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昭通号护卫舰:毛主席一生中的10个春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7:16:27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2012年龙年春节来临之时，我们更加怀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此回顾记述毛主席一生中度过的10个重要的春节，更加全面深刻地感受和赞颂他的伟人志趣、胸怀、风范和永恒的感召力、亲和力------
一、1921年春节：发动和带领全家弟妹抛家舍业“舍小家为大家”干革命
1921年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农历正月初，毛泽东去湘乡大坪唐家土乇外婆家，给舅舅、舅母拜年。然后，和表兄文南松一道回韶山，动员全家出来干革命。
农历正月初八，是毛泽东母亲的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覃、毛泽建及弟媳王淑兰，表兄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等，围在火炉边烤火。毛泽东对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操了不少心。”接着，泽民惆怅地讲起这几年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八年，先死娘，后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所以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
毛泽东问：“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
毛泽民说：“就是义顺堂（按：指他父亲做生意对外用的招牌）的几张票子。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王淑兰也补充介绍了一些情况：自1919年至1920年父母去世后，家里境况日渐衰颓、窘困，幸而毛泽民、王淑兰夫妇勤劳、俭朴，善于持家，勉强维持生活。……想到这些，王淑兰又想起早逝的阿翁、阿婆，不禁潸然泪下。
毛泽东感慨唏嘘，半晌才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我的意见，把屋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都跟我出去。泽民、泽覃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做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的事情。……”
毛泽东提议把家中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广告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别人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则算了。”毛泽东说。
他又对毛泽民、王淑兰等人说：“光顾自己有饭吃不行啊！要使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怎样才能办得到呢？那就是要走出去干革命，舍小家为大家。”
在哥哥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和弟妹们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了韶山。泽覃、泽建也跟着走了。一个星期后，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也带着孩子走出了韶山冲，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1929年春节：打欠条收集百姓食物过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
为了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毛泽东特地发给每位战士三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刚刚过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来。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红四军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转战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中的细雨。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领军的毛泽东心情沉重，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正在背后紧追不舍。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毛泽东将想法告诉朱德，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食物全部过秤登记。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纷纷躲避上山，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四军于是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猪，众人忙碌到午后两点钟，终于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被打得溃不成军，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向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只能多给，不许少付。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三、1935年春节：看望慰问伤病员，捐出自己的伙食费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转变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全党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年的2月4日就是春节，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贵州这个地方当时太穷，一时实在难以筹到足够十几万人享用的食品，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但他舍不得吃，因为他想到，在不久之前攻占黎平、强渡乌江、进攻遵义的战斗中，留下了不少伤病员，他们更需要关怀。因此，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去看望这些伤病员，并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改善伤病员的生活，使他们异常感动。
四、1941年春节：请乡亲看戏，让出前排座位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坐在前面，乡亲们却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毛泽东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随即跟着毛泽东到后面。乡亲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五、1949年春节：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请客人吃红烧鱼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午后，毛泽东在门口迎接米高扬。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几天下来，主要是毛泽东在谈。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回忆：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而毛泽东的衣袖上赫然补了块补丁。西柏坡当时除了养的猪和鸡，没有其他高级食品，随后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毛泽东沾酒就脸红，朱德当时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没像米高扬一样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银桥看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动筷。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吩咐随行的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苏联方面）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六、1952年春节：戴口罩春游黄鹤楼被群众认出
1952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度过的，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1952年毛泽东南下武汉，游龟山、蛇山，登黄鹤楼。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这时已不能随便到群众中去了，因为处处都可见到他的肖像，老百姓都认得他。安全部门一再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妥协，最后带着口罩与群众一同游春。
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喊到：“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兵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流动。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众人终于拥挤下山，来到江边，护送毛泽东登船。
登船后，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此后，毛泽东的年，一般都在家里过，大量的时间都是批阅一些公文，回复一些信件，毛泽东知道自己如果在外地过年，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过年，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七、1963年春节：开始还40多年前的旧债
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63年春节前，毛主席对章世钊的养女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八、1964年春节：主持召开国际国内形势与教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教育革命的总方针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十六人。
一开始，毛问章、许、陈、黄等：你们说，我们会不会垮台？苏美合作会不会出兵？会不会占领北京？我们是有准备的，顶多退到延安。那时我们只有一百五十万人，还顶住了。他们原子弹多，会不会把我们打死？（章说：不会）（毛对黄炎培说）是不是上了贼船？你们都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怎么办？（章说：我们不下来了。）
毛主席接着说：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好过，修正主义的日子也不好过。走狗不那么走，美国就要搞掉它。例如南越的吴庭艳。伊拉克有个卡赛姆，也是美国搞掉的。搞掉了吴庭艳，蒋介石很伤心。一月十日台湾开紧急会议，决定与法断交，形式上是蒋与法断交，实际上是法国与蒋断交。
我最近对外国人员讲话，要印给他们看。许德珩，你是一党之魁，不看还行？
人就是要挨骂。人挨骂有好处。修正主义公开骂我们，我们就可以公开反击，公开了就好办。一九四○年我们在重庆有个办事处，蒋介石暗中搞了个“限制异党办法”，在他们内部发行，比修正主义高明。后来一九四一年搞皖南事变，他们消灭了叶挺九千人，又搞三次反共高潮，教育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做了准备。抗战胜利后，我到重庆谈判。正在谈判期间，打了上党战役，把阎锡山的几千人消灭了。后来又打了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了，几千人没有跑多少。（康生说：高树勋还是共产党员。）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
国际形势，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输定了。现在还有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了壁。波兰不大听话。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因为古巴没有石油，不能造武器，无可奈何。美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是要反美的，不仅日本共产党反美，日本人民反美，日本大资产阶级也要反美。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中法建交是戴高乐主动的，戴高乐还不是大资产阶级吗？他也反美。（问章：）你知道沈崇事件吗？（章说：是沈从文吗？）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还重点论述了教育方面的问题，尖锐指出：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
还有，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气机。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九、1975年春节：抱病离开长沙，只为让这里的服务人员轻松过好年
1974年，毛泽东到长沙养病，一住，就是114天。1975年的春节，来得有些迟。进入2月，毛泽东所住的九所六号楼后山上，树枝儿已经绽出小绿蕾了。服务员们兴奋地将这些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并留毛泽东一定要在长沙过年。
其时，毛泽东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微笑着对向他报春消息的服务员们表示感谢。不过，他心里的主意已经定下来了，离开这儿，回北京去，让大家过一个好年。当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后，都再三的挽留。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走。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休养了114天的生活，乘专列离开长沙，取道南昌、杭州和上海，并于2月6日返回北京。2月11日在北京过春节。
毛泽东临走时对大家说：“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辛苦大家了。已经住了一百多天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好好过一个春节吧！”并让人搀扶着努力站直身体，给大家鞠了一躬。
毛泽东体贴他人的话和致谢的行动，让在场的服务员们都泪光闪闪。不过，毛泽东还是承诺：“今年冬天再回来吧。”但是，1975年的冬天毛泽东没有回来。
十、1976年春节：凄清而温情
时间是1976年1月31日，这是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这个春节有些寒栗。毛泽东家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毛泽东没有能做什么，看了几次书，但手已经没有拿书持久的能力了，就连年夜饭都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的。饭后，几个人把毛泽东搀扶下床，送到客厅。毛泽东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夜幕降临了，北京城里，万家灯火，鞭炮冲天。也许是因为中南海的墙太高，那些寄托着百姓欢乐的鞭炮，在这里只能隐隐约约听见。毛泽东看着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不觉也有些酸楚。或者，远处那隐隐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你们也放点爆竹吧！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哩！”张玉凤也想通过鞭炮的声响送走一些寂寞，便让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并在房外的空坪上燃放了起来。毛泽东听着这噼拍炸响的爆竹声，那久未见过笑容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儿喜色。这就是老人家的最后一次春节。
这一天，毛泽东只是坐着，几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
一、1921年春节：发动和带领全家弟妹抛家舍业“舍小家为大家”干革命
1921年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农历正月初，毛泽东去湘乡大坪唐家土乇外婆家，给舅舅、舅母拜年。然后，和表兄文南松一道回韶山，动员全家出来干革命。
农历正月初八，是毛泽东母亲的冥诞。这天晚上，毛泽东、毛泽覃、毛泽建及弟媳王淑兰，表兄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等，围在火炉边烤火。毛泽东对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操了不少心。”接着，泽民惆怅地讲起这几年来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八年，先死娘，后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所以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
毛泽东问：“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
毛泽民说：“就是义顺堂（按：指他父亲做生意对外用的招牌）的几张票子。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王淑兰也补充介绍了一些情况：自1919年至1920年父母去世后，家里境况日渐衰颓、窘困，幸而毛泽民、王淑兰夫妇勤劳、俭朴，善于持家，勉强维持生活。……想到这些，王淑兰又想起早逝的阿翁、阿婆，不禁潸然泪下。
毛泽东感慨唏嘘，半晌才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我的意见，把屋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都跟我出去。泽民、泽覃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做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的事情。……”
毛泽东提议把家中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广告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别人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则算了。”毛泽东说。
他又对毛泽民、王淑兰等人说：“光顾自己有饭吃不行啊！要使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怎样才能办得到呢？那就是要走出去干革命，舍小家为大家。”
在哥哥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和弟妹们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了韶山。泽覃、泽建也跟着走了。一个星期后，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也带着孩子走出了韶山冲，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1929年春节：打欠条收集百姓食物过年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
为了让红军战士和群众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毛泽东特地发给每位战士三块银元，并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刚刚过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来。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红四军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转战来到瑞金北陲十几里人烟稀少的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只有两件单衣，饥肠辘辘地经受着寒风中的细雨。部队在名叫前村的村庄停下来，军部住进了村中的王家祠。
领军的毛泽东心情沉重，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正在背后紧追不舍。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毛泽东将想法告诉朱德，叫人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凡是食物全部过秤登记。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前村的群众听说有支几千人的队伍开过来了，纷纷躲避上山，连过年的鸡鸭鱼肉都来不及带走。红四军于是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猪，众人忙碌到午后两点钟，终于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被打得溃不成军，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向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只能多给，不许少付。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三、1935年春节：看望慰问伤病员，捐出自己的伙食费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转变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全党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年的2月4日就是春节，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贵州这个地方当时太穷，一时实在难以筹到足够十几万人享用的食品，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但他舍不得吃，因为他想到，在不久之前攻占黎平、强渡乌江、进攻遵义的战斗中，留下了不少伤病员，他们更需要关怀。因此，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去看望这些伤病员，并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改善伤病员的生活，使他们异常感动。
四、1941年春节：请乡亲看戏，让出前排座位
1941年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坐在前面，乡亲们却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毛泽东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随即跟着毛泽东到后面。乡亲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五、1949年春节：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请客人吃红烧鱼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午后，毛泽东在门口迎接米高扬。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几天下来，主要是毛泽东在谈。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回忆：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而毛泽东的衣袖上赫然补了块补丁。西柏坡当时除了养的猪和鸡，没有其他高级食品，随后从滹沱河里捕了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毛泽东沾酒就脸红，朱德当时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没像米高扬一样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银桥看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动筷。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吩咐随行的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苏联方面）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六、1952年春节：戴口罩春游黄鹤楼被群众认出
1952年的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度过的，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1952年毛泽东南下武汉，游龟山、蛇山，登黄鹤楼。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这时已不能随便到群众中去了，因为处处都可见到他的肖像，老百姓都认得他。安全部门一再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妥协，最后带着口罩与群众一同游春。
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喊到：“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卫兵们在里面围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流动。到处都是人，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众人终于拥挤下山，来到江边，护送毛泽东登船。
登船后，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罗瑞卿和杨奇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说安全保卫工作没搞好。 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只是说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此后，毛泽东的年，一般都在家里过，大量的时间都是批阅一些公文，回复一些信件，毛泽东知道自己如果在外地过年，就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过年，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七、1963年春节：开始还40多年前的旧债
1920年，毛泽东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章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63年春节前，毛主席对章世钊的养女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主席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经常称他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八、1964年春节：主持召开国际国内形势与教育问题座谈会，明确教育革命的总方针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十六人。
一开始，毛问章、许、陈、黄等：你们说，我们会不会垮台？苏美合作会不会出兵？会不会占领北京？我们是有准备的，顶多退到延安。那时我们只有一百五十万人，还顶住了。他们原子弹多，会不会把我们打死？（章说：不会）（毛对黄炎培说）是不是上了贼船？你们都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怎么办？（章说：我们不下来了。）
毛主席接着说：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好过，修正主义的日子也不好过。走狗不那么走，美国就要搞掉它。例如南越的吴庭艳。伊拉克有个卡赛姆，也是美国搞掉的。搞掉了吴庭艳，蒋介石很伤心。一月十日台湾开紧急会议，决定与法断交，形式上是蒋与法断交，实际上是法国与蒋断交。
我最近对外国人员讲话，要印给他们看。许德珩，你是一党之魁，不看还行？
人就是要挨骂。人挨骂有好处。修正主义公开骂我们，我们就可以公开反击，公开了就好办。一九四○年我们在重庆有个办事处，蒋介石暗中搞了个“限制异党办法”，在他们内部发行，比修正主义高明。后来一九四一年搞皖南事变，他们消灭了叶挺九千人，又搞三次反共高潮，教育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做了准备。抗战胜利后，我到重庆谈判。正在谈判期间，打了上党战役，把阎锡山的几千人消灭了。后来又打了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了，几千人没有跑多少。（康生说：高树勋还是共产党员。）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
国际形势，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输定了。现在还有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了壁。波兰不大听话。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因为古巴没有石油，不能造武器，无可奈何。美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是要反美的，不仅日本共产党反美，日本人民反美，日本大资产阶级也要反美。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中法建交是戴高乐主动的，戴高乐还不是大资产阶级吗？他也反美。（问章：）你知道沈崇事件吗？（章说：是沈从文吗？）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还重点论述了教育方面的问题，尖锐指出：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
还有，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气机。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九、1975年春节：抱病离开长沙，只为让这里的服务人员轻松过好年
1974年，毛泽东到长沙养病，一住，就是114天。1975年的春节，来得有些迟。进入2月，毛泽东所住的九所六号楼后山上，树枝儿已经绽出小绿蕾了。服务员们兴奋地将这些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并留毛泽东一定要在长沙过年。
其时，毛泽东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微笑着对向他报春消息的服务员们表示感谢。不过，他心里的主意已经定下来了，离开这儿，回北京去，让大家过一个好年。当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后，都再三的挽留。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走。2月3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休养了114天的生活，乘专列离开长沙，取道南昌、杭州和上海，并于2月6日返回北京。2月11日在北京过春节。
毛泽东临走时对大家说：“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辛苦大家了。已经住了一百多天了，客散主人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好好过一个春节吧！”并让人搀扶着努力站直身体，给大家鞠了一躬。
毛泽东体贴他人的话和致谢的行动，让在场的服务员们都泪光闪闪。不过，毛泽东还是承诺：“今年冬天再回来吧。”但是，1975年的冬天毛泽东没有回来。
十、1976年春节：凄清而温情
时间是1976年1月31日，这是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以及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这个春节有些寒栗。毛泽东家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毛泽东没有能做什么，看了几次书，但手已经没有拿书持久的能力了，就连年夜饭都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的。饭后，几个人把毛泽东搀扶下床，送到客厅。毛泽东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夜幕降临了，北京城里，万家灯火，鞭炮冲天。也许是因为中南海的墙太高，那些寄托着百姓欢乐的鞭炮，在这里只能隐隐约约听见。毛泽东看着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不觉也有些酸楚。或者，远处那隐隐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你们也放点爆竹吧！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哩！”张玉凤也想通过鞭炮的声响送走一些寂寞，便让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并在房外的空坪上燃放了起来。毛泽东听着这噼拍炸响的爆竹声，那久未见过笑容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儿喜色。这就是老人家的最后一次春节。
这一天，毛泽东只是坐着，几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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