ゆめこ:钱伯城：关于“桃园经验”

关于“桃园经验”

钱伯城

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１版，至２００１年１月已第五次印刷。２００１年２月３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更受读者注目。文中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的经过，是这样叙述的：

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早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的《南方周末》的《解密》版，就发表了该报驻京记者高晓岩对刘源（刘少奇之子，时任武警总队副政委）、何家栋（时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顾问）的访谈录，报道了他们关于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这一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所谈“桃园经验”推向全国的经过，与上引记述同；在访谈录最后，何家栋又独自发表了对“桃园经验”的评论。访谈录写道：

何家栋认为：四清，早巳成为历史，但桃园经验却散发着活力。王光美的这份汇报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真正共产党人的调查，简洁生动的叙事，细致、直追真相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我看还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纪实作品，在当代可以作为纪律检查部门的必读书，还可以作为记者采访的入门书。毛泽东的所谓形“左”实右，作为当事者，也许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难以看清想透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后世的学者专家，甚至当年的省委书记，至今回忆评价，仍是一团浆糊，甚至间或还夹着私情私怨，真正还是四不清，这就难以正确总结经验，难以警醒后人了。

据上所述“桃园经验”推出经过，应涉及下列三个问题：

一、“桃园经验”系受毛泽东欣赏推荐，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国。二、在后，陈伯达“小站经验”报告，亦受毛表彰，批传全国。三、“桃园经验”评价，访谈录提出可作当代纪检必读书和记者采访入门书。这是新颖的一家之说（２０００年７月出版的《“四清”疑团》未见此一提法），未知纪检与记者部门有无照办。

按“桃园经验”正式名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４年４月于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的总结，并于１９６４年７月５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桃园经验”的内容，《刘少奇年谱》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条云：“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从《年谱》所概括的“桃园经验”主要内容看，这个“经验”充分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照这个“经验”搞下去，势必走向“扩大化”。事实证明也是如此。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执行者与参与者，他指出自１９６４年９月至１１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１１２３页）。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回顾》，１１１４－－１１１５页、１１２５页、１１２７页）：刘、何的文章说：桃园工作组“没有开过一次斗争会，更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抓捕一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１１０页）。倒是进一步证明斗争会及打人捕人这些事件的普遍性。当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近年回顾四清运动，也说：“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５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体现在’桃园经验‘上），对于把农民养几只鸡生几个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也有不同的看法。”（向明《任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７日《南方周末·解密版》）薄一波和任仲夷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高层领导，对四清运动都有切身的体验，他们的回忆与论述，不仅亲历，且有文件与可凭查证的事实根据，比起一般的听闻传说，自然可靠可信。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毛对这份“经验”的表态，目前所能看到的已公开的中央档案，仅有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７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语及有关注释中可以看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１４４－－１４５页）。毛泽东的批语道：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据注释，这个批语是因刘少奇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９日为报送代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而写的。刘少奇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样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刘少奇年谱》６００－－－６０１页亦载此信，但末段删略。）

刘少奇为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在信中特别强调陈伯达的“极力主张”，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为了推出王光美和她的报告，加重其分量，所以不惜借陈伯达以自重，以此避开偏向老婆之嫌。然而，尽管如此，刘少奇仍无法不叫人看出这个问题上的“软档”。毛泽东的批语就颇堪玩味，他不直接批示“同意少奇同志意见”，却在“少奇同志”前面加上“陈伯达”的名字，而且表达的句式为：“我是同意……的”云云，语气并不自然，带有勉强意思。刘少奇大概只看了毛的“同意”二字，很快于１９６４年９月１日签发，正式将“桃园经验”下发，中央的批语即刘少奇所拟稿（分见《文稿》第十一册，１４４页；《年谱》下卷，６０１页；《回顾》下卷，１１２２页）。１０月２４日，刘少奇又起草了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由陈伯达一手搞的、以天津市委名义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回顾》下卷，１１２２页）。指示提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年谱》下卷，６０８页）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刘少奇为了酬报陈伯达“极力主张”推出“桃园经验”之功，而迅速推出了陈的“小站经验”，不自觉地陷入了陈伯达为求推出自己的“经验”，利用刘的“软档”而设下的圈套。应该指出，这时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有权签发除非他认为有必要向毛请示以外的一切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并代拟批示。“桃园经验”因是王光美的报告，为尊重毛的意见，所以写信请示，表示不是自作主张；陈伯达的“小站经验”，无此顾虑，就径行签发了。当然，这样径行签发的多了，请示少了，毛会觉得管的事也少了，有了失落感。因此发生有一天他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责问：“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回顾》下卷，１１３１页）

因此，从现有的有关资料看，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桃园经验”和“小站经验”，都是由刘少奇而不是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毛泽东曾对“桃园经验”有过某种口头表示或推荐给一些人看，虽然有此可能（出于欲擒故纵的策略考虑），但决不会大加欣赏，并要求到处宣讲推向全国。相反，从江青对待“桃园经验”的态度，倒可窥见毛的一二心态。１９６４年底，时任广东省委分工负责工交企业的曾志（陶铸夫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据她回忆：“会议期间，少奇同志让陶铸去跟李雪峰同志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册，４３１—４３２页）。按江青的“不满意”，实质反映毛泽东态度。曾志提供的亲身经历见闻，可澄清毛曾欣赏并推荐“桃园经验”之说。如此次为大区书记安排报告会，即非毛的主意。而刘少奇积极推出“桃园经验”及其报告人，以求前台效应，殊不知适得其反，是一条取祸之道。

由“桃园经验”产生的是是非非，且至今评说不一，我以为当前历史学界在审视或研究当代历史时，不应回避如下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开国高层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老婆关”现象，另一是后人（特别是名人的后人）如何尊重历史、叙述诚实的历史。

什么叫“老婆关”现象呢？我请大家一读黄伟经著《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这本书记录了“这位充满了爱国激情的老革命家和老作家”（季羡林序中语）黄秋耘的谈话，其中谈到开国初期有丈夫作正部长、妻子做副部长的事例时，说：“’夫荣妻贵‘呀，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不可一世的。”（《文学路上六十年》，７７页）黄老快人快语，却一语道出了历史真相。不过还可加一句，叫“夫败妻辱”，这就完备了。丈夫与老婆，家庭地位平等，但丈夫是主要一方，政治权力在握，常会有意无意地分权老婆，让老婆分享权力，或增加丈夫权力。这就叫“老婆关”。越是有大权力的丈夫，越难过这关。毛泽东早觉察“老婆关”现象，他曾告诫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１７５页）遗憾的是，江青不听毛的警告，不仅长期做毛的秘书，文革初起即被放出后院，执掌大权，最终身败名裂，贻笑千古。倘使江青懂得一点循规蹈矩，安守本分，隐居后台，即使在毛身后，失去庇护，但“毛夫人”这顶桂冠及其尊贵身份是无人敢加非议的。这正是吃了没有过好“老婆关”的苦头。

刘少奇也曾预感“老婆关”问题的重要。据王光美记述，“有几次他（指刘少奇）谈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与君同舟，风雨无悔》，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３３页）但在实际行事中，刘少奇却明知故犯，一再委派王光美下去蹲点，出头露面，炫才扬己，为人所忌，招致羞辱。“老婆关”之不易过，有如此者！

林彪、叶群就不用说了，夫妻二人都是权欲狂，子女至以“首长”、“主任”称父母。林彪深居简出，叶群前台指挥，原以为“接班人”、“副统帅”名位已定，天下唾手可得。殊不知庐山会议，毛泽东玩弄二人于股掌之上；于是惊慌失措，仓皇出逃，命丧沙漠。林彪之过不了“关婆关”，是不足为奇的。

什么叫诚实的历史呢？简单说，凡叙述出来备人阅读的历史，必须是是即是，非即非；有则有，无则无。不容许有所粉饰、想象或推演。最怕的是把没有第三者在场，或虽有第三者在场，但均已亡故的“死无对证”的对话，写得出口成章、活灵活现，像写小说一样。名人的后代，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追念先人业绩，尤忌以感情代替事实，好事拉上一大堆，塑造一心一意为人民，高大完美形象。——但是这却成了近年无数出版的有关名人回忆录和回忆文章的通病。

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这篇回忆文章，有两句话说得很好：“作为后人，必须尊重历史。”然而，为亲情所限，正如在这两句话前面，作者又有一句话：“任何人都无法、也不可能脱离他所置身的现实”，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顶多只有他所要求的一半（收集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十多篇文章，皆可作如是观）。这做到的一半，基本上为刘少奇洗刷“文革”中所受诬陷不实之词，同时并不讳言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的某些过左失误，以及对毛泽东以整人为乐的批评，等等，都表示“作为后人”的作者对历史的尊重，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半没有做到的部分，关于一些具体细节的描叙，却存在不少足以使读者引起或多或少的疑问，或者如人们对某事怀疑时所说的“将信将疑”。仅举一个例子，如文中所记述的１９６２年７月上旬某一天，刘少奇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畔，与毛泽东的一次单独会晤与谈话。“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９０页）这下面附有一条注释：“除了刘源回忆刘少奇的叙述，另载于《访问王光美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７日）和王光美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文章。”我很相信这一事实确曾发生，但倘从史学角度论，这段记载有着明显的缺憾：第一、这次谈话缺少必要的旁证；第二，刘少奇在毛面前竟会如此慷慨陈词，与所有公私记载中的刘的性格不相符合。因此，这仅能说是一种亲人之间的传闻，作为史实采信，还需再作点考证。其实，真有爱于民的伟人，不需要依赖神化美化来拔高形象。

关于康生

当前，有一股开国领袖和元老们的后代纷纷写书的热潮。最近，伟大毛泽东的孙儿毛新宇和女儿李敏，也分别写书了。毛新宇的书叫《我的伯父毛岸英》（长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李敏的书叫《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文汇报》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４日于《新书摘》版，摘录了毛新宇的书，题为《毛岸英识别康生》，透露了一些外部所不知的康生与毛泽东和毛岸英也就是与毛家的关系。

过去大家一般只知道康生与江青有同乡之谊，毛江的结合康生有撮合之功；现从毛新宇的书中可以知道，康毛二家关系远不止此，毛岸英从小即是由康生带大的。据本书所记：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康生与毛岸英这些不同寻常的经过，若非毛新宇此书的披露，外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了解到的。毛岸英归国（不知是否１９３７年随王明、康生、陈云那次乘苏联专机同返，那是被毛泽东称为“喜从天降”的大事），先在中宣部任职。１９４７年，去临县参加康生领导的土改小组。本书记载：

康生为了在毛泽东关注的事情上捞一点儿政治资本，便要求下去参加土改。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此时毛泽东让我的伯父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轶欧的侄子。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说明康生与毛岸英不仅有养育关系，而且还有工作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康生老婆曹轶欧与毛岸英也有不同于一般的关系，毛岸英化名不叫小张、小李，却叫小曹，而且对外称曹轶欧侄子，表明了曹毛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康生教导下工作，毛岸英增加了对康生的钦佩；康生同时也通过毛岸英增强了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转述了师哲（毛泽东俄文秘书）的一段回忆：

师哲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书中又写，“毛泽东同意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可见毛泽东是有意识地将毛岸英多次托付康生，给以培养锻炼的。

以上这些叙述，可信都有事实根据。但是由于康生现在已是被否定人物，反面角色，公认的奸臣、佞人，书中对康生的描写，所用的词语，便免不了都要加上“捞一点”、“兜售”、“老奸巨猾”、“巧舌如簧”等贬责性形容词。同时为了表现出毛岸英与康生的区别，书中强调毛岸英很早就识别康生（还有陈伯达）缺少政治水平了。书中写１９４８年５月毛岸英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之间的一大段对话。毛泽东问毛岸英渤海的领导思想、作风和群众情绪怎样，毛岸英谈了康生处理一件反动会道门事件，要派两个团去轰平村子，连同农民老乡在内。本书有如下描写：

岸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这件事后，评论说：“康生同志太粗暴，缺少政治家风度。”而在一年前，他还以为康生有水平呢！

对于儿子的思维和辨别力的提高，毛泽东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要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

岸英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父子对谈，虽然写得生动传神，但却令人生疑：如是写小说，越生动越好，务求神情毕现，口吻毕肖；如是记历史，这次谈话谁听到？谁记录？诸如“喜上心头”、“平静地说”、“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这样的细节，不是身临其境的当事人，隔了几十年的后人又是隔开两代的孙儿辈，如何像亲眼看到一样？这里不能排除想象的成分居多。若说毛泽东父子早在开国前已觉察康生的政治品质不纯，毛泽东后来对康生的信任与重用便不合情理。

关于康毛二家的关系，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没有反映，仅有一处提到曹轶欧。那是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９日李敏结婚一天，请的客人中，请了三位夫人：蔡畅、邓颖超和曹轶欧。请曹的原因，李敏的说明是，“当年江青曾认为我的画画得好，请曹轶欧给找人帮忙辅导一下，就这样认识了，这次也请她了”（《我的父亲毛泽东》，２７６页）。曹轶欧能找到辅导李敏画画的，自然是康生了，名字则讳而不提。但在书前所印的结婚合影照中，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只标出了蔡畅、邓颖超的名字，站在邓旁边的曹轶欧，虽保留形影，却隐去了名字，显然是受丈夫康生之累。这也是遵循开国以来“夫荣妻贵”、“夫败妻辱”的——条不成文法。

按康生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且才艺双绝，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常用“鲁赤水”名作画，这个名字是有针对性的，意与“齐白石”并驾争驱。１９６１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亦请康生题署书名，颇见别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深研，曾用笔名写考证文章，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以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田家英是党内高层“秀才”中最有才气、最具正义感的一人，平生少所许可，但对康生独致敬佩之意（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历史上像康生类型的人，最早的是李斯（指惨酷一面），他是助秦始皇行督责术的老祖宗。宋明清以来有名的是秦桧、严嵩，王铎也可算上一个，皆以书法名，但骂名也是长远传世的，所谓“遗臭万年”吧。康生看来将与他们为伍，当然是后来居上。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５日，于上海观景楼。

　　（《随笔》２００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