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版恋爱游戏有哪些:天津华世奎其人其事

天津华世奎其人其事   华世奎在清末民初以其书法造诣享誉京津，影响江南。而且，他以出身于天津人俗称的“八大家”之一东门里“高台阶华家”和在清宣统年间曾任二品内阁阁丞，而成为天津近代有影响的人物。
高台阶华家  华氏为江苏，无锡望族，居住于太湖鼋头渚附近。明朝末年，华氏族人华文炳奉母北迁，至直隶东安县(今安次县)，清朝康熙二年(1663)华文鼎出任天津卫卫官，遂定居天津，鼓楼东大刘家胡同，后因家族繁衍，又移居现东门里141号大院。天津人俗称：“高台阶华家”，就是因为  当时大门口的青台阶有九级，一直延伸至街心。
  天津华家自清初就领盐引经营盐务，当时只有河北省安新、藁城两县引地，都是小盐店。自华世奎这一辈又买下定兴县盐引，是一个中型盐店，成为华世奎个人的产业。另外，合族还拥有油坊、茶庄几处财产。华家人不直接进行经营，到清末，盐店租给了林近臣，只是吃红利。坐落在河北大街的“德裕茶庄”由领东掌柜耿子明经营，他就是天津当代书法家耿仲炀的父亲。
  华氏家族在津，“长’宇辈弟兄5人，“承”字辈弟兄9人，“世”宇辈弟兄25人，“泽”宇辈弟兄40人。延续的后裔因散居各地，已不可考了(华氏至“泽”字辈的家谱现有一份妥藏南开大学图书馆)。
  我的祖父承勋公和华世奎的父亲承彦公是华长治之子，父亲世桐公和华世奎是一爷共孙，他们这一辈的近支兄弟还有华世骏。华世奎以家族排行计行七，所以市人称他“华七爷”，其实他是承彦公的独生子。华世奎有两个儿子，名泽宣、泽传。
  华氏迁津一支的祖坟在姜家井，因有小河环绕，故名“怀抱子”。高台阶华家一支的家坟在稍直口的南北斜，华世奎也葬于此。“文化大革命’中，华家的坟地被掘，人们都以为定有殉葬的金银珠宝，结果什么都没发现。这是因为华氏有祖训——不许厚葬：不许金银入棺，首饰和其  他殉葬祭器都用檀香木雕刻替代。
  我成婚时的住房就是华世奎的书房和帐房。收拾屋子时，堂屋正面墙临近房顶处置有一长条方形檀香木匣，取下打开，是一黄绫包裹的“诰命”，是华世奎从隆裕太后处为母亲请领的“二品诰命夫人”的御旨，常年供奉。华世奎的升迁
  华世奎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五月二十三日，1942年秋病逝，终年78岁。字璧臣(早年为弼臣)，号思暗，晚年别号“北海逸民”。华世奎的父亲华承彦(字屏周)，屡试不第，便家居读书吟诗，与津门名士九人组织“九老会”，从事文学活动。其中有杨光仪(字香吟，晚号庸叟，天津人。咸丰二年中举人，光绪九年曾选授东光县教谕，以母老未赴任，主讲辅仁书院，有(碧琅玕馆诗钞》、《消寒集》等行世)、王恩溎(天津人，宇晋贤，光绪丁丑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记名御史，是天津甲骨文专家王襄先生的伯父。王家在天津科第联翩，初居天津东门里仓门口，门前大匾写着“四进士第”)等人。
  华承彦发誓要让儿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他课子甚严，指定书目，亲自讲授。除送华世奎入家塾读书外，每有他的知交来访谈话，也必叫华世奎站在旁边垂立“听教”。华世奎自4岁从父学书，宗颜真卿，每日必仿影20字，后临摩各家碑帖，寒暑不辍。
  华世奎在光绪五年(1879年)16岁时入泮，考中秀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拔为乙酉科优贡(从秀才中选拔的名列前茅者)，时年22岁，有人说他此时即入京提任内阁中书，恐怕记忆有误，据我所知，此时是由王恩溎推荐，华世奎入京担任是国史馆校对。华世奎在30岁时，应顺天乡试，于光绪十九年癸已 (1893年)考中恩科举人，升为翰林院编修。
  越年，是慈禧太后的60整寿，官员仕子都要写贺寿颂圣的文章。华世奎的字体好，文章写得也很得体，被选中采用，送呈御览，得到慈禧的夸奖，遂被选入内阁，任中书，不久又被选为军机处章京。据说，担任军机处章京后曾数次加以官衔，如郎、员外、主事，但记不清是什么部门了。
  宣统继位后，醇亲王担任摄政王，袁世凯回籍“养疴”，素与醇亲王有隙的庆王奕匡站在旁边看笑话，一时军机处满汉大员俱为老朽昏聩之辈。担任了十数年内阁机要职位的华世奎受到隆裕太后的格外恩宠，经常被召见问事，
  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风云四起，清政府为挽残局，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入主内阁，任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所属各部工作听命于阁丞。此时华世奎出任阁丞，并被升为军机处章京领袖，实授正三品，同时兼任政治官报局的局长。华世奎的地位达到了顶峰，等于内阁副相，只听命于袁世凯一人。华世奎受到如此重用并非因为他有什么出色的政治才能，而是因他做事刻板，循规蹈矩，而又十分熟悉官场文牍的内中奥秘。表面上他能够在官场矛盾保持中立态度，依例办事，实质上，他在当时是偏向袁世凯的。他与徐世昌在翰林院同任编修时因同乡关系而结为朋友，后来徐世昌成为袁世凯北洋系的重要人物，是袁的得力策士。华世奎的升迁与徐世昌在袁跟前的介绍有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后，华世奎回到天津，坚持清朝遗老的态度。他的交际面极窄，经常来往的有严范孙、高凌霨、高凌雯，王仁安、徐世昌，张志潭等人。
               
华世奎的清朝遗老立场
  在光绪三十年(1904)，北京的天、河两府(天津、河间)和直隶籍京官中，曾因李殿图、李鸿藻、张之万三公同入畿辅先哲祠的事引起一场风波。先哲祠是由李鸿藻、张之洞等人创办，祠内龛位分为：贤圣、名臣、孝友、儒林、循吏、隐逸各目。龛内所供的名位由华世奎书写。原来规定无论是谁必须死后30年才能盖棺论定，再议请入祠。但李鸿藻、张之万的地位较高，所以不少门生故吏、同乡官员没等他们死后满 30年就倡议入祠。
  当时，因甲申日俄之战、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的影响，清廷中派别之争日益加剧。对张之万与李鸿章的关系多有指摘，对李鸿藻主战也有非议，而李殿图的地位较低，不能先于李和张而入祠。结果由军机大臣鹿传霖支持，在光绪三十年春，将李鸿藻单独入祠。当就要进行祭奠的时候，拥戴张之万入祠的一派中有人涂抹了龛位上的字，并散发了“张之万不入祠，李鸿藻也不能入祠”的传单，仍要求三公一起入祠。鹿传霖闻之大怒，意欲追查。徐世昌和华世奎一起去劝阻鹿传霖。当时徐世昌一语不发，华世奎说：“出头露面的(指涂抹龛位的人)是一个人，没出面的不只一人，此事不可追究。”鹿传霖问他此事究竟何人指使，华说：“天、河二府都是。若论对李鸿藻单独入祠不满，直隶官员恐怕是一个意思。”鹿传霖指出张之万不能入祠是因他的一个族孙提出张之万袒护至亲李鸿章。华世奎说：“这不是家事。李鸿藻不入祠，就没人不满了。”后来，还是三公一起入祠。
  当时，李鸿藻的门生故吏指责张之万袒护至亲李鸿章才造成甲午之败，张之万的门生故吏指责李鸿藻主战才造成割地赔款。华世奎明显偏向张之万，主要是对李鸿藻娶了一个使女作为继室，违犯了封建等级伦理不满。这曾是华世奎引为得意、常向家人讲述的一件事。由此，可见华世奎在政治上并无格外作为，而对封建正统却格外重视。
  清帝退位的诏书是华世奎作为清朝忠臣最后写的一件重要文件。诏书是由华世奎写成，装裱成一幅横匾，从太和殿抬到天安门诏告天下。清帝退位后，华世奎没在北京逗留，便马上回到了天津。当时，袁世凯曾挽留他，他称病推辞。
  在他入京为官后，因东门里华氏老宅中只有他三间住房，他买了东门里石桥胡同一所小楼作为宅邸。民国后，他又买了意、奥租界交接处二马路口的一所楼房居住，过起了清朝遗老的半隐居生活。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充当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徐世昌入京，华世奎拒绝出席送别宴会，并多次当面责难徐世昌“负清拥袁’。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多次当着别人的面骂袁为“袁奸’，并在家多次哭祭光绪，表示对袁不满。
  民国6年(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当时，复辟后所下的第十九道伪谕就是宣召华世奎、郑孝胥等入京。因为复辟朝廷发表万绳栻、胡嗣瑷为内阁阁丞，华世奎有所不满，加上对张勋等一班武人看不起，便以足疾为由，没有进京．但是复辟失败，华世奎既不顾足疾(他的脚确实有病，行动不便，走路几乎是一寸一寸地挪)，也不顾复辟朝廷曾召他入京会担当“复辟罪”的风险，却毅然于7月16日与徐世昌一起到北京，为开脱溥仪的复辟罪责，保住清室优待条件充当说客。当天，段祺瑞亲到徐世昌在北京的宅邸请教，段、徐、华一直密谋到深夜。清室及其亲贵深感其德，送他不少珍贵古物表示感谢，章一山、金息侯等遗老纷纷去看望他。
  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北京政府，而且驱逐溥仪出宫，组成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华世奎闻知后垂涕痛哭，后得知李鸿藻之子李石曾参与接管故宫，他拍案大骂李石曾是“文正孽子，李氏罪人”(李鸿藻死后谥号“文正”)。
  次年，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住在日租界张园，他每逢初一、十五必去朝见，恭请圣安。当时他在经济收入上已经每况愈下，但仍不断向溥仪“进贡”食品、钱财。他对溥仪生活上的“洋化”深为不满，常哀叹“大清出了败家子”。溥仪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划下潜去关外在伪满称帝后，曾派人(记得是一个内廷近侍)来看望并请教华世奎，华说：“皇上只要记住自己是大清的皇上就足够了。”当时他的好友高凌霨等曾请他在溥仪就任伪满皇帝时拟写“贺表”，他说，“掌柜的虽是老人，字号、东家却是新的，不必凑这个热闹了吧。”
  他所忠诚的只是正统的清朝，他骂郑孝胥是溥仪身边将大清李代桃僵的“天下第一小人”。一次，他与陈宝琛(溥仪的师傅)在一个别人请客的场合上相遇，俩人一唱一和大骂郑孝胥，闹得主人很尴尬。
  华世奎作为一方名流，但交际的人却很少，而且对民国官员采取傲谩排斥的态度。“七七”事变前，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数次拜会华世奎，均遭拒绝。后来于学忠托人说项，华世奎才见。见面后，华几乎一语不发，于学忠对他特别恭敬，甚至提出认干爹，也被拒绝。
  “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的一个旅长程希贤出任天津公安局长，程已经来到华在二马路的住宅门前，却被华拒之门外，就是不见。但是有一次，东门里华氏老宅装污水的车，由专司其职的男仆、绰号“傻老孙”的拉着走到东门脸十字路口时，污水溅到了站岗的巡警身上，这个巡警打了孙几个嘴巴。这件事被当家的华世骏(排行十三，与华世奎一爷共孙)知道，认为打狗还需看主家，这是看不起华家，就去找华世奎。华世奎说，“程来见我被我拒绝，这话我不好去说。”华世骏便自己去找程希贤。程远接高迎，竟立刻写委任状任命“傻老孙”为市公安局的巡官级传达长。孙穿制服、挎洋刀，一天从市公安局往东门里华宅跑好几趟，就为让那个巡警见他就行礼(后来，这个傻老孙在北京珠市口开了家澡塘子)。
  华世奎与亲日的重要人物关系不一般，如他的多年交好高凌霨等在日本侵占天津后，都担任了上层汉奸要职，他的女婿齐燮元也在伪政权担任了要职。天津沦陷后，高凌霨出面组织维持会，也想拉华世奎出面事敌，华世奎以年老多病推辞。他私下曾对人埋怨高凌霨说：“风烛残年，烛头还能亮几天，何必给自己添这个彩。”
  自日军大举侵华，华世奎对满清复辟感到绝望，几乎更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他认为清亡于民国，民国亡于日本，都是因为溥仪在早忠奸不分，亲近郑孝胥之流始作俑。
            
华世奎与齐燮元成为翁婿的内情
  齐燮元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打败后被免职，住在天津英租界达文波路 (今建设路)赋闲。这时由高凌霨说媒，娶了华世奎的次女(因大排行十三，人称“十三姑”)，与华世奎结为翁婿。
  华世奎能答应这门亲事，即违背了他在儿女亲事上一贯强调“门当户对’的初衷，又与他疏远民国官员的作风不符，实在是出自对女儿十三姑性情的无奈。
  十三姑的性情十分怪僻，妄自尊大，不容人，而且志大才疏，特别浮燥。她小时候今天要学英语，明天又要学西医，今天要学绘画，明天又要学书法。她缠着华世奎要东要西，与兄弟姐妹合不上来，整天无事生非，而且她不容别人说一个“不”字。以写字说，她逮着谁给谁写，别人都得笑脸接受，否则她就闹脾气，哭哭闹闹。
  华世奎对这个女儿毫无办法。他买意租界楼房时，连房契都得依从十三姑写了她的名，而十三姑也毫不客气地从华世奎的帐房每月要父亲交房租。所以有人提亲，而十三姑又无异议，就一拍即合．以华世奎的真实思想说，他当时并没有对齐燮元抱有好感，更没预见齐后来威风一时，只是想把十三姑嫁出了事，图个耳根清静(当时只有十三姑未婚，同他住在一起。)
  十三姑与齐的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方式，为了陪嫁和婚礼，十三姑向他又要了一笔钱。华世奎并不喜欢十三姑，以旧例娘家父母不到男家为由，连婚宴都没出席。
  婚后，齐燮元的经济收入较拮据，十三姑不断把华世奎的古玩拿出变卖。后来为了节省开支，十三姑和齐燮元还在华世奎的意租界住宅住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大约在天津闹“便衣队暴乱”以前)。华世奎没有办法，曾去北京躲开他们。
  齐燮元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暗中投靠了日本人，生活也开始富裕。齐在“七七”事变后公开投敌，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兼部总长、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汉奸要职。十三姑遂中其愿，大施威风，她每回娘家，宪兵密布，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对家人也大摆架子，爱搭不理，华家人对她十分讨厌。十三姑婚后与齐燮元感情不合 (齐当然难以容忍她的脾气)，两人经常吵架，十三姑多次摔砸东西，后期只是名份上的夫妻。
  抗战胜利后，十三姑和齐回到天津，住齐在英租界红墙道的公馆(今新华南路178号)。齐燮元就是在这所公馆以汉奸罪被逮捕。当时，齐前妻所生的儿子 (在日本侵华时出任伪治安军团长)抗战胜利也随齐住在这里。逮捕齐燮元时，齐子在楼上开枪拒捕，结果被击毙。
  齐燮元被解往南京后受审处决，有人来给十三姑送信，十三姑却斥来人说：“你胡说八道。”有人传说十三姑是在齐燮元被处决后吞服生烟土自杀，此说不确。
  十三姑体弱，面色苍白，一年到头不离药，当时的中医说是“气血双亏”，以现在来看，是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常在发脾气时昏厥，这也是没人敢招惹她、助长了她恶劣性情的原因。她吸香烟，但不吸鸦片。齐燮元被枪毙后不久，一天早晨，老妈子见十三姑迟迟没起床，就进卧室去叫，见她身子一半探到床外，手指上还捏着香烟头，烟火将胸前的衣服烧出个大洞，人已经早就冰凉了。
  十三姑的死避免了一场对华世奎遗产的继承官司。因为在华世奎死后，十三姑依仗意租界二马路楼房的房契是用的她的名字，便迫不急待把楼房卖掉，将房款据为已有，还强占了为数不少的字画古玩。
               
华世奎的起居生活
  华世奎在未入官场前性情也是挺随意的，爱喝酒，爱开玩笑，十几岁时曾有一次绑上腿子要练高跷。还有一次他酒后和妻子浦氏(城里乡祠前住)逗闹，因浦氏体瘦人矮，他竟把妻子抱起放进了被阁子(放被褥的木柜)。由此，可见他年轻时性情的一斑。
  进京为官后，尤其是进入民国后，他恪守封建礼教，扭曲了自己的性格，沉默寡言，一脸严肃，家人和晚辈几乎从未见过他的笑容，也未听过他随意聊天．
  他一年四季喜穿天蓝色和古铜色长袍、青色马褂，而且是老式肥袖带镶边的。天冷时戴当时巳少见的暗蓝色缎子大风帽，平时是平顶帽翅缀红珊瑚珠帽顶。当时已经有了线袜，但他只穿白布缝制的布袜，穿两道脸皮梁千层底缎子鞋。冬天时，他喜外罩古铜色或绛紫色斗篷。一年四季扎着裤脚，腰间系蓝或紫色长飘带．他的服装只用绸缎，而不用当时被人们喜欢的礼服呢、哔叽等。有一次，他的堂弟穿了双当时时兴的圆口鞋去见他，他见后问：“这叫嘛鞋，怎么没有鞋脸?人没有脸，连鞋都不要脸了。”
  因为他总是带着教训人的态度，所以家里晚辈见他总躲着。他也经常不到东门里老宅，一年中只是在父母的生日，忌日到老宅祠堂上香奠酒进行祭拜，过年时腊月三十回老宅祭祖，初一拜年和初二接神有时到有时不到。他回老宅，只是到近支堂弟华世骏、华世桐屋里坐坐，稍事休息。我在未成年时几乎没和华世奎说过话，因为小孩见他严肃的样子害怕。一次华世奎到老宅，见到当时6岁的我，从桌上拿起一个香蕉给我，我不敢接，华世奎满脸不高兴，硬要我接，并教训说：“记住，长者赐，不可辞。”
  华世奎的生活起居十分刻板，他每天上午将近午时才起床。当时人们已经普遍使用搪瓷脸盆和毛巾，但他只使用紫铜脸盆和汤布(类似小粗布)，不用香皂，只用一种红色的“臭胰子” (药皂)。说来可笑，他一辈子不接受牙刷牙粉，从未刷过牙，只用清水漱口。他一辈子只是擦身，从未洗过澡，也反对别人进澡塘洗澡，他的理由一是身体是父母所给，不能随便示人，二是洗澡要出汗，伤身体的津液元气。
  他在辛亥后回津抽上了鸦片，因此忌酒。他除吸鸦片外，还吸水烟袋。他晚上要吸鸦片到很晚，转天起得晚，然后喝口稀的，如冲鸡蛋、藕粉、茶汤，但他从不喝牛奶。他吃得极少，也不讲究，只是一天要三遍吸鸦片，因此他的身体极弱，加上脚又有病，走路总需人搀扶。
  他的卧室从不准别人擅自进入，唯一伴随他的是他从北京带回的跟班徐升，此人太监相貌，说话娘娘腔，穿着肥大的袍褂，袖筒里总带着华世奎的水烟袋。徐升安排华世奎的一切，在华死后，徐升到齐燮元五弟齐体元处(时任税务局长)当了个科长级科员。
  华世奎到去世也没剪掉发辫，为他剃头梳小辫的是东门里老宅一个叫“小马”的剃头匠。小马从十二三岁学徒时就给他剃头，当时够不着，就踩着板凳干活。华世奎回津后，小马每三天到华在意租界的住宅去一次。小马到了60来岁时，眼睛有病成为半盲，人们叫他“瞎马”。华世奎到死也不肯换别人为他剃头梳小辫，而宁肯让小马摸着剃。
  华世奎一生几乎无别的爱好，偶尔听听京剧，晚年则连京剧也不看。他反对家人去看当时京剧以外的所有演出，他斥之为“贫词浪调’。他的晚年几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只是抽鸦片。当他感到身体连鸦片都难接受了，便想戒烟，结果因此得了“烟后痢”，在天津无法医治，又去北京，投医无效，回天津不久便寿终正寝了．
  他死后，因齐燮元正在得势，为他出了场轰动津门的大殡。而此时，不论是东门里华氏老宅还是华世奎自己，早已经是囊中空涩。曾在天津名列豪富“八大家”之一的显赫早巳经成为旧日黄花了。“华字”和捉刀代笔者
  华世奎的书法学《小麻姑仙坛记》，以浑厚势雄为胜，尤其大宇榜书功力颇深，在天津当年的四大书家(华世奎、盂广慧、严范孙、赵元礼)中名列前茅。
  他自辛亥回津后，基本是以鬻字为生，但他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东门里老宅有他的帐房，管事叫志原，专司卖字的事情。他当时的笔单是这样(以银元计)：对联(一般玉版宜长度，加长价格加倍)一副是8元，中堂一副是10元，匾额榜书另议，贺幛挽联另议。当时南方有一些书局、纸行常年订购他的书法作品，一次就预付银元数百上千元．对这样的订户，有时实行减半加一的优惠价，但作品大体只限于七言的对联，即一副对联收款4．4元，4元归帐，4角留作帐房的零星花销。因为都知道华世奎是卖字为生，所以亲朋友好求字也都经过帐房。
  管事志原是个很认真也很精明的人，暂时不用的现款他就放出去生息，想白得“华字”的人也难过他那一关。当时，华世奎在经济收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不致窘迫，与志原的善于经营和安排大有关系。
  华世奎大字榜书的代表作一是北京的“和平门”(今已不存)，一是天津的“天津劝业场”大字匾额。
  民国初年，北京城垣门额重新书写，均出自书法名家、清光绪甲辰科翰林邵伯炯之手笔。袁世凯称帝时，在正阳门和宣武门间又开辟了一道门，名为“和平门”。当时，邵伯炯不在北京，征人题额而无人敢应，袁世凯就派人专请华世奎入京题写“和平门”门额．书成，华字与邵宇不分高下，于是，华世奎的书法之名在北京轰动。
  众所周知，“天津劝业场”是华世奎所书，是他一生中执巢大字作品中极有功力的书法代表作。天津电视台曾经拍了一部电视短剧《华世奎醉写劝业场》，写华世奎如何与商人们杯觥交错，酒兴大发，趁酒写了这几个宇。尤为可笑的是，在剧中，商人们竟称华世奎“华爷”、“华老板”。在1992年由劝业场主办的一次电视晚会上，主持晚会的相声演员牛群又对此杜撰大加渲染。其实华世奎是一位书法家，却不是风流文人，而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官僚。所以他历来看不起商人，认为商人属于“下九流”，不和商人交往，更谈不到和商人觥筹交错。他写劝业场匾额时已经忌酒多年，醉写简直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