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导对立何以成了检验“精神病”的唯一标准！？
作者： wgytwo
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但法院判诊断医师无责，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京华时报2011-05-10）
仅仅是因为和领导发生了争执，仅仅是因为参加了上访，而仅仅就是一位领导们请的医师谈了话，该护士就被“精神病”了。
这不仅仅是极大的荒唐，更是极大的可怕。因为，从中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与领导对立就是检验“精神病”的唯一标准。而这样的现象远远不止一例。
近些年来，关于精神病的话题越来越多，尤以那些上访者的精神问题引发关注。最近的徐武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曾经在某个单位的安保会议上，有位部门领导在谈到维稳工作时，就提出对某些上访的重点对象予以“精神病”，一“关”了之，当即遭到了主持会议领导的否定。然而，这种“精神病”思维的管理理念是存在的。
如今之社会的确出现了一些“精神”问题，“官为尊、钱至上、无信仰、无道德”，尤其是身处精英阶层的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意志堕落，权大于法、欺压百姓，“精神”早已茫然无存，以致于一些极端者也被患上了“精神抑郁症”，不过这都是“自杀”之后的官方鉴定了。
之所以将对立的、上访的、争执的鉴定为“精神病”，就是为了从身体上、从法律上“防其之口、堵其之权”，“精神病”就是一个“无人”或“限人”的角色，其言语有谁会听会采纳呢？这样的作派，从某种程度上比直接的关押、劳教还可怕，因为其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否定了你的一生。
那么从中我们应该反思哪些问题呢？首先，权力的配置体系存在不对等问题。制约和监督体系还显得十分薄弱，尤其是群众、社会的监督还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应该提供一个对等的平台，能够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无限扩张。
其次，“以人为本”理念问题，把“人”不当人。一个人如此轻率地被“精神病”，就是轻率地否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这样的思维实在太可怕，在这样领导看来，如同将其“灭”掉一样，哪里还有尊重人的基本意识。
最后，法治意识和法律公信问题。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这个事件都应该给我们以反思。一个人的精神病鉴定，不是某个医师可以做出的，也不是随便哪一级医师可以做出的，在法律上应该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甚至还要有救济的规定。
另外，那位法官“不要得理不饶人”的调解名句，更是对于法律精神的亵渎，须知调解的原则就是“自愿、合法”，可是那位医师仅凭一次谈话就出具鉴定，已经明显违法了，为什么要放弃对其的法律追究呢？这样的调解又合的什么法呢？
如此视法律为儿戏，又会给法律以什么公信呢？那些掌握人们命运的医师又该有多少猖狂呢？又该有多少可怕呢？因为那一纸鉴定可能随时落到每个人的头上，却可能不用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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