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活色生香虐恋片花:终结历史——漫谈中国改革的困局和希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0:41:43
读史可以明志，读史也让人悲伤。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正经历的、将经历的，不过是在重复祖先的老路，我们也许永远走不出这个圈子。对于大历史视野中改革的前途，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唯一能确定是：我们最终将面对怎样的结局，取决于我们现在如何行动。这是希望所在，也是恐惧所在。
一、从朱元璋到毛泽东
出生于后毛泽东时代，我对毛泽东很陌生。有人赞美他，也有人批判他。西哲云存在即合理，因此这些赞美或批判，均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我们都必须首先承认：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个人就是祖国，每个人都活在他的影子下。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提到了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却惟独没有提到明太祖朱元璋。不知为何，读史时，朱元璋常常让我想起毛泽东。
朱元璋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一个很独特的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在史书上，朱元璋则是以农民革命领袖、彻底专制者和平民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
朱元璋是史上出生最卑贱的皇帝。刘邦做过亭长（村委会主任）、赵匡胤出生行伍，李自成是下岗驿卒（邮政局职工），都曾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朱元璋则出生根红苗正的三代贫农家庭，父母死时“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自己穷得先做和尚、后为流寇，真可谓一穷二白。
朱元璋是史上治吏最严酷的皇帝。在反腐工作中，朱元璋同志以下三点经验尤为重要：一是注重制度创新，他发明了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等酷刑，对贪污达六十两银子（约合人民币万元），竟处以剥皮之刑。二是加强思想教育，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这种警示方式的效果，显然优于组织公仆看反腐电影。三是发动群众运动，凡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有权聚众擒拿直接送至京师。朱元璋吏治的严厉，后人是很难再超越的。举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为例，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均被处死，各地方官吏被杀者有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许多富户，以致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
朱元璋是史上对功臣最残酷的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缔造明朝的整个功臣阶层遭遇了灭顶之灾。开国功臣除了汤和、耿并文等寥寥数人侥幸得以善终者外，余者被一网打尽，全部以灭族告终。朱的历任丞相，亦无一人善终。在朱的统治下，皇权如太阳，愈靠近则愈危险，万人之上一人之下时，往往末日到来。
朱元璋有开国之主的胆略和才识，也有皇帝们残酷刻毒、猜忌多疑、宸衷独断、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通病。正由于皇帝是专制制度的人格化身，一个合格的皇帝，往往兼有这两方面的特征。总体而言，朱元璋虽非儒教经典中的“尧舜之君”，但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称职”的皇帝。
朱元璋时代，一方面严刑峻法，一方面兴农事，薄赋敛。百姓休养生息、官员如履薄冰。于是社会呈现出道德淳朴、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景象。这是一个王朝初建时的典型气象。
梁启超曾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皆大盗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是皇帝为核心的特权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广大民众处于被统制地位。因此，代表特权统治集团的皇帝既是国家暴力机器和“普天之下”所有财富的主人，同时又是神性和真理的化身。在一个王朝初期，皇帝往往能约束特权集团，特权集团也相对自律，因此在物资匮乏的同时，可以维持政府相对清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道德相对淳朴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一直呈现治乱更替的景象，即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替出现，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种特权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缺陷在于：民众没有任何民权和自由，完全处于被统制的地位，因此缺乏自己维护和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手段及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圣君贤相”的良心。随时间推移，新一代的特权者越来越乐于侵害民众利益，王朝肇始的利益分配天平，愈来愈倒向特权统治者一边。于是官酷民刁、官暴民烈，官逼民反。待到民怨沸腾，又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变现状，于是盗贼蜂起，群雄逐鹿，直至新皇帝出现，新的循环开始。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在其建立时已经决定了的。无论圣君、贤相、青天、圣人，无论文治、武功、中兴、盛世，都无法改变最终玉石俱焚的悲惨结局。
从明太祖到崇祯，从王朝初的休养生息到王朝末的生灵涂炭，始终不变的也正是特权统治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广大民众始终处于被统制地位的社会结构，它不仅造成王朝的更替，导致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带来广大民众的死亡和苦难，更阻碍了新的文明因素和生产方式自发的产生。
可以说，这种“周期性慢性自杀”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大原罪。为
了维持此种社会结构，历代皇帝编造了两千年之最大谎言：这个谎言由如下两部分组成：一曰“恩赐”，任何一个政权必然会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民众接受公共服务等善事往往被描绘成皇帝的恩赐，于是民众忘记了皇帝本来就垄断了行善的权力，而接受公共服务本系自己的天赋人权，反误认为没有饿死就是皇帝的功劳，似乎自己生来本该被饿死；二曰“替罪羊”，皇帝们犯下累累罪行后，总能及时推出替罪羊承担全部罪责，而在民众看来，推出替罪羊反而更证明了皇帝的圣明。
中国人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情，包括造成民众家破人亡的巨大罪行和灾难，最后都会被美化为皇帝的善举。这个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的最大谎言，不幸反成了民众心目中的真理，成了他们全部政治梦想的寄托。于是，中国的历史，成了一部只见皇帝，不见人民的历史。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神，人民不过是皇帝脚下的草芥。
二、文革模式及其失败
1946年在延安，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之间，有一段关于国家兴亡 “周期率”讨论，
身处14世纪的朱元璋，他是不懂什么民主的，于是只能用严刑峻法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来避免“人亡政息”。朱元璋死时留下《皇明祖训》，告诫子孙们切切遵守祖制，殷殷之心可见一斑。
1946年的毛泽东正领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在以上对话中，他强调了民主的效用。在与蒋介石的竞争中，他更是将“民主自由”当作争夺人心的最响亮口号。但建国后，毛泽东逐渐选择了另一种有别于民主的个人或少数人的集权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以文革为典型和最高峰，出于论述的方便，我简称其为文革模式。在大历史视野中，这种选择其实具有某种必然性，此中既不乏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考虑，更是中国历史循环的巨大惯性所决定的。文革模式是一种现代集权模式，它抛弃了传统政治的温情面纱，而吸收了斯大林主义的现代化因素。这种模式虽在集中力量夺取和稳固政权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却具有某些先天缺陷，由于政治权力逐渐集中于毛泽东一人或极少数人，经济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由政府官员控制，文化上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化身，故文革模式难以改变传统的特权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坚固结构，反而易与传统结构相互融合并产生变异，进而形成新的特权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局面。实践中，文革模式不仅在中国带来了包括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在内的若干次灾难，造成民众的巨大苦难；更对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构成毁灭性打击，致使民族道德普遍堕落，甚至到了个人依靠谎言才能生存、社会依靠谎言才能运转的地步。
文革模式发展到顶峰即是文革，文革虽起因于党内斗争，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必然产物，是两千年专制文化的最高峰。文革的失败，则标志着文革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我们仍在走向共和》中强调的：“文革必须死，因为人民必须生。只有对文革以及其代表的极权模式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
现在有“左派”为文革叫好，提出文革中民众有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四大自由，可见文革亦有民主自由因素；文革中特权者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文革也具有反特权争平等的意义。他们进而主张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文革,一个是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文革，一个是广大社会成员反抗特权寻求平等的文革，而现在关于文革的言说，皆是官僚特权者利用其话语权，用前一个文革掩盖了后一个文革。
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苟如他们所言，文革不仅求民主自由，而且反特权争平等。法国大革命也不过如此，看来我们确实是大大的失敬了。中国人一向具有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力，所有的事件，即使是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巨大灾难和罪行，最后都能转化为皇帝的善行。这种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极其罕见的。
但我不解的是无基本人权，谈何民主，无独立思想，言何自由？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也不过是蛇在驯蛇者的笛声下翩翩起舞，聊以娱人耳。如果说有两个文革，那么前一个文革，确实是部分官僚特权者受打击的历史；而另一个文革，则是更广大社会成员，遭受更残酷迫害和更非人待遇的历史。前者在夺回权力后，出于政治考虑，阻止了后者对文革罪行的全面清算和对文革制度根源的深刻批判，导致我们今天对文革的研究，是很肤浅和表面的。文革是“率兽食人”、“人而相食”，是中国历史上寰古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赞美文革和讴歌奥斯维辛，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今天部分民众“怀念”毛泽东，并非怀念文革，而只是怀念一个政权肇始的政治相对清廉、利益分配相对公平的局面。他们所怀念的毛泽东，只是他们想象中的毛泽东，而非现实的毛泽东，本质上只是一个 “圣君”的政治符号。
由于 “圣君”、“青天”不常有，民众往往会造出一个“圣君”或“青天”，以供顶礼膜拜之需。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除“圣君”、“青天”外，还有其他的出路。
少数以“毛泽东”为旗帜反对变革的 “左派”，则更类似于清末的顽固派，他们都是某种拘泥于“祖制”或“主义”而罔顾现实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喜欢戴上 “民族大义”或“人民大众”代言人的面具争取人心；都孜孜不倦谋求最高权力的支持以阻挡变革。表面声色俱厉，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掩盖思想的空洞和道德的破产。一个拥有清晰眼光和清澈思想的人，往往会基于对历史的细致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体察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对 “左派”的鼓惑是免疫的，他绝不会投未来的反对票。
三、太平盛世及其缺陷
历史上，昏君常有、贪官污吏常有，而“圣君贤相”则寥若晨星。同样寥若晨星的，是 “太平盛世”。虽然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社会的正常状态，民众能保有生存权而已，但在两千余年历史中，盛世加起来恐怕不超过五百年。在剩下的时间里，就是水旱、就是饥荒、就是刀兵，就是盗匪，就是吏治黑暗，就是民不聊生，就是相斫，就是人吃人。
今日之“盛世”，与明清中期的“盛世”，也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明清中期的盛世，呈现出一派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城市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成长的欣欣向荣景象。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几乎是每一位帝国臣民的最高梦想。
但表面的繁荣掩盖着深刻的危机。太平盛世之所以带着王朝治乱交替的不幸宿命，并往往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根本上仍是由传统社会结构的缺陷决定的：由于特权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格局没有改变，太平盛世时，特权集团往往加紧侵害社会和民众的利益，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界。因此，任何一个太平盛世都表现为吏治急剧腐败、特权者横行无忌、财富急剧集中，社会道德迅速恶化。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社会尚可容忍特权集团予取予夺的索取，一旦繁荣结束，社会矛盾难免持续恶化。同时，特权集团的垄断，导致新的文明因素和生产方式无法自发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整个文明无法获得持续的生命力以长久维持盛世景象。以上两方面因素导致盛世往往昙花一现，于是文明走回治乱更替、由盛而衰的老路。
因此，每一个太平盛世，既是最光明的时代，又是最黑暗的时代，既是最文明的时代，又是最野蛮的时代。它是热火烹油, 鲜花着锦，也是奥吉亚斯牛圈。它是颠峰，也是末路。
寄希望于“圣君”或“青天”的出现，寄希望于盛世能够永存，拒绝抓紧时间对我们的文明进行深刻的改造，慢则遗祸后代，快则殃及自身。
四、困局与希望
中国今日改革的困境，并不是市场或改革本身之错，而于我们仍有过于强大的特权集团和过于弱小的民众，导致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过多的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特权者坐大，不断侵害民众的利益的自发趋势，是导致历代治乱更替的根本原因。如果改革不能成为人民的改革，则我们也无法通过改革走出循环。
改革，应当以市场经济增民财、以公民社会壮民力、以民主自由申民志、以宪政法治护民权，真正成为人民的改革。只有引进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赋予民众权利、力量与途径，去监督、制约、控制特权者，结束少数人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垄断，使社会真正回到民众手中。这无疑是大历史视野中我们改革的最终使命。
目前的现代化，一直是以执政党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进的。由于执政党集中了大多数社会精英，拥有改革所需的充足政治资源，由其进行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应该是风险和成本最小的。但由于体制内改革的先天缺陷和不足，如果民间改革者能温和、守法的推动和支持改革，最终形成体制内改革和广大民众推动、支持相结合的良性博弈和互动，并使新的文明因素在中国扎根，则无疑是中国改革的最佳路径。
进一步而言，体制内改革的缺陷，在于它往往难以理顺特权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分配关系。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曾采取国家对特权集团赎买的方式，即支付特权者对价，换取他们放弃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今天有论者提出“腐败有功论”，认为腐败实质上是用钱权交易换取特权者对新生产方式的支持，原其本意，未必没有“赎买”的意味。但撇开其道德恶果不论，赎买和腐败的区别在于：赎买是社会以支付对价的方式一次性购回垄断者的特权，而腐败往往使社会和民众成为垄断者无休无止的提款机。这是需要改革者警惕的。进一步而言，改革者唯有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高举民权和公正的大旗，才能够团结更广大社会成员推进改革，才能避免改革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替罪羊的局面。
改革者更应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探索和改造一切可用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例如传统文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改革过程中，民间改革者应力避操之过急。从戊戌变法起，直至其后的历次改革运动，失之操切往往导致改革的夭折，以及执政者中开明人士的政治失败，其教训是极其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