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s怎么煲耳机: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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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太极 at 2008-3-11 18:19:08
  在天才与疯狂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极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天性中的某些东西随时可以压倒自我,从而不时地显出疯狂。弗洛伊德早就指出了变态心理与创造现象之间有着某种关系,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心理因素呢?
创造思维是一种违背常规,与众不同的求异思维。所以,许多富于创造的天才人物,在世俗的眼光里的确有点“癫狂”,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和社会的误解,不过,名人中有许多人确有真正的心理失常与精神变态。人类的许多作品,正是这样的一些疯狂天才在变态中创作和产生出来的。例如,梵高的《蝴蝶花》(1987年以三亿法郎约合5300万美元被拍卖)便是在精神病突然发作,痛苦到极点时所作。而且梵高将作画说成是“驱魔法”,是防止自己生病的“避雷针”。[7] 柴可夫斯基为《悲怆交响曲》打腹稿时,时常失声痛哭;果戈里却拿着手稿狂笑不已。 有许多著名的诗是在疯人院里写出来的,  斯马特(ChristopherSmart)所写的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诗正是他患宗教疯狂时写出来的。[8]卢梭自述《新爱洛伊丝》是热烈幻想的白日梦的产物,歌德说自己是因失恋而痛苦,如梦游一样写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据说完全是一场缥渺的幻梦的记录。
  这一切,我们绝不可能将之看成是常态下的创作,我国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认为:“任情恣狂之际才能创作。”发狂和变态是情的王国,人情和人性往往在狂态中才可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创作体验。郭沫若说他的《地球,我的母亲》是在“神经性发作中”写出来的,曹禺在创作《日出》时,“曾摔坏了东西”,“绝望地嘶嘎”,“宁愿一切都毁了吧!”从这些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与疯狂症的某些类似。从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疯狂者与艺术家的某种类似,例如,一些“计算癖”患者内心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对之所见的人或电线杆、窗户等作一种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从创造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中,例如:19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成年累月,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直到15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就是说,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达15年之久。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固执和恒定性,没有这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强烈欲望,就不会有创造发明,人类就不会有进步!难怪亚里斯多德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疯子,这是他们身上最好的东西”,并认为,“但凡优秀的人都免不了是个半疯。”弗洛伊德亦认为:“一切艺术都是神经病性质。”
  将艺术家与疯狂病患者等同起来固然不对,但要说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也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疯狂或变态也完全是有根据的。美国心理学家贾米森的研究表明,人的创造才能与情绪有明显的联系。贾米森对47位杰出的英国艺术家和作家作了一次调查,发现38%的人有情绪失常现象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的六倍。
  作为非智力因素的创造动机是创造行为的直接动力,它是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创造性课题在人脑中形成后,随之而来的是解决课题的心理需求,而在此种状态下形成的“需求——紧张心理系统”,便成为创造活动的直接动力,这种状态可以使人念念不忘,催人采取某种行为去满足要求,若得不到满足,紧张系统会使人心神不定。在这种方面,拓仆心理学创始人德国的勒温(Lewin)及其弟子做了大量实验, 从而证明了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记忆,思维等功能都大大优于平常的松驰状态。
  在变态中,创造者的“需求——紧张系统”的作用将会更大,从而成为创造的直接动力。大凡伟大的艺术家在其生命的黄金时代都蕴蓄着一种不可名状,不可遏制而又欲罢不能的驱力,这种驱力使其生命躁动,使其灵感迸发,从而产生出伟大的作品。毕加索创作的原动力便来自于他自己所说的“内心狂澜”。他说:“画家如果想超越理智给他设下的重重限制,就必须尽可能地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梵高知道要获得那种在他的阿尔油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烈的黄色调子,他就得紧张,就得进入兴奋竟技状态,就得有一阵阵的冲动和强烈的感受,他的神经就得受刺激,如果他允许自己进入这种状态,便可以画得辉煌夺目,如果他不画,就会觉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思。正如郭沫若在《论节奏》中所说:“我们在情绪气氛中的时候……由声音的战颤,演化为音乐,由身体的摇动,演化为舞蹈,由观念的推移,表现为诗歌。”他写《凤凰涅pán@①》时,全身乍冷乍寒,连牙关都打颤,感情象火山爆发,这种状态,正说明了变态中“需求——紧张系统”对创作的作用。
  创造过程的艰巨性、持久性以及创造成果的新颖性和价值决定了创造者必须有顽强,坚韧的意志和拼搏精神,必须有敢于自辟蹊径,勇于开拓的精神,敢于怀疑他人的成果,突破旧有的框框,向权威挑战,这一切直接影响创造成果的孕育和产生。而处于变态创作中的天才人物正是具有了上述精神,大数学家哈密顿正因为对四元数运算长达十数年的疯狂热情,才有问题的最终解决。巴斯德认为成功的唯一力量是他的坚持性。创造过程就是产生超常观念,超常理论,超常实践的过程,而变态中的创造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达尔文怀疑《圣经》而有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主张血液循环说而忍受了宗教狂的火烤,这些新的创见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接受的。另外,创造自己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许多天才人物自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或个性。这些人赋予自己以不平凡的存在,将自己的各种禀赋发挥尽致,例如海明威、梵高、毕加索、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瓦格纳等,他们在创造各种文艺作品的同时,也独创了自己的个性风格,这些杰出人物本身也说明了变态的创造力量。
萨士比亚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想象……诗人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卢梭认为,他的才华就是由内心的超逸而豪迈的幻想方式产生出来的。在毕加索眼里,“除了画布,其它都是一片漆黑,这样画家就能陶醉在自己的作品里。仿佛置身于幻境之中。”在64岁时,他仍以丰富的想象力改造了传统平版画程序,并扩大了陶瓷制品的创作领域。老毕加索以其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想象力勤奋地工作着,“好似从一座山顶向另一座山顶不停地跳跃前进。”在谈到1936年创作的《多拉·玛尔》这幅画时,毕加索认为“只是盲目地听从强加在我身上的一种幻觉,”是其内心深处的一种现实感。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们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路,而再度把握现实。变态使艺术家进入其幻想的世界,推动着他们去进行那神奇的创造,使之高度专注,如醉如痴,恰象一位精神病人,但他始终有一种理智在控制着自己的神经不致于使之坠入精神病的深渊。而正是在这种变态中,创造力有了神奇的体现。
  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时,首创了“顶峰体验”一词。这是指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是一个人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刻,是一个人最能发挥作用,最具有独特性,最感到充实的时刻。任何处于顶峰体验的个体,在刹那间都具有“自我实现者”(创造者)所具有的特质。此时的知觉可达到相当忘我、甚至超我的程度,因而更能洞察事物的许多具体,特殊的层面,作出创造发明。
  马斯洛认为,“顶峰体验”只有在出奇的关键时刻或伟大的创造时刻才会产生。这时,体验者感觉到他对知觉对象正付出全部注意力而且可能达到心醉神迷的程度。马斯洛是把这种顶峰体验作为异常意识,即变态心理来对待的。这表明:创造者的最高境界是在变态心理中达到的。这就毫不足怪为什么富于创造性的天才总是充满了奇异的精神,以致那些世俗的人往往把他们视为古怪者。这种顶峰体验是前逻辑的或非逻辑的,表面上看来不科学,但创造活动往往离不开它,一切艺术,宗教和真正的哲学,甚至连真正的科学都离不开这种思想。
  正是由于进入变态情境,天才人物才会时常得到这种“顶峰体验”,凭着强烈的情感,深邃的直觉以及来源于本能的天性的智慧,从而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来。
  忧郁因现实或想象中关于对自我受到威胁的知觉而产生。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忧郁与天才等量齐观。认为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在认识世界,把握人生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忧郁以否定的形式,促使人们反思自己和考究社会,达到对自身使命的自觉,为人格升华提供动力。忧郁激活人们最大限度的潜能去应付外界刺激物,排解忧郁之源而导致成就感和信心,忧郁是浸透着高自我知觉的情绪体验。亚里斯多德说:“一切伟人都是孤独忧郁的。”叔本华的“知识越多越悲苦”道出了忧郁与自我意识的内在关系。
  天才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几乎都曾强烈地体验过这种情绪。毕加索就觉得自己“象生活在一个孤独,寂寞的世界里,”他从来不愿和人说心理话,只顽强绘画,以此作为避难所。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对他来说,孤独就意味着脱离世俗的束缚而保持心灵的自由,这是从事创造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对于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心理学家贾米森认为,躁郁性精神病与高度的创造能力是可以共存的。因为患者的思想是清醒的,而他们在忧郁时所受的痛苦为他们在狂躁时的工作带来了深度。据有关研究考证,卢梭晚年的孤独忧郁和精神失常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即使在他精神错乱最严重的时期的著作《对话录》也是以严谨的逻辑写成的,其中推理也是非凡的,《漫步随想录》则不仅是《忏悔录》和《对话录》的续篇,而且可以说是早期《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续篇。因而,可以断言,变态的忧郁与孤独埋藏着创作的神秘潜力。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不必把自己完全看成是理智的,人也不可能是完全理智的。这样便会吸引着最大的心理能量,发展出一种狂热,一种偏执狂或者着迷,一种对心理平衡危害最厉害的极度夸张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能量无疑是成功的秘诀。因为它激起心理能量的堆积,这对于艺术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如果停留在一般心理水平上,就不能创造,要创造则总会有某种程度的反常与变态。许多受精神疾病困扰的艺术家拒绝治疗,理由是随着症状的消失,他们的创造力也将消失。许多人在发病的高峰时觉得特别敏锐、冲动、热情和有创造力,例如:享德尔就是在狂躁症发作最厉害的24天内完成著名的《弥赛亚》的。
  作为艺术家,他们注定一生受“苦”,他们是痛苦的人,他们痛苦是因为创作,他们创作是因为痛苦。他们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当贝多芬发现自己耳聋时,他几乎绝望了,是音乐留住了他,使他觉得应“扼住命运的喉咙”,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而应“活他一千辈子”,艺术家在创作时,常常忘记了自己,在病态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他们根本不是想创作,而是必须创作,不得不创作!英国小说家萨克雷说:“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移动我的笔”,瓦格纳也直言不讳地宣称:“追随我内心冲动是我至上的法律,我所要做的出自我的本能。”弥尔顿非创作《失乐园》不可,就象蚕非生产丝不可一样。忘怀自我,进入变态,所任潜意识支配,这便是“自由——自然”的创作,这便是天才的秘密,便是艺术生命之所在。
  德谟克利特曾断言,诗人只有处在一种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下,才会有成功的作品。而这种情绪上的昂扬自得的特殊精神状态就是创造的变态。
  本文只是力图从创造心理的角度寻找并论证变态与创造之间的合理因素,而并非认为变态是创造才能的先决条件。许多天才的创造者并非精神病患者,以萨士比亚为例,就找不出他有什么变态的地方。(王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