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狩猎枪声

2011年09月04日 13:48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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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杨辉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最近有点忙，除阻止北京“鸟巢”引进美国牛仔竞技（美式斗牛）的工作之外，她还要协调71家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的活动，组织专家、科考队前往中国西部考察野生动物生存情况。

8月5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评审会，通过了两起外国人来华狩猎的评审。这意味着，被叫停了五年的国际狩猎活动可能重启。此消息发出后，引发了国内民众一直抗议。8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牵头国内71家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给国家林业局发函，要求对重启中国西部狩猎做客观评价。

9月2日，在各方巨大压力下，旅行社取消了申请，国家林业局“顺水推舟”退回申请。得知此消息后，秦肖娜说，“林业局虽然暂时退回了外国人来华狩猎申请，但关于国际狩猎的态度依然暧昧”。

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国际狩猎收入很大部分流入国家林业部门、省州林业部门。到狩猎场、当地人手中的钱很少。目前学界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林业部门的动物保护实践，都不足以支撑“狩猎可以保护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的说法，坊间充斥着种种争论和怀疑。

狩猎青海

反对声中再次叫停

青海人钟叔年过40岁，他的职业是为外国人做青海旅行的向导。钟叔是青海土生土长的回族人，干向导一行也超过20年。只要外国客人付钱，钟叔会开着自己的丰田4500越野车，送游客想去的地方。

“青海没有我不熟悉的。现在网上热传的都兰国际狩猎猎场，我们叫它巴隆狩猎场。那里的岩羊不在少数，盘羊、马鹿这些年很少见了。狩猎场还有什么野驴、兔子之类的。外国人组团去打的多，中国人要打不容易。”钟叔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狩猎业在不断发展，不少外国人来华向政府申请狩猎。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部黑龙江、西部甘肃青海等省份开始兴建一系列国际狩猎场。2006年8月，相关部门拟在成都举办首次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由于受到广泛质疑，此后外国人来华狩猎被暂时叫停。

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从1985年开猎到2006年暂停外国人狩猎的20多年时间里，国外狩猎者狩猎最多的动物是岩羊，共猎杀726头，占整个狩猎动物比例的45%，其次为藏原羚、盘羊。青海的狩猎量占中国整个狩猎量的50%以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被猎杀4头，野牦牛被猎杀1头。

2011年8月，正安国际旅社、中国妇女旅行社收到7个外国人狩猎申请，两家狩猎代理机构遂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评审获得通过，一时间民众哗然。9月2日，在各方巨大压力下，旅行社取消了申请，国家林业局顺水推舟退回申请，暂时回避了重开中国国际狩猎的争论。

都兰县政协提供的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都兰国际狩猎场有岩羊6万头，藏原羚3万只，盘羊1万只。2009年的调查显示，各种动物数量都在大规模下降，岩羊下降到4万头，藏原羚只有1500头，盘羊数量只有200头。白唇鹿保持约600头。从这两个数据对比来看，都兰猎场的野生动物数量实际在下降。

狩猎派：官员和技术专家

虽然国家林业局暂时取消了7名外国人来华狩猎，主张重开狩猎的声音则一直不断，其中以国家林业部门和技术专家为主。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野生动物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龚明昊博士认为，狩猎作为一种野生动物资源的积极利用方式，应通过逐步开展来探索有序发展中国国际狩猎业的道路，加强对狩猎收益的管理。“由于美国猎人无法在中国狩猎盘羊，使得邻居蒙古国独家经营盘羊狩猎，此前在国际狩猎俱乐部SCI展会上，该种动物拍卖价最高达6万美元，远远高于中国价格。”

龚明昊还建议，中国相关部门应加大对猎杀盘羊较多的墨西哥、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营销，争取这些地方更多猎人来华狩猎的订单。龚明昊的上级、调查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唐小平即为林业局专家评审组成员。

虽然没有参加本次青海狩猎专家评审会，但作为长期关注西方狩猎制度和现状的学者，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谢屹博士也同样赞同通过“合法的狩猎手段有序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狩猎也是一种自然资源管理手段。该打多少，怎么打，打哪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但现在，网友们陷入一个误区，把‘狩猎’等同于‘猎杀’、乱捕滥杀。”谢屹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谢屹指出，《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贸易公约》（CITES公约）专门就狩猎作出规定，即在不危害物种生存和不违反所在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狩猎活动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资金。2006年开始，CITES公约还专门为非洲犀牛、大象等狩猎活动核定限额，允许其通过狩猎纪念物形式增加国民收益。

“中国的国际狩猎数量少，国际狩猎在种群调控方面的作用是很小的，占需要淘汰的野生动物比重小，更多的是为西部地区募集保护资金。很多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认为咱们国家不差那点钱，估计他们是没看过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们的故事。”谢屹说。

谢屹还认为，野生动物生存空间与人类生存空间的冲突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东北的熊瞎子伤人、秦岭的羚牛伤人、南方的野猪泛滥。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诉求于狩猎只是不得而为之的手段”。

谢屹表示，目前国内民众对西部具体情况还有两个不了解。“一是不知道食草类动物的种群繁殖速度之快，比如在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马鹿多得已经跟家畜争夺草场了；二是不知道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正是食草类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导致草场破坏，也就是所谓的栖息地破坏，也可能引发物种的一轮大规模死亡，当然这也算是自然规律吧。”

羊城晚报记者检索数据库发现，国内研究国际狩猎最多、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是东北林业大学。8月5日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中，有三位专家来自该校。东北林业大学的专家们对狩猎全部投了赞成票。

不过，虽然都提倡重开狩猎，林业部门官员和专家们的理由还有不一样：官员们从收益、金钱上考虑居多，要重开狩猎；而专家们则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分析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当地社区的影响。

视野

美国狩猎行业

年产值近千亿美元

德国狩猎活动十分普及，16岁以上者就可参与。在德国狩猎需要参加狩猎教育，通过严格的狩猎考试，最后才能获得狩猎证。德国狩猎证管理规范，每隔4年需要去县级林业局注册，缴纳23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费。

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狩猎者，全国有1000万人以上的狩猎爱好者，狩猎行业年产值近千亿美元。不过即使在狩猎高度发达的美国，猎杀野生动物也是个备受争议的运动，很多著名人物都在质疑狩猎中拥有的道德观念。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哈里斯教授引用的一项调查发现，80%的美国人不赞同为了获得战利品而狩猎。

尽管有序的国际狩猎不会危害野生动物种群繁衍。但加拿大阿尔伯特省关于狩猎场大角羊的研究中，发现狩猎在不危害大角羊生存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人为选择”效应———雄性大角羊在长到成熟后不久被猎杀，狩猎者们频繁打猎使得大角羊种群后代的角不如此前大。

疑问

重开狩猎只为赚钱？

按照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严旬说法，外国人来华狩猎保护动物，交纳的费用中，狩猎场自留一部分。剩下的费用中，有40%归省里，4%归州里，56%归县里。大部分归县里安排。“这体现了狩猎经费补贴地方。”

但网民及动物保护组织对此感到担心：林业部门制定的狩猎规则，会不会如同中国很多制度一样，形同虚设？狩猎费用能否真正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林业部门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好狩猎，重开国际狩猎只是为了赚钱。”秦肖娜如是说。

国内最大的国际狩猎代理———正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巍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狩猎合法化，王巍表示，青海省在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间开展国际狩猎中，每年猎杀数量在100只内，国外狩猎者共缴费400万元，政府将其中的280万元用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王巍认为这有利于当地形成民间反盗猎防控体系。

不过，熟悉青海情况的当地人和专家并不认同官员和旅行社的说法。青海旅行向导钟叔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兰狩猎场现在根本赚不了钱，更不用说给当地牧民补偿。“当地人能拿到钱？都是假话！外国人付出的钱一部分被国外、国内旅行社扣掉，国家、省、州三级一扣，能到狩猎场的钱基本就没有了。”

熟悉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体制的谢屹博士表示：野生动物保护在县级、州（地市级）是保护站，在省是保护处、保护局，这些机构很多是事业编制，由于当地财政状况不佳，面临严重的运行经费不足。

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美国蒙大拿大学客座教授哈里斯在《消失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认为：对于资金不足的中国林业局、西部各省级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来说，推动保护区野生动物狩猎，将是日常经费的一笔额外之财，这也是中国官员们毫无保留支持狩猎活动原因，有可能的话，林业系统的官僚们肯定扩展这个活动。

哈里斯教授表示，外国人到中国狩猎，一般是通过国外代理机构做中间人，国外代理机构找到北京的代理机构，后者联系林业部门和狩猎地政府，将狩猎申请、旅行办妥，直接送到狩猎场。

“海外代理机构扣除15%-20%佣金，剩下80%-85%落在北京的代理机构手里，北京的代理机构扣除代理费用后，把资金转给林业部野生动物部门。”哈里斯在研究中写到。

以青海都兰狩猎场为例，以国外代理人扣除佣金后剩下100元计算，林业部扣除24%左右管理费，青海省扣除40%左右管理费，海西州扣除7%的管理费，剩下大约29%的费用流入狩猎场。由于狩猎场被当做自负盈亏的私人企业，29%的费用还要征收22%的国税，折算下来最终只有22%（29%×78%）的收入流入当地。而狩猎场还要为打猎支出汽油费、人工费。

“对于狩猎者的钱转到‘当地人’手中的说法要小心，要看谁是当地人。如果省级和省级以下单位是‘当地人’，钱转到当地人手里是对的。”哈里斯的研究中说，各级官员并非狩猎场“当地人”，而掌握野生动物的当地人获得的资金很少。

而清华大学蒋劲松副教授认为，只有两成不到的狩猎费用可以用于动物保护。“据狩猎行业业内人士估算，到达县一级的资金用于狩猎场的，除去各级接待费用(20%)、上缴税收(20%)、人员工资(10%)及合理利润外，约有30%直接投入野生动物保护。如果根据上述‘56%归县里’的说法，则直接投入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占开放国际狩猎收入的不到两成。”

链接

全国65家国际狩猎场

1984年中国在黑龙江的桃山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国际狩猎场，但国外狩猎者大都青睐中国西部的狩猎场。1985年青海成立了都兰国际狩猎场，1988年甘肃成立肃北国际狩猎场，新疆随后建立起系列狩猎场。到2006年禁猎前，新疆有大约10个国际狩猎场，甘肃有3个，青海有2个。东部的辽宁有13个狩猎场，山西有11个。截至2006年暂停外国人来华狩猎前，我国共建立国际狩猎场65家，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尤以角大的盘羊和岩羊受到国外狩猎者青睐。一只盘羊狩猎价格大约在2万美元，岩羊狩猎价格大约在8000美元。

墨西哥人最舍得花钱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对中国国际狩猎收入贡献最大的市场为美国，其次是墨西哥，第三为西班牙。1985年至2006年有463名美国人来华狩猎，狩猎量和带来收益都居来华狩猎国家之首。墨西哥人更加舍得花钱，20余年间12名墨西哥人来华共狩猎了15只盘羊，却产生了23万美元的收益，美国猎人每头狩猎动物的平均收益为4392美元，远低于墨西哥的1.5万美元和西班牙的7000美元收益。东欧、南美也是重要客源来源地。

参与者多是社会名流

国际狩猎参与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上，成功的企业家、社会名流,绝大多数年龄在中年以上,更多的是有闲暇时间的退休者,他们通过狩猎的体验,与同伴的竞技,与野生动物的竞赛,挑战自己,收获战利品,通过一年一度的狩猎年会展示自己的成果,比赛战利品。国际狩猎爱好者分布的主要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西方发达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际狩猎爱好者也开始了非洲之旅,狩猎大象,成为国际狩猎客源国的一员。

禁猎派：动保组织和公众

“我担心一点，关于狩猎的问题不是成为讨论，而是成为‘群殴’。5年前，当管理部门提出开展国际狩猎额度拍卖时，网络上全部都是反对狩猎的声音，尚无任何阐述狩猎具有积极意义的帖子。”谢屹对盲目反对狩猎的“民意”心有不安。

国家林业局欲重启外国人来华狩猎消息传出时，国内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网络民众的确开始“群殴”国家林业局。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中国动物保护记者沙龙、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牵头，国内71家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首先在8月12日约见了国内最大的狩猎代理正安国际旅行社，随后在17日给国家林业局办公厅发函，要求禁止中国野生动物狩猎。“我们给林业局发的函目的十分明确，不希望重新开放野生动物狩猎，同时要求林业局公布专家评审细节和名单。重开狩猎需要更加合理、透明、慎重的论证。”9月2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会长秦肖娜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秦肖娜表示，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很不乐观，“在西部工作的志愿者们都知道，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情况十分严峻。盗猎情况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官猎，一些官员们随意去猎杀野生动物。现在林业局又要引进洋猎，外国人花钱就可打中国保护的野生动物，这将使得野生动物保护雪上加霜。”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刘慧莉表示，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研究岩羊和藏原羚的专家，“那通过这两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以被老外猎杀的科学依据到底从哪里来呢？”刘慧莉认为，所谓“科学狩猎”并不能改变狩猎的本质，只是迎合既有的国际狩猎市场换取保护经费的无奈选择，更何况经费最终用于保护的很可能只有一点点甚至没有。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是动物保护派，他连发微博，反对重开青海狩猎，数日“炮轰”专家评审委员不透明。“（专家们）不该乱做决定，专业人士不该表演作秀为错误决策背书，他们的做法极端错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动物保护很差了，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在为虎作伥！”

和国内众多网民一样，蒋劲松也质疑国家林业局说国际狩猎的费用会用来保护野生动物，“这种说法未免让人生疑，怀疑他们将来会滥用这些费用，他们最好把相关账目公之于众，接受有公信力的民间团体来审计”。

秦肖娜对于国家林业局的“暗箱操作”、评审会专家附和官员意见都十分不满。“9月2日，国家林业局托辞旅行社撤销了外国人来华狩猎申请，这是个借口，只是要平息民众的质疑。林业局在国际狩猎问题上的态度还是暧昧不清：要重启却害怕舆论和各方压力。”

声音

放开富人狩猎

后果难以预料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国家林业局退回了外国人来华狩猎申请，但是林业局关于国际狩猎的态度依然暧昧。主推中国开放国际狩猎的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龚明昊表示，行业主管部门在国际狩猎问题上比较敏感，一遇到争论，就会简单通过暂停方法应对。

“允许外国有钱人来中国猎杀野生动物，实际上给中国有钱人一个信号：有钱就可以猎杀野生动物。在目前林业部门没有有效控制动物保护情况下，野生动物种群还不清楚。再让富人猎杀野生动物，对野生动物的未来后果难以预料。我们建议林业局领导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一下。”秦肖娜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民众、动保组织对重开狩猎场的担心，还源于中国狩猎业的现实。在辽宁省已有的13个动物狩猎场中，普遍存在设施不全、建设水平低下等问题。同时，已有狩猎场经营管理只注重猎捕这一环节，缺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研究和多种经营的开发，狩猎场的综合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此次争议漩涡中心的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也由于狩猎场配套设施差，在今年7月启动引进外资改建、扩建狩猎场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谢屹博士认为，在一个完善的制度框架下，狩猎活动和物种保护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推动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格局形成。“管理部门应对可狩猎物种资源进行明确，并建立资源清查和动态管理机制。同时，完善管理制度，将狩猎额度、狩猎资格、狩猎场地、狩猎期、狩猎方式等相关事宜纳入制度框架。”

“实际上，重开狩猎与否的争论，需要反思的是国家林业部门自身。如何做到让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中立的专家、学者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中？如何让野生动物保护经费使用得更加透明、公开，从而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这些才是林业部门需要仔细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题。”秦肖娜说，她将继续关注中国国际狩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