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谈“辛亥”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2012-01-19 13:58:27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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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正值哈佛建校375年纪念，哈佛大学一周之内连续举办了两场有关辛亥革命的研讨会。

2011年10月29日早上，四百多个中国留学生挤满了哈佛科学中心的会议厅。这是一个中国人的会议，中国人讲，中国人听，中国人一起喜怒哀乐。它是由哈佛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联合会北岸学社和寰宇风致会社主办的“辛亥百年论坛”。会议持续了两天。

11月4日和5日，哈佛燕京学社、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则主办了另一个辛亥革命研讨会“帝国之后的中国”。

“哈佛辛亥百年论坛”的参加者以中国内地学者居多，“帝国之后的中国”的参加者则以美国汉学家和台湾专家为主。主办者之一、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说，前一个会议“更多现实激情”，后一个“更学术”，且旨趣在于更沉潜地以文化生产的视角，即从当时的影像、报刊、小说、绘画解构辛亥革命。

民国初年照像制版工作场景。在“帝国之后的中国”研讨会中，有学者从当时的影像、报刊解构辛亥革命。王德威认为，梁启超对革命的想象与实践，正是通过创办杂志来体现的。 （顾铮/图）

2011年10月14日哈佛大学刚刚举行过375周年校庆仪式，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做了简短致辞。两万多哈佛学生和教师站满了草坪，在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伴奏下，全体合唱“生日歌”。

“辛亥百年论坛”吸引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来自美国22个州，最远的是加州、佛罗里达州，或坐飞机、火车，或自驾车，赶到美国东北角的波士顿，他们大部分是“90后”，大一到大三的学生，很多是理科生。与1980年代以来的前辈留学生不同，“这帮孩子挺有钱的。”一位学长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

自己看到海报来听论坛的企业家王石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格外欢迎。王石到哈佛来做访问学者已经一年有余。他修习的并不是商学院，而是宗教、历史和社会学。他想要弄清西方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石和根源到底在哪里。

10月30日下午的论坛闭幕式选在了哈佛纪念教堂举行，学者站在了牧师的位置上。教堂的大理石内壁上，铭刻着牺牲于美国内战和二战中的哈佛师生名单。会议组织者、生物学博士吴争以一组幻灯片来代替闭幕演说：最早的中国留美幼童就在哈佛，同盟会的基础也是留学生。100年后，他们也想为中国做些什么，就像当年的中国留学生一样。

第一天会议结束，是与会者的大聚餐。一位参加会议的留学生在博客中抱怨几个教授径自坐在了一起，这跟开始说的平均分配学生和教授到各个桌不符。“饭局收了每人35块钱，饭可绝对不值这个钱。组委会从中赚钱我理解，利润率忒高了点儿。”

在麻省罕布什尔学院读政治学的王修然认为，这次中国人的“扎堆”，说明留学生们十分关注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的启示，“但研讨会并未在这个方向上走太远。”据《纽约时报》统计，从2009至2010年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接近13万人。王修然最深刻的感受是，国内应试教育制度和片面的成功观、价值观仍旧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短期的利益上，终日想着怎么样能做投行进华尔街，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

另一位在博客中写道，他最吃惊的是女生们对来自复旦大学的90后在读博士周言“崇拜”，周做的是清末遗民对辛亥的看法的话题。“长得老不说，也有着远超实际年龄的成熟，说这哥们30的我绝对信。特别逗的是这哥们做完演讲后，旁边几个小女孩就显露一脸崇拜之情。有个姑娘私下里跟我说‘我跟xxx都好崇拜他啊，这么年轻，就懂这么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女生花痴的样子。”博主写道。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同时是这两个会议的主题发言人。他认为这两个会议显示了全世界汉学家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巨大兴趣，而中国留学生组织会议的志趣，则表明“他们想通过研究1911年的政治革命，或许能为现在提供教训”。

与“哈佛辛亥百年论坛”的宏大思考不同，“帝国之后的中国”强调辛亥革命复杂和多元的一面。会议也请来日本学者发言，组织者希望“不要变成一个台湾跟内地的二元对话”。

“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革命这个词本身必须要历史化，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观念。我的立场不在于回答简单的是非题，我的责任是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王德威说。

“辛亥”观点

梁启超小说中的革命想象

王德威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他的讲题是“梁启超小说中的革命”。王德威说，一百多年前，小说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新文化工具，具有惊人的力量，这是梁启超的想象，也是后来鲁迅的思路。从1899年到1905、1906年间，梁启超对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和他以前追随康有为搞“维新”时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他对革命的想象与实践，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体现出来，他在这两个重要的出版物上做出许多自己的试验。在他创作或翻译的小说里，由不同人物的塑造或交锋，呈现出他的革命想象：有日本的元素，有美国的元素，也有法国的元素和德国的元素。梁启超对革命的憧憬因为1911年革命的到来告一段落，当革命发生，关于革命的各种想象似乎就受到了约束。辛亥之后，梁启超跟政治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以后的各种革命未必是他所能预见，包括文学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历史研究所的陈永发参加了哈佛的两个辛亥会议。他奇怪的是，学生组织的会议居然没有请他提交论文，他只好把给后一个会议准备的论文在两个会议上重复念了。他的论文是关于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前后多变的身份的。

关于谭延闿的界定

陈永发的论文是关于谭延闿的。谭延闿是清代最后一期进士，其父历任陕甘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作为翰林院编修，谭延闿受晚清改革精神的感召转变为立宪派，曾敦促满清皇帝召集立宪会议。被清廷疏远后，他又变成革命者，当了民国时期湖南督军和省长；被袁世凯和其他人三次革职后，他在1922年成为孙中山的内阁成员并成为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因为受到俄国顾问鲍罗廷的赏识，他曾任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50岁的时候，他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任上去世。谭延闿的个例很能说明当时晚清遗老、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模糊界限。

对立宪派的阶级分析

历史学家张朋园从1960年代突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关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澄清了1643个立宪派人士的阶级背景：立宪派90%有传统士绅功名背景，多为中级官吏，很大部分人就读新式学堂或负笈海外，平均年龄43岁，大多富有。他的结论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转捩点是革命爆发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大力支持，革命党与立宪派共造共和大业。1982年时，台湾历史学家张玉法更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全民革命”。

陈永发说，因为台湾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超越党派观点和意识形态遮蔽，新的拓展空间不多，台湾学者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政治热情”比起大陆来淡漠得多。

从2010年底开始，大陆就陆续召开了不胜枚举的辛亥百年研讨会，此次参加“哈佛辛亥百年论坛”的也以大陆学者居多。

袁伟时的报告题目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他反对“神化孙中山”、“妖魔化北洋政府”和对“陈炯明叛乱”的编造；他认为虽然国内的辛亥革命会议很多，但很多问题“没有说透”。

张鸣的发言主题是“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他说在很多人眼里，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

月夜岭南派

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教授汪悦进讲的是“1911年前后中国画月夜题材的再发现”。20世纪早期，月夜是岭南画派高剑父兄弟等画家热衷的题材，画面多是在月夜里革命者暗杀满清官员，比如一个飞翔的女子在月亮下提着一个砍下来的男人头。这些画大量出现在晚清期刊如《真相画报》、《时事画报》、《平民画报》里，传统的月夜题材演变出一种别样的阴森杀气。

（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北岸学社、寰宇风致会社等机构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