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功放功能吗:【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于2010年召开研讨会，多位专家围绕《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一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本文是这场研讨会的会议记录。什么是中产？谁是中产？中国中产只是个传说？中国是否需要中产？政府会拉拢中产么？相信读完本文，这些疑问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

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

简介：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于2010年召开研讨会，多位专家围绕《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一书，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本文是这场研讨会的会议记录。什么是中产？谁是中产？中国中产只是个传说？中国是否需要中产？政府会拉拢中产么？相信读完本文，这些疑问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

与会者：

会议主席：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演讲嘉宾：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 李成（Cheng Li）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马丁·K·怀特（Martin K. Whyte）



演讲主题

李成：中国政府应更加关注中产阶级的需求和顾虑

霍米·卡拉斯：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马丁·K·怀特：中国政府希望中产阶级的发展会成为政治稳定的推动力，而非民主进程的推动力




会议记录


李侃如：下午好。我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很高兴大家能在此齐聚一堂。今天我们要讨论一本论述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书。这本书刚刚出版，但源于我们去年举办的一次研讨会，是将那次会议内容编辑成册的成果。我认为，这本书是目前为止，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分析最全面的一本著作。

中产阶级是一个极具分量的话题。中产阶级的渐进发展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及能源消耗和环保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将持续扩大。所以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也必将在政治领域产生影响。

今天将有三位演讲嘉宾。李成既是本书的撰稿人之一，也担当了本书的主编。是他提出了这个课题，并组织了研讨会，所以才有了这本书。目前，他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位高级研究员。

在李成之后演讲的是霍米·卡拉斯。霍米·卡拉斯是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该项目的副主任。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五个主要项目之一。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也非常辉煌，一度是世界银行亚太首席经济学家。霍米也是本书的撰稿人之一。我想，他将会以经济学为框架分析这个问题。

最后一位主讲人是马丁·怀特教授。我曾有幸和他同在密歇根大学共事。大家知道，后来他“屈尊”去了哈佛大学，在那里当了10年的社会学教授。马丁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发展及其他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影响深远。他将会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李成将会总结强调一下本书的一些核心论点。然后，另两位嘉宾将对本书稍作点评，最后是提问环节。我们有两个小时，时间很充分，足够对这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谢谢大家光临。有请李成。



李成：首先，我也要感谢大家光临，尤其今天还那么冷，风也很大。

我还要感谢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李侃如和霍米，感谢你们为本书撰写了发人深省的前言，还贡献了观点精彩的一章，并且感谢你们参加本书的这个发布会。

此外，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的马丁·怀特教授，他虽然没有参与本书的编写，但是他对当代中国所做的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来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对社会分层和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非常具有开创性。马丁，期待你一贯的尖锐批评。我现在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在接下来15分钟时间里，我将会谈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李侃如分配给我的任务，对本书做整体介绍，包括本书的出发点和目标，主要特点和研究成果，以及本书各位撰稿人之间的争论和共识。

其次，谈一下我本人的一些看法，包括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及其与专制政权的变化关系。

最后，我会谈一下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将如何促进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特别有鉴于胡锦涛即将访美，这一点可能颇具价值。

我为这本书写的序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本书的宣传人也一眼就注意到了。这句话是这么说的：“长远来看，在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诸多力量中，或许没有哪支力量能比以爆发式快速增长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更为重要。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有如此多的人在经济上取得如此大的进步，这是史无前例的。”

本书的出发点是为了去理解，在我们时代上演的这场激动人心的历史剧变。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没有跟上形势，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中产阶级的存在，更谈不上探究其政治意义，本书也希望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目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论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英文著作。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大卫·古德曼，曾于2008年编纂了《中国新富》一书，旨在探讨这个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是，他们强烈怀疑是否可以使用“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术语，并对此持保留态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十年中，中国已经出版了100多本论述中产阶级的中文书。西方的中国研究圈需要赶上这个差距。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研究，必然需要众多知识分子进行合作，本书正是一个合作成果。

本书各位撰稿人的背景非常多样化，学科方面，有来自社会学、科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法学的；国籍方面，有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资历方面，既有资深学者，如耶鲁大学的戴慧思、麻省理工的迈克尔·肖，也有许多在读博士生。

我们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审视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发展，包括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划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发展，他们对教育扩招和住房改革的影响，业主运动和中产阶级意识的兴起，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全国性的比较和细分，例如私营企业家和律师，并研究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我们采用了大量不同的分析方法，包括定量分析，民意调查，内容分析和案例研究。

各撰稿人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例如，界定中产阶级成员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是收入、资产、职业、教育程度、消费、自我认同、意识，还是上述标准的组合？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作者，倾向于使用组合标准。基于这种标准来测算，目前中产阶级占中国人口总数的23%，约有2.43亿人。这是基于对中国大规模研究的结果，研究持续了大约八年时间。

但有些撰稿人不赞同这种宽泛的定义。这个定义囊括了私营企业家、外资企业员工、政府公务员和国企高管，还有文化界和教育界的精英，就像是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篮子。

不同的撰稿人对本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些争论是正常而必要的，而且为激发今后的学术讨论和政策辩论抛砖引玉。

尽管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数量、组成、特征，甚至定义上，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估算，本书的作者们还是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一股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面貌。中产阶级或多或少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异质阶层，这一点似乎无人怀疑。多数人也同意，中产阶级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权的政治同盟。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本书对以上这些基本问题意见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本书中一些章节也有所提及，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很快会成为一股促进政治革新的关键力量。这就引出了我此次演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加思考一下，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中产阶级可能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就好像昨天的政敌可能变为今天的盟友；同样，今天的盟友也可能变成明天的政治对手。

在最近一次针对各阶层公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全国性大规模调查中，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们发现，中产阶级对于政治社会现状，尤其对于猖獗的官僚腐败，显得更为不满。相对于其它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对政府业绩的信心更低。

现在，近几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越来越高。这些学生大通常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他们也将成为未来的中产阶级。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这无疑给政府一个明确的信号，或者说是警示。

在最近一次由北京社会改革和发展科学院举办的、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论坛上，中国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中产阶级的需求和顾虑。在这里我引用一句他们说过的话，“否则，敏感的中产阶级将会演变成为愤怒的中产阶级”，这就是在北京的中国学者说的。

现在中产阶级成员对一些新趋势感到非常不满：国家垄断和中国人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为诸如社会福利、医疗、经济保障房工程的扶贫项目买单的，不是富裕阶层，而是中国中产阶级。

有两个广为传播的汉语词汇特别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尤其在商业媒体的影响下，新兴词汇不断涌现。我想为大家介绍并解释其中两个我认为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的新词。

第一个是“国进民退”，意思是国家进步，民间退步。这反映出来公众对于国有企业不断扩张的担忧，国企也就是国资委直属企业。中国有21家巨型国有企业，它们的发展常常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

最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2009年，中国前500强私营企业的盈利总和还不及中国移动和中国石化这两家的总盈利。也就是说，500家大型民营企业的总盈利加起来，才能和两家国有企业相提并论。

在最近考取政府公务员大浪潮的衬托下，在民营企业里谋求一职明显容易许多。上周我在中国时，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刚刚举行过，报名和参加考试的人数非常众多。平均起来，每个职位有80个报考者。

一些职位，例如像国家能源委员会或国家能源局的政府机构，每个职位就有5000个报考者。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相较于十年前人们都愿意下海经商的情况，现在则完全相反。人们都想进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所以，这又一次反映出“国进民退”。

第二个词是所谓的“黑领阶层”，指的是一批数量不断增长中的人群：他们既有钱又有权，身穿黑衣，常开黑色奔驰，隐藏收入，包养二奶，勾结黑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挥舞着他们的经济大棒。他们不是白领，不是蓝领，而是黑领。黑领阶层已经引起公愤。这个现象反映出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的老板们越来越紧密地相互勾结。

社科院近期还发起了另一项调查，中国学者们认为，如果中产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信息被封锁，社会活动空间遭到限制，那么政治暴动就会有可能发生。这项研究暗示，曾发生在韩国和巴西的中产阶级要求直接选举的情况，在中国也有可能会出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意见领袖，包括官方媒体和非官方新媒体，都认可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文化群体。

现在中国的领导层似乎也意识到了中产阶级潜在的政治力量。颇为有趣的是，两天前，在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没有讨论任何关于中产阶级不动产税征收的问题。大家知道，流言传得很厉害，说中国政府要向中产阶级家庭增收更多税，但他们却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相反地，他们讨论了所谓的“所得税改革”，基本上是想降低中产阶级的税收，同时刺激国内需求。

接下来是我本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即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如何促进改善美中关系。如今这一新兴阶级的重要性在于其不仅有能力影响国内政治，也有能力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

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帮助美国与中国这一新生政治力量和经济巨人打交道时，在政策上有更多的选择。

在本书的序章中，我提出两种对中国未来发展持完全不同看法的观点，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不过这两种观点都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积极的一方认为，中产阶级对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行为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消极一方的观点也不能低估，美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领导人能否强调双方的共同立场和共同利益。

我认为，在胡锦涛主席接下来的国事访问中，加强美中两国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或许有助于发现美中关系中更多的共同之处，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

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消费凸显新的重要性。从过去几十年美国中产阶级刺激全球经济增长这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显然也能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为未来经济取得更大的平衡打下基础，我相信这也将使美国经济更强健。

在21世纪的许多重要议题上，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对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上升的冲突冲突以及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应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美国应牢记中国是否有能力承担这种角色，真正成为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参与者，与其复杂的国内环境有关。中国中产阶级已具备相对成熟的世界观，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国际合作的作用。

这一期望与下面这一观念是一致的，即如果中国能继续朝着开放和融入全球的方向和平发展，中国社会最终将产生某种民主变革。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那么由来已久的和平民主论将在全球的强权政治中经受考验。所以这将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我想引用两句话来作为总结。一句是R.威廉姆森（R. Williamson）说的，他说，“如果美国梦只属于美国，那么它仍将只是梦，不会实现。”因此，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梦的鼓舞。我认为，只要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积极和建设性作用，美国应该接受支持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最后我想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话来作为结语。亨利·福特协助促进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并且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他说，“相聚是开始，凝聚是进步，合作是成功。”

谢谢大家。



霍米·卡拉斯：我从经济的角度谈谈中国的中产阶级。

我想从两个动机谈起。从经济角度看，在重新平衡经济增长策略的背景下，也就是大家都在谈论的，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扩大型，中国中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以维持和推动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增长，实现中国的发展愿景？因此，我想先把中国的中产阶级看作中国经济的推动者，就像美国的中产阶级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推动者一样。

其次，我想谈谈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中产阶级数量是否减少了，或是保持在原来的水平？这一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是否实际上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中国及亚洲其它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又是否足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在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中，我对中产阶级的切入点说白了就是中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切实推动经济发展，不管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可以说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而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用消费来划分中产阶级。正如美国中产阶级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一样，中国中产阶级也是一个消费群体。我很有兴趣了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从更大范围看，亚洲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否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

对那些视消费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种定义中产阶级的方法。一种是把中产阶级当做是个相对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直观的。毕竟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分配中是处于中间的那个群体。

当然，这种定义的难点在于，如果比较不同国家，或是论及全球经济驱动力时，你会陷入难题，因为中国或印度的收入分配中间层跟美国相比，在购买力支出，消费规模方面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另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绝对定义，也就是说，有相似收入水平的人，并且有差不多的购买力，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划分，这些人都应该是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就需要定义世界中产阶级的界限，我个人采取以每人每天消费10美元和100美元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下限和上限。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会给出这些数字呢，这是因为最低限---每人每天花费10美元，也就意味着一个四口之家年消费达到14000-15000美元。这恰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的最低贫困线。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定义标准，没有人会把富裕国家的贫困人口当作是全球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每人每天消费10美元就排除了富裕国家的穷人。

同样，我还想说的是，那些在富裕国家被认为是富人的那些人也应该排除在外，事实证明，每天消费100美元就是上限。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人的收入水平是平均收入水平的2倍的国家是卢森堡。所以，应该排除富裕国家的富裕的一部分人以及最贫穷那一部分人，这样就能得到一个范围，我就拿这个范围在全球应用，尤其是在中国。

这种定义方式还有一个优点，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收入范围内的群体，已经开始有自主选择式消费。他们开始寻求差异化商品，愿意为质量花更多的钱，并注重品牌。）

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各式各样商品，实际上与中产阶级的欲求有很大关系，中产阶级不只是需要商品，而且对商品有更高要求。从人人都穿中山装，到追求剪裁得当、与众不同的款式，这是一个重要转变。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范围内的群体，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这个群体将会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将会形成某种程度的自我支撑型动力，推动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中产阶级为何能驱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新经济活动的来源。你会发现制造商们热衷进军消费新趋势，找出人们的喜好。他们调查市场，他们投资品牌。他们发明新产品，这些东西都是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远远超过基本的生活用品生产。

如果你从总体看，你会发现如今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相当小的。当然，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但从全球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仅占世界中产阶级消费的4%。世界中产阶级每年消费总额大概在21-2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庞大，当然这也推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总体约为60万亿美元，可见这个数字比重是非常大的。

但中国的消费实际上相当小，原因也相当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家庭收入太少，准确的说只占中国GDP的37%，而家庭收入，实际上都被储蓄起来了。因此，他们就不会消费太多。他们的实际消费更少。这样，我所说的中产阶级的范围在中国更狭窄。

李成说过，按照联合定义的方法，中国约有22-23%的人口为中产阶级。但如果按照我说的绝对定义法，这个数据就要减半了。大约12%的中国人，也就是说约1亿5千万到1亿6千万的中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这是按照他们的实际消费能力来划分的。

这即是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相当少。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还如此大作文章呢？当然答案就是，对世界经济来说重要的不是其绝对数量，而是其增长趋势；这就像delta这个增量系数，我们发现，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拥有的潜力是无限的，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急速扩张以及穷困人口不断下降的特别时期。同时，也要记住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穷人口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下降到1亿人左右。所以，这意味着其他人，大概11亿人口并不贫穷，但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大约有5亿左右实际上每天的消费在5美元到10美元之间，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在我所说的贫困线以下。

而万事总有个临界点。中产阶级的增长不会一帆风顺，如果很多人恰好生活在中产生活线以下，稍稍的收入增长就可使他们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便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坚人群；而这些基本上就是在中国正在发生的，而在当今的印度就稍稍欠一些，同时呢，在其他高速发展新兴的经济体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包括印尼，越南，尽管说越南仍然很穷，再次就是人口众多的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国家。

这样，你会看到转折点的现象，从人口数量上来说，很明显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将成为最大的中产国家。而且，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将一直会是最大的，比如，它现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手机消费市场。我是说，甚至是通用公司，五六年前在美国卖出10辆车，在中国只能卖出去1辆车，而今天这个比例大约是1：1。

这些公司，甚至是有些国家，他们所有的增长都是来源于新兴的市场，而且当我观察中产阶级的增长，从今天到20年后，80-85%的中产阶级将在亚洲出现，这其中多数会在中国。因此，转折点的意义以及中产增加的意义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绝对是十分巨大的，这也是我认为使得让如此多的人对中国这样着迷的原因所在。

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我想说中国至今仍面临着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从全球范围来说还非常少，占自身人口的比例也较小。我并不认为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能够大到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根据购买力水平计算，中国目前的国民人均收入大约为6000美元。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比如说其他一些人均收入和中国差不多，可能还略高的亚洲国家，大概是7000美元左右，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其总人口的50%。所以那些国家能够相对简单地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以推动中产阶级发展为本的模式，转变成由中产阶级推动增长的模式。这种才是你们在一直追求的良性循环模式。

就中国当前的状况来说，我觉得仍然存在很多鸡跟蛋的问题，也就是如果经济不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也不会增加，还是如果中产阶级比例不扩大，经济也许也不会增长，因为现在经济增长的现行战略一方面是高度依靠出口，另一方面是高度依靠投资。所以如果出口因全球经济萧条而放缓，以及如果投资因诸如房地产和资产等泡沫的过热而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减慢。而如果中国的增长减速，它的中产阶级数量就不会增加，而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增加，它的经济也不会得到增长。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这个方面，中国表现出一种不同于韩国、日本等国的增长模式。在那些国家中你能看到高利率的投资，国内消费占GDP的将近一半，但消费分布的范围要比中国涵盖更多的中产阶级。

我认为中国真正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合理的短时间内扩大中产阶级的的比例和数量，这样就算中国经济放缓，它的增长也不会停滞。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试图减少中国家庭的储蓄上，而且人们已经讨论过要有更好的社会保险。他们讨论过要有更好的医疗保险，要提供更好的教育，很多我称之为长效的制度变革，通过这些变革来试着说服人们公共部门会满足他们未来的需求，这样他们就不必用储蓄来获得那些保障。这种行为习惯的改变历来会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过程，但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政策杠杆。我怀疑我们现在讨论的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是不是一段时期内真正奏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一个重要的长期计划，而不是一个在中短期就能见效的计划。

那么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这里所说的一种可能性美国现在正在尝试，那就是降低劳动力的税收。对于中国的普通工人来说，扣除税收后的实得工资占所有报酬的65%；剩下35%均以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税收上缴。我觉得这块税收对于这些仍不是很富裕的群体来说是相当大的收入。中国不需要背负财政赤字来降低那些税收。说老实话，国有企业的利润现在已经创造了相当庞大的财政收入。李成先生谈到的仅是一些规模最大的国企，但全部国企的利润很可能只占到了中国GDP的7%多一点。

如果你能找到把那些钱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的方法，你也就不用征那么多的税了。这个计算题并不难。难的是政治经济因素才是掌控了那些利润的所有权，然后把那些钱转移到国家财政收入中。

第三个措施，我认为是金融部门改革。现在你也许会认为制定针对中产阶级的政策有一点奇怪，但事实上，中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代就一直逐年下降。从过去占GDP的三分之二，到现在只占GDP的一半，原因就是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过度依赖资本集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新成立的小公司没有机会融资。中国大约有一半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银行贷款。如果你没有银行贷款，如果你不能获得贷款，你就没法雇人，因为到最后你还是得需要那些周转资金来支付员工的工资。

所以劳动力短缺主要意味着过低的工资收入。高工资很明显是迅速迈入中产家庭的基础。我觉得如果中国在金融业改革和中小企业融资两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会增加很多潜在的就业来机会。就业率提高了，工资收入也会跟着提高。其将会产生更多的双薪家庭，中产阶级的数量也会增长的更快。

所以我觉得要增加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认为中国已经保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自然发展势头，这种势头将很大一部分人口推向中产阶级的行列中。这是一场和时间的比赛。如果现在这种经济增长的势头保持的时间足够长，那么由此产生的大量中产阶级将开始接过中国未来经济扩张的接力棒，这个结果可能在20年之内就会实现，还会有另外5亿中国人加入到中产阶级的队伍。这是好的一方面。

那么坏的一方面是如果增长过早停止，中产阶级的数量仍然太少。即使我说的这些政策可能并不能使中产阶级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而中国仍可能面临一个硬着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地位十分重要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就像这本书一样。



马丁·K·怀特：我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感谢我的前同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李侃如的邀请。他没有提到，在我离开密歇根之后不久，他也离开了；他也没有提到，我去哈佛大学之前，还曾在华盛顿大学教过几年书，所以我一直很愿意回到华盛顿。而且今天你们甚至还为我安排了波士顿一般的天气，让我感觉回到了家一样。

还有人提到，我是个社会学家，今天上台演讲的唯一一名社会学家，我猜想今天台下在座的也不会有很多社会学家吧。

那么，我首先就从学科角度谈几点看法，说一说我认为本书很精彩的几个方面。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来说，首先，在座可能有人也知道，李成的研究生涯有两个分支。一方面，他研究中国精英中最顶尖的那群人，虽然我本人并没有涉足该领域的研究，因而无法真正加以评判，但我可以推断，他做得很不错。另一方面，他私底下还是个社会学家，今天在这本书中，这个私底下的社会学家再次显露出了他的真诚；而且他非常胜任这份头衔。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他在开幕陈词的时候也略有提及。该研究在中国国内展开，且由中国的社会学家主持，这对今后此类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参加研究的多数社会学家受过专业训练，一些人的名字出现在书中的各章节中，这些章节有单人撰写的，也有合著的，还有些人则在李成自己写的论文中有所论及，他们的表现也很出色，只是我们多数人并不了解而已。

基本上，事情是这样的，我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当初中国还处于蒙昧时代，国内没有社会学，因为1952年这门学科就被废止了。因此，当时我连想都没有想，中国是否有社会学家，让我可以和他们就研究问题一起探讨合作的，但在毛泽东1977年去世以后，社会学连同政治科学和其他学科再次复兴。但是，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得去国外研修社会学，或者请外国人到中国国内开讲座授课。所以，我们当时是老师，而他们则是学生。他们得向我们学习。就这样，我们这些人甚至可以研究中国内部发展的一些事。

但现在，从这本书中的例证可以看出，情况已经反过来了。现在有很大一批非常有才华的中国社会学家。一些在国外受过训练后回到国内，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在国内受的训练，做出的研究也非常好；但多数内容在中国国内发表，而没在西方期刊上发表。因此，对我们这群中文已经退化的人来说，就算我们留在这一行，也不会真正费神去读这些研究成果。因此，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做出那么好的概括。

现在，就来说说中国新近崛起的中产阶级发生了些社么吧，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有趣的看法，是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的，那我现在就从社会学角度来谈谈吧。李成的这本书提到了大致三个主要问题，基本上在他之前的介绍中也都提到了。

首先的问题是，该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如何划分这个概念的边界？怎样定义是有意义的？

第二，霍米·卡拉斯之前已经谈过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增长有多快？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或许也是在座各位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就是“那又怎样”的问题。的确，中产阶级很大，也在成长，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产生影响吗？如果会，那又会是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影响政局的改变，甚至我们大胆点来假设，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究竟会导致政局的不稳定，还是会成为一支保持社会稳定，维持CPC统治的力量？

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谈第二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如果用不同的算法来预估中产阶级的人数，就会得出不同的数字。不管你得出什么数字，就像卡拉斯告诉我们的那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超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随后就真得问一下“那又怎样”这个问题了。

我打算花几分钟时间谈一下定义的问题，因为毕竟我是一名社会学家，而我假设在座各位并不是。因此你们想知道社会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许你们不想知道，但我还是会假设你们想知道。

首先，以卡拉斯的目的来看，他用的那种依据收入作出的定义的确很有意义，但是对于社会学家更感兴趣去研究的那些问题而言，这种定义却没什么意义。尤其对政治科学家感兴趣的研究话题，对中国变革和稳定的潜力而言，你不会想要那些太过随意的定义。你想获得一些可以提供清晰界定的定义，就如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的，可能导致类似于阶级意识的内容，因为毕竟一个阶级如果没有意识，就不会做出对社会而言重要的举动。

还是让我多花一分钟说一下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首先，在研究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时，提到什么是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及边界在哪这些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和中国几乎同样多的争议。因此，仅仅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才刚刚兴起，才成长起来，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专属于中国。我们的中产阶级名正言顺地存在了超过一个世纪，但到现在我们还没达成共识。

如果你在美国做民意测验，问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在一些版本里，大约有80%的人会说，“嗯，我属于中产阶级。”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社会学家大多不会依赖这些主观的定义。就像李成说的，他们通常依赖的是不同方面的组合，但我会说，最有用的还是从职业本身定义。问题是，中产阶级和他们下面的阶级，比如工薪阶级，有什么区别，他们和上面的阶级，比如上层阶级（不管你想怎么称呼他们），有什么区别？

那么，对我们自己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多数社会学家会说，包含了那些从事脑力工作的人群，主要依靠时薪、月薪，及/或自营产业所获得的收入，他们并不从资产、所有权、利润和其他收入来源获益。因此，那些主要收入不依靠工资的人群属于上层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还有从事着体力劳动的工薪阶级，如此等等。

所以，我现在不打算就此问题深入下去，但结果发现，书中的有些作者最后使用的定义标准，和我刚才说的非常相似。有一篇李春灵（音译）写的论文中，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构想。

不过，对于本卷书，以及有些文章，也包括她的在内，我要提出一点批评，那就是所涉及的范围太广了。照我看来，出于一些不成道理的理由，中国的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都成了中产阶级。以一名社会学家看来，在座的各位心知肚明，他们是上层阶级，或者至少当他们的收入够高的话，他们就该归为上层阶级。

在西方文献里，对此也有些混淆不清。所以，如果你先看马克思、再看巴林顿·摩尔的论述，都是说资产阶级不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是所有者。他们是资本家、商人、银行家、企业主。不过后来讨论到了西摩·马丁·李普赛那里，资产阶级又变成了中产阶级。所以，我们也有此类不明确之处。

但我要说的是，有必要适当关注下中国的上层阶级有谁，为什么在中国这些人属于上层阶级，而不应与其他阶级混为一谈，所以，照我看来，这卷里布鲁斯·迪克森有篇非常不错的文章，即对此作了充分揭示，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我在密歇根大学时他曾是我的学生，我得再说一次，他这篇文章写得很棒，给我们展示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并非民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我当初也不会指望这一点，因为我或许更倾向于用摩尔的观点定义中产阶级，而不是以李普赛的观点。

那么，现在就让我继续谈一下，上面说的那些对思考中国的现状有什么关联，而无关于西方的现状。我要说的头一件事是，这些阶级体系只有在市场资本主义之类的体系内才有意义。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有个著名的思想，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十分重要，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化之后。我曾专门写过此事，他弄得中国人民完全不知所以，在座各位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三套彼此对立的理论和框架来教你如何分析阶级以及谁处于哪个阶级。

不过以我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毛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根本没有社会阶级可言，即便马克思在世，也会说他们没有社会阶级。你们不可能有的。那本质上是一个官僚分配制的等级社会，确实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高度遵从于某种区位特征。他们的这种倾向即使不说是完全地，也主要是和自己的单位挂钩，和他们的位置挂钩，你在哪里、是什么等级非常重要。而你的文凭，你的职业地位都无关紧要。你和工作单位以外的人没有多少联系。

我最爱谈一件趣闻，这出自早年的一位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他是中国向《纽约时报》开放后，报社驻中国的首任通讯记者。我想他大概在台湾学习过中文，因而口语相当流利。他首次到中国时，去宾馆登记住宿，接待员说“Ni shi na’er de”（这句话在字面上和英文里“你在哪” Where are you 的意思差不多）。我在哪里？我不就在这，我不就在这登记住宿嘛。你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啊。“你是哪儿的”意指你是哪个单位的。各位都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都不重要了。他们要知道的就是他的工作单位。

所以中国阶层这种蜂窝式的等级特征不会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产生社会阶级，不过，市场化改革产生了一个完整市场社会，即劳动力市场，人们在其中换工作，依赖人力资本及职业资格谋取工作。

所以阶级结构（现在）再度显现，不过伴随一起的还有之前就存在、如今依旧非常强大的官僚等级体系。这是某种混合型社会，不过谈论社会阶级仍然不乏意义。但是在其他方面，中国的阶层非常独特。

中国今天最重要的社会分裂还不是阶级的分裂。由我所给出的阶级分析的立场考虑，最重要的分裂存在于中国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那些人里面大多数属于劳动阶级，农民和工厂工人（尽管）都是劳动阶级，但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

以这个观点看，城市里的劳动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差别就要小许多。部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本书中的很多文章索性将农村排除在外。是的，即使那儿仍住着55%的人口，我们谈论的是城里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拿农民怎么办，因为阶级这个东西确实在那儿起不到什么作用。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转到最后一个大问题吧，这就是“那又如何”的问题。李成在他开场的演讲中没提到这个，不过在文章里，他们确实探讨了各种可能性，说中国政府非常期待，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会发展成为民主进程的推动力，更不会造成政治动荡，而会成为政治稳定的推动力。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快速发展中产阶级，以某种方式缓冲富裕的精英及强权人群与弱势人群的对立，这样便能让社会更加稳定。

不过他也论及了相反的局面，你们知道的，中产阶级会越来越不安分，越来越坚定自信，他们会迫切要求越来越多的变革。

当然，还有第三种中间局面，那就是中产阶级太庞大而又过于多样化，无论怎样都发挥不了协调一致的作用。

实际上，我自己倾向于中间局面是最有可能发生的。考虑到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谈论整个中产阶级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不管人数是1.4亿还是多少，他们并没有阶级意识。他们不会齐心协力一起行动。部分是因为，中国社会中这些蜂窝式特征隔离了社会本身，也使城市的发展陷入停滞。这个“单位”比起其他来依旧重要。

近期受聘到清华布鲁金斯学会工作的汪峰（音译）曾经是我的学生，他写了一本非常不错的书，书中阐述道，甚至在近期内，比起受阶级性差异或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模式受到这些水平差异的影响要大得多。

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的大量研究表明，西方的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中成熟的中产阶级不具备可比性。（中产阶级根本就无法团结起来，即使是美国社会中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

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中即包括我这样的，但也包括一些完全不同于我的其他人。茶党中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在哈佛就没有看到很多茶党人士。他们似乎也没有在哈佛上学的打算。

任何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都会包括艺术家、知识分子、办公室职员、小学老师、工程师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

从未研究过中国的社会学家大卫·格伦斯基（David Grusky）曾向李成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只关注中产阶级整体，而是要关注某些特殊层面。但即便在中产阶级中，除了我这样的社会学家外，还有领域的教授，例如工程学或医学，他们和我就完全不一样。他们开着奔驰车，而我没有，我只有一辆斯巴鲁。我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重要。我认为在中产阶级之中的某些层面具有潜在重要性。我觉得政府应该是疑虑大于安心。我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火山之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的书。这本书是根据2004年一项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当前的不平等局面和分配不公问题的全国性调查而写出来的。在做调查时，我们猜测调查结果和政府的调研结果肯定非常相似，在中国有很多人住在农村里，还有移民、失业的工人和住在内地的人，这些人是最容易对现实产生不满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他们肯定会对现实要满意得多。

但结果却几乎颠倒过来。满意度并不取决于你住在哪里，而是取决于你的家庭近况和你的相对预期。从调查的绝大多数方面看来，住在农村的种田者最为乐观，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则和当前不平等结构的接受度也比城市居民要高。在城市里，受教育最多的人同时也是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

总而言之，城市中产阶级并不倾向于——至少就分配公平话题而言——比其他阶层更保守。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批判性更强。

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特点。在任何社会里，形形色色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都是变革的主力军。李成也曾提及关于大学毕业生的整体问题，即失业和待业问题。

在座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在本周的《纽约时报》上读到关于中国大学生问题的一篇好文章。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大学生扩招。差不多十年之间，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就猛增了九倍。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并不是响应市场需求——这是一种斯大林式的政策：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我们不能让学生们读完中学就在街上去混世，所以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大学。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从新建成和二流的大学毕业出来，他们期待能进入中产阶级，但却无能为力。他们要么处于失业状态，要么和农村来工人们做着同一类的工作。《纽约时报》的文章就对此作了介绍。有一本名为《蚁族》的社会学著作也对他们作了描述。同原本的期望值相比，大学生们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渐下滑。在我看来，这些人是官方最为担忧的群体。

正如李成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并不是讲述一个单独的故事。书中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不仅包括如何去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提到了潜在的政治变化等等。书中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文章，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尽述。但我还是要向在座的诸位强烈推荐这本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