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 乌克兰基辅: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一）（49）

二、史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蓍龟（卜筮）、杂占（主要是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三、历数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官。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颛顼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诸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氾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