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书仟2017:唐彪《家塾教学法》评注

    [清]唐彪辑著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集体评注
         王文彦教授主持
[封面背面]
    说明：[清]唐彪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语文教学法专家。唐彪的《家塾教学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以“教学法”命名的理论著作，是《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的合刻本。《读书作文谱》强调“学”要有“谱”，主要论述学法；《父师善诱法》强调“教”要“善诱”，主要论述教法，进行了初步的语文教学法理论建设。特别是在科举时代，能指出“习举业者甚寡，不习举业者甚多”的社会现实，提倡面向社会实际、面向日常生活、面向全体学生的语文教学，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成为流传至今的教育名言。
    近年来，对该书的关注愈来愈多，如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整理出版了《家塾教学法》，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了《读书作文谱》点校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家塾教学法》选注本。但系统的评注本尚未面世。本书依据台北1987年本，参照其他版本，对《家塾教学法》进行了系统评注，希望能对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有所裨益，对研究和借鉴唐彪的语文教育思想有所帮助。
    本书可以作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教材，可供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及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参考。 [扉页]
               唐彪《家塾教学法》评注
        [清]唐彪辑著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集体评注
                主  编： 王文彦教授
                副主编： 张广顺  陈志强
                编  委： 史春花  张丽娜  吕婷  连亚飞  朱胜利  张灵敏                  我国第一位语文教学法专家—唐彪
                       代序   王文彦 [1]

                       一、唐彪与《家塾教学法》
    唐彪（约1644--？）字翼修，浙江瀫水（今属金华）人，明末清初著名教育家，蒙学教育理论家，语文教学法专家。其生平史志未见著录，只能从他的著作及一些文人对他的评述中推知。仇兆鳌（康熙进士），毛奇龄（康熙博学鸿儒、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皆为当时名儒。二人为《家塾教学法》作序，分别称“康熙戊寅岁孟夏月甬江年家眷弟仇兆鳌顿首拜题”、“康熙己卯季春月年家眷弟毛奇龄顿首拜撰”。根据上述材料推断，唐彪生活在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读书作文谱》卷三中自述，“十七岁以后，羸léi病凡十五年，濒死者数四”，以“优游渐积法”坚持读书学习而终于成才。仇序中说他曾“秉铎（又称司铎，学官名）武林（今杭州），课徒讲学，人士蒸蒸蔚起”。任杭州教育长官，同时聚众讲学，声名很大。毛序中称他：“乃睥睨之间拂衣归里（傲视官场退居故里），复取平时所为《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二书梓以行世。”[2]仇序盛赞“其所著学规二书，详而有法”，“是书当与《小学》（朱熹著）并行，一则砥行饬躬以养其德行，一则博学多能以扩其才华”。[3]《家塾教学法》的书名是在毛序中提到的：“先生之著二书，抑亦卿大夫居塾之遗情也乎！故其书旧名《家塾教学法》。吾愿受其书而求其法者，由此渐进于诚、正、修、齐，以为治平之本，安见二书不为《大学》之先资也乎？”[4]唐彪把《读书作文谱》和《父师善诱法》合刻，题名为《家塾教学法》，是“居塾之遗情”，即教学研究和教学经验的总结。唐彪著作传世的还有《易身》等。
    《家塾教学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教学法”命名的教育理论著作。其中《读书作文谱》主要从“学”的方面论述，强调学要有“谱”，就是要有规律；《父师善诱法》主要从“教”的方面论述，强调教要“善诱”。二者结合，构成了一部“教学法”。就其内容来看，属于语文范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语文教学法”。目前发现的版本有两种，一是有仇兆鳌、毛奇龄两序，一是只有毛奇龄一序。两种版本除个别条目前后有参差外，内容基本一致。全书从科举时代语文教学实际出发，以语录体形式，总结了历代语文教学法、特别是宋元以来的语文教学法理论，以及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设。唐彪在“凡例”中说：“二书初集古人成语与自己所著共25万余言，类聚一处，比其高下而删汰之，仅存9万余言。”毛序中说：“其间讲求之切，摘取之精。一字一注皆有绳检。”所选内容都用严格的标准检验过。该序中简述了唐彪的教学生涯，指出书中所有论述，“此真见诸行事未尝仅托之空言者尔”。唐彪在《父师善诱法》中也说：“凡事试验者为真，凭臆断者多无当也。”[5]他的教学实践经验在该书中多处反映出来，使该书更具实践价值。   
    《读书作文谱》十二卷，总结了我国传统的读写教学理论，并融入了自己的实践经验。（1）第一卷是全书的总论，即读书作文的“根本工夫”，包括“学基”、“文源”、“读书总要”三节。（2）第二、三卷介绍阅读方法和阅读技巧。（3）第四卷讲书法技巧，包括执笔、运腕、运指等基本书法技能。（4）第五卷论述读写结合问题。（5）第六、七卷是写作指导，包括一般规律和各种技巧。（6）第八、九两卷讲八股文的各种命题形式和写作程式，是应试作文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写作入门知识。（7）第十、十一卷是“评古文”和“论读古文”，按时代顺序列出传世的古文名家名作加以点评，并指导古文选法、读法和作法，同时介绍了科举考试的常用文体和45种实用文体写作的方法和技巧。（8）第十二卷介绍各类诗体的来历和特点，对诗歌教学理论进行了初步整理。最后“惜书”和“杂论”两则，提倡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父师善诱法》分上、下两卷，共三十题。（1）上卷十三题，从宏观上把握教学的诸因素，分别论述了教师、学校、学生、教法、教学序列、教材等。主张“经蒙分馆”，尊师不仅要尊敬“经师”，还要尊敬“蒙师”；蒙师待遇（束修）甚薄，要加以改变。（2）下卷十七题，分别论述了指导学生掌握认读、记忆、理解、选书、书法、审美、复讲等学习方法，突出了“学法”的研究和指导，至今仍有可取之处。特别是“补遗”部分，以“不习举业子弟工夫”和“村落教童蒙法”为题，提出了普及教育和农村教育问题，在科举时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不习举业子弟工夫”中说：“习举业者甚寡，不习举业者甚多，其多寡相去，不啻百倍。愚意不习举业之人，必当教之读诸古文，学作书、简、论、记，以通达其文理。----试想：未有八股之前，汉、晋、唐、宋恒多名人，其文章之佳，实远过于有明，又其时百家九流，能通文艺者甚多，又何尝皆从八股而入也！”[6] 显示了理论家的特质—跨越时代！“村落教童蒙法”中关于“穷乡僻壤之人”知识水平差的状况，唐彪愤激地指出：“岂果风水浅薄，资质鲁钝至是哉！”[7]是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造成的，而不是童蒙的资质决定的！可惜的是，在20世纪末有人大代表提出湖北等地与北京等大城市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平等的问题，希望予以讨论解决。竟有人提出，“城里的孩子分数低而素质高，乡里的孩子分数高而素质低”。对于这种理论我们在这里不想多加批判，只想说一句：不如唐彪！    近年来，对该书的关注愈来愈多，如1987年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将其整理出版，198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读书作文谱》点校本，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家塾教学法》选注本。本书的评注主要根据台北1987年本，也参照了其它版本。
                   二、唐彪的语文教育思想
    （一）教学原则。唐彪关于语文教学原则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读书作文谱》卷一中，包括“学基”、“文源”、“读书总要”三部分，其他各卷中也有相关论述。
    1、“经史之益更在身心”。“学基”论述身心修养问题，提出了“敬”与“静”两个概念，特别强调“静”。唐彪说：“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尝可离。”把身心修养作为学习的根本，强调敬业精神和专心致志。并在《父师善诱法》中提出：“且经史之益，更在身心，读之其用又不止于作文已也。”[8] 明确指出，读书作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根本在于身心发展。
    2、文章的本原是“涵养”。“文源”中强调“涵养”，包括“凝神”和“养气”。引用武叔卿的话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然后指出：“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涵养之文，气味自然深厚，风采自然朗润，理有余趣，神有余闲，词尽而意不穷，音绝而韵未已。所谓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是也。”他首先引用武叔卿的话论述“凝神”：“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为也。神有清浊，则文有纯杂；神有静躁，则文有粗细；神有昏明，则文有显晦。有诸内必形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修文之士，先务凝神。”然后引用杜牧之的话论述“养气”：“文以气为主。气和文自雍容大雅，气壮文自充实雄健，气清文自澄洁鲜明。凡欲作文。须先养气。”“凝神”“养气”就是要把身心修养作为读书作文的根本。仇兆鳌说：“盖养基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不汲汲于为文而文愈工，此唐子辑书之大意也。”[9]3、读书的基本方法是“博约工夫”。“读书总要”中首先把书分为五等：“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他主张经史要“博”，是根本；制艺要“约”，是“小技”。重时艺而轻经史是舍本逐末，特别反对尽读“腐烂不堪之时艺”。“今人所著之书，取材不搏、谈理不精、文笔不佳者，阅读无益也。”“凡书文之陋劣者，能蒙闭我之聪明，卑隘我之学问。”“所阅读之书得善本，自然见识高，才情长；若所阅读之书非善本，自然见识卑，才情劣矣。”[10]他强调指出：“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即如制艺，小技耳。”[11] 
    4、“因材立教”。首先，唐彪具有人人可以成才的人才观。“子弟人人皆有可造之资，苟教得其法，一二年文理必能条达。”[12] 因此要因材立教：“资有高下，授书有多寡，故遍数之繁简，宜因人而定，不能尽拘一例。斟酌变通，必使与资相合，方善也。”“学者用心太紧，工夫无节，则疾病生焉（惟立课程，则工夫有节）。余亲见读书过劳而夭者五六人。故父师于子弟：懒于读书者，当督责之勿令嬉游；其过于读书者，当阻抑之，勿令穷日继夜。此因材立教之法也。”“资性悬绝”，“当因性增减，不宜执定其数”。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直接继承。并且指出，“因材立教”是培养恒心和毅力的根本方法，明确提出“课程量力始能永久”，设计了具体的“计日程功之法”，学习要定量、定序、定规。他说：“有恒，是学人彻始彻终工夫，惟有恒，学业始能成就。然人谁不欲有恒，而每不能实践者，以课程不立，一无定规，初时欠缺，久即废弛。惟立简约课程，易于遵守，不使一日有缺以致怠惰因循，方能有恒。”[13] 要常使学生“精神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14] 。这种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独到的。
    学习过程中提倡“优游渐积之法”[15]，要既有宽松的环境，又有勤奋的态度，循序渐进。并举自己的实例说：“彪十七岁以后，羸léi病凡十五年，濒死者数四”，坚持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而终于有成，“于此知优游渐积之法之妙”[16]。在学校制度上主张“经蒙分馆”[17]，是分阶段教学的初步设想。
    5、调动师生双方的主动性积极性。首先指出，“师之关系至重也。有孔子而后有七十二贤，有二程而后有三十高弟，有朱吕讲学于丽泽（书院名），而后金华诸贤哲后先相继，迭出而不已，非得师成就之明验乎！”[18] 同时指出，学生也不能“事事皆委之于师”，“师窥我意淡漠，恐亦不尽心训诲矣”。[19] 他确定了“明师”的标准：勤，严，优。“今人第谓蒙师贵勤与严，不必学优，皆属偏见矣。惟于三者兼备，乃明师也。”特别指出，三者的综合表现是“教法”，能使学生受益是“明师”的根本标准。“盖先生优劣，不在乎学也，其优劣在教法之善与不善、学生之受益与不受益耳。”[20] 提倡教学相长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强调“择友”。“勤学学长”可以辅助教师教学，同学之间可以切磋“训诲”，而“损友”宜避。[21] 特别提倡“自悟”，现代又称“顿悟”，就是捕捉灵感。首先论述了灵感产生的过程：“或得于他书，或触于他物，或通于他事，突然心窍顿开，从前疑义彻底了彻，有不期解而自解者。”然后论述灵感产生时的状态和捕捉方法：“或静坐之时，或夜气清明之际，偶尔思维忽然心窍开通，精思妙理层叠而生。过一二日，心窍复闭，前所得者，又不复记忆矣。故须就其心窍开时，即便登记，不可迟也。”[22] 这些论述与现代学习心理学是完全吻合的。
    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要激发动机，培养兴趣。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盖以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挫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稿矣。” [23]（二）教学内容。书中论述了语文教学中的识字与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等各项内容。
    1、识字与写字教学。首先指出识字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凡教童蒙，须先令认字。” 特别强调识字写字在语文教学中的基础地位。“凡书必令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苟字不能认，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并举出他儿子学习的实例：“余子从（朱姓教师）游（学）至五月，所读新书，无不极熟。彪敬问其故，答曰：‘吾无他术，惟令认字清切而已。’”并引用科举考试中的情况说明写字的重要性：“考试之日，倘字不佳，又兼差错涂抹，纵是锦绣文章，亦不动人爱慕矣。”[24] 具体主张有：
    （1）继承传统的“集中识字法”，读书之前先认一千上下的字。他说：“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25]
    （2）比较辨形法。汉字有很多形近字，儿童在认字之初区别它们有困难，所以要比较其异同，才能提高识字的准确性。他说：“教蒙童泛然令认字，不能认也。凡相似而难辨者，宜拆开分别教之”。[26] 即注重偏旁、部首、笔画的教学。
    （3）复认法。他认为学童认字快，但忘得也快，识字时要常常复习。提出的具体方法有：“将认过之字，难记者，以厚纸钻小隙露其字，令认之；或写于他处令认之”。[27]
    （4）重视写字和书法练习。《读书作文谱》卷四中专论写字训练，包括运腕运指，笔锋，方圆，钩，真草，摹书临书等。并把部分常用字按规范的结构、笔画和笔顺书写成“字式”，供童蒙仿效临摹。  识字写字教学在传统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后半期有所松懈，历次语文教学大纲都把识字写字附录在阅读教学中，造成了许多失误。21世纪的语文课程标准又重新把识字写字列为一个独立的教学领域，贯穿整个基础教育的始终。写字是一种复杂的手指运动，也是一项综合性的智力活动，能促进大脑的发展和智力的提高。书法又是一门艺术，能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水平，在世界上独具一格，被国外学者誉为发展儿童联想能力的“积木”、七巧板和开发智力的“魔方”。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又成功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问题，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在汉语由民族语言走向国际语言的过程中，汉字的“难学难用”又成为新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关于写字问题，在信息化时代大量的汉字书写都用信息化的方式输入输出，手写的作用还有多大，怎样进行教学等。2、阅读教学。唐彪关于阅读教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读书作文谱》卷二、卷三中。（1）读书要有“卓识”。唐彪说：“看书须熟思又须卓识”，卓识就是独到见解。首先肯定，“文章未有无疵病者，虽以左、史文中之圣，而或详略欠审，或位置失宜，或字句粗率，往往有之，下次者可知矣。”[28] 被他推崇为“文中之圣”的《左传》《史记》尚且如此，其余自不待言。所以“不可谓古人之言尽无弊也，故读书贵识”。并且提出，读书既要条分缕析，又要融会贯通。“看书须分界限、段落、节次”，就是现代所说的结构段，自然段，语段；“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就是现代所说的标点符号和圈点评注，这对阅读无标点符号的古文来说更为必要。同时又提出“看书会通法”，“能将上下文理会，更取同类书参究，当无不明者”。遇有“众说纷乱，不能归一”者，要“查考审问，更当虚心体认，不可参入偏见”。[29]有不可解处，宁可“阙疑”，而不能“附会穿凿”。特别指出，“讲书、看书当求实际，不可徒藉讲章”。“故近日不说实理之讲章，害最深也。”[30]“读文者，不当以名人之文恕于审查，必细心研究，辨析其毫厘之差。”[31]就是要注重原书实义，不能只凭借名人或圉于功利主义者的讲义。这种不迷信古人、不迷信名人、严谨求实的阅读教学思想，至今还是先进的教育理论。
    （2）读书方法要因书、因人而异。唐彪在“论古人读书同异之故”中说：“书有必宜熟读者，有止宜看而会其大意者。至于读书之人，亦有不同。”引用三国故事说，学者读书“务于精熟”，而政治家孔明读书只“观其大略”。[32] 还应该补充，陶渊明进行艺术欣赏，是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但也有共同之处：都要得其“纲领”，即主旨。读书要“论世论地”，这是是否能获益的根本。例如《周礼》是否为周公所著世有存疑，“若经书所不言而彼言及者，苟可行之今日，即非周公之书亦宜遵也；苟不可施之今日，即真周公之书亦当置也”。总的原则是：“凡读书者，一当论世，次当论地。世之纯浇不同，地之风俗各异，古圣人良法美意，不能行于后世，不可行于殊方远域者甚多，后之人何能拂乎时势风俗以求合古也。” 并且把联系实际加深理解作为阅读能力的核心，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他说：“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阅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皆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 [33]
    （3）“文章宜分类读”。唐彪说：“分类可将一类之文聚于一处，其理其法亦聚于一处，则易于探讨，易于明晰。且分类则知每类至要紧者是某题，至难做者是某题，拣择而熟诵之，所读诸题便可该括（概括）他题。”分类方法有“或以作法分类为主”，“或以义理分类为主”等。[34] 现代语文教材采用“单元组合”的编辑方法，也是基于这种道理。唐彪还强调“童子宜歌诗习礼”。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教童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35]童子歌诗习礼有利于身心发展。
    （4）诵读与理解结合。唐彪指出，对初入学的儿童，“读过书宜及时与之讲解，以开其智慧”，要使他们理解所读内容，“使之胸中开明，真实有得”。“若泛然仅从眼角耳轮边过，终属茫然，甚无益也。”但讲解必须浅近，必须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且应联系儿童的日常生活。“年幼资钝者，初讲一周，多未领略”，过一段时间之后还要再讲解，以求巩固。并且要让学生复讲，因为“子弟少时，自欺者多，口云能解，实则不能”，只有让他们复讲，他们“始肯用心参究”，老师才能了解学生理解的情况，“不令之复，乌知其实”，所以“必宜令学生复解”。还要处理好讲新书与学生复讲的关系。这段话告诉我们，认为古代的阅读教学，“只注意死背硬记，不注意理解，不注意开发智力”，是非常片面的。实际情况是，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学习阶段，讲解的多少深浅不同，并要采用适当的方法。
当然，古代的阅读教学是有所侧重的，重诵读轻讲解。自然也有错误倾向，只注意死记硬背而不注意理解，但并不是主流。
    （5）“驳难”与“驳问”。唐彪提倡：“凡书不特弟子复讲时，师宜驳难；即先生讲解时，弟子亦宜驳问。先生所讲未彻处，弟子不妨以己见证之。或弟子所问先生不能答，先生即宜细思，思之不得当取书考究，学问之相长正在此也。切勿掩饰己短，支离其说，并恶学生辩难。该天下事理无穷，圣贤尚有不知，何况后学？不能解者，不妨明白语学生：我于此未曾见到。如此则见地高旷，弟子必愈加敬之；不如此，反不为弟子所重矣！”[36]这种认识至今仍属高见。唐彪提倡提问法、讨论法，不只是教学方法问题，还体现了教学民主的思想。还主张举行跨地区的“联会背文”和“联会讲书”[37]，是现代的学术研讨会的先声。     3、写作教学。提倡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1）多读，并做到读写结合。首先要读好书，而且要熟读精读。“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38] “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吾不随我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彼之气机皆我之气机，彼之句调皆我之句调，笔一举而皆趋赴矣。”[39] “文章大忌偏似一家。张文潜云，读《左传》不可不兼读《庄子》，盖取其一实一虚，一高老，一疏宕。对待兼学，读文执两端之法也。两端执，而我之文有真面目出于其间。偏似一家之弊，吾知其必能免矣。” [40]如果没有精读过一定数量的好文章，唐彪断定：“噫！吾决其所作之文必不能胜人也。”[41] 确实是经验之谈。同时，必须进行写作实践。“多读乃藉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其益相去远也。”[42] 阅读是吸收，写作是表达。多读就会写，但是必须经过写作实践训练，才能真正具有写作能力。读写结合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优秀传统，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将读书与作文相联并举，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体现。鲁迅先生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并称为“实物教授法”。[43] （2）多做，做熟，是作文第一法，“文入妙来无过熟”！唐彪引用陈后山的话说：“永叔有言，为文有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也。又尝与孙莘老言曰，文无他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既懒读书，又苦作文少。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又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44] 这是符合从写作实践中培养写作能力的规律的。写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它需要多种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阅读作基础，需要理论知识指导，但主要是靠自己丰富的实践。这就是教育学上一条基本原则：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训练，而且要反复训练。现代心理语言学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取决于他接触语言和运用的机会。唐彪还指出：“或谓文亦有生而佳者。答曰：此必熟后之生也。熟后而生，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则生疏而已矣，焉得佳乎！”[45]有人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不经修改就写出好文章，这正是经过长期磨练达到的艺术境界。
    （3）多商量，多改，“文章全藉改窜”。唐彪认为：“盖作文如攻玉然，今日攻去石一层，而玉微见；明日又攻去石一层，而玉更见；再攻不已，石尽而玉全出矣。”“文章不能一做便佳，须频改之，方入妙耳。”[46]主张“槌炼而后精”“淘洗而后洁”，反对“浅尝粗入”的态度。他引用南宋朱弁《曲洧wěi旧闻》中的话说：“读欧阳公文，疑其随意写出，不假斫削工夫。及见其草，修饰之后与始落笔有十不存五六者，乃知文章全藉改窜也。”[47] 朱熹《朱子语录》卷百三十九中说：“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对教学过程中的作文批改唐彪也有精辟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指导作用。他认为有三种方法：第一，教师的批改要充分注意学生的年龄特征，符合学生学习写作的规律。“改亦不佳者，宁置之。……盖不可改而强改，徒费精神，终不能亲切条畅，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惟可改之处，宜细心笔削，令有点铁化金之妙，斯善矣。”[48] 要“多就少改”，多鼓励，少批评，增强学生作文的兴趣和信心。就像教孩子说话一样，如果将孩子的语病一一指出，严加斥责，孩子就只好不说话了。孩子不断地听就是学，不断地说就是练，自己就能纠正错误把话说好。他又引用王虚中的话说：“阅童子之文，但宜随其立意而改之，通达其气脉字句，极能长发才思。若拘题理而尽改之，则阻挫其才思，已后即不能发出矣。” 如果一开始将孩子的语病一一指出，严加斥责，那孩子也就只好不写了。学生对老师的批改也要“细心推究，我之非处何在，先生改之妙处何在。逾数月又玩索之，玩索再四，则通塞是非之故明，而学识进矣。”[49] 第二，文章写成后指导学生马上修改。“……如草创已定，便从头至尾一一检点。气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音节有不叶（谐）之处，须调之使叶；如此仔细推敲，自然疵病稀少。倘一时潦草，便尔苟安，微疵不去，终为美玉之玷矣。” [50]第三，文章写成后过一段时间指导学生再修改。“文章初脱稿时，弊病多不自觉，过数月后，始能改窜，其故何也？凡人作文心思，一时多不能遍到。过数月后遗漏之义，始能见及，故易改也。又当其时，执着此意，即不能转改他意。异时心意虚平，无所执着，前日所作有未见是处，俱能辨之，所以易改。故欲文之佳者，脱稿时固宜推敲，后此尤不可不备为润色也。”[51]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只有全面观察，深入思考，反复修改，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正确的思想感情。这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4）写作的一般规律和具体技巧。唐彪对写作的一般规律和各种技巧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具体技巧有32例之多，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有借鉴价值。例如 ：“文章非实不足以阐发义理，非虚不足以摇曳神情，故虚实常宜相济也。浅以指陈其大概，而深以刻划其精微，故深浅不可相离也。”“实”指材料翔实，“虚”指思想感情，“浅深”指详略，“深浅虚实”要相成相济。又如：“文之有描写，犹画者之描写人容也。容貌毫发不肖，不得谓之工；即容貌肖矣，而神气毫发不肖，亦不得谓之工。”描写要形神兼备，而且要抓住特征，才算成功。又如文章中的过渡和照应，在八股文中称为“过文”或“过接”，是各股之间的一些散句。唐彪说：“过文，乃文章筋节所在，已发之意赖此收成，未发之意赖此开启，此处联络，最宜得法。或作波澜，用数语转折而下；或止用一二语，直捷而渡。反正长短，皆所不拘。总要迅疾矫建，有兔起鹘落之势，方佳也。”“须如惊涛骇浪中，满拽风帆，截江而渡”，最忌“平弱无波”。[52]论述是相当精彩的。（5）修词教学和音韵教学。唐彪提出的修词原则是：“词有宜，有忌。其宜者，曰清新，曰秀逸，曰明显，曰老健，曰典雅，曰润泽，曰流利，曰长短相间，曰奇偶停匀，曰抑扬合节，曰平仄和调；其忌者，曰板重，曰粗俚，曰暗晦，曰庸熟，曰凿空，曰涩拗，曰重叠。宜者合一二亦佳，忌者必宜全去。”“落笔之时与脱稿之后，俱宜润色之。”要“捶炼”使之精，要“淘洗”使之洁。[53] 他在修辞方面的主张是重简洁而反丽靡。引用武叔卿的话说：“譬之剪彩为花，非不灿烂可观，而生意索然，殊无真趣。又如美女涂脂，反隐本相矣。故说理之词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无华可也；达意之词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 [54]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唐彪在修词教学中提出了音韵教学的主张。他强调指出：“人止知四六之文（骈文）重在平仄，不知散体古文、八股制艺亦重之也。……乃父师多不欲教之，致令作文音韵不调，语多涩拗。” [55] “盖平仄乃天然之音节，苟一违之，虽至美之词，亦不佳矣。”[56] “文章句调不佳，总由于平仄未协与虚字用之未当也。”[57] 关于音韵教学的方法，他认为主要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习《诗》者，惟叶韵读之，始能得其神理，而益我之性情。”对于阅读教学中不重视音韵教学的情况，唐彪十分感慨地说：“噫！圣人以声音能移人之性情而有乐，故以《诗》之有音韵者宣节之。今读《诗》不从韵而从字，韵且未叶，安能令人兴起乎？全昧读《诗》之理矣！”[58] 我们应该补充说：现代文也要注意音韵。至于教学方法，除了在阅读教学中进行之外，还要在写作教学中让学生当众阅读自己的作文，体验音韵的作用。每一次要让两三个学生阅读，让学生在对比中得到感受。有时还要把学生的作文与课文中的优秀文章进行对比阅读，加深感悟。教师在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中，还要适当讲一些音韵知识，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提高自觉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的写作教学中，能够注意到音韵教学的太少了！致使学生的作文“音韵不调，语多涩拗”的情况太多了！             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与历史局限性
    唐彪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曾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进步作用，某些方面在现实中仍然具有生命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曾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进步作用的教育思想，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发掘唐彪语文教育思想中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促进现实的发展，是我们研究者的首要任务。
    1、历史意义。唐彪在科举时代，能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比较地系统整理历代语文教学法理论，并遵循“惟集众美补其欠缺”，“而斟酌取中”，“凡事试验者方真”的原则，总结了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阐述了读写教学的规律性问题。这是我国第一部语文教学法理论专著，不仅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做出了初步的理论建设，而且对现代的语文教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现实意义。（1）首先，唐彪能够突破科举时代的局限，强调面向社会实际、面向日常生活的语文教学。他说：“习举业者甚寡，不习举业者甚多，其多寡相去，不啻百倍。愚意不习举业之人，必当教之读诸古文，学作书、简、论、记，以通达其文理。”“文理欲求佳则难，若欲大略明通，熟读简易古文数十篇，皆能成就，何必由八股而入？试思：未有八股之前，汉、晋、唐、宋恒多名人，其文章之佳，实远过于有明，又其时百家九流能通文艺者甚多，又何尝皆从八股而入也？”[59] 在科举时代，能提出在没有八股之前人们怎样读书作文、在废除八股之后人们怎样读书作文的问题，是具有理论胆识的。（2）语文教育以育人为本，注重人的身心修养。明确提出读书作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更在于身心发展。他还特别指出，要避免科举考试使学生极易产生的“怀利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21世纪的语文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是相吻合的。（3）唐彪的阅读、写作教学中的许多主张在现代语文教学中仍具有实践意义。例如“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成为流传至今的教育名言。写作教学中要让学生多读、多练、多改的做法完全符合语言习得理论，也是至今采用。夏丏mian尊先生说：“‘多读、多作、多商量’这话虽然简单，实在是很中肯綮、颠扑不破；要想作好文章的，不能不在这方面下番切实的工夫。”[60]3、历史局限性。唐彪是封建社会的语文教育家，著述是在科举时代，因而书中亦有为数不少的迂腐之见与陈旧之辞。其内容重在对宋元以来的教学法理论进行归纳和整理，特别推崇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教育观念。“不是依然脱不了‘神而明之’的根本思想，陈义过高，流于玄妙；就是不合时宜。”[61] 比如他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会写“八股文”，以求中举。囿于科举应试，几乎用两卷的篇幅专论制艺（时文、八股）作法，阐述如何“代圣人言”，亦实为过时之论。
                             2006年5月1日于河南师范大学目录仇兆鳌序
毛奇龄序
凡例
读书作文谱卷之一
读书作文谱卷之二
读书作文谱卷之三
读书作文谱卷之四
读书作文谱卷之五
读书作文谱卷之六
读书作文谱卷之七
读书作文谱卷之八
读书作文谱卷之九
读书作文谱卷之十
读书作文谱卷之十一
读书作文谱卷之十二父师善诱法上卷
父师善诱法下卷 后记：
    唐彪《家塾教学法》评注，是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在学习《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过程中完成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家塾教学法》是唯一一本语文教学法专著。《学记》的价值远高于《家塾教学法》，但属于教育学或者课程与教学论的范畴，是综合性的，不是学科教学法。较唐彪稍后的王筠有《教童子法》和《文字蒙求》，但内容主要是识字与写字教学，不是完整的语文教学法。我们还发现，在报刊杂志上引用《家塾教学法》的例子频频可见，确实还有它一定的价值。我们很想买一本学习，并能得到一定的辅学资料，可惜怎么也买不到，只好下决心自己来搞评注。我们并不希望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只是希望能使想买它的人就能买到，并且把“评注”作为基本的辅学资料，读起来很方便。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能够得到研究者的指导和帮助。
    《读书作文谱》各卷的评注者是：
    卷一、卷二    张广顺
    卷三、卷五    史春花
    卷四    朱胜利
    卷六、卷十二  张灵敏
    卷七     陈志强
    卷八、卷九    连亚飞
    卷十     张丽娜
    卷十一   吕  婷
    《父师善诱法》各卷的评注者是：
    上卷  张广顺
    下卷  张广顺
    全文统稿    王文彦教授
                               2006年5月1日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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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453007 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文彦
    电话：0373-3325760E-mail: wangwy@hena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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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彦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导师 [2] 赵伯英、万恒德选注《家塾教学法·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 赵伯英、万恒德选注《家塾教学法·仇兆鳌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4] 赵伯英、万恒德选注《家塾教学法·毛奇龄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5]《父师善诱法·童子读文课文法》[6]《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7]《父师善诱法》下卷《村落教童蒙法》，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8]《父师善诱法》上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9]《家塾教学法·序》，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0]《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1]《读书作文谱》卷一，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2]《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3]《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4]《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5]《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6]《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7]《父师善诱法》上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8]《父师善诱法》上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19]《父师善诱法》上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0]《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1]《父师善友法》上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2]《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3]《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4]《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5]《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6]《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7]《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8]《读书作文谱》卷十一，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29]《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0]《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1]《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2]《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3]《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4]《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5]《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6]《读书作文谱》卷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7]《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8]《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39]《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0]《读书作文谱》台卷十一，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1]《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 [42]《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 [43] 王光祖、杨荫浒主编《写作》第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44]《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5]《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6]《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7]《读书作文谱》卷三，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8]《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49]《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0]《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1]《读书作文谱》卷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2]《读书作文谱》卷九，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3]《读书作文谱》卷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4]《读书作文谱》卷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5]《读书作文谱》卷七，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6]《读书作文谱》卷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7]《读书作文谱》卷七，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8]《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59]《父师善诱法》下卷，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87年版[60]《文章作法·绪言》夏丏尊 刘薰宇著[61]《文章作法·绪言》夏丏尊 刘薰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