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有没有贪污公款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耀杰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掌握军事实力的黄兴（克强）等人的不肯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黄兴在革命党内部既面临着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陈其美（英士）、戴季陶（天仇）、张继（溥泉）、何海鸣等人的政治清算，同时也面临着经济清算。相对而言，对于他更具杀伤力的，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黄兴遭遇财产清算

    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在写给黄兴的回信中表示说：“至于英士所不满意于兄之事，多属金钱问题。据彼所称：上海商人尝言兄置产若干，存款若干。英士向来皆为兄解辩云，断无此事。至数日前报纸载兄在东京建造房屋，英士、天仇皆向日友解辩，天仇且欲写信令报馆更正。有日人阻之，谓不可妄辩。不料宫崎回信认以为有，二人遂大失望。”

    接下来，孙中山正面表白了自己的金钱观：“以上则兄与英士互相误会之实情也。乃忽牵入入会之事，则甚无谓也。且金钱之事，则弟向不在意，有无弟亦不欲过问。且弟以为金钱之于吾辈，不成一道德上良心上之问题，不过世人眼浅，每每以此为注意耳。”

    这里所说的“入会之事”，就是孙中山重新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比起“天下为公”的孙中山，黄兴与陈其美、戴季陶等人一样，属于把金钱利益与道德良心直接挂钩的“眼浅”之人。他在1914年5月21日写给宫崎寅藏的回信中表白说：“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谨就此房屋事再为兄一陈之。”

    按照黄兴的解释，他从事革命活动以来一直没有照顾家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自己忍心不顾，而是家眷留在湖南，前清政府不甚注意，又有亲友帮助接济。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湖南都督谭延闿（组庵）担心袁世凯方面采取报复行动，专门把黄兴的家眷送到上海。由于“家母年将六十，身体多病”；又由于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黄一欧、儿媳李兴亚以及妻子徐宗汉的前夫之子李振华，不能再享受袁世凯特批的留学公费，不得不考虑转往日本继续就学。这样一来，聚集到日本的家人将会超过十口。黄兴只好与宫崎寅藏商量，打算在东京郊区租一套比较廉价的房屋。宫崎寅藏建议说，从财产上考虑还是自己建造房屋更加合适，五六年后所建房屋还可以按原价卖给别人。黄兴听从宫崎寅藏的建议，在自己租住的“旧友之屋”旁边加盖了几间房屋。

    关于建造房屋的资金来源，黄兴介绍说：“至其代价，所造之价不过四千余元。前承头山翁及兄绍介，将字画售出，除偿旧债及旅费外，欲取之于此，更无庸讳饰者也。”基于上述介绍，黄兴从道德良心上自我辩护说：“此天性人情，非此不能成人。……从此誓漫游世界一周，以益我智识，愿以积极手段改革支那政治，发挥我所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

    6月3日，黄兴在致党人刘承烈的书信中，重申了自己坚决反对孙中山效法袁世凯专制人治的政治理念：“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借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

    关于自己用来换钱的字画，黄兴在6月12日致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书信中写道：“上海税关强夺去之画，已问清带来之人，实属无理之极。闻贵国人同时被其扣留物件不少。兹已将电稿拟好，请用兄名及通信社址发去。并请另电高木或森君，向其索回为要。奉上五十元，以备电费。”

    6月16日，黄兴又在致田桐（梓琴）信中写道：“梓琴兄鉴：前兄尚留有祝世禄字在弟处，并徐天池画（此画当时日友未来取），弟因有他行，请来取，以免遗失。”

    祝世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著名书法家。徐天池即徐渭，号青藤老人，是明代著名的画家、诗人和戏曲家。在此前后，黄兴还在李根源于辛亥革命光复云南期间，“得之于旧肆”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真迹上题写过跋语。像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字画，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遗产，无论黄兴、田桐、李根源等人是花钱购买的，还是在战争期间作为战利品缴获占有的，都不可以随意带出海关出卖给外国人。黄兴在中国海关已经加以扣留的情况下，还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予以索回，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于国家利益的严重背叛，尽管他斥巨资为家人建房，确实出于“天性人情”。

    孙中山身边的“三五人”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孙文动静》记载，1914年6月16日，孙中山徒步走到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3号的《民国》杂志社，与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柏文蔚、居正等人协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众人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且打算推举黄兴为协理。但是，考虑到黄兴投资一万日元在目白台盖房，给人以另有打算的印象，协理人选最终没有确定下来。

    黄兴为了让路避嫌，于6月30日在李书城、石陶钧、徐申伯等人陪同下前往美国。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总理职务，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留待黄兴，只是黄兴直到去世，也没有加入该党。尽管如此，自以为信仰“平等自由主义”的黄兴，对于党魁孙中山采取的一直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内外有别、等级森严的身份忠诚；而不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价值观念。

    1914年10月5日，专程到芝加哥阻止袁世凯政府向美国借款的黄兴，在与孙中山的亲信党人梅培的谈话中，再一次希望孙中山更改中华革命党章程：“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且吾知此新章之不能改者，原非孙先生之把持，实为三五人所梗耳。……至吾为此事，自到美以来，除密商林森、谢英伯、冯自由、黄伯耀而外，并未对第五人说及。”

    按照黄兴的善意理解，孙中山是同意更改党章中党魁专制加党魁崇拜的相关条款的，是包围在他身边的陈其美、戴季陶、张继、何海鸣等“三五人”，在极力阻止他实现自己的美好意愿。1915年3月，孙中山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写下一封长信，在谴责黄兴背叛革命的同时，特别提到了“三五人”中的陈其美、张继、何海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何海鸣的公开控诉

    与陈其美、戴季陶、张继等人相比，湖南同乡何海鸣，是最早挺身而出控诉黄兴包办革命并且贪污公款、出卖同志的一个人。

    以激烈著称的何海鸣，是湖南衡阳县北乡合江套人，生于光绪十二年即1987年。原名时俊，字一雁，笔名衡阳一雁、求幸福斋主等。15岁时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湖北武昌，考入两湖师范学堂。由于父母先后去世后无力支付学费，他改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一营当兵，由列兵升任营前队副目兼司书帮写，先后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从事反清活动。

    1911年3月，《大江报》被清政府查封，何海鸣与该报社长詹大悲被捕入狱，罪名是“淆乱政体，扰害治安”。武昌首义后，汉口光复，何海鸣与詹大悲被救出狱。据何海鸣自己介绍，黎元洪被迫同意出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表示“只好跟你们小孩子拼上一拼”，就是他花费一天一夜口舌的结果，他自己也因此出任汉口军政分府少将参谋及副都督。为配合汉口保卫战，他把没收来的《公论报》改组为《新汉报》出版发行。汉口保卫战失败后，詹大悲、何海鸣等人因为担心遭受鄂军都督黎元洪的军法处置而逃往上海。

    1913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登《何海鸣致报界述困守南京情形函》。以为自己是不是国民党人“无大关系”的何海鸣，公开否认“二次革命”期间的“南京二次、三次独立”，是“国民党诸大伟人所为也，何海鸣必即黄兴所派往者也”，明确表示自己所从事的是“单独之行动”。接下来，他正面控诉了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包办革命”：(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袁世凯无状，即寻常之人亦可讨之，原不必附和诸大伟人，始得谓为正式之讨袁。乃诸大伟人不然，以为革命者乃诸大伟人拿手之作。其脑筋中殆嵌有包办革命四字。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则某省非某莫属。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则某省亦非某其谁？推其究极，殆视中华民国二十二省为诸大伟人之采邑。”

    这里的“某也昔在某省为留守”，指的是前南京临时政府留守黄兴。“某也昔在某处为偏安之都督”，指的是曾任某省或某地都督的国民党高层人士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采邑”就是家天下、私天下的封建皇帝，以化公为私的方式封赏给各个诸侯的私人领地。何海鸣之所以要发表文章控诉国民党高层的“包办革命”，是因为他在黄兴等人临阵脱逃之后来到南京，组织领导“南京二次、三次独立”，国民党内部不仅不给予协助配合，反而对他采取歧视性的排斥态度：

    其一，“予既驱逐陈之骥后，金陵始稍稍发现国民党中之人，而其宣言乃大不满意予曰：此书生也，此孺子也。都督、司令一席，非某大将军不可，非某大伟人不可。”

    其二，“南京自黄兴逃走以后，财政异常困难，据国民党某君所云，黄之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及予入金陵，百无所有，飞函告急，迄无应者。……革命必作都督，作都督必得钱。然非革命也，括钱耳！”

    不便公开的账簿

    关于黄兴及江苏讨袁军的经济账，张国淦在当年的日记中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说：“宋遁初为黄克强心腹。宋被刺，黄之悲愤迥异他人。但南北两方实力，黄知之甚稔。当时南方各省兵权，除鄂、浙外，虽半为同盟所握，饷械两乏。黄熟思深虑，如鄂、浙能同意，尚可一试，倘不肯合作而轻率举事，必遭覆灭。正犹豫间，中山一派利用机会以压迫黄之讨袁；时流言四布，谓黄已受袁贿三百万元（《张謇传记》说是二百万为袁所卖，不要替宋报仇）。黄受此刺激，含冤无以自白，遂一发而不克自制矣。”

    黄炎培晚年也在《八十年来》中回忆说：“国民党既和袁世凯势成水火，中间陈其美最主张起兵北伐，看到程德全率民军打垮张勋，创议依前轨进行；而黄兴为人比较慎重，陈其美故意诬他受袁世凯贿，逼他说，你不是受袁贿，何不去南京劝程德全都督出兵，你不去说程，证明你受袁贿。黄兴急赴程德全前跪下，要求出兵讨袁，否则将不可为人。程德全说，袁世凯这样残杀，我自然同意讨袁的。但是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黄兴长途电话问上海陈其美，答称明天有两列车钞票运来。明天钞票运到，一检查，全是已经因接济民军而倒闭的信成银行的无用钞票（行长沈缦云因此被害于大连）。”

    与此相印证，已经投入战斗的黄兴，在1913年7月26日致妻子徐宗汉的家书中写道：“闻李平书家被巡捕查搜，想爱文义路亦必继续出此，闻已将关系物搬开，甚慰。但账薄、银摺等亦不可留家中。手枪子弹，亦望留心再检查一遍，总不使另生枝节为好。”

    徐宗汉与子女当时居住在上海爱文义路100号的伍廷芳旧宅，黄兴虽然不大可能从南京前线“卷资当在八十万以上”，他的家里确实存放着一些不便公开的“账薄、银摺”。宋教仁案发生后，在从应夔丞家里搜查出来的相关证据中，有黄兴于3月13日通过应夔丞把自己私存的六十万公债中的五十万，转到宋教仁名下作为活动经费，另外十万元划归应夔丞名下，作为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的文字记录。仅仅7天之后，宋教仁便被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应夔丞、谍报科员吴乃文，以及武士英、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合谋暗杀。黄兴对于自己的这一涉案嫌疑，一直没有提供正大光明的合理解释。

    由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再到中华革命党时期，一直没有脱离秘密会党的暗箱运作，自然谈不上现代文明社会依法规定的财产公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戴季陶、何海鸣、张继等人，针对黄兴贪污侵占公款的控告与清算既查无实据却又事出有因。

    ◎张耀杰，学者，著有《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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