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音箱音质好:转帖：皖南事变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最近CCTV热播<叶挺将军>,其中的皖南事变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皖南事变是ZG党史上的一块伤疤，新四军军部及三个支队共九千人，在事变中牺牲了三千多人，被俘了四千人，最后突围到江北只有两千余人，而这两千人一次最多有组织逃回来的只有五百人，一般回来都是几个人一伙，军队组织基本是打散了，这是ZG军内的一次走麦城。

对于皖南事变，解放以来，党史几经删改，现在的结论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导致的结果。但历史是复杂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干扰历史的进程。就事变本身来讲，其实在新四军成立当初，就已经埋下了祸根，这要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这支军队成立之初的斗法说起。

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开始，毛泽东和蒋介石就在GCD军队的组成上互不相让。首先是在八路军的成立上，延安要求组建四个师的编制。蒋介石自然是不能同意，本来延安就是剿灭的对象，绝不能以合作的名义变相扩大GCD的武力，经过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数次对话，第一回合，毛泽东让了一步，同意了蒋介石的方案，八路军以一军三师的编制组成。

那么江南的红军呢？蒋介石认为无非是一些散兵游勇，蒋介石此时的政策是北抚南剿，根本就不承认他的存在。这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不承认江南的红军的存在是决不能同意的，双方开始相持。

但事情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周恩来发挥了他的卓越才能，几经沟通，双方各自后退一步，蒋介石同意组建江南队伍，但坚持三个条件，军队要集中，不能在各地继续当孙悟空；军队主官要由重庆委派；同时决不同意从延安再派其他干部来领导这支军队。毛泽东到此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寄希望在人事上有所变通，但底线是一定要保持这支队伍的独立性。

如何达到双方认可呢？这个难题推给了圆通的周恩来，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周恩来在上海偶然遇到叶挺，这使周恩来看到了希望。在上海周恩来同叶挺彻夜长谈，本来两个人的个人关系就非常密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叶挺是北伐军的著名将领，双方就互相敬仰。南昌起义时两人又共同合作，都是起义的领导人，这一段共同经历更加深了两人感情，叶挺此时来到上海本来就是想参加抗战的，两人一拍即合。但周恩来多个心眼，没有暴露同叶挺见面的消息，而是怂恿叶挺首先向蒋介石提出此事。

就蒋介石来讲，对江南组建的这支红军部队，还是异常重视的，既然消灭不了，改编就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了。在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人选上，蒋介石开始时考虑由陈诚领衔，这是蒋介石最得意的门生。但陈诚放着大军区级的官职不当，让他到此来吃苦，自是千方百计地推委。那么还有谁呢？蒋介石又想到了张发奎，但此人也不想趟这个混水。叶挺的到来正应天时，这是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没有同ZG方面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快速公布了叶挺的任命。而叶挺原来在北伐时期就任的是北伐军主力的第四军，这时对原来的军队还是有所怀恋，就建议将新编的军队的序列编成为新四军，对此蒋介石亦同意。军队经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番较量，终于得以成立，但也留下了几方的相互疑虑，为后来的事变埋下了祸根。

现在球踢到了毛泽东这边，延安随即表态，新四军要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叶挺必须到延安来述职，这样双方的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蒋介石对此不满意，曾经对叶挺说，你去延安干什么？但这支军队是由GCD员组成，不去能领导得了吗？何况叶挺还是倾向于共方，意欲到延安述职。

叶挺来到延安毛泽东还是相当重视的，为此在延安特别召开了欢迎大会，但从这里也看出延安同叶挺还是保持着距离，是将叶挺作为北伐著名将领来对待。此时叶挺又走错了千古遗恨的一步，在毛泽东要求他重新入党的问题上不置可否，这使毛泽东大感意外，为此向周恩来发脾气，急电周恩来质问，在上海怎样同叶挺谈的，都承诺些什么？

叶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早年叶挺追随孙中山，是北伐的名将，声震环宇。1924年，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来到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同时在莫斯科学院的还有聂荣臻、赵世炎、肖劲光、任弼时等人，在此经聂荣臻和王若飞介绍，加入了ZG。回到国内参加北伐，并在国共分裂时同周恩来一道举行了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但起义失败后，叶挺陪同周恩来亡命香港，并在此参与广州起义，此后又从香港辗转投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具体情况，但当时掌管共产国际的米夫和掌管中国支局的王明，对叶挺百般刁难，使叶挺万籁俱毁，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并由此对GCD产生怨言，数年不予联系，形成事实上的脱党。

这次到延安，毛泽东邀其重新入党，被叶挺所拒绝，使毛泽东决心不能将军队的权利全部交给叶挺。对叶挺延安不满意，那对项英就满意吗？也不能，项英的资历和ZG现时所执行的方针使他必须要同延安新的班子有一段磨合时间，毛泽东原意项英来到延安后就不要回去了，挂职遥控，但项英不同意留在延安，要求回到皖南，可能他也知道这里不是他的大本营。

国民党那里蒋介石决不同意延安向新四军派驻新的领导人，叶挺拒绝重新入党加深毛泽东的疑虑，而毛泽东同项英的观点还不都雷同，新四军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开始艰难的生存。

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对这支军队有种鞭长莫及的感觉，叶挺和项英动不了，只能瞅机会参沙子。不久机会真的来了，叶挺和项英矛盾开始公开化，两人都几次撂挑子，毛泽东这才安排周恩来的云岭之行，调解叶项矛盾。同时毛泽东又任命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饶漱石担任ZG东南局副书记，随同周恩来进驻云岭，并允许饶漱石可以用新四军政治部的名义单独同延安通电报，这实际成为毛泽东在新四军中的眼线，也是饶漱石同毛泽东友谊的开始。但对项英来说，这就是个监军。项英在新四军内先将饶漱石架空起来，更对延安的指示采取拖的态度。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和项英两人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都心知肚明了。

新四军的皖南失败责任离不开新四军实际的一号负责人项英，该人是老资格的『爱怀宁，爱怀网』员，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党内的资历要高于毛泽东，红军长征时项英留在江南根据地，时GCD苏区分局书记和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事实上苏区的一把手。这样的资历使任何江南GCD的武装都离不开项英的参与。

新四军成立以后，首先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问题，毛泽东主张新四军向北发展，到中原同八路军向南发展连在一起。但毛泽东开始也没有要求新四军全部开往江北，他还是希望江南留下一部分种子，所以并没有严厉的时间要求。

而掌握军权的是项英，应当说他对经过血雨腥风战斗的江南还是有着深厚的依恋，不愿意离开故土。同时项英对江北的淮河平原还心存疑虑，担心在平原站不住脚。另一方面日寇占领长江三角洲，又使项英产生一种预感，日寇将继续南下，那皖南将成为敌后，军队就不用重新开辟根据地，基于这三种想法，项英对新四军北上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使新四军丧失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1939年国共双方的磨擦开始从华北开始，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等地同国民党军队冲突不断扩大，这不可避免要影响到在江南的新四军。

项英预计的日寇南侵攻势迟迟没到来，延安一再要求北上又不能不执行，这就有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的部队先期开到江北。但此时问题来了，如果在日寇刚占领中原时来到苏中，那时日寇只能占领交通要道，而国民党军队又撤出所在地域，那时进入敌占区是真空的，可以说顺理成章。而经过几年的拖延，那里的政权已经固态化，重要交通线和城镇已经被日寇占领，偏僻地域则由国民党占领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武装占领。新四军初来乍到，开始是不能同日寇硬碰的，那进入苏中，只能同当地的国民党政权相挤。双方的冲突由此开始，最有名的磨擦就是陈毅著名的黄桥决战。

那么毛泽东对苏中的发展抱什么态度呢？毛泽东看到了苏中发展的机遇，它几次明确要求江北的部队不要有什么顾忌。并明确的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并在江北成立了由刘少奇领衔的gcd中原局，主要领导江北的新四军。

江北的新四军此时有了飞跃的发展，但在党内外开始显现出两个负面结果，从对党外的蒋介石来说，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和黄桥的惨败是要从其它地方找回来的，对gcd要以牙还牙。

在党内，江北的发展对项英也有影响，陈毅的部队来到江北，表面上还是归新四军序列，但实际上ZG在江北已经成立了中原局，ZG公布的江北新四军领导机构也变成叶挺、刘少奇、陈毅。这就是说江北已经不是项英的势力范围，这对项英的北移肯定产生负面影响，使他更加消极。

新四军拖到1941年1月4日开始转移，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大军压境，5日在茂林地区就开始同国民党军队发生枪战。

新四军开始突围时，还是有机会跳出包围圈。新四军险些在星潭地区突破国民党的防线，叶挺当时就在现场，如果定下决心还是能突出去的，这显然是新四军最后的机会，可谓是两者相遇勇者胜。但可惜的是叶挺没有实权，他要返回军部同项英商量。当他返回军部项英又犹豫不决，商量突击方向的时间竟长达七个小时的时间，在战机稍纵即逝的分分秒秒中，项英的犹豫彻底断送了这支军队的生命。

那项英犹豫什么呢？，这是因为项英长期做的是政工工作，对大规模的军事运筹毫无经验，在江西潜伏的日子里，项英自己所带领的游击队就由数千人员减员到数拾人。项英还担心强攻所造成的大量伤亡不利于大部队以后的长途行军，轻易决定更改行军方向，这不但使队伍的士气受到挫伤，而且军队的进军队列也由此而混乱。

军队最后的结果是各自突围，说白了，就是各自逃命，在展览中也能看出这种情况，展出的遗物中有不少手枪和子弹都是从被埋藏在山洞里发现的，这说明武器和一部份战斗人员已经分离了，一部分人员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出逃了。如果当初由有经验的叶挺指挥，后果不致如此，如果项英不是乱指挥，军队不致混乱。如果两人精诚团结，取长补短，新四军还将是一支铁军，但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皖南事变是一出悲剧，毛泽东、蒋介石、项英和叶挺四人之间的相互矛盾错综复杂。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吃掉江南红军，最后得手了。毛泽东意欲驾驭这支部队，但鞭长莫及。叶挺极力报效中华，可惜壮志未酬。项英百劫而后生，但难逃悲剧下场。这是两党在斗法，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得益的只能是东洋的日本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依旧，松柏常青，但已经物去人非，过去的胜者和败者都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冤屈者的悲愤和后来人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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