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摆渡3纯音乐:《资治通鉴》闲谈

《资治通鉴》闲谈

从《资治通鉴》中学什么（一）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名臣司马光奉旨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一直以来，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并且学习借鉴，从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统治经验和领导艺术。

        中国是个非常注重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国家。正是这一传统确保了中国文化脉络在不断的王朝颠覆和兴替中不致中断，反而得以不断延伸和发展，并通过一次次内外经验的融入与整合，使得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和庞杂。

        历代统治者虽然寄希望于通过 借鉴历史，少犯错误，走一条长治久安之路，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很多事情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或者“知易行难”，最终“事与愿违”。毕竟，好的经验不能照搬实施于现实，即使相同的事情由于环境、人物以及形势的不同，实行起来也可能差异很大，结果难以预料。也就是说，历史的经验固然弥足珍贵，但是能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灵活地加以发挥才更为关键。

        司马光因编纂《资治通鉴》为后人所推崇，将他和司马迁并列称为“前后两司马”。大家知道，司马光所处的宋神宗时代正值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家，他的政治主张是企图以激进式改革来促使国家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虽然王安石有十分崇高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魄力和“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勇气，并且位高权重，深受当时的皇帝信任，但是他的激进式改革既触犯了当时官僚利益阶层的利益，计划中的改革蓝图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达到实际的效果，最终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可见政治的好坏并不能以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为衡量标准，只能以实际的结果来判断。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想干大事的好官员，但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王安石有很多政治上的反对者，司马光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之一也是借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告诉当时的皇帝，积弊甚深的社会，如果要采用激进式的社会变革往往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从而造成社会激荡，社会改革触及方方面面，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形势，只有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深刻的了解和洞察力，以及以极大的细致和耐力，采取抽丝剥茧之方式，才能逐步引导改革使趋于稳定的方向。这也算是司马光的一种巧妙的“书谏”吧。同时，司马光也通过《资治通鉴》委婉地告诫统治者，统治固然需要“法、势、术”三者并行，但是“术”也就是权术谋略却是一柄十分危险的双刃剑，用之善则善，用之恶则恶，而好的统治则必须沿循一定的治理之道，以诚信治国教化育民，才是正途。所以如果我们把读《资治通鉴》作为学习权术谋略的教科书，就违反司马光老先生的本义了。

        近年来，国内有关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层出不穷、汗牛充栋，给我们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即当今时代竞争激烈，人与人之间非谋略无以自保和战胜他人。一个社会充满着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弊病。所谓从一个社会的趣味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倾向。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曾著《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书中论及中国人喜内斗，“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我们想，如果一个社会中到处充满谋略，人与人的交往中充满谋略，那么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悲哀。陆陇其曾对《战国策》一书有个评语，也很适合那些教人各种谋略的书籍，就是“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这种教人谋略和机变的行为实在不如教人诚实处世的好。所以老子早就提出“灭民智”的思想，他并非是反对民众有智慧，而是反对民众之间使用谋略。因为老子自己的“智”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他反对开启民智，那么他实际上就否定了自己。再看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以及“大智若愚”等思想，真正的智慧是不轻易显露智慧的人，长于使用谋略往往并不一定就给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甚至一个崇尚智谋并津津乐道的民族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诚实的，可以信赖的呢？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谋略作为一种手段，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利己、利人还是双赢；是有利于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会造成事情的恶化；是通过谋略获得了利益还是获得了人心。譬如，我们把智慧用于那些进一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科学发明方面，用于改善自然和人居环境方面等等，这才是智慧的正途。

        最后，我们在这里讲《资治通鉴》，只是一家之言的闲谈，也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谈到，而是有选择性地捡取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件、情节与人物，拿来和大家讨论一下，不足为凭。

周威烈王的错误造成什么后果（二）

        《资治通鉴》一开始，就是“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为什么要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写起呢？这是因为，司马光认为，周朝之所以走向衰落，导致中央集权失去作用，任由地方诸侯坐大至无法控制的局面，以至最后政权灭亡，甚至天下混乱争雄，其始作庸者就是周威烈王，起源就是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件事。

        司马光老先生针对这件事做了很长的一段论述。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候、卿、大夫是也。”也就是说，做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是设立规章制度，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建立健全各种法律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设立了规章制度，大家的行为就有了规范，知道什么需要遵守，什么不能违犯，也有了管理的依据。其次要明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名分。也就是要使领导者有权威，被领导者能顺从。孔子说管理之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小看这简单的8个字，实际上管理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非常实用。特别是在古时候，因为交通的不便利、讯息的闭塞和教育的不普及，官府的管理很多都要依赖各自地方的亲缘宗族关系，使其作为官府行政力量的延伸和实际的仲裁者，也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素来以“忠”、“孝”衡量一个人的由来，后来甚至发展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样的偏颇论点。所以古代有很多东西都是针对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产物，具有大智慧在里面，不能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就完全否定它的重要价值和历史贡献。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 ，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尝试和探索，要客观的看待；当然也不要觉得是好东西，就照搬硬套拿来试用。第三要确定官职等级，使所有的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做事情才能按部就班，粲然有序。

        为什么司马光认为 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是导致后来诸侯窥视中央政权的原因呢？因为当时周室是“天下共主”，虽然不是十分有实力，但是只有它有仲裁权。而魏氏、赵氏、韩氏做为晋国的臣子，联手灭了晋国，把晋国一分为三，成了魏、赵、韩三国，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有叛篡的意思在里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周威烈王却封他们为诸侯，这无疑就肯定了他们的行为，相当于最高法院判决强盗抢劫到的东西归强盗所有，使强盗的行为合法化了，所以大家也就会都去做强盗了，因为你抢劫来的东西法院会判给你啊！所以周威烈王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的诸侯、大夫们一看，做下属的夺了领导的权，不但好处多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下子从大夫成为诸侯了，这么好的事谁不愿意干啊！我们知道，连斯大林也说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样有代表性心态的话。于是，你窥视我，我窥视你，你提防我，我提防你，大家都不讲道德仁义，只讲实力和智谋，天下大乱啦。后来发展到老百姓都知道的，“窃钩者洙，窃国者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智宣子和赵简子确定接班人的不同标准（三）

        晋国的国君智宣子，也就是当时的诸侯。智宣子打算立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瑶当接班人。同族的智果劝说他：“你的小儿子瑶不如他的哥哥宵啊。瑶有五项比别人强的优点，一是相貌英俊挺拔胜过别人；二是骑射武艺胜过别人；三是各种技艺胜过别人；四是文墨口才胜过别人；五是刚毅果敢胜过别人，但是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基本的仁爱之心。如果将来他倚仗自己比别人强，以势凌人，别人会忍受吗？所以你一定要立瑶当接班人，我担心我们智氏一族会毁在他的手中啊。”
   大家看，在智果看来，智瑶有五项胜过别人的优点，但是因为他缺乏基本的仁爱之心，所以他的五项长处反而变成了他的短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优缺点并不是一定的，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在这一种环境里是优点的，到了那一种环境也许就成了缺点；在那一种环境里是缺点的，到了这一种环境也许就成了优点。智瑶的缺点，我们可以给他下一个结论，叫做“恃才而骄”或者“恃能而骄”。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所描述的弥衡、杨修都是这样一种人，倚仗自己有过人的才能，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只看到别人不足，看不到别人的长处，总习惯拿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就好象一则笑话里，一个人吹牛说自己分别赢了象棋冠军和羽毛球冠军，别人问他是怎样赢的，他说很容易，就是和象棋冠军比赛打羽毛球，和羽毛球冠军比赛下象棋。笑话固然是笑话，但是智瑶的缺点我们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譬如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容易看不起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城市里的人 容易看不起乡下人，有些自诩为精英的人物甚至连一般的人都看不起啦。
        智宣子当然没有把智果的话当一回事，在他看来，智果真是太小题大做啦。既然瑶在很多方面都比别人强，那么他就具有骄傲的资本，何况做为一国之君，地位本来就高于一般人，骄傲一些又有什么呢？智果看到智宣子听不进自己的意见，很失望，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祸患，就打报告脱离智氏一族而辅助太史官去了。我们看到，古时候有很多智果这样的人，是真正洞察先机的了不起的人，对人情世故了解得非常透彻，往往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所以才能趋利避害。但是正因为他们对时世太清楚了，所以往往采取一种出世的不作为的姿态，宛如闲云野鹤，使人难以尽知之。
        下来我们看赵简子是如何立接班人的。赵简子是晋国的大夫。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打算立一个儿子做自己的继承人，继承自己的采邑，却不知道两个儿子孰优孰劣，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训戒的话记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伯鲁和无恤，让他们好好诵读学习。过了三年，赵简子考问他俩竹简上的内容，老大伯鲁大概以为老头子三年前只是随口那么一说而已，根本没有往心上去，不但回答不上来，连竹简都不知道丢到哪儿去啦！老二无恤就不同了，不但能很流利地背诵出训戒的内容，而且时时把竹简带在身上，老头子一检查，马上就拿出来啦。大家看看，无恤这个年轻人，他不因为是长辈或者领导随随便便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件小事而不重视它，而是一样认认真真的做好。韩国有一部电视剧《大长今》，里面就借人物之口说出：“即使是准备食物这样平常而简单的事，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诚心。”以诚心来处理好每一件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交给他去做呢？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好象伯鲁一样，不愿意委屈自己做小事，即使做，也是随随便便做两下子，因为他是准备做大事的。可是，人生哪儿有许多大事要你去做呢？而且，“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你连小事都不认真去做，做不好，怎能放心让你担当大任呢？所以，赵简子看了两个儿子的表现之后，就把无恤定为继承人，也就是以后的赵襄子。
        从智宣子和赵简子分别选继承人来看，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贤”的标准。智宣子认为有才能就是“贤”，赵简子则认为待人以诚、做事认真才是“贤”。两个人都是任人为贤，可是因为对“贤”的认识标准不同，选的“贤”也就有了很大差异。

堪当重任的尹铎（四）

        赵简子派遣尹铎担任晋阳这个地方的长官。尹铎是个年轻人，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年轻人受到领导赏识，提拔做了官，往往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憋足了劲儿，准备大展拳脚，争取短时间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政绩出来，既显示出自己的突出才干，也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可是这个尹铎却不是这样。任命下来了，他却跑到领导面前要问个清楚：“派我担任晋阳的长官，您是希望我为您多收税赋呢，还是求可靠和保障呢？”赵简子的回答也很爽快：“当然是可靠和保障了。”得到赵简子的回答之后，尹铎心里就有数了。到了晋阳，他就采取了减轻税赋的政策。赵简子下来告诉无恤：“如果以后晋国有危难，千万不要因为尹铎年轻，晋阳路远，一定要把那儿当作根据地。”大家看，赵简子真是一位头脑明白的领导者，他很清楚取舍之道，明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从这一点上确定了尹铎这个年轻人堪当重任。因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尹铎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单纯为了显示自己的治理才能而做官的，也不会追求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形势，把自己和整个全局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以国之兴衰为己任，为将来整个全局的安全保障打好基础。所以说尹铎堪当重任。我们平时衡量一个领导者的层次高低，不仅仅看他的工作能力，更重要是看他的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有的领导者只关注自己部门的利益或者自己地方的利益，有时甚至为了局部的利益损害了全局的利益，这都表现出了其领导视野的局限性。其实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局部的这个“点”放在全局这个“面”上来运作，把局部的小利益和全局的大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以自己局部的这个“点”巧妙地影响全局这个“面”，更可以借助全局的优势来谋求自己局部态势的发展。所以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实在是非常高明的见解。

骄贪自专的智襄子（五）

        等到智宣子死后，智瑶继承了位子，就是智襄子。智襄子当政之后，一天与大夫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会宴。在宴会上，智襄子觉得韩康子有点笨拙，其家臣段规的身体又有缺陷，就拿两人来戏弄逗乐，并且对段规进行了羞辱。这一点可以说需要很多有才气的人有所警惕。很多有才气的人，往往容易欣赏和自己同一类的人，对不如自己的人往往看不上眼，有时候会徒逞一时口舌之快，嘲讽几句啊，挖苦一下啊，或者只是兴之所至，或者博众人一粲，哈哈一笑自己根本不当一回事。可是也许你那一句话给别人所造成的难堪、所引起的羞辱要胜过对肉体的伤害。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小两口感情好得如蜜里调油，也会因为一两句话伤感情，闹别扭，何况是其他人呢？所以智氏家族里有个叫智国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告诫智襄子：“您要早做准备，祸患就会到来了。”智襄子一听，很自大地说：“只有我有能力和实力带给别人祸患。我不欺负别人就够不错啦，谁还敢惹到我头上？”智国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人要注意小节，才不会有 大患。现在您在宴会上羞辱了韩康子和他的家臣，那些蚂蚁、蜜蜂之类的小昆虫都能报复人，何况是一个属地的君相呢？”但是智襄子根本不把智国的话当一回事。
        接下来，智襄子又向韩康子索要土地，表面上说是收回一部分私有土地归集体所有，壮大集体经济，实际上是智襄子假公济私。智襄子认为反正我的实力强，又打着公家的旗号，你敢违抗我就派兵打你，真是又贪婪又霸道。韩康子想拒绝，但是段规劝说韩康子：“智襄子这个人既贪婪又刚愎自用，不满足他的要求，恐怕他会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土地。他轻易就得到土地，一定会再向别的大夫索取。只要有人不给，他就一定会派兵攻打。那么我们就可以置身事外，静待事态的发展变化了。”韩康子听从了段规的建议，就割让了一万户人家的土地给智襄子。果然，智襄子得到土地之后非常高兴，认为多容易啊，自己凭借实力只要一张口，别人就把土地乖乖奉送上啦。于是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当然也不愿意把土地给智襄子，但是他的家臣任章也是一位擅长谋略的人，就劝说魏桓子：“智襄子无缘无故向大夫们索要土地，大夫们一定会感到惊惧不安。我们再把土地给智襄子，他一定会更加骄横。智襄子骄横就会轻敌，诸大夫因为害怕则会团结起来，以团结之军队对轻敌之人，智襄子活不长啦。《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们干脆把土地给智襄子，使他更加骄横，然后我们再选择盟友来对付他。”于是，魏桓子也割让了一万户人家的土地给智襄子。
        中国古时候的言语往往高度凝练，言简意赅，一句话或者几个字就包含了许多内容和经验。我们现代很多人看书往往不太注意这些，匆匆一览而过，结果就好象“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吃是吃掉了，可是什么滋味也没有尝出来。我遇到有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平常说起来，这也看过，那也读过，什么都略知一二，什么都能发议论，一派“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神气，但是仔细一问，不是这个记不清啦，那个时间太久忘掉啦，要么就只是重复别人的话，某某人是怎样说的，某某人又是什么说法，就是没有自己的见解。读书不在多少，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能在生活中运用的，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譬如，大家看“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两句话多么高明。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多少帝王英雄，都不是败于敌人之手，而是因为身边之人，甚至是所爱的亲人而导致败亡的。就好象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因为宠信身边的奸臣而导致政治混乱的，为什么大家都能看出来的奸臣，偏偏皇帝本人看不出来呢？就是由于皇帝认为他是自己人，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办事的，还觉得他忠心得不得了呢。“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们看那些行贿受贿的情形，也都是这样子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今天别人送金钱、美女和房子给你，不久就会从你身上连本带利赚回去，那时侯就由不得你啦。真是只因为一线贪念，多少人身陷泥潭。

治理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六）

     接下来，智襄子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的土地，但是被赵襄子拒绝了。于是智襄子生气之下就带兵攻打赵襄子，而且他还要韩康子和魏桓子也出兵参与。赵襄子得知智氏、韩氏和魏氏三家的联合部队打来了，只好避其锋芒，准备选择一处能够防御之地。手下的人说：“到你老哥伯鲁那儿去吧，他的管区近，而且城墙又修得很坚固，一定可以坚守的。”赵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竭尽民力来修城墙，又强迫他们守卫，老百姓怎么会真的跟随呢？”手下的人又说：“那么到邯郸去吧，那儿的粮仓充足。”赵襄子又说了：“把老百姓的口粮拿来充足粮仓，饥饿的老百姓怎么会跟随呢？”这里想到曾经有一条用来宣传纳税的口号：“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懂得常识的人都知道，从来都是涓涓溪流聚入江河，浩浩江河涌向大海；也从来都是民富则国强，如果国家很富有，而老百姓却很贫穷，那么你这个国家的富有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十分的危险。有人专门做过统计，就好像到清末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GDP总量尚居世界首位，之后由于政府腐败，军队弛懈，受到诸列强国家的欺负，不断吃败仗，于是几千万、上亿两白银，接二连三不停地赔款，国家陷入深刻的危难当中，而民众因为贫困嬴弱，精神麻木，对国家和政府的危机则毫不关心，漠然置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的情形，老百姓对改朝换代，谁主政权并不感兴趣，只埋首一求温饱。以至于当时很多外国学者误认为，中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拿现在来说，一任领导者届满或者因变动离开所管辖的地方或者原单位、部门，如果大多数的干部群众毫不留恋，不置一辞，那么你就需要反省哩。闲话打住，言归正传。好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样明显含有欺骗民众性质的宣传舆论口号，无论出于多么好的目的，政府用它都是绝不应该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可信度这样严重的问题。试想，一个政府如果对自己的民众都会进行欺骗，怎么来要求民众相信政府以及讲求诚信呢？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赵襄子的选择。赵襄子认为：“只有晋阳这个地方，是先父的故地，有群众基础，尹铎又待民以宽，老百姓一定会拥护跟随我的。”于是就到晋阳去了。果然，后来晋阳被智氏、韩氏和魏氏三家的联合部队包围起来，并放水灌城，城墙几乎被淹没，城里的床上、灶台上到处都是青蛙，尽管情况恶劣，但是老百姓无人叛变。
        这样我们就看到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所达到的不同结果，更进一步的说，就是晓得治理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第一种是赵襄子的老哥伯鲁的治理方式，按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重点发展军事国防力量。这种治理的逻辑就是军事力量发展了，对付内乱或者外患就有了保障。但是，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历史上穷兵黩武的国家和民族，有哪个最后成功了呢？第二种是邯郸长官的治理方式，就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策根本，而不去考虑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分配制度是否公平，等等，这种政策的重心在于国家或者少数人，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时间久了就会受到人们的不满和置疑。第三种是尹铎的治理方式，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宽松的生产生活环境，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公平，自然获得老百姓的拥戴。我们看象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瑞典、瑞士、丹麦等，虽然国小，但是人民生活富足安乐，社会环境公正平等，道德行为蔚然成风，以此获得尊严和外界的尊重。我们反思，有哪个国家或者个人是仅仅依靠财富或者势力就受人尊重的？财富可能使人羡慕，势力可能使人顾忌，但是都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尊重。所以，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如果把财富和势力做为崇拜物，陷入“拜金主义”或者“强权政治”，那么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精神是令人担忧的。

善于观人于微的郗疵（七）

        智襄子和韩康子、魏桓子一道视察战况。智襄子一看，赵襄子所在的晋阳城几乎就快要被大水淹没了，得意之下，感慨地说：“今天我知道了，用水就能灭掉别的国家啊！”听见这话，韩康子和魏桓子在后面就偷偷地做小动作。韩康子拿肘戳戳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因为魏桓子的属地有汾水，韩康子的属地有绛水，所以两人触景生惧了，都想到以后智襄子会不会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小动作被旁边智襄子的臣子郗疵看见了，下来就去报告智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有反叛的意图。”智襄子觉得很奇怪，韩康子和魏桓子很听我的话啊，我要土地他们就给我土地，我攻打赵襄子他们就跟从我一起出兵，现在赵氏灭亡在即，他们也即将得到好处了，怎么会反叛呢？所以他就问郗疵：“你凭什么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要反叛呢？”郗疵回答说：“我是通过对人和事的观察、分析得出这个判断的。咱们合纵韩氏和魏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赵氏一旦被灭，局面就会变得对韩氏和魏氏不利。我们和韩氏、魏氏约定好胜利之后，三家瓜分赵氏的土地，现在晋阳城破在即，但是韩康子和魏桓子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不是想要反叛是什么呢？”智襄子对郗疵的话当然不是很相信。所以，第二天和韩康子、魏桓子见面时，就把郗疵说二人有反叛之意这件事对他们说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听，当然是极力否认。两人一边对智襄子表忠心，一边说：“这一定是谗臣在帮赵氏游说，让您对我们产生怀疑，就会放松对赵氏的攻击了。马上就要瓜分赵氏的土地了，难道我们不要快到手的利益，反而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吗？”韩康子和魏桓子前脚一走，郗疵跟着就进去见智襄子，这次他对智襄子的说话就有点责问的意思了：“您为什么把我对您说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呢？”智襄子问：“你怎么知道我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了？”郗疵说：“平时他二人见到我都会打招呼，可是今天见面好象没有看见我一样，快步从我身边走过，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我对您说了不利于他们的话的缘故。”智襄子有点羞愧了，于是不承认自己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郗疵对智襄子很失望，就请求到齐国出使，和前面的智果一样，避难去啦。我们看，韩康子能够听从谋臣段规的意见建议，魏桓子能够听从谋臣任章的意见建议，智襄子也有谋臣智果和郗疵，可是却听不进任何意见建议，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人固然一定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是完全依赖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人的智慧和经验不可能超出自己实践的范围，这也就是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一个普通人的分析和判断出了错误，只可能会给自己、家庭以及周围的亲友邻居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做为领导者，分析和判断出了偏差，就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结果和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高明的领导者善于运用下属的智慧，群策群力做事；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喜欢老实听话的下属，以表现自己的高明。后来，赵襄子偷偷派了使臣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暗中结盟，结果三家联手决水反淹智氏的军队，杀死了智襄子，灭了智氏一族，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只有智果因为脱离了智氏一族而没有受到牵连。
        我们看智襄子的谋臣郗疵确实很有才能，很会观人于微，但是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来帮助人的，而是用来帮助领导“助纣为虐”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只要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显露发挥出来，他是不管对与错，帮人或者害人的，甚至把这样做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呢。譬如有的会计师，帮企业做假帐偷税漏税，他的专业技能可能很高明，可是他却以自己的技术来帮助别人损害国家的利益；又好像有的律师，为了钱，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明知请他帮忙的人希望逃脱法律的制裁，也硬是帮别人把黑的说成白的，错的说成对的，教人怎样说谎，做伪证，可能在别人看来他很有本事，本来要输掉的官司被他打赢了，本来要受法律的制裁现在逍遥法外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被称之为律师啦。因为他不但没有维护法律的尊严，他的行为反而是在损害法律的正义的精神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很 有才华的人，却很令人惋惜地成了罪人，究其原因，就是错把才能当作衡量和实现自己价值的标准了，其实道德操守才是人最重要的价值标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里很多人往往被才能所吸引，而容易忽视道德操守，这就不免是舍本逐末了。

魏文侯的诚信和胸襟（八）

        晋国灭亡之后，原来的晋大夫魏桓子的孙子魏斯，和赵襄子的后代赵籍、韩康子的后代韩虔一起，被周威烈王封了侯，魏斯就是魏文侯。这个魏文侯，可以说虽富贵而不骄，十分礼贤下士。他拜了三位老师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每次经过老师的住处都要进去行礼。不象有的人才当了一个小官，或者有了一点钱，就觉得自己最了不起，只认比自己官大的，钱多的，老师算什么啊，街上碰到肯打个招呼已经算给你面子的啦。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五大”，即“天、地、君、亲、师”，就是要我们常怀敬畏之心，懂得感恩之理。天地自然予以我们生存之基本，君即国家予以我们生活之安全保障，父母予以我们生命养育之恩，老师予以我们启蒙教育之恩。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之物，没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这样的人是不能够信赖的。正因为魏文侯能够尊重老师，所以他的这种行为使四方的贤能之士很多都来投奔他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看到魏文侯尊重人才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以实际行动来表现的。不像有的领导者，总是在嘴巴上说尊重人才，可是人才来了，他和人家吃两顿饭，敬两杯酒，说一通唱高调子的话就算是尊重了，然后束之高阁；或者是你来投奔我，我接受你成了你的领导，你就该服从我，按照我的意愿办事。好比千里马，我希望让你拉磨，你就老老实实地拉；我希望让你驾车，你就恭恭敬敬地驾，我还得意地对别人炫耀：“看啊，给我拉磨、驾车的都是千里马！”如果你不愿意做拉磨、驾车的工作，我就会说：“瞧瞧，因为自己是千里马，就桀骜不驯，不服从命令，还不如一头老实听话的驴子呢！”这种情况很平常呢。
        下面我们通过三件事情来看魏文侯的诚信和胸襟。
        第一件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群臣在一起饮酒作乐，大家正喝得高兴，天气又开始下雨了，这个时候魏文侯却命令侍从为自己备马到郊野去。群臣都很奇怪地问：“现在喝酒正在兴头上，天又下雨，您要去哪儿呢？”魏文侯说：“我和虞国国君约好在今天这个时候一起打猎，虽然现在喝酒正兴，但是怎么能失约呢！”于是践约去了。
        第二件事：有一回，做为邻邦国家的韩国和赵国关系搞僵了，两家准备开仗。韩国觉得和魏国关系一直很好，肯定会帮助自己，就向魏国借兵。结果魏文侯说啦：“我和赵国是兄弟之国，所以帮不了你们。”同样，赵国也觉得和魏国关系一直不错，也向魏国借兵，结果魏文侯也用同样的话拒绝了赵国。两家当然都很生气，但是也因为魏文侯的态度，仗打不起来了。后来，两家的误会消除了，经过沟通，才知道是由于魏文侯的原因，两家才避免了无谓的战争和牺牲。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逐渐成为魏、韩、赵三家的老大，其他诸侯无法和他竞争啦。
        我们看，魏文侯威信的建立，不是依靠他的强势胜过别人，使人为之屈服，而是凭借他的谦让、宽仁、诚信、助人等自然赢得别人的敬重和信任。相比之下，我们见惯太多依靠强势或者金钱获取威信的情形。譬如有的国家为从战略上削弱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故意在别的国家内部制造内乱，做损人利己之事；像有些人喜欢通过诋毁、贬低或者打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等等，这种行径比起几千年前的魏文侯来，真是差得太远啦。
        我们再从第三件事来看魏文侯。魏文侯派遣大将乐羊讨伐中山国。这个乐羊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位将领。他攻打中山国的战例既是一次时间长达几年的持久战，又是一次相当经典的攻心战例。乐羊率师远征期间，国内各种说他坏话的奏章盛了几大箱。魏文侯通通封起来，后来送给了乐羊。乐羊看了以后才认识到，自己在前面之所以能够放开手干事，原来是领导在后面为自己担着很多东西的。乐羊攻下中山国之后，魏文侯把它封给了自己的儿子公子击做封地。有一天朝会时，魏文侯问群臣：“我是怎样的国君啊？”群臣当然都说是好国君。在古代那种君王独操生杀富贵大权的时候，谁会笨到当面对君王说他不是一 个好君王啊？何况魏文侯真是一位不错的国君啦。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算是相对民主的环境啦，敢跳出来指着领导者的鼻子直言：“你不是一个好领导”的人也没有几个。可是还真有臣子给魏文侯提意见。这个臣子就是任座。任座说啦：“你得到中山，不封给弟弟而封给儿子，怎么算是好国君呢？”大家看了可能觉得这个任座真是多事，魏文侯愿意把土地封给弟弟还是儿子，纯属他的家务事，轮到你操什么心啊！可是，在古代“以一人治天下”的时候，君王的家事也就成了国事。所以说君王无私事，皇帝都是“孤家寡人”。魏文侯被任座当着群臣的面这样一说，很失颜面，当然生气啦。可是反观任座，既不害怕也不生气，反而象有的人对待争吵的态度似的，对方生气了，就不愿意继续说了，站起身离开了，一点也不给魏文侯面子。从任座的这种举动可以看出，任座固然是耿介之人， 魏文侯也绝不是那种对待下属很严厉，令下属害怕的领导者。任座离开后，魏文侯为了化解尴尬的场面，又问另一个大臣翟璜：“你觉得我是那种国君？”翟璜很干脆地回答：“您是个好国君。”这时魏文侯也有点不自信啦，就问：“你凭什么认为我是个好国君呢？”翟璜回答他说：“我听说，国君宽仁，做臣子的就会率直。因为任座说话的率直，所以我说您是个好国君。”大家看，这个翟璜 真是聪明人，他说话很有技巧，运用的是一种双向推理方式。从话面上看，他是把任座搁在陪衬魏文侯的位置上，就象绿叶衬托鲜花一样，因为魏文侯宽仁所以任座才率直；但是话里又点出，正是任座的率直，才衬托出魏文侯的宽仁。既帮魏文侯挽回了颜面，又帮任座进行了开脱。所以说，讲话是一门大学问。听了翟璜 的话，魏文侯当然挺高兴，同时他也领悟到了翟璜 话里的意思，马上让翟璜把任座请回来，还亲自 下堂迎接，把任座做为上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魏文侯做为一个领导者对待下属的胸襟和态度。我们比较一下，通常当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之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那么多毛病，还来批评我！”正如耶酥所说，“只看见别人眼中有一颗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一根梁。”而且人的毛病多由性格和习惯形成，所以往往看别人的毛病觉得难以忍受，对自己的毛病就感到很自然，更难以下定决心去改正，这就是所谓的“知易行难”。平常人都是这样，做为领导者，听惯了奉承和好话，还能够听得进批评意见，能够经常进行自我反省的，做到象魏文侯这样，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