、民间社团、流氓势力、风俗习惯等等，无不了如指掌，行动起来，当然就不会无的放矢。
日本人其实早就在打杜月笙的主意，除了公开场合的酬酢，私底下他们更是下了苦功夫。杜月笙好赌举世闻名，杜公馆里，每天晚上一桌麻将，一桌牌九雷打不动，在圈子里这也不是秘密。于是九一八前后，杜公馆的赌桌上，就经常会出现几个手头阔绰的赌客，李泽一便是其中一个。
李泽一，民国初年活跃于政坛，属于皖系，精通日语，曾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的随员，出访各国。后来追随段祺瑞的小舅子、皖系大将吴光新，而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李泽一和杜月笙并不陌生。
杜月笙知道李泽一有钱，打牌打得大，一场就算输个十万八万的也毫不在乎，很有点自己的风范。他当然也了解到，李泽一此时已被日本特务的祖师爷土肥原成功拉拢，在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及金融工商界的日侨中，有不少“朋友”，背景相当复杂。
这一次李泽一来杜公馆不打牌，只谈正事。表示日本军方其实不想打仗，现在愿意谈判解决问题。如果杜月笙愿意倡导和平，那么他可以出面约请日军高级幕僚出来，大家一起谈谈。
杜月笙觉得和平是好事，很希望可以一力促成，况且参与其中非常有助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何乐而不为？便赶紧赶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家中通报此事，并询问政府是否支持这个民间的谈判？吴铁城不敢擅自做主，立即请示南京，得到的回复居然是：“这个事情，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所谓肉食者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杜月笙的精明，怎么可能不了解国民党高层“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态？他很愿意参加这个谈判，但绝不愿意以私人身份出面，怕搞得不好落个汉奸的名声，那才叫千古奇冤！
思来想去，杜月笙找到了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表示他愿意以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的身份，以保护法租界安全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至于会晤地点，他希望在领事馆内。甘格林巴不得能够窥知内情，一口就答应下来。
路越走越宽，找来请求帮忙的人自然越来越多，只要够交情，杜月笙向来都是来者不拒。当然，即使当时交情不到，只要地位够高，他也都是“闲话一句”，决不推辞。
现在，是张学良遇到了麻烦。
因为报上关于杜先生的新闻报道已经无一例外全是歌功颂德型，杜月笙对新闻界的掌控便更多的体现在为朋友化解负面消息上。十里洋场，极度繁华，也极度糜烂，达官贵人的桃色新闻、各色丑闻层出不穷，这些东西，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平民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各路报纸对此的报道自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在当时，权贵名流要搞定一家报纸，简直比现在的高龄剩女搞定富二代还难，于是人们纷纷找到杜先生，请求帮忙“保全名誉”，杜月笙确实也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他的哲学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有花完的时候，交情花不完。”
这可不是普通的交情，不说比天高比海深，也差不多了吧。
慢慢的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杜先生开口“闲话一句”，上海滩上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为此，杜月笙不知道交了多少朋友，本来就四通八达的关系网更加无孔不入，在上海滩，杜先生俨然已经是一块最闪亮的金字招牌。
像张学良这样的超级大人物，居然也托人找自己帮忙，就算是天大的麻烦，杜月笙都不觉得大，反而很高兴。
张学良一生最不擅长的事是打仗，最擅长的，肯定是吸毒和泡妞，最多的时候，他曾同一时间有12个女人。张少帅对此颇为自得，晚年写过一首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张学良的女人确实太多，数不过来，他和赵四小姐的故事无人不知，我们不如挑另几个著名的简单说说，点到为止。
少帅和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他妹妹的恋情有点阴差阳错。本来张学良看中的是王部长的女儿，就给王家写信寄照片，写明王小姐收，不曾想这家有两位王小姐，辈分还不一样。结果信被送到了姑姑王小姐手里，姑姑拆开信，一看此人长得帅，又有名有地位肯定也有钱，不禁芳心暗许，赶紧回了封火辣辣的信。从此张学良就经常往南京跑，别人都以为他是去找蒋介石汇报工作，哪想得到竟是找王部长的妹妹汇报思想。两个人后来同居了一年多，在张少帅来说，这很不算短了。
对于这两个王小姐，他晚年评论说：“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拉几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另一个叫唐怡莹，来头更大，当时是溥仪弟弟溥杰的太太，不过溥仪此时已经不再是宣统皇帝，溥杰在张少帅眼里也就算个屁而已了。
是唐怡莹先看上的张学良，天天从报上搜集有关他的消息，搞了一大本剪报。后来两人就开始偷情。溥杰也知道这事，他自知惹不起张帅哥，就只能忍着。可惜唐怡莹过于虚荣，爱说谎，骗张学良说老爹在清朝是个省长级的方面大臣，其实不过是个九品小官，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而已。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小张不免很不满意，因为少帅不喜欢不单纯的女人，这段感情只好无疾而终。
他俩分手后，唐怡莹又勾搭上了军阀卢永祥的草包儿子卢筱嘉（就是绑架黄金荣的那位）。忍无可忍的溥杰终于急了，要求离婚，唐怡莹说离婚可以，但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这损失费开出来是个天价，溥杰给不起，就问能不能给打个折？唐红杏只说谢绝讨价还价，于是这婚就离不成。后来是日本人不干了，他们要求溥杰娶一位日本皇族，自然他得先离婚，溥杰老老实实说没钱，离不起。日本鬼子可没那么文明，拿着刺刀就找了过去。唐怡莹赶紧签字，一分钱没拿到，后悔不已。
还有一个来头更加巨大的，是墨索里尼的小女儿。小墨索里尼当时是意大利驻华公使的夫人，跟老公去东北出差的时候张学良请他们吃过一次饭，少帅长得是真帅，小墨在饭桌上即兴就爱上了他。
淮阴侯韩信曾经用千两黄金回报过漂母的“一饭之恩”，同样是“一饭之恩”，小墨索里尼的回报来得更别致——以身相报。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情债肉偿。张学良是个很传统很中国的人，哪里消受得了洋人的激越，回来后跟部下弟兄谈感想，直说：“洋餐不好吃，洋妞儿床上玩意儿太古怪，受不了受不了。”不过两人后来倒是成了很好的朋友。
这些其实都是私生活，就算张学良是公众人物，大家也无权干涉，只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立即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为千夫所指，私生活当然再也私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当晚，身为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将军，正在北平六国饭店和胡蝶相伴跳舞，并馈赠佳人十万大洋作为酬报。部下来报日军已侵占沈阳，我们该怎么办？少帅对此置若罔闻，继续跳他的舞，一如日本人炸死老爸后他的淡定。结果是，东北军一枪未放，东北尽失。
——事变过后，有德国报纸恶搞，大力推荐张学良，说他应该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好当时希特勒尚未发动二战，瑞典人挪威人不需要听从德国人的建议，所以少帅虽然奖没得到，脸倒也没丢得满世界都是。
只是如此的草包将军，自然激起举国愤怒，讨伐之声一时不绝于耳。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先生，奋笔疾书作《哀沈阳两首》诗作，发表在当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对张学良加以无情嘲讽。流传甚广的一首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时人纷纷将此诗比作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所作的《圆圆曲》。《圆圆曲》讽刺的是大汉奸吴三桂为了名妓陈圆圆而投降满清、反戈一击帮着清朝灭了明朝的不堪之事。其中最出名的两句，曾经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某项注释中出现过，“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怒为红颜。”据说吴三桂看到此诗后勃然大怒，无奈他正在云南打仗，无法跨省捉拿远在尚未沦陷的千里之外的诗人，只好派人带着1000两金子去浙江，要求吴梅村改诗，遭到断然拒绝。事实上也没法改，这首诗早已风靡全国了。
张学良比吴三桂心理素质好得太多，根本不太在乎一两首破诗，直到顾无为受此诗启发编出舞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才让他感到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长期以来对角色转变的孜孜追求，杜月笙现在已经完全训练出了一套商人思维，对于“抗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抵制日货。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
于是抗日救国会一面呼吁上海市民行动起来，拒买日货，一面在市内各个地点设立检查所和保管所，一旦发现日货立即没收。大量的执行人员，主要来自于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其中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陆京士，邮政工会出身，从事工运多年，在上海工人阶层中人脉广泛，这一次他就发动了不少工人参与进来。
杜月笙的另一个门生于松乔，在检查过程中，搜查到了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的商号“合昌祥”，居然从仓库里搜出了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是有头有脸的人，在上海商界影响力很大，根本没把小小一个于松乔放在眼里。没想到于松乔真就把棉布没收，直接送回了保管所。
等到陈松源带着武装保镖赶到保管所，想把棉布抢回来，而于松乔坚决不肯让步，在保镖打算硬抢时，他舍命相拼，最后居然把陈松源关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国民党高官陶百川、吴开先，以及虞洽卿、王晓籁等，无论怎样劝说，于松乔就是不放人，只是放下一句狠话：“你们谁要来硬抢，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把陈松源和自己关在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里，谁也进不来。
最后是杜月笙出面才打破了僵局。这是最好的宣传，经此一役，抗日救国会威名顿起——连陈松源都会被抓，那谁还敢囤积或者买卖日货？
与此同时，杜月笙牵头积极组织募捐，并将募到的第一笔10万元汇到黑龙江，慰问在第一线孤军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的队伍。上海福昌烟草公司也不失时机的退出了一款“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上刊登广告，“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为民族争光”，并在宣传词中写道：“全国景仰马占山将军，每箱有慰劳金国币拾元，色香味惠，能抵抗舶来品”。一时间，“马占山将军”牌供不应求，就连不抽烟者往往也会买几包留作纪念，以表达对前线抗战将士的支持。
杜月笙接着又组织了“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邀集名角名票及各路演员，义演募捐，更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历时一个月，募得20多万元，全部用以救济难民。
日本人恨死了抗日救国会，通过外交渠道不断的向中国政府施压。1932年1月，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按照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授意，与著名间谍川岛芳子密谋，制造了一起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1月28日前，道歉、赔偿、逞凶、解散反日组织，否则正从日本赶来的海军，将会“自由行动”。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在日本国内，陆军和海军一向互不买账。因为是岛国的缘故，日本一向优先发展海军，此时的日本海军，已经可以号称世界第三，确实很牛。相对来说，日本陆军在世界上还没什么地位，但现在轻轻松松就拿下了东三省，其面积足有3个日本那么大，这让海军方面很不服气，就想要拿下上海，争个面子。
接到最后通牒，吴铁城赶紧向南京请示，为了避免战祸，中央政府要求上海政府妥协，接受日方的要求。1月28日晨，吴铁城前往和日本人谈判之前，给杜月笙打了电话，要求他配合自己的工作。
杜月笙和吴铁城是非常好的朋友，同时他也明白，既然这是中央政府的决定，那么任谁也是独木难支，这个日，暂时抗不了了。想到这里，便派手下人到街头每个点去打招呼，让大家务必保持冷静，以大局为重。
1952年，吴铁城在《纪念杜月笙先生》一文中，提到了他与杜月笙的这一段合作：“民国廿一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
但不管怎样妥协，甚至最后全盘接受了日方的条件，当天晚上，战争还是爆发了。日本人玩的是惯用的伎俩：不宣而战。
中国军队并非日本人想象中的不堪一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展开了殊死搏杀，战事极其惨烈，中国军队并不落下风。
当时在上海四周的日本军队数量有限，接着打下去毫无胜算，于是司令官野村中将就想用缓兵之计展开停战谈判，以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支援。只是因为战争是自己挑起，怕此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为了不丢面子，就想先做非官方试探，至于接触渠道，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不得不承认，日本侵略者虽然阴险狡诈，但就纯粹的工作角度来说，至少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那就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大量的间谍，早已把中国社会的一切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事关系、民间社团、流氓势力、风俗习惯等等，无不了如指掌，行动起来，当然就不会无的放矢。
日本人其实早就在打杜月笙的主意，除了公开场合的酬酢，私底下他们更是下了苦功夫。杜月笙好赌举世闻名，杜公馆里，每天晚上一桌麻将，一桌牌九雷打不动，在圈子里这也不是秘密。于是九一八前后，杜公馆的赌桌上，就经常会出现几个手头阔绰的赌客，李泽一便是其中一个。
李泽一，民国初年活跃于政坛，属于皖系，精通日语，曾作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的随员，出访各国。后来追随段祺瑞的小舅子、皖系大将吴光新，而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李泽一和杜月笙并不陌生。
杜月笙知道李泽一有钱，打牌打得大，一场就算输个十万八万的也毫不在乎，很有点自己的风范。他当然也了解到，李泽一此时已被日本特务的祖师爷土肥原成功拉拢，在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及金融工商界的日侨中，有不少“朋友”，背景相当复杂。
这一次李泽一来杜公馆不打牌，只谈正事。表示日本军方其实不想打仗，现在愿意谈判解决问题。如果杜月笙愿意倡导和平，那么他可以出面约请日军高级幕僚出来，大家一起谈谈。
杜月笙觉得和平是好事，很希望可以一力促成，况且参与其中非常有助于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何乐而不为？便赶紧赶到上海市长吴铁城家中通报此事，并询问政府是否支持这个民间的谈判？吴铁城不敢擅自做主，立即请示南京，得到的回复居然是：“这个事情，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所谓肉食者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杜月笙的精明，怎么可能不了解国民党高层“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态？他很愿意参加这个谈判，但绝不愿意以私人身份出面，怕搞得不好落个汉奸的名声，那才叫千古奇冤！
思来想去，杜月笙找到了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表示他愿意以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的身份，以保护法租界安全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至于会晤地点，他希望在领事馆内。甘格林巴不得能够窥知内情，一口就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