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侍》2014年刊.:刘拓：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下）

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下）

2012-01-24 09:20:09

浏览 287 次 | 评论 0 条

                      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民主的困惑（下）

                                刘  拓

（九）特性：政治国家

我们的历史，有人说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中国是政治国家，是权力社会，自然是历代帝王将相主宰了历史和社会，起码是从表象上主宰了历史。这与人民群众创造了生产力，包括政治生产力的历史，并不矛盾。中国的科举制，为精英人才主政和阶层阶级变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稳固了王朝统治。考察中国王朝治理，倒有些类似于帝系的政治董事会下的相权总经理负责制的意味，而且上下内外的监督制约机制、法制管理机制是存在的。这在当时，是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西方民主在中国扎不下根基？为什么百年来那么多仁人志士为此不惜热血生命奋斗而尚未功成？为什么中国很多杰出政治家曾抱着民主理念投身革命而执掌政权之后却不得不背离当年理想？即便抛开经济基础不谈，在一个存在权谋政治传统文化的国度，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也会是举步维艰、步履蹒跚的。

刘泽华先生在其《王权思想论》中，以其深厚学养为积淀说：“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者强力方式来解决的”。中国的今天，是不是还有这样或者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经济根基牢固？为什么中国市场经济由政府主导？为什么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命脉？为什么各种涉及国计民生领域的产业化频发失败？为什么这些改革失败不是技术层面而是指导思想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精英人士坦言改革正在失去共识？为什么西方不肯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们中国从来就是政治国家，而不是经济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所谓的政治国家，并非经济不是国家存在发展基础，而恰恰是因为经济资源的紧缺，必须依靠政治力量来控制。考察中国的经济史，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因自然条件原因而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代官府在民生上的特殊安排，包括兴修水利、铁盐官营、灾民救济、赈粮储备等等。因气候变化导致生存困难的游牧民族南下，需要中央政府保持常备防卫力量，比如长城的修建。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巨型国家。当今，中国的任何大小问题，都是世界级的。中国正经历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发展进程。仅以中国的春运旅客数量为例，今年预计就将超过三十一亿人次。中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大失衡，其后果都是难以预计的。因此，中国一旦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领导，国家和民族将面临无法预估的灾难，从影响世界程度而言也将是损失巨大的世界性灾难。

（十）差异：类型不同

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虎狼民主和牛马民本。其中，没有展开讲：虎狼民主，实际就是更多地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牛马民本，实际就是更多地相依相伴的群体共生。中国，承受不起自由竞争的后果。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根基深厚，就是因为资源紧缺，不搞平均主义如赶上天灾人祸就会很多人吃不上饭，就会死人，就会造反，就会起义。时代条件不同了，中国不可能以扩张和侵略来发展自己，只能在自己的锅里想办法。以效率优先的改革共识的破裂，实际上是社会各群体利益严重分化的结果。普遍的仇官仇富现象，已经提示中国精英们：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必须要注意什么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要从西方先验的国家模式、发展道路的一元论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实际出发客观认识国家形态多元化的存在事实。我们不是简单化地否认西方制度在其适用范围和历史时期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是强调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从资源和利益分配的视角看，考察分析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为了理论分析概括的简约明晰，除了多样化的种种过渡类型之外，大体上是两大类：竞争型和合作型，或者说竞争主导型和合作主导型。

竞争的核心，是在资本市场主导下对各种资源的私有利益之争。竞争型需要充分的个体自由，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建立自由社会。

合作的核心，是在政府权威主导下对各种资源的公平公正配置。合作型需要充分的集体合作，主张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建立和谐社会。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进步层级的复杂化、国情决定的多样化，单纯的模式已经不多见，代之而来的是各种混合模式。尽管如此，任何国家都有基于国情、历史和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特色方式，则是不可否认的。

（十一）核心：利益之争

民主问题的核心，是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利益分配模式。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个体、群体间利益竞争的一种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只不过是其政治实现形式。从经济视角看，建立民主模式，实质上就是建立政治上争而为经济上争提供制度保障的国家模式。

显然，在现代社会，在国际大背景下，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完全排除竞争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增强社会动力和活力。问题在于，在接纳竞争的前提下，国家控制力是否坚持，国家主导力是否坚持。改革开放30年以来，之所以不断发生各种争议，其背后核心几乎都是：不在于所谓保守派是否承认竞争，而在于所谓改革派拒绝承认和谐。以笔者对当前大量信访人群的了解来看，就是因为社会上包括很多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大肆鼓噪利益导向和维权意识，一方面上访人以维护自身利益为诉求，不顾政策法规而顽固坚持自身利益立场；另一方面是主张市场化和效率优先，而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机制上存在欠缺，导致很多老百姓生活比较艰辛，进而不得不走上上访之路，导致社会维稳成本升高。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人群仍然是国民中的少数，很多诉求不是刚性诉求。这些，中央层面是可以通过高层的大范围政策调整加以解决的。以争为主导的模式，在中国很难走得很长远。中国儒家思想包括民本、中庸、礼教、德治等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根基很深，是有着深刻经济根源的。在中国，解决利益问题，完全靠单纯利益实现是不行的。

（十二）弊端：利益陷阱

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不在于怎么表达实现，而在于承认个人，在于承认个人利益优先，在于争取个人利益优先，可以高于甚至不惜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支持鼓励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要点在于，采取的是竞争获取个人利益的方式。从西方经济发展受到内部制约上，除了大资本垄断之外，增速减缓也与公共利益不得不迁就私有利益有关。中国应该及早加以避免，城乡征收拆迁之难便是明证。

对中国而言，社会精英往往赞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获得更大的自由，几乎人人向往，更是一种精英偏好。实际上，几乎任何社会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民主理论在世界范围能大行其道。因为在“自由竞争”中，这些群体常占据优势。作为个人主张尚无大碍，但作为社会道德就要进退失措了，作为治国理念就要祸国殃民了。13亿人的国度，是经不起重大失衡，甚至是轻微失衡的。比如，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贫困，绝对数量就有1300万；如果百分之五的贫困，绝对数量就有6500万。

自由是人们向往的，但在现实上人群里社会中，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个人自由是离不开社会约束的。自由的前提，是社会的存在和健康。离开了社会，个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空谈。拥有社会精英地位的个人主义者，掌握优势社会资源的自由主义者，鱼龙混杂的民主主义者，往往忘记、忽略甚至有意回避这个常识。

人类总是要追求不断获得自身的自由解放，这无可厚非。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希望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人们容易忘记马克思所说的前提条件——共产主义的“在那里”，容易忘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是有社会条件制约的，是有经济条件制约的，是有历史条件制约的。在中国，在现实性上，有时不得不适当限制甚至牺牲精英的利益。

在中国，靠所谓看不见的手，自行慢慢调整是不行的。面对中国春节的天量需求，中国政府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而放任市场调节，就会有千百万人回不起家、过不好年。国家调控尽管也会因为认识上的原因出现人为失误，但只要认识到，便会迅速做出强力调整。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尽管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终将会走向国家治理上的成熟之路。60年来国家的伟大进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十三）国本：天下共富

在国情上，我们是资源紧缺型国家，而不是资源充裕型国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改变不了。经济基础，根本决定了国家现实；文化传承，深刻影响着国家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中美两国，恰恰是资源紧缺和资源充裕的两个比较典型的国度。

为什么推翻了清王朝、借鉴现代政党制度之后，经过长期争斗动荡、反复比较试验、付出惨痛代价，国共两党先后走上一党执政道路？为什么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必须坚持一党执政？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紧缺国情，要求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核心权力控制，否则不仅国家动荡不已，甚至会四分五裂。

我们的很多精英，主张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包括未付诸现实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做过不少设想、尝试，都先后失败了，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最终在中国取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只要深入考察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历史是那么惊人地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相近的现象。总体上讲，我们不能采用争食模式，而只能采用分食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住房、医疗、教育等涉及国计民生领域改革完全市场化道路失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先贤倡导社会精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什么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能够一时聚众如云、为什么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得到广泛支持、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得到全社会期待的深层原因。

实际上， 从生物人的角度，中国人不是不能搞民主。我们到西方的华裔人，不都是很适应民主环境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成为中国的社会人，一进入到中国的环境，就不行了。文化和历史环境变了，思想氛围变了，经济基础变了，包括社会的空间形态和物质条件。为什么中国精英一旦在某一领域取得某种成功，总想在政治上获取某种地位？也是环境、文化的影响。

中国只能走天下共富的道路，而不是两极分化的道路。自由、民主主导的经济政治，在现实性上，在实践性上，是难以做到的。

（十四）选择：以我为主

我们应该按着自己的特性，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壮大自己；而不是照着别人的样子，塑造自己，扭曲自己，异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看法。

事实上，只要客观地分析研究，我们无法设想，取得经济成就的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会没有政治优势上的内在原因；也无法设想，奋力前行的伟大国家，却长期缺乏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政治支撑。中国政治的国情前提、经济前提、文化前提、民意前提和理论前提、逻辑前提是：政府的存在，是天然的、合理的；人民期待的，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

我们要有自己的政治旗帜，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这样，才能支撑我们的中国道路，阐释我们的中国模式，总结我们的中国经验。因为，我们确实与他们不同，有自己内生的、独有的东西。从社会文化适应性上，从经济物质制约性上，我们有自己的东西——民本。民本是个好东西.

我们不是否认民主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拒绝民主的普适性。

我们不是拒绝一切民主政治形式，而是反对照搬民主做法。

民主，不是中国内生的东西。一个政治文化发达，权谋思想渗透到文化深层的国度，在可以预见的时期，民主只能处于尴尬的境地，只能处于被愚弄的境地，只能处于被扭曲的境地。民主，只能通过引发民众的对立、争斗、冲突来实现。台湾刚刚搞西方民主，在不久前经历了抹黑选举、悲情选举、黑金选举、舞弊选举、子弹选举之后，这次选举投票率便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超出了很多专家的预估。

如果以民本为基础，吸纳民主因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是一条现实的路径。宪法和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与中国民本政治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

（十五）民本：政治之魂

民主和民本的差异，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实质上就是建立什么主导模式的利益分配的政治规则。民主主导，就是要求更多的自由竞争，就要建立小政府、强社会，就要更多地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自由。民本主导，就是要求更多的和谐分配，就是要求建立强政府、紧社会，就是要更大地增强政府权威、保障社会公权。实际上，从中国历史来看，百姓认为政府是天然的善，中国政府必须是强政府和对民众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

民本政治思想的合理内核和优秀传统，是中国数千年政治之魂，也是中国当代政治需要充分继承的。中央强调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化地讲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大概深意在此。

中国“民主”的本意，从民本思想来看，无须讳言，就是为民做主。其政治假设是，政府是善的（不同于西方政治假设——政府存在着天然的恶）存在，民众是需要政府的，政府必须以民为本。古人从先秦政治实践，已经总结出来。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包括朝廷政治来看，民本思想背后的支撑，本来就包括着监督制约和法制管理（这与是否民主无关）。实际上，没有引进“西方民主”之前的“中国民主”，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在翻译西方的“民主”之时，先贤们将“人民的统治”近乎直译并吸纳其中。当初资本主义的“统治”，实际上是少数的公民统治，已经排除了那时候的非公民（至于将选举权形式化地扩大到全体公民，成为选举game，则是后话了）。而中国现代民主的含义，即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主，是包括最广大人民的民主。这个用“主”，从中国的语源语境语义深究，本身就不甚贴切。既然已成习惯，也无需再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疑惑和混乱。但作为理论精英和治国精英，应该洞悉其内涵。

因为“主”这个概念及其内涵，在中国文化里是王者、头领的意思。中国政治文化里，“主”在客观上是要存在的，正如羊群中领头羊，但是必须要以民为本的。在当代，这个“主”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政党。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讲，就是先锋队，就是带头人，就是主心骨，就是公仆。

多数人成为“头”，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思想，甚至有些政治乌托邦的意味，这里的前提是假设人人素质均等而且均是政治上高素质。在实际政治操作中，还是不得不以代表形式实现，以提高政治效率和可行性。即便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也不得不实行所谓代议制民主。

精英总是少数。社会总是精英领导群体。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这是铁则。不承认这些，不是实践上社会管理经验的缺乏，就是政治上试图谋取民意的虚伪。监督制约是必要的，利益表达是必要的，依法治国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否认领导和权威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国，还要实行以执政党（严格意义上讲是领导党）为核心的权威治理，当然也需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也需要有选举方式和选拔机制。中国还是要有纪律，正如邓小平老人家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中国还是要适度集中，实行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并逐步完善其实现形式，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毛泽东老人家期望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问题，总是巨量问题。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反对派，绝对数就有一千三百万人；如果有百分之五，绝对数就有六千五百万人。百分之一的反对者，声音就会很大。如果听从之，就什么都不能干。在快速发展期，盲目采用民主模式，这些声音便会放的更大。如果不加限制地采用西方民主的形式，势必天下大乱。至于加上在不同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各类人群，那情形就会更加复杂。中国政府管理庞大社会的难度，可想而知。

（十六）前瞻：希望所在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二战以后形成的五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失衡，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孕育之中。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体系，仍然操控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中，他们妄自尊大、自私自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自封家长”或者说“现任首长”，当得实在不怎么样，光靠大棒从长远看是不行的。其国际领导力，无法服人服众。其根源，是其自由竞争主导的国家政治经济理念和模式所限。没有公平正义，没有世界大同，没有德服天下，就无法有效领导这个正在变挤的世界。

因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随着战后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种资源需求会日益增大、总量会变得十分庞大，全球范围的资源紧缺局面日益凸显，资本自由、横行天下的传统局面将逐步被打破。在科学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没有出现重大突破、全球粮食食品供应存在短缺、人口控制尚未达到理想状态之前，全球范围的各种资源紧缺状态将会不断加剧。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不平等竞争包括战争手段受限而获得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内部矛盾也将显现。近期，以占领华尔街活动等西方国家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就是其重要先兆。靠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时代，靠武力为资本开路的时代，已经日益不符合世界潮流。资本主义世界，要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

国家发展存在模式选择问题，国际社会也需要适宜的发展和管理模式。当然，这不单是一个理性选择的问题，更是各国利益博弈和实力竞争的结果。但愿，中国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

中国龙，要来了。我们有一个中国人民共富的中国梦。这个梦，实际上隐含着更大意义的天下共富的梦想——世界大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说，就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主张自由竞争、利益导向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包容不下这个梦想，包括维护它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

中国的希望，关键在我们自己自主地做出正确选择。很多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未来世界的希望可能在中国。包括那些与我们持不同政见的国际势力，也已经感到，中国模式和中国理念对他们构成了根本性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来自以民本政治制度、独有政治话语体系为基础的政治竞争力德日益显现。而似乎后一种，他们更为担忧惧怕。

我们要再认识自己的国家，再认识我们的国家政治，理解她，支持她，完善她，关爱她，保佑她。（修改于2012年1月24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