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地所在地代码:答客问：“伟大作家”能“呼唤”吗？

　　客：我常常想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这一迫切的问题，“伟大”能“呼唤”吗？ 

　　我：多年来，我们“呼唤”艺术大师和“伟大的作品”，说了不知多少偏离美学原则的话！我自己早在28年前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时，写过一篇文章：《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孙犁看后大不以为然，批评我说：“史诗是‘呼唤’出来的吗？”

　　客：吴冠中是大师，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吴冠中现象”与时代什么关系？

　　我：吴冠中，标志性的艺术家，他的出现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骄傲，人们纪念他，也是想借重他“呼唤伟大的作品”。

　　吴冠中引用梵高的话说：你是麦子，一定要把你种到麦田里去，才能生根发芽，不要在巴黎人行道上枯死！然后他说，真要搞艺术，还是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里去，只有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才能搞出有感情的东西来。

　　客：伟大作品对于作者的思想能力和艺术功力应该有极高的要求吧？

　　我：极高！吴冠中与我毗邻而居，公园散步时亲口对我说：文学就是借文字表现感情的内涵。我自己一辈子笔墨丹青，步入老年后，发现绘画造型毕竟是用眼睛看的，没有声音，情节出不来，恐为后人责骂，亲手烧毁了200多幅画，丹青负我啊！我本来不想学画画，一心想学鲁迅，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以文字抒难抒之情，是艺术的灵魂，更深刻、更有蕴藉，诗，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越到晚年，越觉得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是数千年千姿百态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孙后代肃然起敬的民族壮景。

　　他称鲁迅是精神上的父亲，自己要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说：“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

　　一位愧怍“我负丹青”的画家，在文学面前却敢言“丹青负我”，他把精神看得比笔墨更高，其目的是艺术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吴冠中所继承的，正是代表“忧愤深广”的“民族魂”以及中国新文化方向的鲁迅精神。

　　客：中央领导参观吴冠中画展时表彰他“高尚的人品风范，深邃的艺术思想，不懈的艺术追求，高远的艺术境界，卓越的艺术成就”……

　　我：而且说他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关键词：人格！艺术！

　　客：浮躁心态是创作的大敌，为评奖而创作注定与杰作无缘。

　　我：一次和一位作家交换看法，问我目睹文坛之怪现状，我说，四句打油，恕我不恭：“作家要表现，领导要宣传；大众要好看，书商要赚钱。”

　　吴冠中批评说：你可以调查一下，大家对他们是什么印象？他们为艺术的服务体现在哪里？他们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大学扩招也成了来钱的机会。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多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环境里，空头文艺家泛滥，好的艺术当然出不来了。

　　文艺多元化，各人心里一杆秤，但多年来，我们偏离文学谈文学，偏离艺术论艺术，偏离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发议论。恩格斯认为这两个“观点”的统一是评判文艺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又说：“……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还说过：“如果不从诗的利益的观点而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的话，这种文学是多么不能令人满意。”

　　文学就是文学，艺术首先是艺术，是声容笑貌、喜怒哀乐，是情欲、世道人心，是美，作家必须具备美学资质。

　　客：为了呼唤伟大的作品，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文坛是非多，是非之大莫过于对于“创作自由”、“自由度”的理解。中央领导曾多次倡导“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指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政策界限是明确的，但这是原则精神，我们在实施中需要行业自身加以细化，具体操作起来才不至于遇到难障。

　　研讨会该开还得开，但求名心切，太滥，有钱就能开，能开就是精品力作，登发言、发消息，形容词高耸入云，要能拿个什么奖的，立马改换门庭。研讨会的学术质量亟待提高。文艺“除草”、“扫黄”，什么是草是毒是黄祸、黄色描写，缺乏法理的依据，致使有的作品昨天禁、今天印，禁有说法，再印却什么也不说，只能被认为禁是对的，开禁也没有错。“以人为本”的文艺立法刻不容缓。

　　话又说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恨铁不成钢，该“呼唤”还得“呼唤”，只要措施得当。我常常引用恩格斯这样一段话：“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热情呼唤：“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今之中国，社会大转型，历史大变革，正是出大文豪艺术巨擘的时候。中国文学，什么时候会给我们新的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呢？

　　需要榜样的力量，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美学的精微，需要精神的压力。试想，没有鲁迅的脊梁，能出吴冠中吗？没有《保卫延安》的出世，《创业史》的诞生会不会推迟？没有《创业史》脱颖而出，能否带动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一批青年作家“走出潼关”？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压力，《白鹿原》的笔者能破釜沉舟，自将磨砺，以超越历史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