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哪个公园有红叶:80后的怕与爱

中国青年杂志
你以为80后的人都喜欢读玄幻吗？都是郭敬明与韩寒吗？不然。他们的世界显然不是那么单调，他们的智商像前辈一样厚实，性格上，他们更独立，他们面临着比前辈人更多的社会现象，他们有着更多的选择。
他们不再单纯地听从被给予的指令，他们以大写的“我”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在家长、老师、同事与领导眼中，他们是什么，该如何，都不重要。他们的怕与爱都来自于内心的真实感受：你们做的，我也会做；你们不敢做的，我也会做！
他们这些那些……就像青春，青春都是相似的，却又不一样。
故事：充满惊喜的日子才精彩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莹莹，1984年12月生，魔羯座。
生命中至爱：自己与父母，亲情。
生命中最怕：生命被定局，不再有惊喜。不喜欢当公务员，不喜欢任何一眼可以看到老死的工作；喜欢变化，即使漂泊不定但总有惊喜。我爸妈很担心我这一点，他们笃定地说，等我结婚生孩子了就不会这样，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但我觉得我会一直“死性不改”的。
莹莹长着一张精致的娃娃脸，成熟的微笑时而穿透娃娃脸让人觉得她其实不小了。
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剧专业混了四年，读书无数，写字无数，正积极打入编剧圈内部。原先，做枪手，没有署名权，千字100、200元的低价位，逐渐地，水涨船高，价码提高了，署名权也有了。大四，立马要找工作了，但她不着急。“先多写几个本子吧，没有工作经验，也找不到影视公司。另外，编剧行业比较特殊，即使没有固定公司呆着，如果写出名了，只接活就行。”
她像大多数文艺女青年一样，抽烟，化淡妆。在她脑子里，很多东西漂浮着，呈不定型状态。第一次恋爱，大一的圣诞节，跟一个落单的男生出去玩，火花被点燃了。他很优秀，读过很多书，有远大的理想，他身上有她没有的东西，她爱上了他口中的“萨特”等名词，她爱上了恋爱本身。“真的很投入地爱了一次，这些恋爱结束后，有过一些零星的暧昧，却没有那种投入感了，或许是因为没有遇到更好的人，或者是很难再投入了，分合都无所谓了，没有大哭大喊激动的感觉，只是觉得人生太长太寂寞，总得有个人陪。”
与异性的感情相比，她更看重亲情。在她眼里，母亲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传统女性所有的优点：忍耐、勤劳、智慧与“帮夫狂”……想到母亲从小把她和姐姐带大，种种辛苦，她就觉得自己应该很努力地去挣钱：经济很重要啊，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自由，就没有资格过自己要过的生活。
大一，她就开始努力为杂志写稿子，尝试去接剧本写。第一次挣钱是写剧本，挣了2000元，她把这钱全部交给了母亲。“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挣到的第一笔钱要全部给父母，于是我把这些钱都交给妈妈，妈妈又还给我，她说这是你这两个月的生活费。”现实教育比课堂教育对她来说更重要：小时候，父母的收入很不稳定，她看到了大人的种种艰难，她从那时就认定学历很重要，但在社会上打拼更重要。
“在高考的时候觉得这年头，没有念书就像古代的人出身不好一样，会被分成三六九等。现在看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很多并没有高学历的人照样混得很好，而学历高的人反而被学历连累，期望值太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其实，学历能证明的东西还真不多，没有人可以给你承诺：念了研究生、博士你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更丰厚的薪水。过于崇拜教育其实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盲从性。我邻居一个清华的姐姐在家里跟她外婆对骂，我妈非常愤怒：‘清华的学生怎么能这样？’清华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这样？教育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很多时候扬长避短比取长补短更重要，人是不可能完美的。”因此，她决定不考研了。
记者：你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莹莹：当编剧，我喜欢比较自由的工作。希望以后的收入可以中产吧，“中产”似乎比较好听一些。常听人说，幸福美满的生活是：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动，享下等情欲。
记者：以后会一直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吗？
莹莹：不一定。可以城市呆呆、农村呆呆，厌倦了就换。我喜欢城市里的繁华，俗热的烟火气，也喜欢把自己关起来，没日没夜地看自己喜欢的书、睡大觉、胡思乱想。我相信“环境改变生活”， 我喜欢变化的生活，喜欢变化的环境。
记者：相信理想主义吗？
莹莹：理想主义？这么形而上的问题……可能我更愿意换种说法，理想主义就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记者：相信爱与灵魂吗？如果不信，你相信什么呢？觉得什么精神状态是永恒的？
莹莹：我相信。关于“永恒”我喜欢这么一个说法：大部分行星都有返回到原来位置的公转周期。人也有一定的周期——2500万年。从现在起，过2500万年，会重新经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重新遇见以前相遇过的人。我喜欢轮回的说法，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圆——走到终点，回到原点。
保持从容的生活态度
采访-本刊记者 蒋晔
小马，1982年11月生，射手座。
生命中至爱：思考。
生命中最怕：有一天老了，脑子白痴了，连累别人。
小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CBD的一个豪华办公区，他的办公室里禁烟，在工作的间隙，他时常到吸烟区点上一支，玻璃窗外浮现的人群即刻被童年情景替代。
那是山西吕梁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四面环山，村对面是煤矿，村背后是荒山。乡村的生活安静与简单。9岁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生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出生在一个四面环山的村落，他有没有可能是父母捡来的孩子……他一个人坐在长满草的小山坡上一边看落日一边想。想的答案是：他终究会不属于他出生的地方。
上大学前，他不知道有社会学这个学科，他想这个学科一定比较特别。“去学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专业一定很有意思，而且在字面意思上，和社会有关的应该和现实有关联。”随后，他考取了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
2005年，他大学毕业，很迷惘，想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经导师的推荐，他去了英国利兹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在英国一年半，他上学、游历、打工、在自己的家里开沙龙，很自在，但心灵上比较漂泊，总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于是决定回国。
在北京做影视的朋友帮他投了简历，回国后面试很顺利，于是，他成了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这时，熟练的英语与社会学都在工作中都帮了他很大的忙。好英语使他可以随时地浏览国外媒体的网站，及时有效地获取所需要的资讯。社会学专业的背景使他更关心流行背后的各种动力，以及随之出现的大众消费心理、群体认同、社会地位区别等。
他思考过的问题很多：人的理想该怎么实现？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还有人生终极的生与死。
“后来，我发现理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曾很矛盾，曾经想过自杀，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人的终点是死，却还要活。后来想明白了，虽然终点是死，但需要你活这么些年来完成向死亡彼岸的过渡，所以从容地活就好了。”
决定“从容”的生活态度后，他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不太介意了。“所谓理想就是说它和现实永远存在距离，否则就不叫理想了。但只要有机会，我就可以努力向目标走近。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步骤，比如，我先实现在北京工作，又实现了在媒体工作这样的工作方式，以后，看自己能遇到或创造什么机会，如果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到自己最理想的职业上去，如果没有，也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对我而言，理想能实现是一个很运气的事，实现不了是很正常的，毕竟生活里还有很多事都可以做。其实职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仅解决吃饭问题，关键还是看你能不能保持一种自己理想的生活态度。”
小马看上去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一些初次见他的人都以为他是70年代出生的人，而熟悉他的朋友知道，在他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热诚与灵动的心。
记者：你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小马：做政治评论员。但现在还没有机会实现。
记者：想清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后，你还相信理想主义吗？
小马：相信有理想，但不信理想主义。在我看来，理想主义和偏执狂或妄想症没什么区别，或许错的不是理想主义本身，而是那些有理想主义的人们。
记者：相信爱与灵魂吗？如果不信，你相信什么呢？觉得什么精神状态是永恒的？
小马：不信，但我希望爱和灵魂永恒。我相信佛家的宽容和从容，这是我相信可以永恒的精神状态。
记者：你推崇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小马：我推崇人要先理智地面对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讨论理想和情感。其实个体无论如何都逃不脱外部环境对你的控制，所以理解现实的社会问题或现象，对理解个人的命运很有意义，说白了，每个人活着最终无非就是要明确自己命运的意义。
采访-本刊记者 陈亦佳
伏淘，1980年白昼最长的那天出生，巨蟹座。
生命中至爱：家人。喜欢真诚与信任的感情。
生命中最怕：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伏淘喜欢穿仔裤、T恤、背靠背的球鞋，但进了办公室，西服革履是伏处长的标准扮相。一本正经甚至老气横秋的正装是他掩盖年轻的“暗器”。
2002年，大学毕业的外省青年伏淘分配到了某部委，成了公务员。“实习期工资800元，熬着等转正。转正后，全部收入加起来只是1300元。和去思科、华为的同学比工资，连他们的零头都不够。北京房子也贵，日常消费也高，真不知道怎么生活。未来，一点儿希望都看不到。”一度想考研究生，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可翻翻报纸都是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的消息。风险太大，还是放弃了。
辗转反侧了很久。眼前只有这个工作，先立足于此吧。想到自己只有22岁，有青春还怕什么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拼命地琢磨工作。和同事搞好关系，多看多听。能做的大小事情，每件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伏淘一再强调自己没有窍门，全靠拼命。一年后，单位竞争上岗，伏淘当了副科长，干了两年，去掉了“副”字。现在他到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处，成了处长。“这是一个金融控股集团，都是重新组建的，缺人才，有无比多机会。”
“当公务员的工资连给车加油都不够。”2004年，他和同学搞了一个咨询公司，针对特定客户处理案件，主要是离婚案件的财产分割。这样的案件收入不错，他因此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第二个公司是一家食品公司，生产膨化食品。“因为我老家的朋友有生产膨化食品的技术，北京的市场又是无穷大，所以我们就合作开办了这个食品公司。食品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产品是要给人吃的，国家监管得非常严格。有卫生、环保、质检、工商等诸多部门监管，需要办理一系列行政许可手续，这都由我一个人来做。”
本职工作提供了荣誉感和责任，自己公司收入提供了房子和车。2003年买的房，2005年已还清了房子的贷款，去年把车送给了老爸，自己又买了辆帕萨特领驭。
伏淘不喜欢学习，却一直努力学习着。“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信念支撑他认真读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法律专业。2005年自学通过司法考试，有了律师资格。因为职业的关系，现在又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上金融学研究生。
25岁那年他结了婚，新娘是工作后认识的大学校友，一个漂亮的刑警。在这个大龄未婚青年遍地的城市里，早婚似乎有点落伍。“也想扛着不结呢，但后来发现我还是倾向于婚姻的。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大家只能和爱人、家人相互依靠，互相在对方的信任和关怀中取得力量。在外面受伤了，有一个港湾可以依靠。如果在外面不被信任，在家里又算计，活着就没有意思了。我相信充满激情的爱情，但爱情转变成亲情的感觉更踏实，亲人，多么美好的字眼。目前两人世界过得很愉快，暂时不打算要孩子——从内心来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孩子。”
换回仔裤、T恤、球鞋的他喜欢和同事去KTV唱歌，同事们是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他和比自己大的人更投缘，“每天除了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同事在一起，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帮助。互相算计、穿小鞋、为一点蝇头小利弄得人心惶惶，太没劲了。这样的团队没有凝聚力，也不能开心的工作。大家都把内心包裹在铁桶内，这个世界很可怕。”
初春的时候，伏淘自己开车100多公里去了盘山。飞驰在路上的感觉很好，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更好。“我是80年代生人，我们的特点就是工作拼命，挣钱拼命，玩也拼命。用100%的力气去拼命生活。”
记者：相对于精神生活，物质在你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伏淘：物质当然不是人最重要的东西。但我靠自己的努力赚了不少的钱，收入可以从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我的能力和勤奋。
记者：想到过死吗？怎么看待人的生与死？
伏淘：每个人都必然会面对死亡，希望正常死亡以前，能为亲人和朋友多做一点事情。
记者：如果给自己一个定义，你会怎么评价自己？
伏淘：努力。再努力一些。
理想造就动力
采访-本刊记者 陈亦佳
郭亮，1980年3月出生，双鱼座。
生命中至爱：亲情和友情
生命中最怕：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用一个词概括80年代人：艰苦奋斗中寻求创新。诚恳、追求上进，始终不满足当前拥有的东西，有时候太过于自信。
郭亮和妹妹是龙凤胎，他比妹妹大半个小时。和活泼好动大大咧咧的妹妹相比，小时候的郭亮瘦瘦小小、腼腆安静。高中他爱上排球。排球水平节节攀升，他的个子也节节攀升。1.85米的他成为首都体育师范学院大一新生。
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恋爱，在他看来，那个女孩非常与众不同，特别可爱。和通常的大学恋情一样，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后来的感情经历他不再谈起。“我不是一个容易忘情的人，不是一个轻易背叛爱情的人。当真爱来临的时候，我必须珍惜。”
四年大学，得了很多奖。毕业的时候他顺理成章会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生活像一壶开水，渐凉，连一个新的气泡都不再出现。他选择出国，以更高的学历让生活沸腾。
先是到了爱尔兰，后来转到了以体育著称的英国拉夫堡大学，学体育休闲管理。
在国外的时候，很少打电话回家。偶尔打个电话，母亲会嗔怪他是个“不念家的白眼狼”，然后拿着话筒细细说家里的琐事，一个小时都放不下电话。不想让他抽烟，可还是给他远隔重洋寄好烟，把小包装拆去，满满装一大盒。
母亲不知道，在他乡的月光下，有多少次，郭亮拿着家人的照片，默默地看很久。
出国前想过留在欧洲打天下，可三年后一拿到学位，郭亮选择回国。“当飞机将要降落在首都机场时，有些感动。这个城市里匆匆的人群，他们的压力和艰辛，和我在国外的这三年所经历过的，没有什么不同。”
回国以后，没有做“海带”(留学海外，待业中国)，良好的留学经历和优秀大学的学位让他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赛车体育公司，从事体育赛事运营。
他的工作流水账：“1月15日，正式上班，工作和所学知识吻合，很欣慰；2月13日，回家看望家人；2月19日，转道香港、约翰内斯堡抵达德班，在南非出差；3月1日，返回北京；3月9日，到达上海，忙碌于A1赛事运作。”
“工作比较辛苦，但是可以积累工作的经验，这让我在困苦中找到了快乐。”
27岁生日那天，妹妹在故乡乌鲁木齐平静地生活，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荣升舅舅的郭亮忙碌在千里之外，依然单身。
记者：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郭亮：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在一个中小城市，譬如爱尔兰的高威、中国的珠海，安静、悠闲地生活。
记者：物质在你生活中的位置？你对金钱的需求度是多少？
郭亮：宝马、奔驰虽然只是物质的显示，但它代表理想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当然我也不需要太有钱，容易脱离社会普通人群。满足生活、娱乐的需要就可以。
记者：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工作状态满意吗？
郭亮：具体工作就是赛事的组织、宣传策划、赛事赞助。需要和赛事相关的政府组织、赛事推广公司、新闻媒体方面的人打交道。因为可以用上在国外所学的专业，可以接触不同行业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很喜欢。理想的工作应该是拥有自己的公司，忙碌的工作，悠闲的假期，中上水平的收入。
记者：你相信理想主义吗？怎么理解理想主义的？
郭亮：相信，理想造就动力。impossible is nothing(没有什么不可能)。
采访、整理-蒋晔 陈亦佳
◆晓晓(1987年生，学生，乐队歌手)：
冲突。人格上传统情结与反叛意识的冲突。有人选择了放逐自我的反叛道路；有人选择了传统，但心里矛盾。
◆卷岛(1980年生，记者)：
惆怅，徘徊的一代人。
◆小蓝(1983年生，公关经理)：
这代人很具有冲击力。
◆泠泠(1981年生，编辑)：
我们还是很有理想主义的。
◆龙飞(1982年生，网管)：
浮躁、不负责任、逃避、幼稚、自私、自我、不现实。
◆墨墨(1980年生，公司职员)：
我们该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要发展出自己的道路，但我还是想回到1980年代的生活中去。)
◆双双(1989年生，学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积极向上，为了自己！
◆张靓(1985年生，食品卫生研究员)：
我们生不逢时。
我们怕的，我们爱的
◆晓晓：我最爱温暖的感觉。生活无常的本性很是无情，人与人之间偶然交会或许能带来温情的感觉。我有时甚至认为，人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不断得到这些温暖的体验。对邂逅这些暖意的等待，使人愿意活下去。
我最怕的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比如断手断脚失明失聪之类。没有歧视残障人士的意思，只是就我的个人具体情况而言。我个性太过独立要强，又坚持相信人本性里的疏离与自私，所以无法想象我成为一个或几个人的附庸甚至包袱的那种生活状态。
◆卷岛：“至爱”不好说，现在只觉得生活中离不开网络；最害怕的是付出了很多，却没有答案。
◆小蓝：最爱亲人、爱人、朋友；最怕孤独渺茫，没有目标和方向，老的时候无依无靠。
◆龙飞：开始不相信没有什么不可缺少，一切真心就好。最怕没有孩子，没有能力供养家庭。
◆双双：我觉得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最重要；最担心父母生病，而我远在他乡。
◆张靓：爱家人和朋友，也爱钱，有钱就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最怕贫穷。
综述
“不是我，而是风”：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
文-吴志翔
每一代人的手里都有过一手好牌，那就是他的青春。但并不是每一手好牌都能打出最大的价值，很多时候，好牌砸在自己手上了，或者干脆就自我牺牲成就了别人。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梦想曾经被人造神话和宏大叙事的光焰所覆盖，70年代出生的人，则始终在类似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之类的永恒二元张力中受到撕扯，备感焦虑，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青春已飘然远去。
刘小枫在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里写道，他们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最终却幻灭于理想的脆薄和不可靠，受伤于从伪神圣中生长出来的蛮横和无理，转而开始珍视每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发出的“怯生生的呼唤”。而当80年代生人登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巨大“秀场”时，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必要的清毒过程。很多过于玄虚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障碍被沸腾的生活蒸发了。可以这么说，80年代生人不必再经历那种身心、灵肉的拉锯战，可以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的怀抱。他们似乎不再愿意加入任何与“伟大”有关的行军方阵，不太可能被某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所诱骗了。
他们怕诗歌朗诵。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含着眼泪的抒情，那牛犊子般的温柔，曾经被视为美的大本营，如今却会让他们汗毛直竖。在慷慨激昂的高调抒情与口齿不清的低声呢喃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他们几乎偏执地认为，类似于诗朗诵之类的东西，无非是用一种真善美的姿态来贩卖假大空，所以反而会得到一个“恶心”的评价。诗朗诵以及一切显得无比真诚的文艺腔，都不再能感动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被煽情，不会被感动，只不过那种煽情或感动的根源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台词”，而只是更切身的个人遭际，比如眼见某位自己喜爱的选秀歌手被淘汰，他们就会哭得像个泪人。在哭泣时，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变得更崇高了，变得真善美了，因为眼泪不复是精神性的，哭只不过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生理现象。
他们怕没有个性。在这个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匀质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每个渴望引起注意、想要获得发展空间的人，都需要拥有鲜明的身份识别标志。这其实是一种生存策略，不使自己淹没在滔滔人海中。一个人可以没有德性，但不能没有个性。自卑的人努力追求与别人一样，自信的人则强烈希望与别人不一样。80年代生人是个从小就被告知即使一无所有、一无所长也要自信的群体。没有自信也要装出自信。所以他们说话习惯于去掉那个“们”字，他们说话更喜欢“我”字打头。“我行！”“我能！”“我可以！”“我选择，我喜欢！”“我的地盘我做主！”当然，像染黄毛、穿酷装、纹身之类的身体修饰属于很小儿科的玩意儿，玩街舞、玩滑板、玩攀岩、玩角色扮演、玩Cosplay、玩视频、玩游戏、玩赛车……这些时尚相对有点“技术含量”，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个性化生存发展到极致往往就是沉迷于“恶搞”，从“一个馒头”到“后舍男生”，那铺天盖地的恶搞和戏仿当然是为了好玩，但同时却也折射出这些聪明的80年代生人本能地懂得，想在这个秩序化的社会里赢得一个冒头的机会，需要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在覆盖着他们的庞然大物上面下蛆，制造漏洞，孳生缝隙，获得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线阳光。
他们怕冷落身体。身体曾长期被精神殖民，伴随着身体美学的凯旋，80年代生人也摆脱了对身体的羞耻感，开始堂而皇之地自恋起来。他们开始用心打理、推销、利用自己的身体。且不说满眼的美女在尽情展露自己的性感，摇曳出无限风情，连“芙蓉姐姐”“天仙妹妹”“二月丫头”以至“Ayawawa”之辈都成了时代荧屏上醒目的镜像，无论是褒还是贬，她们无不因为身体的在场而存在。包括很多男人，也毫无愧色地以所谓“男色”而赢得足够多的资本，如忧郁的“极地阳光”Acosta和满嘴“咩咩咩”的阴柔郭敬明以及大量的“快乐男生”“好男儿”，这些80年代生人的形象代言人，也都半真半假、半推半就地卖弄身体。“你好man！”“你好有型！”之类的赞语也从各色人等嘴里汩汩淌出，“男色消费”几成事实。至于“我裸露，我存在”的很多人，除了别有怀抱外，也以自己的举动向身体禁忌提出挑衅——当然，她们很清楚，在她们以自己的身体意象饲养了无数贪婪眼睛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价值。
他们怕用力过猛。即使面对现实中的丑陋，他们尽量做到不像前辈在二十来岁时那样做“愤青”，宁愿做一个略带几分玩世不恭的雅皮或者嬉皮，这样可以不使自己被愤怒灼伤，又不至于落得个很没有风度的下场。他们比较机灵，明白“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不能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的道理。对于现实中的冲突，他们一般会采取侧避甚至背对的姿态。对于“用力过猛”者，他们的态度是讥讽。但同时他们又要掩饰自己力量的缺乏，于是往往在虚拟世界里以暴力性的语言、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来补偿，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成了或粗鄙或凶狠的小霸王，“街头霸王”“魔兽争霸”也都成了热门游戏。各色“粉丝”的主力军是80年代生人，他们的语言杀伤力曾经令一些缺乏“娱乐精神”的前辈丢盔卸甲，以至于有人惊呼他们已经构成了一种“青春霸权”。
他们还怕什么？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唠叨。怕被逼着进入忆苦思甜的固定程序。但他们又怕一个人郁闷，无兄弟姐妹的孤寂、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环境、竞争激烈的社会，一天到晚面对电脑，总会造成许多孤僻的心理病人。他们怕被时代快车甩下，紧赶慢赶却又怕成为房奴车奴。他们怕失去中心成为一个旁观者，怕与最酷最炫的生活无缘，怕被别人称为老女人老男人，就像他们如此这般地称呼比他们大的人一样。他们怕来自长辈的嫉妒，即便他们自以为比肥腻腻的前辈要更简单更直接。他们怕丧失兴奋度，也许体能还未衰竭就已经失去了很多兴趣。他们怕自己变得太土。他们怕街道太拥堵。他们怕没有前途。他们怕吃太多的苦。他们怕，怕自己前怕狼后怕虎。
80年代生人爱什么？其实，他们所爱的就是他们所怕的反面。他们爱充满谐趣的叙事，他们爱个性张扬的生态，他们爱欲望勃发的身体，他们爱充满娱乐精神的搞笑和调侃……
他们爱感性偶像。试图纯粹以文字打动他们，将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电子媒质对他们而言是极其熟稔的经验，如果一个人不是直接以自己的形象呈现，那他几乎接近于不存在。诗歌什么也不是，除了类似于能演化成公共娱乐事件的“梨花体”。小说什么也不是，除非它可以变成一部由哪位偶像主演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戏剧什么也不是，只有当它成为一个“先锋”的符号时才会成为小众追逐的对象。即便历史也要假道“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解读才能进入视野，即便儒道经典也要经由于丹等人烹调成“心灵鸡汤”才能下咽，即便《红楼梦》也要通过刘心武的另类诠解和“红楼梦中人”等选秀活动才引发兴趣。为偶像而疯狂自古有之，但80年代生人显然把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狂热“粉丝”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让人心惊肉跳。而那些年轻尖锐的热情，他们为偶像流淌的滚滚泪水，常常也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解放，被视为这一代人内心真诚、丰盈的证据，事实上这却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伪证。坦率地说，只有缺乏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才会那样奋不顾身地投身到偶像的怀抱，就像飞蛾扑火一般。
他们爱自己。爱运用拇指。爱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爱奶声奶气地说话。爱用半嘲的口气称别人为老师。跟他们的前辈相比更爱用拥抱表达感情。他们爱说“爱”，一个前辈们可能鼓足勇气也无法当众说出口的词。当然，他们的偶像韩寒说，爱是拿来做的，而不是拿来说的。但是没办法，尽管他们觉得像齐秦那样嚷嚷“我的爱情宣言”是多么老土，他们自己也还是会咬牙切齿青筋毕露地嘶吼——“死了都要爱”。
我忽然开始怀疑起来，80年代生人的怕和爱，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坐在我办公桌前面的两个人，都是80年代生人，他们炒股怕套牢，恋爱怕失败，爱看NBA，爱看《武林外传》，我怎么也琢磨不出他们与我有何本质差异。我不想说“80年代生人”是一个伪造的命题，但是的的确确，他们相比之下得到了某种过度关注和过度诠释，也许这是商业的催肥，传媒也随之跟进，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从更本原的意义上看，作为一个最能感应时代症候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冲动即便相隔千年也都是相似的，他们有着同样的欲望舞蹈，有着同样的梦想色彩，然而呈现为具体形态的“怕和爱”却因所附丽的土壤和空气、因价值风向的不同而别有风貌。所以，倘若要追究80年代生人的任何特异之处，可以套用劳伦斯夫人的一句话——“不是我，而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