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揭露叶群历史问题惹来的灾祸

2009-06-18 12:56:38　来源: 网易历史　一九六六年十月，为了掩盖叶群在国民党青训班的丑恶历史，林彪亲笔写信指使吴法宪组织假调查。制造伪证，美化叶群的历史是“白璧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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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开始的那场动乱初期，我就遭到江青和林彪一伙的迫害：先有效忠江青的某红学家给她写小报告造谣诬蔑我“辱骂江青，破坏京剧革命”；继有林彪死党吴法宪诬陷我是搜集叶群“黑材料”的后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将我拘捕，冤狱8年，亲属受到株连，弄得家破人亡。(我和张卉中两个家庭共有12人被关押过、4人致死——张卉中和她的母亲被关致死，我的父母因受惊吓病死，2人逼疯，1人致残。)如今，这两个害人精和林彪、吴法宪都已死了，他们的滔天罪行却留下难忘的记忆。

转送群众来信被林彪下令密查

叶群的心病和江青一样，都是怕人知道她们三十年代的历史问题。既要遮掩私生活的放荡堕落，尤想抹掉政治上的朝秦暮楚，在她窃夺权利的时候，唯恐自己的丑恶历史在社会上曝光，成为夺取更高权力的障碍，依仗林彪手中的权势，毫不手软地除掉一切了解她的丑恶历史的人。十年浩劫开始，江青就私下对叶群说：“乘这次文化大革命，你有什么仇人告诉我，我替你报仇。”她们滥用窃夺到手的权势，彼此勾结，狼狈为奸，务将其所有“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残酷地迫害了无数无辜的人。

这场动乱开始的时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规定：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负责转送群众来信。那时我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凡属托由转送中央负责同志的信件，我都顺便带到钓鱼台，由中央文革的收发室转发。1966年7月，我弟弟杜保同(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一个研究院作政治工作)交给我一批信件，内系《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报告。这是他所在的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刚从长沙回来写成的，我把这份材料带回钓鱼台，当即交收发室分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份材料中涉及到在那个“青训班”受过训练、当时正在党、政、军领导机关任职的10多人的名单，其中一人叫“叶宜敬”(是叶群当时用的名字)。其实杜保同和所有参加调查的人员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在头脑中留下什么记忆。

当时这类群众来信数量很多，送到林彪那里的一份，他们大概根本没有看过。

不久，原在这个“青训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在长沙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了上述材料之后，又向林彪通风报信，提醒林彪“注意”。叶群看到欧阳敏纳这封告密信后十分紧张，让林彪拿主意。林彪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被人们称作“草包司令”，死心塌地效忠“林副统帅”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迅速查清涉及此事的有关人员和“后台”。信的原文是：

吴法宪同志：

叶群同志的历史情况，从延安整风起已多次查明，作过结论，无问题。现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现在请你派人到长沙找写信的，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请酌定。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吴法宪一接到林彪这封信，马上就把何汝珍等人召去说：“现在我派一架专机，送你们到长沙去完成一项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任务。据可靠的报告，有人在长沙搜集叶群同志在‘青训班’的材料，凡是接触过这个材料的人，都把他们抓回北京。”

被诬为幕后“黑手”竟遭牢狱之灾

他们在追查中发现，笔者曾为杜保同转送这份材料，认为我是林彪说的那个“黑手”。以后林彪就下令将我和我妻子张卉中、弟弟杜保同拘留审查。吴法宪在“调查”此案中，为了讨好林彪，故意制造伪证，给叶群涂脂抹粉，掩盖她的历史问题。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说道：

为了彻底粉碎这帮坏蛋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我派了四个同志，除了把长沙的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获以外，也顺便了解了叶群同志这段历史情况。大量材料和事实证明，叶群同志的这段历史，是清清楚楚的，是白璧无瑕的。她在北平、天津上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在政治上接受党和教育较早，十六岁就入党……

在我被送到秦城监狱以前，就被关在吴法宪在空军司令部私设的监狱里面。那时候，我对转送的信件中含有叶群历史问题的事还不知道。有一天，曾被他们拉到牢房对面一个小房间里“过堂”。在场的有空军司令部三个人，一个是林立果心腹何汝珍，另两个是空军军官，前者是主要审讯人。他们一上来就正颜厉色地、如连珠炮似地问我：“由杜保同经手送来的外调材料转送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给了萧华?”“还送给了什么人?”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为什么要追问这些?那些材料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这样紧张害怕?我稍稍地回忆了一下，只记得，经我转送过两份由杜保同交来的材料都是分送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等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至于具体是什么材料，内容如何，我则难以记起。为免继续纠缠，我干脆回答“不记得”。第一次“过堂”没能“通过”，接着又来第二次，依然毫无结果。因为我已打定主意，不管他们怎样暴跳如雷，我都不再改口。不过我心里很纳闷，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逼我?杜保同曾经向我说过，他们送的材料，主要是反映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既是这样，这些“审判官”何急之有?以后才晓得，他们是在追问7月间转送的、其中揭露了叶群反动历史的那份“黑材料”的去向，他们最担心的怕还不是萧华，而是担心这份材料是不是落到周恩来的手里了。(这从以后他们对杜保同的诱供中得到证实。)

妻子被迫害而死竟不准开追悼会

张卉中是光明日报社文艺部的编辑，因为受到我的株连，曾被报社“造反联合总部”勾结清华大学蒯大富派来的“造反派”打成重伤，因怕再被揪斗，接受医生的劝告，携带药品逃往外地治疗。她先回到家乡江西九江，以后又到武汉、黄石、南昌，先后在江西、湖北躲过十七处地方。林彪一伙造谣说她带有两箱叶群的“黑材料”，先由中央专案小组的张宏学派光明日报的金春霖(又名金涛)前去追捕，报社“造反联合总部”又勾结谢富治委派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此人在“四人帮”垮台后已畏罪自杀)对她通缉，最后林彪集团又派于新野前往江西追捕。1968年2月23日，于新野在南昌附近的丰城县太阳公社南河大队第一生产队任福国家里找到她，24日被押解南昌，26日又押到九江。因她身患重病，这时被视作“重犯”，怕她死掉，2月26日特用飞机押回北京。先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了几天，2月29日也被关进秦城监狱，和我一样冤狱8年，饱受折磨，1976年4月2日终被迫害而死。姚文元派到光明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莫艾，当时跑到我家里说：不准开追悼会。到1980年2月21日“四人帮”垮台以后，光明日报才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弟弟杜保同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的弟弟杜保同是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所属第四研究院(代号河西公司，地址在呼和浩特市)的一般政治工作干部，只因参与本单位群众组织外调工作中无意间撞击了叶群历史，1966年12月2日被空军司令部宋城、何汝珍等四人在北京天桥红星旅馆里将他绑架，押回单位对他实行“群众专攻”，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因受残酷折磨曾经两度神经失常。

1966年12月2日夜里杜保同被绑架后，即被关押到北京东城西杨威胡同吴法宪私设的监牢里八九天，由宋城、何汝珍等采取车轮战，昼夜审讯，反复逼问整他们的“中央首长”叶群“黑材料”的问题：“穆欣怎么向你们布置的?你们通过穆欣送过几次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穆欣都送给了谁?”逼他承认穆欣是整‘中央首长’材料的后台，还造谣说“穆欣都交待了，你还顽固。”杜保同拒绝回答，逼供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他押回内蒙实行“群众专攻”，继续审问。吴法宪向这帮人“指示”：“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险人物，押回去后要长期关押，要看管好，不许跑掉，不许打死，留着这个人有用。”

杜保同被押送回内蒙的情形，在他向党组织写的控诉信中说：“在押送我上北京站那天，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宋城、宋焕阁、何汝珍指挥，在押送我的汽车到火车站前，他们已早派人站好了岗，监视和押送我下汽车、上火车。在呼市和四院‘迎接’我的是满市、满院的大标语。大标语写的是‘北京专攻机关依法逮捕(笔者按：算得是什么法?完全是‘无法无天’)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杜保同，经内蒙专政机关押送我公司革命群众专政批斗!’并将这一内容每天广播三次，连续广播了三天。”

“我被关押在一进四院门口里边岗楼的后边那三间大房子里，里边没有住人，没有生火，看押我的同志找来一个火炉子。可是，就只门外一堆碎煤，也没有木材，我实在没有本事生着火，就靠着给我的皮大衣、皮褥子和一床被子坐坐、躺躺、躺躺、坐坐。我这个‘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熬过了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每天黑夜我总盼着天明，夜间屋里冷冰冰的，全靠自身的热量温暖着身子，夜实在是难熬呀!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熬过了一个多月。把我关押在那里的第一天晚上，警卫连长、排长、带班的都去看我，给我规定了纪律，去厕所必须先大声报告，得到站岗的同志许可后，方可去厕所，夜间不准出门，如果不听命令，岗哨有权开枪，因此晚上解手只好在屋里。由于长时间挨冻，我被冻病了，也不准我找医生治疗。脚被冻坏了，腿冻成了关节炎。现在一到冬天脚就冻，关节炎也一直治不好。

“把我押回来不几天，大概12月20日左右，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又亲自来呼市看了我和邢鉴等10几个同志的档案材料，又进一步策划、布置对我们进行迫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抄查整叶群‘黑材料’的‘1·20’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鉴五位同志毒打后，送进了监狱，打伤了许多同志，有的打伤致残，又抄了150多个同志的家，以后又继续对邢鉴同志专政11个月，抄了5次家。”

“以后，吴法宪就来电话和信指示要对我严惩，叫狠狠的整我。结果有半个来月时间(这时我在东门十四单元三楼五号关押)，每天晚上10点以后把我拉到办公楼，推到一个小房间里，摘去我的眼镜，先是审问，然后就是七八个人上来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得我满脸是血(走时还逼我去厕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经常腰痛。头被打得脑震荡，搞得我头痛脑胀，精神时常错乱。当时搞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曾想到过自杀。但在关押我这个房子里我找不到机会，因薛伟民、梁贵全同志每天都在屋里不出去。外屋还有看押我们的人。有一次让我替薛伟民去打扫大楼，打扫大楼的用具都放在办公楼一楼西头梯楼底下那间小屋里。我进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屋很背，没有人来，多少天产生的自杀念头又来了。仔细看了一遍，就决定电死，我就把灯打开，把灯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触电时，思想上复杂极了，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是叛党，成了反革命吗?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年迈的老父亲，还有4个孩子，我这样死了，他们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吗?同时我想到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问题再大也会搞清楚的，死了反而复杂了。我还想一个共产党员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轻如鸿毛。我这样自杀不是比鸿毛还轻吗?结果我在那哭了一个来小时，下定决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挺过去。”

他们把杜保同押回呼和浩特市，继续对他逼供，残酷迫害。“九大”以后，有一次追问杜保同有关叶群的材料送给了谁的时候，竟然诱供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给他，你讲了也不要紧嘛!”九届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十分明显，他们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前引林彪给吴法宪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整她(作者按：指叶群)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在吴法宪给宋城等人的“指示”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留着这个人有用”这句话。杜保同只是一般干部，他们从北京押送他回内蒙，竟然如此“戒备森严”，联系林彪一伙指示于新野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跑到南昌追捕张卉中这样的一般干部，还破格用专机并配备医生(因张有重病，怕死掉了)押送她回北京的情景，以及当时于新野等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人马不断地在光明日报社对面北京劳动保护馆，同报社“造反联合总部”某些造反派头头频繁开会密谋的情形，固然显示他们对于叶群历史问题曝光的恐惧，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准备借题发挥，正在暗中酝酿、策划着某种重大阴谋。只因突然发生“九一三”事件，致使这一阴谋流于破产。

因杜保同受迫害的“罪行”，就是说他整了叶群这个“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由林彪死党吴法宪挂帅、林立果“联合舰队”四员大将逼供，是众所周知的。林彪、叶群叛国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后，叶群已经折戟沉沙，吴法宪那一伙都已被囚，‘河西公司’那批一直迫害杜保同的“造反派”已经成了“职业杀手”，他们整人成癖，一个个都变成了迫害狂，到这时候，对杜保同还不甘心撒手，妄图继续把枷锁套在他的头上。在吴法宪已被抓起来后，他们还去北京找他“调查”杜保同的“罪行”，结果被空军司令部顶了回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

八年冤狱结束，1975年5月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小组跟踪又追到医院里纠缠。时间又过了四年半，专案组换了三茬，最后转到报社。1978年末中共中央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三令五审，严令各级党委立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但我的平反结论仍然一拖再拖，直到1979年12月中旬，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在参加一次会议听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如对本单位冤假错案顶着不办，不予平反，将要追究该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才匆匆忙忙地立刻从会场里打电话回报社来，叫专案组迅速给我作出平反结论，这才于1979年12月15日为我和张卉中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

这份题作《关于穆欣同志的复查结论》中，推倒江青对我的诬陷，“撤销中央专案组办公室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结论”，给予彻底平反。其中写明了林彪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形：“一九六七年七月间，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过穆欣同志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十月份，训练班教官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要吴法宪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发现杜保同转送过材料，怀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将杜保同、穆欣、张卉中同志拘留审查，进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关押期间，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家属、子女及亲友也受到株连。”“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中央规定办理。”

同时，也给张卉中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结论里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张卉中同志被殴打重伤，九月一日回原籍治疗，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叶群妄加穆欣同志整叶群的‘黑材料’，张卉中回原籍是替穆欣转移‘黑材料’的罪名予以追捕。”张卉中没有看到这个彻底平反的结论，已经含冤病逝。198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社为张卉中举行了追悼会。

杜保同只是无意间揭了叶群的疮疤而蒙冤多年，迟至1979年11月14日，中共七机局党组才作出《关于杜保同同志的决定》，对杜保同的冤案给予彻底平反。结论中写明了杜保同被迫害的经过：“杜保同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为群众组织通过其兄穆欣向党中央递送过在调查四院一位领导干部的问题时，无意中发现林彪死党叶群在国民党‘战地青训班’受特务训练的情况的材料，竟被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以及‘四人帮’在内蒙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吴某等人给扣上‘反革命坏头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五·一六分子’等罪名，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夜，由林彪‘联合舰队’何汝珍等人，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抓捕了杜保同同志，并押送回河西公司继续审查。……”

1971年“九一三”，叶群随林彪一伙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又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将这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和“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叶群永远开除党籍。(江青则在198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终以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林彪死党吴法宪也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1980年12月1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公诉人孙树峰在《对被告人吴法宪所犯罪行》发言中揭露：

一九六六年十月，为了掩盖叶群在国民党青训班的丑恶历史，林彪亲笔写信指使吴法宪组织假调查。制造伪证，美化叶群的历史是“白璧无瑕”……

吴法宪被判处了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被永远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作恶的坏人都逃不脱国法的惩处。历史是公正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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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夜闯西花厅“逼宫”

  2009-06-18 13:38:20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66 条 手机看新闻

  1972年，由于林彪集团已经被瓦解，江青的势力迅速窜起，当时她已经身兼中央文革小组数个职位，而且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共高层元老在文革中纷纷被打倒，气焰正盛的江青集团开始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起进攻，上演了一出大闹总理府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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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他们加紧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以架空毛主席，达到相机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狂妄野心。

  江青一伙惯用的阴险手法就是无中生有，诬陷他人。他们借护士“放毒”，抓身边“坏人”，制造搅闹中央政治局、“逼宫”周总理的政治事件。笔者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现将有关内情予以披露，保存一段珍贵资料。

  江青擅自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议事”，她诬指护士赵柳恩要毒害她，命人摘掉她的领章、帽徽。周恩来板起面孔，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

  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总理刚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专横地对周总理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交代同伙，还有她的‘后台’。”这时，从会议室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周总理对大家说：“先把情况搞清楚，我看先由汪东兴主任去找小赵谈谈，要她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叶帅说：“我看也是，先由汪主任找小赵谈谈，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审’也不迟。”汪东兴表示：现在纪登奎正和小赵谈着，还是看他谈的结果如何?需要时我再去谈。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她满脸泪痕，伤心地说，汪主任，你还要我谈什么呀?刚才我已经向纪登奎同志都谈过了。

  汪东兴劝小赵不要哭了，冷静下来，把这次用安眠药的经过，详细说说。

  赵柳恩抽噎地对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总理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

  江青指着赵柳恩等尖叫起来：“他们三人(指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串通起来毒害我，对犯罪的人应当审问，不叫谈话。”

  叶剑英说：“今晚在座的是七位政治局委员，还是谈话妥当，首先让他们讲清情况。”

  汪东兴表示：“同意周总理、叶帅的意见，不能用审问的说法，还是集体谈话为宜。”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着说：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无奈，又出了个主意：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该是周总理服药的时间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请服务员进会议室送开水的时候，顺便把药带进去。不料服务员异乎寻常地说：“我要去准备夜餐，你自己送进去吧!”

  张佐良不得已，只好自己轻轻地开门进去，手里举着小药瓶，他想让江青看看我是来给总理送药的医生，免得她见了不太熟悉的人又生出什么事端来。

  当张佐良走近会议桌时，江青阴沉着脸装腔拿调地问：“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张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江青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别想从她眼前溜掉。张医生只好赶紧把药递给总理服下，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他心情惶恐地如坐针毡，不一会，冷汗就把内衣湿透了。

  周总理吃完了药，谈话开始，总理用手指着对面的椅子说，你们坐下来谈，不要紧张，主要说说“出事”的经过。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又厉声喝叫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

  “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个事先商量过没有?”江青紧迫不放。

  有点骨气的赵柳恩，这时抬起了头，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江青见赵柳恩敢顶撞她，拍着茶几就跳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朝门外使劲吼叫：“来人哪!”

  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站在一旁。

  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住手!”就在这一瞬间，早已不耐烦的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的行动，挥手指使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这时总理也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厉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平常，周总理总会给江青几分面子的，今天的情形不同，江青的言行太过分了，看样子，总理已忍无可忍了。

  沉静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事实已很明朗，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江青又转换话题，更加无理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她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江青点名要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到她身边工作，小许哭了：“不去!不干!”高振普打电话告诉她：“总理在等你。”许奉生进见江青后出来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的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能迁就的问题，周总理总是让她几分。总理离开会议室，走进电话间。卫士高振普跟在身边。总理问：“小许在哪里?”高振普答：“她在西花厅。”总理又对高振普说：“是江青同志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说完他又进了会议室。

  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很紧张地问他：“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什么。”“那你半夜里来电话干什么?”“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这不指名的“她”，小许已知道是指江青，但她未在意，认为是高振普同她开玩笑。当高振普说：“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要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她这才断定是真的，马上哭了，从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声音。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他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随手轻轻地关上门，仍退守在外面。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高振普走过去问她：“怎么啦?”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的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真没想到，凉水洗脸，除掩饰了小许那不快的表情，还免除了以后的不幸。

  江青：“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叶帅：“又出新招”

  周总理再一次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又说，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七个人先后向东会议室走去。叶剑英、汪东兴走在最后。叶帅说：“又出新招!”汪东兴：“情况不明，不好说话。”叶帅：“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无法表态。”

  进入东会议室，六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什么颐和园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

  服务员进来报告总理，说夜餐准备好了。总理吩咐送进来吧。每人一碗挂面，一盘小菜。只有叶帅不吃。总理问叶帅：“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还不饿吗?”叶帅说：“不饿，就是想睡觉。”

  江青边吃边对叶帅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所谓“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她说，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要把这些军代表请出去，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无中生有，莫明其妙的事情。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叶帅：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说：“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的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散会以后，当走到17楼东门口时，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进入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叶帅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她的矛头是对着汪主任和我的。她诬陷身边的工作人员，又诬陷颐和园的军代表。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说，事情来得突然，我们没有精神准备，但也没有匆忙表态。向主席讲讲是必要的。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汪东兴说，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我一个人怕说不完全。

  几天后，周总理陪同主席接见外宾，汪东兴在外屋。周总理问谈了没有?汪东兴说没有谈。如果主席今天精神好，我们一起跟主席谈。结果周总理陪外宾回钓鱼台继续谈判，又没谈成。

  过了几天，汪东兴见毛主席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主席报告了这件事。

  毛主席听完后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向总理、剑英和你们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顶得好。”

  主席又说：“你们要项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毛主席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指示，汪东兴报告了周总理和叶帅，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以后与江青一伙的较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3年6月11日深夜，江青一伙事先不打招呼，就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江青诬称：她身边有坏人，要把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抓起来。汪东兴说，人不能抓，你不想用他们，我可以把人带回去

  1973年6月11日晚，江青在她住地钓鱼台11号楼，看外国电影《红与黑》。这天，经常陪她看电影的康生未来。江青让警卫周金铭给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请他们来看电影。张、姚的秘书接过电话后，很久也不见张、姚到来。江青发起火来，要小周再给张春桥打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回答“首长看过了，不来看了”。

  江青悻悻地只好独自一个人看。影片放映到一半，她忽然很生气地站了起来，乘车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居住的钓鱼台9号楼。

  江青在楼内与张春桥、姚文元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才与张春桥、姚文元走出楼门。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在事先根本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就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

  这时，周总理还没有入睡。

  江青一进门，就对总理说：“我身边有坏人。杨银禄、周金铭都是坏人!他们是汪东兴的人!”江青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周总理把他们让进客厅，没有说什么话，嘱咐他的身边警卫张树迎招待他们，并示意张树迎不要告诉江青他们说总理出去了。

  周总理乘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住处。

  汪东兴刚结束手头的工作，服了安眠药，下楼准备睡觉。值班秘书孙守明来告诉他：“总理来了。”

  汪东兴赶紧回到办公室见总理。

  “他们现在到西花厅去了。”总理第一句话这么说。

  汪东兴问总理：“出了什么事?”

  总理说：“江青说她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

  汪东兴对总理说：“又是江青在捣乱。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有什么罪状?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些人归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带回。”

  总理说：“你去，我来说，你来处理好不好?”

  汪东兴上了总理的汽车，和他一起回到了西花厅。

  江青见总理和汪东兴一起走进客厅，大声说：“哦!原来总理去搬兵了啊!”

  周总理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汪主任反映。”

  江青大声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他们要害我，用安眠药害我。杨银禄存心气我，我的事他压在那里不办!”

  张春桥、姚文元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听任江青吵闹。

  江青站起来继续吼叫：“非把他们抓起来不可!”

  等到江青叫嚷得差不多了，汪东兴严肃地表示：“不能随便抓人!”

  江青怒目相视地对着汪东兴：“你要怎么处理?”

  汪东兴：“根据事实处理。这些人当时推荐到你那里工作，都是从机关部队选调的优秀干部。现在你不想用他们，我马上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江青：“请总理再选派一个人保卫我。”

  周总理：“还是由汪主任选派吧。”

  汪东兴：“我那里没有合适的人，派不出来。”

  说着，汪东兴转身走出客厅。出了西花厅，他就叫周金铭上了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回中南海南楼。

  凌晨三点多钟，江青一伙继续纠缠，不肯离开西花厅。

  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围拢到汪东兴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大家都干不下去了!厨师程汝明激动地说：“江青这个人，不配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护士赵柳恩说：她不是好人，是个野心家

  在回南楼的路上，汪东兴问小周：“人家要把你抓起来，什么事呀?”

  小周还没有说话，就哭起来。他流着眼泪叙述了江青要他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看电影的事。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他在江青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多年，一直是兢兢业业地执行着警卫任务，想不到为什么江青竟然要抓他。

  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安慰周金铭：“你不要哭了，先在我的办公室休息，等我去钓鱼台安排一下，待接回杨银禄，一起再谈。”

  小周一脸诧异：“还有杨银禄的事吗?”

  汪东兴一面向外走一面说“人家要抓你们两个人呀!”

  汪东兴驱车来到钓鱼台11号楼。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江青还未回来，都仍然等在那里。

  汪东兴先同杨银禄谈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他一听就火了，话没说出来，也委屈地哭起来了。汪安慰了他。

  正当这时，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围拢到汪东兴身边。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也很气愤。

  他们七嘴八舌对汪东兴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请你另外派人，我们不干了!

  厨师程汝明激动地说：“江青这个人，不配作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护士赵柳恩说：她不是好人，是个野心家。

  这些和江青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此刻毫无顾忌，倾诉他们长期积压在内心的愤懑。

  汪东兴着眼大局，再三劝慰这些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他们才平静下来。

  清晨六点半，汪东兴和杨银禄同车离开钓鱼台11楼，回到中南海。汪东兴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件事处理的情况。

  上午九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告知汪东兴：“他们(指江青一伙)已经回去了。”

  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总理一直陪着坐在西花厅不肯走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折腾了整整一夜不得休息。

  其实，江青他们明明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是做完膀胱肿瘤手术(1973年3月10日)才三个月的危重病人，他们不仅不体谅，反而以这种极不寻常的卑劣举动，妄图整垮周恩来，达到由他们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她不需要警卫人员，不要再给她派人了”

  汪东兴接完总理的电话，他怎么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还在休息，他一直坐在外面等到下午两点多。

  汪东兴把夜里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汪东兴说：“那还有两个呢?”

  “还有哪两个?”主席问。

  “张春桥、姚文元。”

  “这还了得!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

  主席看汪东兴一时没有答话，又解释说：“逼宫，就是要总理交权。”

  汪东兴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

  主席沉着脸，接着说。

  他又问：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现在正在睡觉，准备先让他们回团部。过几天，我再同他们谈谈。我打算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五·七干校锻炼一阵再回来分配工作。看主席还有什么意见?

  主席说：“我看这个办法好。江青那里不用再给她派人，她不需要警卫员。”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汪主任，不派警卫员不行啊!我出门没有警卫人员保卫怎么能行呢?”

  “现在没有人啊!找不到人。我这里的人都不合适。”汪东兴拒绝了她。

  “你不要这样，你的态度不好!”江青又有点火气。

  汪东兴说：“我态度不错，就是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江青无可奈何，转而又问：“我那两个人你怎样处理的?”

  汪东兴回敬她：“照主席说的办。这个你就不用劳神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武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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