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4刷灌篮高手完全版:中国社会道德问题与影响因素

2012-01-01 10:13: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我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日益变革的大背景下，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应该怎样评价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道德状况，道德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单纯道德评价的范畴，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成就的评价，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评价我国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立场和方法论
考察道德现象，离不开具体的价值观立场、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
1.价值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精神方式，与人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渗透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把道德本体化和独立化，忘记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事实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制约，其独立性只有相对意义。评价道德的价值是正还是负、性质是善还是恶，总是具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方面，看决定道德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方面，看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发展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从这个基本价值观立场出发，评价当前我国道德状况的性质，就要放眼广阔的经济社会领域：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的标准，是经济基础的标准，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标准。
2.认识方法论。对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状况进行评价，首先要把握全面的道德现象。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道德领域，所谓整体的普遍联系，就是道德在生产方式以及上层建筑历史变革总进程中的状况，就是道德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相互作用的总联系方面。这才是反映本质的道德现象。
3.历史视野。经济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同向还是二律背反，不能作静态的无谓争论，只能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动态比较中来评判。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即便是在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人类道德进步的总趋势并没有根本逆转。道德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今天，我们只有在历史的比较中，才能深刻认识到，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在道德上和精神上获得了巨大跃进；而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获得了新的巨大进步。
二、我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1.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持续的动力。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道德，也给予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2.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崭新道德，以及不断开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活动，又反过来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营造了良好的精神道德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第一，经济的发展进步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相辅相成关系，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进步，决不可能建立在社会道德总体滑坡的基础之上。一个伟大的事业，总是伴随着相应高尚的道义基础。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用先进的道德思想武装人民，用高尚的道德精神激励人民，用优秀的道德榜样引导人民。
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明确提出了“五爱”的社会公德规范。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活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坚持对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就作出新概括、任务作出新部署。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通过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集中阐述和部署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任务。党中央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制定下发了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由执政党制定的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以及深入贯彻落实，使全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更加自觉自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党和全社会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
第三，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第四，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
第五，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事实证明，我国道德的发展进步，在总体上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向的，道德建设的成就，在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一系列检验社会道德状况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证明。
三、我们面临的道德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些考验，也必然会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
1.我国社会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2.出现道德问题的主要原因。
第一，道德发展滞后性的原因。道德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同向的，但决非简单同步。旧的道德观念将长久地影响人们，而新的道德观念转换成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范，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是宣传思想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艰巨任务。
第二，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期，道德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最为群众诟病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虽然表现为官员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钱权交易多发频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比如，屡屡引发国内外关注的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企业和商人的败德，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风险急剧加大，而社会征信等信用体系依然缺失。比如，遭致普遍抨击的见危不救、不守公共秩序等问题，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向“陌生人社会”文化不断转变，而社会控制和约束体系逐渐弱化。比如，让人忧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现象，虽然表现为一些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心态，但深层次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扭曲。
第三，法治和德治还不完全相适应的原因。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社会舆论放大效应的原因。一例败德的突发事件，会引起一些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的亢奋、躁动以及持续、深度的追踪报道，道德“滑坡”的舆论也随之铺天盖地般传播开去。而那些在默默无闻的场合、做着默默无闻的善事的平凡的道德模范们的事迹，却难以成为小报小刊和网络媒体关注报道的对象。但是，在平凡的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会上，有哪一个动情至深而泪流满面的听众，能够赞成我们的社会已经全面道德“滑坡”的论点呢？
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道德问题警示人们：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网络社会的道德问题
在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信息社会中，人的个体能力和人们“在一起”的群体感受将超越地区和国家等地理性因素的限制而达到全新的水平，有人甚至用“新生代”来描述生活在信息社会的人与传统社会中的人之间的差别。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的全面交往、接受新文化、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我们未曾遇到过的消极影响，有些还会相当严重。
网络道德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性课题，具有涉及面广、与技术结合深、国际化、空白点多等特点，网络道德建设的难点和问题也林林总总，头绪纷纭。在国外，有人把与网络建设有关的社会问题概括为“7P”问题，即Privacy(隐私)、Piracy(盗版)、Pornography(色情)、Pricing(价格)、Policing(政策制订)、Psychology(心理学)和Protection of the Network(网络保护)。但我们认为，这7P问题还不足以系统反映电子空间规范化的困难和矛盾，网络道德建设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以下八对全新的矛盾。
一、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我们大家都熟悉并生活其中的实在，是传统的即有道德的基础。电子空间(Cyberspace)是由于电子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兴起而出现并日渐重要的人类交流信息、知识、情感的另一种生存环境。它有以下特征：(1)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具有“数码化”或“非物体化”的特点。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反映、建立在数码的生产、存储、流动和控制之上。(2)从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看，具有“时空压缩化”的特点。当信息以数码的方式组织并以电子作为载体传送时，速度就是时间压缩的具体呈现。当各式各样的信息形式(影像、声音、文本)通过全球电话网络或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络传送时，国界和地理距离的暂时消失就是空间压缩的具体呈现。(3)从取得信息的模式看，具有“互动化”和“全面化”(文本、声音、影像等)的特点。有人把电子空间理解为人们进行物质、思想、情感、信息交往的“终极市场”、“电子世界”等等，它在性质上与物理实在不同，是网络道德适用的范围。
据报载，96年8月，哈佛大学附属精神医院麦克林医院开办电脑瘾症门诊。而马里兰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也因为上网成瘾的学生求诊日多而申请校外医生支援应诊。心理医生与治疗师认为，“互联网络瘾”确有其症，与沉溺赌博、吸毒和贪食等症无异。在德州一家戒毒所，一名17岁少年在瘾发之际全身打颤、痉挛、摔桌椅，外人见状猜想可能是海洛因或酒精毒瘾发作，其实不然，这名男孩是因为互联网络瘾发作了。据统计，若以酒精中毒的标准来衡量网络中毒，全美国2000万网络族约有2%至5%可能成瘾。专家警告，电脑瘾正无声无息地钻入家庭之中，使用者不会有所警觉，因为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一台电脑，不会造成伤害，殊不知一旦变成重瘾，上网之后就很难退离网络，想把电脑关掉如同戒毒或戒酒一般难以断根。
“互联网络瘾”是极端的例子，它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如果不能合理调适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将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电子空间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整体能力，因此，它是信息社会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信息的积累和交流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条件。人类必须在交往中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存在，人类的产生以语言的产生为基本条件。语言作为表达信息的工具，它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人们可以接受和传播超出自身活动范围的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信息，分享知识，使协作的劳动成为可能。正是语言的出现使人的生存不同于动物，他们通过语言协同行动、积累知识，作为一个“类”而存在。语言这种信息传播工具作为人的类存在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标志，其不断演化的过程就是人的能力不断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今天，电子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一次全面提升了人的接受、传播、存储、控制信息的能力，使人类的类存在的性质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另一方面，电子空间并不能取代物理空间，因为人毕竟还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物。虽然，电子空间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社会的结构，但人的物质、能量的需求毕竟还要在物理空间里得到满足，即使是人的感知和情感需求，也需要在物理空间里才能获得直接的满足，比如基于家庭的各种情感，就需要集中家庭成员的一个物理的地点才能很好的培育和升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个人类必需的生存环境如何协调统一？因为人的各种存在环境应该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个健康的人也必须在这些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统一的人格。但是，由于电子空间的飞速发展，电子空间和物理空间在某些情况下来不及进行充分的摩合，从而出现两个空间相互分离和相互抵触的情况。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电子空间的性质在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人类生活的复杂需要。现有的电子空间以因特网国际互联网为构架，而因特网国际互联网原先的设计目的只是便于学术交流，在人类生活中还有其它种种与学术交流性质不同的联系，因此，它在安全性、保密性、不同类型信息需要的专门处理、网络上各责任主体的控制等方面先天不足，不能适应人类生活种种复杂的需求。比如，当人们只是在网络上消遣时，人们对其安全性和保密性不会特别留意，当人们把存款放在网络上（如网络银行）时，他们对网络安全性和保密性的看法就会十分不同；当人们通过新闻组漫谈一些一般性的看法时，他们不会特别关心对方的地位和历史记录，而当人们通过网络做生意签订合同时，他们不可能不想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第二，由上述问题所决定，也由于网络发展普及程度的限制，电子空间进入人们生活的层次还比较肤浅。虽然电子信息网络迅猛兴起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但它发展的时间毕竟不长，还只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补充。电子商业、电子银行、网络学校等网络应用才刚刚开始。对多数人而言，他们仍生活在单一的物理空间中，而已经入网人们中的多数仍处于“进入”阶段，电子空间还不是生存的主要环境。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实后果是，电子空间和物理空间是两个在很大程度上分立的生活空间，如果过分沉溺在网络中，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危险。
与电子空间和物理空间有关，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虚拟实在。吉根特（Michael A.Gigante）在《虚拟实在系统》一书中说，“虚拟实在被描绘为在一个合成环境中的幻觉，而不是这样一个环境的外部观察。VR依赖于三维、立体、头部跟踪显示、手/身体跟踪和双声道。VR是一种沉浸的、多感觉的体验。”虚拟实在正向我们走来，它正发生在计算机售货长廊、软硬件公司内部和某些仿真站点中。VR技术在工程设计、遥控机器人学、临床外科设计、飞行模拟、数据可视化、教育、艺术以及娱乐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VR确实是一项不同寻常的、且具有深远的潜在应用方向的技术。虚拟实在能使人造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未来的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自娱，由于这些幻象全部经由电脑处理而产生，并非真实的情境，因此也就无需受实物大小和发生地点的限制。在虚拟实在中你可以张开双臂，拥抱银河，在人类的血液中游泳，或造访仙境中的爱丽丝。”
虚拟实在的出现和发展，将使电子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界限在某些领域中模糊起来，比如驾驶战机进行实际的空战如同在玩电子游戏并无二致。正像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样，虚拟实在将改变我们对公众、自身、空间和时间的看法。虚拟实在能全面提高全民受教育的水平和方式，也能使儿童沉溺于凶杀和暴力；能使人们更好更广泛地感知世界，也能使人逃避现实，失去现实感。因此，对虚拟实在的应用方面和内容，应该有合乎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的判定标准。
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各有所长，共同构成人们的基本生存环境，它们之间的矛盾与电子空间内部的矛盾是网络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二、网络道德与既有道德
在电子空间中，人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都与物理实在有很大不同，人将摆脱诸如邻里角色、现实直观角色等物理实在中制约人们的道德环境，而在超地域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道德构造和运行机制在信息社会中并不完全适用。我们不能为了简单维护道德传统而拒绝电子空间闯入我们的生活空间，因为电子信息网络对我们的重要性就如同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它是我国面临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也不能听任电子空间的道德无序状态，或消极等待其自发的道德机制的形成，因为它将由于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密切联系而导致现实道德失范。
在电子空间中引入传统道德的优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运行机制是建设文明健康的网络道德的重要问题。人的生存需要秩序，而道德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它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人类发展到现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伦理道德传统，它们凝聚了人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需求。传统道德的运行主要依靠人们的是非观和社会评价，但在电子空间中，活生生的人在交往中退到终端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符号。在进行电子网络通讯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屏幕。在电子空间中，由于人们是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交往，他难于感受到对方的反应及其与他利益的关系，人们往往会做出一些在物理空间难以做出的事情。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学校有良好纪录的学生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撬银行的保险箱，但金融电子系统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他们之中的“黑客”;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现实交往中隐瞒自己的性别，但“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通讯者极有可能是黑面大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计算机网络使那些不可能相会的人聚在一起的，但是，非人性化的中介使得人们的相聚或多或少非人性化了。人们交换电子函件电子邮件的行为方式如同驾车人那样：他们咒骂其他的驾车人，打出粗暴的手势，如同野蛮人一样，而他们中的多数在单位和家中从不如此。同样地，在电子空间中，由于隔着电子设备，粗暴的行为似乎就可以容忍了。
美国一个著名作家讲过他在电子空间遇到的一件事例。他收到过一个发自不曾见过面的家伙的电子函件电子邮件，那家伙在邮件上写道：我懒得说别的，只想告诉你，你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不幸的是，这类事情随时都在电子空间中发生着，这或许是因为陶醉于自己能够直接给著名作家发送电子函件电子邮件的能力，或许是由于看不到对方读到自己粗暴言词的痛苦表情。不管怎么说，这典型地反映出在电子空间引入道德运行机制的艰巨性。
如何在充分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道德文明的促进的同时抵御消极作用?如何协调既有道德与网络道德之间的关系使之整体发展为信息社会更高水平的道德?这些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三、信息内容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
信息反映的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知识、情感、文化和社会制度，信息内容的这种特殊性是由于人们交往的地域特殊性造成的。而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信息的传播出现超地域特征。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邻居和在地球另一端的人联络同样方便而迅捷，就联系的难易程度而言，地域的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一个网络社会中如何保持一个国家和民族这样一些地域性团体的集体意识?或者，对我们来说，如何在人们“在一起”的感受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现在，由此而导致的道德问题已经出现，有些已经相当严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
第一，黄色信息。黄毒泛滥对全世界各国的电子通信都是威胁，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不同，它对我国的危害更加严重，因为色情信息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而网络的国际化使在某国的合法色情信息服务能够无障碍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电脑及互联网络的普及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之徒也乘机而入，把许多色情货色也打入电脑网络中，致使大批青少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健康。就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而言，学生们通过交互网络观看黄色录像的时间比用它进行学术交流的时间还多，严重影响了该校正常的学术气氛，因此学校当局不得不作出决定，禁止学生用交互网看黄色录像，并切断了一条可以看这种录像的渠道。据统计，目前世界上的色情电子信息服务达几十万家，对它们的访问人数甚至多于访问学术网点的人数。最近，英国警察与欧美有关国家的同行合作，开展了一次代号为“星爆”的整治电脑网络“红灯区”的联合行动，一举抓获了9名罪犯。他们还在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破获了一个专门向国际计算机网络推销色情产品的集团。
美国一个专家小组新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多数家庭电脑连通的网络中，有92万件带有不同程度色情内容的图片、文章和电影，电子公告栏储存的数据图像有五分之四含有淫秽内容。在法国“迷你”的计算机网中，各种色情信息和图像在不断地渗透和蔓延。荷兰和挪威在这方面更为严重。电脑网络中出现的“红灯区”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尤其使青少年的家长感到忧虑和不安。尽管色情文化在西方可以合法存在，但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对这种危及社会安全的黄潮也不能不管。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连连采取行动，对全国94个联邦执法区中的59个区进行搜。调查局人员扮装成儿童、引诱网络上的犯罪分子把他们当做色情活动的对象，从而获得罪证。先后对120家住户进行了搜查。逮捕了12名嫌疑。
美国参议院1995年早些时候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根据内容把电影电视作品实行分级的制度引入电脑网络，以帮助家长对青少年收视电脑图文进行选择和控制。法案还规定，对那些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图文的人应依据有关刑法予以惩处。据美国法律规定，制作、拥有或分发儿童色情材料者可判处最长10年的监禁和1万美元的罚款。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电讯高级委员会，专门负责电脑网络设置规定和道德观。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已经取缔了“迷你”电脑网络上传播色情的几家公司的节目。今年以来法国已有位市长下令在本市禁止张贴色情电脑的广告。法国警方还抓获了一名利用Internet与国际上一批色情图像贩子串在一起互相进行交换的不法分子。为了防止网络黄毒对青少年腐蚀，英国一家公司最近推出了一种网络“过滤”技术，用户可为孩子设立密码，使用这种密码只能调阅经选择的内容，以此限制孩子调阅Internet中的不良信息。英国已在1995年9月1日开始实行这项技术。一些专家指出，随着各国电脑的普及和联网的扩展，这种网络泛黄现象有向全世界蔓延的趋势，各地都应严加防犯。
第二，恶意的政治信息。世界上存在着对立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不是到处都充满详和与善意。由于自然屏障的存在，恶意的政治信息多数不能直接浸入它国民众。而在电子网络四通八达的情况下，天然屏障的屏蔽作用已经消失。新加坡为例，政府鼓励本国有更多用户与Internet互联的同时，又极不满意西方评论及传媒不公允地评论新加坡，包括抨击其法律苛刻，传媒受到控制，政府专制及不民主等报道。
第三，文化霸权主义。由于计算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某些国家的计算机网络应用发展得相对普及，英语是电子文本的最主要语言，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入网者最经常访问的地方，这就给西方某些文化霸权主义者以可趁之机，它们利用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倾销自己的文化，力图抹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信息内容的地域性与信息内容的超地域性的矛盾加剧了国家间、地区间道德和文化间的冲突，增大了维护国家观念、民族共同理想和共同价值观的难度。加拿大学者基蒙.瓦拉卡基斯明确提出“文化渗透”的概念，指出信息渗透的后果：“一种新的国际信息秩序可能出现，国际之间的权利关系很可能会受到工业上的优越条件、穿越国界的信息交流、文化主权丧失诸因素的重大影响。”目前，对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使用Internet更多的是接受信息，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比以往更多地受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媒体和信息的影响。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在政治和文化生活形态上的影响和渗透，已经引起了亚洲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全球网络为个人制造假新闻和假信息提供着方便。在因特网国际互联网上，信息传播可自下而上，每个用户都可以制造信息，提供给网络向成千上万的用户传输，期间没有新闻审查和核实系统，而网络传输速度和范围都大大优先于传统信息传播媒体，其影响难以控制。
放纵西方文化的肆意侵染，无疑会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前提下，高技术的信息社会不应该损害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中多媒体与电子信息产品的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迅速扩大。但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的主动权毕竟掌握在信息输出国手中，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怎样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网络的互联有可能造成对本国文化冲击。如果各国不采取高技术手段保护和宣传本国的文化艺术，发展电子数据库，那么在国际环境下传媒保存各国文化的国际竞争中就要处于劣势。欧洲国家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淹没在美国的产品之中，法国曾多次表示要防止美国文化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占领国内市场，法国一直非常关注实施信息高速公路中的多重文化原则。法国文化部提出如果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缺乏适当的规范管理，就可能造成国家文化的丧失和对所有用户而言不平等的入网标准，应该建立公平竞争规范，培养和保护各地区的文化语言差异。在当今世界，信息是种决定性的战略资源，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交流，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过分依赖会潜藏着危险，本国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很好保护，信息自主权受到危害。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同发达国家合作建立数据库，作为回报，发展中国家可以取得数据库在国内使用权，但却会散失信息资源在国际上的发行权。且数据库选题多以发达国家兴趣为转移，不利于建立发展中国家全国网络信息资源的数据库体系，无形中会导致文化主权的丧失。印度学者提出，美国向其它国家的信息输出是为了将其所谓的“道德标准”强加于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莫博依说：几家实力雄厚的强跨国公司在信息网络上的称霸程度已接近于文化侵略。
四、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
现在，绝大多数人们上网是通过电话拨号到网络服务提供商，登录后联通到因特网国际互联网，从而在个人计算机上实现信息勾通的功能，电话网实际上成为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的主要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通过电话拨号上网，人们自然期望电话通讯的惯例适用于网上行为;而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或者主要租用电信部门通讯线路，或者本身就是电信部门的一个部分，他们也自然而然地用通讯的模式套用人们的网络行为模式。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在习惯上默认入网者的网上行为属于通讯的范畴，而通讯──依据多数国家的法律──是通讯者个人的事情，责任自负。但是，实际上，由于电子公告板、在线交谈、新闻组、建立个人和团体主页、一对多电子函件电子邮件等等多种功能网络应用的出现，人们网络行为的社会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通讯的范围，其影响是社会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性的。因为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网络行为的各责任主体──如入网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站点、论坛主持人、网络社团、网络国际组织、政府网络管理机构等对其权利和义务都不明确，造成网络行为各主体行为自由度与其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不协调的情况。这一矛盾已经导致了许多消极的结果，诸如，假信息、不负责任信息和无聊信息的传播、网上漫骂与人身攻击，等等。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是建立网络道德要解决的关健问题。
立法者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电脑空间里的法律责任。由于信息和报文随时可从全球计算机网络上大量存在的电子地址和网点上产生，因此，有时是很难鉴别产生非法内容的人和地址。因此，最容易受到起诉的是各个ISP，而且大部分争论就集中在各个ISP对他们发送的材料应负的责任上。倘若ISP被认为是普通的发送人———类似于电话公司一样———或出版商，难道因此要对在他们的网络上发送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吗?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困扰着美国的立法者。正在美国国会中审理的问题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版权法》，这项立法的目的是要把现在适用于物理媒体中的版权保护扩大到电脑空间里。这项法案将有效地要求所有存储和传输信息的网络管理信息公司，包括Internet业务提供商承担侵犯版权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各家ISP辩解说，他们不可能对他们成百万的用户和每天送往世界各地的无以计数的报文进行监控。America Online公司的助理总顾问兼公共政策主任威廉·布林顿（William Burrington）说，“我们只是一种渠道。如果你们让我们把责任大包大揽起来，就等于给用户发了一个信息，即侵犯版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们是不必为此而受到惩罚的。就我们的用户而言，我们不能充当Internet警察的角色。”
美国那些热衷于鼓励其他国家保护计算机程序等的官员已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交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版权》的议案，据估计该组织将于近期对一项新的条约进行表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官员说，美国的建议很有可能成为一项国际指导方针。该组织的总干事阿派德·波格什（Arpad Bogsch）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157个成员国都同意这个文本。”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同样在努力解决在线版权的侵犯问题。例如，德国已为包括Internet在内的新业务规定了一个国家多媒体法律框架，负责处理诸如法律责任、版权以及德国刑法将如何适用于计算机在线服务业等问题。德国司法部长埃萨德·史密特·约契西（Edzard Schmidt Jortzig）说过，ISP应该对他们产生的内容而不是对第三者通过他们的网络发送的信息负责任。与此同时，好几个组织正继续为那些通过Internet开展业务活动的公司开发版权保护技术。日本电气公司(NEC)宣布，它已经为多媒体数据流开发出一种打水印的技术。这种最早可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技术可在声频、视频、图像或正文数据上附加一个几乎抹不掉的印记。据官员说，如果这种水印遭到损坏的话，数据也就会受到损坏。在联合王国，都柏林特里尼蒂学院也已开发了一种水印技术，该技术可解决有关如何在图像的每一份拷贝件上附加独一无二的水印而不至破坏该图像外观的难题。该学院的解决办法是应用32位数字为数字作品进行编码，它可小到人眼都不能发现的程度。由于每种可以合法地进行拷贝的图像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数字标识符，任何非法复制的图像均可查找到它最后被复制的合法拷贝。
五、个人隐私与社会监督
合理的个人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应该得到保证，同时，社会安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应该得到保证。一般说来，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专门机关才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监视、调查、取证。在物理空间中，对多数人而言，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等整个生活面貌的细节是通过分散的方式保密的。比如，人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是分开的，人在购物时和在旅游时接触不同的人，很少有人能对所有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进行汇总，个人隐私也就不会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信息社会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深深溶入社会生活，人们会在网络上工作、娱乐、交往并且发挥社会作用，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为了收取入网费和使用费，需要详细记录其客户的行踪(如同现在电话服务部门需要收取电话费记录下通话号码和通话时间一样)，同时，由于电子信息网络信息收集的便利性，电子信息网络上的个人生活在技术上极可能成为“通盘为文件所记录的生活”，它可能细致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这些信息不能被有限制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的侵犯。在电子信息网络发达的国家，对个人隐私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担心已经成为社会性的忧虑。当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权，可以立法规定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泄露，也可以通过普及加密技术来实现，可是这样一来，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磁盘所记录的个人生活应该完全保密，除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作为计费的依据外，不能作其它利用，或者通过加密技术保障个人隐私;另一方面，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的网上行为应该记录下来，供人们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有关机关也可以查寻，作为执法的证据，以保障社会安全。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或者进一步说，是基于道德的法律问题：大众和政府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调阅网上个人的哪些信息?如何协调个人隐私与社会监督之间的平衡?这些问题不解决，网络主体的权益和能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网络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就不能形成，社会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1996年3月，第六届计算机、自由与隐私(Computer，Freedom and Privacy)国际研讨会美国波士顿市举行，这次会议反映了人们对隐私和社会监督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
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发展策略计划中心主任乔治·默塔克代斯（George Metakides）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个人的隐私权和对通讯审查的担忧。他指出，目前大家熟悉的个人、商业机构与政府间的拉锯战是不正常的。个人和商业机构需要隐私、保密和安全，因而极力赞同加密技术;而政府藉口为防止犯罪和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对加密技术。其实，对加密的控制有点像禁酒和禁烟运动一样，劳而无功。例如，在法国加密技术是受禁的，但这项技术在Internet上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他指出，欧盟很可能在“得到依赖的第三方”作为关键证据(Key Escrow)的加密技术方面形成一致意见。个人应该自由选择可以得到的加密手段，而不是政府设计或受政府控制的技术手段。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各自的法律之间寻找和谐，以便在加密技术、密码学方面达成国际一致。否则，建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将是不可能的事。只要全球在技术层次和法律层次上进行合作，就会寻找出一条既尊重个人稳私、又允许个人自由、同时也允许政府以恰当方式进行统治"的路径来。
白宫信息技术首席专家、加密技术政策的起草者、因为几年前就大力主张加强政府对电子通信的控制，在这次会上也被人称为“滤波器博士”的米歇尔·尼尔松（Michael Nelson）认为，公众用来保护稳私的较好的加密技术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有组织的犯罪、炸弹袭击及其它一些非法活动而无惧政府的侦破。为解决这些两难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法律实施机构及情报机构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即对加密技术增强控制。当然，他也承认放松对加密技术的控制有数不清的好处，但同时也有数不清的坏处：数千人丧失生命、核扩散、毒品交易增加、以及其它犯罪活动。他认为，政府和商业团体正在合作寻找一个滤波器替代物。政府的最终目标应是提供一个让所有团体都可接受的方案，如果不能这样，也应是让所有团体都同等不愉快的方案。
壳牌石油公司的尼克·曼斯菲尔德（Nic Mansfield）以自身经历谈了大公司在实际过程中使用加密技术的做法。壳牌公司是由200多个分公司组成的、资产约170亿美元的国际财团，经营各种与加油站、气罐、石油冶炼等有关的业务。曼斯菲尔德估计，在壳牌财团内部使用E-mail的人数超过50万。壳牌公司有各种理由要求采用加密术，包括防止来自其它国家、公司的工业间谍。他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对壳牌公司进行间谍活动，并美其名曰为了国家利益。他强调，反对"黑箱"式的安全，认为不能买一项相对他的商业来说一无所知的技术，"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商业"。他的发言代表了大财团的观点。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律师马克·拉什（Mark Rasch）认为，隐私权并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我们必须让权给政府从事合理调查。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费尔·杜波易斯（Phil Dubois）律师却持另外一种观点，他反对政府所拥有的监控权。来自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的米歇尔·弗罗姆金（Michael Froomkin）教授认为，个人通信一般都希望有一种保密的氛围，因而使用加密手段理所应当。而拉什认为，个人的这种倾向只能导致政府除采用目前已有的窃听法外，更加强调监控的重要性。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会议组织者也不想给出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最后只好宣布“暂时休庭”。
环环网(WWW)在商业应用上的指数增长趋势、以及政府的法律实施需求，已经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关注全球范围内隐私问题的机会。
六、信息共享与信息独有
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是“全球信息共享”。信息的使用价值可以被无限次分享而无损毫发，因此，只有共享信息才能充分发挥信息潜在的价值，极大降低全社会信息生产的费用。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谁能更有效地搜集信息、掌握信息、加工信息、使用信息，谁就能够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从社会共同进步、缩小国家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每个人不论其出身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环境来看，信息应当共享，也就是说，信息共享是道德的。但是，首先，从信息的生产来看，信息生产需要创造性的发挥和投入，一些大的信息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往往是惊人的，信息生产者有权利要求占有信息产品的所有权，通过信息产品的销售，补偿其投入并赚取利润。从信息的传播来看，它需要大量的软硬件产品的支持，这些网络产品的生产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必须在网络使用者身上得到必要的回报。进一步说，由于经济条件不同、个人能力不同、所在地区和国家不同、掌握语言不同，不同的人享受信息的条件是不同的，从而造成多种形式的对信息共享的背离──其极端是信息垄断。从信息共享与信息独有各自的合理性来看，必须找到各自适用的合理范围，使其相得益彰。信息共享极端化是不道德的，其表现有盗窃知识版权、计算机“黑客”等等。不过人们似乎对另一极端的不道德行为──信息垄断──过于放纵，研究和谴责都不够。
对知识产权的侵犯是当今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更加剧了其严重的程度。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由于商业软件联盟与当地软件组织的共同努力，加上更加严格地执行版权法，因此有效地降低了软件盗版率。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软件盗版仍然相当普遍，而且在明目张胆地进行着。美国软件出版商协会(SPA)已就一名男子在Internet上非法发送软件一事向其提起民事诉讼。被定为处理电脑空间软件盗版的第一桩诉讼案指出，这位名叫马克斯·布特勒（Max Butler）的男子已经把享受版权保护的软件上载到由一家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管理的一个文件传输协议(FTP)的网点上。尽管有关在Internet上违反知识产权的案件极为罕见，但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因为Internet对传播非法拷贝实在是最方便快捷的工具。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充分保护在WWW上发送的音乐、录像、电影、文学、软件及其他数字作品的拥有者的权利，正在极尽全力改变现行的版权法律。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也已表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尽管盖茨明显感到遗憾的是政府几乎没有制定什么规章制度，但他指出，软件开发商在寻找法律途径来解决Internet上的知识产权方面拥有既得利益。
面对目前严重的盗版现象，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但由于国家有关软件保护条例不够完善；对盗版软件实施查处的执法部门较多但不集中(如工商局、版权局、专利局等，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等原因，使得盗版现象仍没有完全根除。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软件监管机构，打击盗版行为。这个机构应以执法部门为主体，并相应地吸收一些具有计算机专业知识的人员，这样不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判定软件是否侵权，而且可以迅速地采取法律手段，以确保厂商的利益不被侵犯。只有严厉打击盗版行为，才能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从而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的正常发展。
对信息资源的不正当或不正常的垄断与对知识产权的侵害一样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某些公司被过分膨胀的商业利益所驱动，它们对信息产权的“保护”达到了妨碍正常学术交流的地步。第二个原因是客观条件制约使对全社会有用的信息深藏在人类难以取得的地方，出现客观上的“信息垄断”。在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中，信息资源网络的建设做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系统(含硬件软件)如同运输工具，通信网络系统如同道路，然而，仅有“路”和“车”还远不够，关键问题是要有“货”，可如何使做为“货”的信息资源为国民经济服务，是应该认真作好的。面对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目前，我国各种计算机网络建设如雨后春笋，
各行各业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信息资源的建设需要长期的积累，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建起来的网络就如死水一潭，只能当摆设，即使信息高速公路建起来了，也将形成有路无车，有车无货的局面。可见，数据库的开发、建设，是开发信息资源的基础。促进信息产业发展，需要各方面取得共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联合入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积极发展我国的数据库，创出名牌产品，创出信息精品，使其走向市场、服务社会、形成产业，特别是要打破信息垄断和封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提高信息共享程度。
七、网络开放性与网络安全
网络的价值在于信息共享，而要实现信息的共享需求网络保持一定的开放。在电子信息网络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共享信息资源，进行相互交流，而新的技术也把更多的应用转移到Internet之上，例如电子函件电子邮件、电子购物、企业虚网等的应用，这些应用使大量重要的信息在公用的Internet网上传送，同时，也使存储着重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接到了Internet网上。但是，最安全的网络是自我封闭的网络，网络的开放性与网络的安全恰恰是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网络的安全性与其开放程度成反比。
网络安全问题自有网络那天起就存在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充分重视，随着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明显。有人认为，“当前，最为火爆的网络是互联网，互联网最大的问题便是安全问题，因为它从问世之日起便是一个以‘无政府’为口号的公用网络，谁都可以上去‘漫游’一番或‘冲浪’一回。”
据美国安全部门统计，每年入侵美国机密机构系统的次数可上万次，更可怕的是，这之中很大一部分成功地侵入这些机密机构。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电话少年侵入高度机密的军事机构计算机系统的事件，但更多的侵入事件没有报道或者根本没有人发现!因为Internet网太开放了，所有上网的人既可成为网络的一个用户，也可成为网络的一个破坏者。虽然大部分侵入事件可能是无恶意的，但侵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危机。造成的后果小到私人邮件被人拆读、电子信用卡被盗用，大到国家机密被盗，甚至整个计算机系统的瘫痪。随着互联网的商业化，有许多公司、企业和机构也开始在互联网上进行业务活动。由于每个公司、企事业单位等都有一些不能为外人或竞争者知道的数据，所以保密成了他们进入互联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而“内部网”便应运而生。所谓内部网就是建立于企业内部的互联网，这个网络既可以是LAN（局域网）也可以是WAN（广域网）。所谓“内部”指的是它不是一个公用网络，而是一个专用网络，但由于与互联网相连，就一定会用TCP/IP技术，而不能用原有的或一般的网络协议。然而，用TCP/IP技术的同时却要求一般公众不能从外部的互联网，即一般意义下的互联网访问这个内部专用网，达到这一目的关键便是“防火墙”技术。除此之外，在确保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方面，尚有数据加密技术和智能卡技术等。网络的安全问题是在通向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中遇到的，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未来信息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信息网络建设正在全面辅开，因而对目前这些所谓“网络安全”的“技术问题”进行“社会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八、网络资源的正当使用和不正当使用
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型──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络是由学术网络发展而来，因此，它具有深厚的非商业传统，即网络的建设应该是公益性的，网络的使用应该是学术性的，为此，还形成了一些保证其学术特色的网络行为规范。但是，随着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的扩张，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组织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建设者，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对网络资源(网络线路、存储器、使用者时间等)的商业性应用，如广告、电子商业、网络信息有偿服务等等，网上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但是，在因特网国际互联网络上，非商业网络与商业性网络是联结在一起的，对网络的商业性使用，导致对学术网络资源的大量占用。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使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使用是否合理?它应该被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如何使用网络资源才合理？
目前，因特网国际互联网已经发展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网络，由于入网者主体的变化（从学者到普通人）、网络信息资源主导内容的变化（从学术信息到生活信息）、信息表达方式的变化（从单一的文本到多媒体），有限的信息资源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对信息资源的需要，这使得对信息资源的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问题演变为如何有效地使用现有网络资源的问题。即，哪些使用是对网络资源的浪费，因而是不正当的？哪些使用是正当的，可接受的？
虽然我们睡眠更少并且拥有更多的节省劳动的设备，一个老生常谈是我们比我们的祖辈拥有的时间更少。在发电子函件电子邮件或者参与讨论组的时候，你将占用他人的时间。确信对方读你传送的内容不是浪费时间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带宽”一词有时与时间混用，但它其实是指不同的事情。带宽是指电子空间中联结人们的电线和信道的信息传输能力，它决定信息传送所需的时间（即使是光纤也是如此）。带宽有时也用来表示主机系统的存储能力，当你无意中给同一个新闻组传送五次同样的信息，你就既浪费了时间（人们需要阅读五个拷贝）也浪费了带宽（信息在信道上传送五次并且储存五次）。
Internet以其无与伦比的计算机资源优势，为世界各行业的用户提供着极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最先进的信息发布工具。尽管Internet上信息资源纷芜复杂，似乎没有头绪，但根据信息资源利用性质可理清其脉络，分为三类 ：
开放式信息：Internet网络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宝库，包含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允许用户随时查询。它提供大量信息交流场所，有足够的信息资源允许用户求知，获得公用共享软件，查询相当的事实和数据信息。通过Internet网络，用户可随时查阅各图书馆目录和文献资料，使用远隔千里的计算机处理信息数据，超级计算机的借用使得本地资源贫乏不再是科研难以克服的障碍。
注册信息：注册式信息指获取信息事先要在主机方开有帐号，进行记费查询。在Internet信息资源网上，信息查询网点成百上千，用户可根据要求自己上网查询信息。随着Internet网络功能增加，且其通讯费较低，国际上著名联机检索系统的传统服务受到冲击，它们纷纷在Internet上设置地址，方便用户通过Internet联机检索有关的信息数据库，以即时获得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这类信息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数据是引进的，或是自建的，要想使用必须支付费用。
交流式信息：在Internet网络上，存在许多新闻论坛(NETNEWS)，允许用户在网上参与各种主题讨论，足不出户即能获得有关某主题的最新信息。信息是在网上与人讨论中获取的，这类信息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结果，需要动态地沟通，在讨论的基础上总结观点。特别是Internet向商业用户开放后，Internet上的信息交流变得更为丰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活动中，网络用户比非网络用户更占据信息优势，Internet能帮助用户获得先进的科技信息，了解商业机会和发展趋势。在新闻小组中附加公司名称，还可增加公司知名度，改善企业形象，相当于间接做广告，Internet 上有广阔的信息资源供商业使用。 用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可在Internet上创建主页(Homepage)，通过Homepage，最小的公司与最大的公司能获得平等的竞争基础。作为Internet用户，要合理高效地使用信息资源，以维持Internet的运转效率。
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是对人类生活带有革命意义的迅速发展的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说到底它是一种工具，它对人类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使用方式对我们每个人生活重要性，我们不能听任任何有自己特殊利益的个人和团体垄断电子信息网络使用方式的决策权。以上八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是网络发展中突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应该在广泛的范围内由人民发表意见，并且进行深入的社会、价值和伦理研究，以期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更自由、更丰富多采、更具有尊严。
选自《网络伦理》第三章 网络社会的道德问题
严耕 陆俊 孙伟平 北京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
作者：李大苗
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不足9%。即使以匡数来理解，也不足以表明误差。其一，哪怕汉语的乡镇与城市有别，今天中国的乡镇依旧不同于西方的乡镇语义，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城市也不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城市。所以，就1911年的“城市化率”而言，比较准确的理解是“非农化率”。
学理性并体系化观察城市，大约是1980年代初才开始。在考察和比较西方的城市后，恍然发现中国的“城市”理念与西方大为不同。于是，便有了“扎堆一起的大村庄”的说法。即便这样，仍不足以描述历史实态。北京有着很多“大院”，密闭地与北京这个“城市”独立。在那个时代，每周甚至每日都有“班车”，但用语是“进城”，听起来和农民赶集的声响差不多。
世界各地的“城市”，最初缘起的因由相近无几，然后走的路数却大相径庭。尤其到了中世纪末期之后，可以用德国的一句谚语表述：“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但就中国历史的普遍而言，城市是农业流民的最终落难地。无论是精神还是生活，就中国而言，对城市的价值向往，是上海开埠之后。以同期各种史实与想象作言，我相信，“租界的空气是自由的”，尽管听起来不快甚至忿然，但没有办法否认这个说法是真实的。
“租界的空气是自由的”，的另一个语义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其他城市都不能提供类同租界的自由。“自由”，可以以不同层面或领域为表述，但最根本也最真实的则是它的人格表述。也就是，自由是一种人格存在，独立的，自决的且自为的个体存在。若以租界为参照，那么可以说，“自由”是一种城市化社会的人格，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能给出或做就的社会人格。倘若说，当年的租界有着什么根本不同的话，显然是“制度”，也就可以理解，自由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人格，并因其制度性的社会人格，而成为个体的正当权利。
对自由的社会人格的专用称谓是“市民”。比照前面的说词，显然算是重复地说，并非所有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就是“市民”。市民与农民，绝非仅仅是职业不同，或者单纯于生活方式不同，而是两者的社会人格不同，当然，也反过来说，农耕社会与城市社会的有着制度上的不同。进而延展开来说，农民的精神人格不同于市民的精神人格，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同，村庄的社会形态与内质也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社会形态与内质，而归结性地表述则是，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并不提供制度性的个体人格，没有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正当权利。在那里，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以家族，宗族等各种形式表现，而不以个体的身份存在为证明。
对“自由”的人格表述，绝非仅仅在于“制度”，从文艺复兴到宗教革命，再到启蒙以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制度变迁的同时，无一不以精神价值嬗变为先导并相辅相成。从宗教轨仪，进而人格等级，再到自由平等，在解除人身和思维束缚的同时，做出人格和精神价值的再造。或许，马丁路德是个稍微牵强的例外，所有这些革命性的制度与文化变革，都与，甚至都是人类这些先贤们的市民人格，也即自由的人格使然。倘若自由是对于制度的价值取向，那么，自由的人格则是人的精神与价值赋予，当这样的相互陌生与独立人格交互而构成开放且稳定并复杂与发达的社会，以致群合成为被称作“城邦”，“自由城邦”或“自治城邦”，那么，毫无疑问，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构成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道德体系。
在欧洲大陆王国和帝国角逐与征服的强势面前，城邦，无论自治的还是自由的，再坚固的城墙与抵抗，都近乎弱不禁风。而城邦的繁荣与兴旺，无不令列强觊觎。但是，相当多数的城邦之所以能持守不衰不败，绝大程度在于城邦的价值禀赋，拥有了令人敬畏的尊严。与王国帝国这些列强比照，毫无疑问，这些自治城邦提供了绝然不同的公共善，包括法治，包括公共物品，还包括相比较而言的平等、自由与博爱。从每一个个体身上和精神的自由而互动、互助并契定而共享的资源，所聚合成的就是城邦的价值禀赋，而且是道德的评判与估量。
以现实为表述对象的话，也许暂且以“城市人口”替代“市民”能免除概念上的破绽与纠缠。总之，中国的城市人口，无论从绝对总量还是相对比重，都是“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借用李鸿章的这个名句，来描述远远超过李鸿章时代的社会变化，其实更重要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以及人文精神的剧烈且令人瞠目的巨大变化。即使这些变化如何重要，但更本质的，当属社会人格的变化。而无论实然的，还是应然的，抑或必然的，都绝然不同于既往，哪怕几十年前，这样似乎并不遥远的以往。
并不遥远的意思还在于，当今城市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或许80%以上的这一辈或上一辈或再上一辈才进入到城市。这样的人格阅历，也许尚不足以覆盖掉自身的农民底色。而麻烦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的，即使祖辈久已进入都市的那些城市人口，作为人格来讲，即使不是“流民”，也只能停于“居民”。“流民”也罢，“居民”也罢，在价值估量上，他们是农业竞争的失败者或淘汰者，安于的是“自在”，是“工商”在“士农”之后卑微与狡诈。而这样的人格定位与社会存在的实际状态，对于后来者，无论是被食箪浆壶的入城者，还是如今候鸟般的打工者，城市所能供与的人格资源极其有限。正是这样的历史性或现实性的社会和社会人格的缺陷，才使得“大院”对那个时代的城市人口斥以“小市民”的鄙夷，即使口气难免有些许财主气息般的阔绰。
对战乱时代的城市，当然不必抱太大指望。而之后的时代，农耕村落的制度不再像宗族与宗族的祖宗负责了的时候，农民也如同城市人口一样，向组织负责，人们不能在相互间找到自己，而只能通过或面对组织才能找到自己。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感受乃至一个人的存在，惟能在组织面前或组织之内才能落实与存在。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成为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几十年前，在城市中大杂院或胡同街坊间，还存有淳朴自发的互助关系，随着“单元化”和“独子化”的社会渐变而消逝不再。那个时代以不锁门表示的相互信任，已经被窗栏加固的安全所彻底替代。而后者，正是当今中国城市最明白不过的人格症状。
亚当斯密考察的是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法国与周边城邦等地方。这就是他《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思考资源。在他看来，人类的道德禀赋，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而然的，不仅仅由近到远，也不仅仅由亲到疏，而是人有着换位比较与以己度人的本能。他援引自《圣经》的“爱邻若己”抑或“爱己若邻”，无疑都是“陌生人社会”，也即都市社会的人际表述。是人类之所以能步入开放的城市社会的本能所在，也是城市的道德人格之本能所在，也更是人之所以成为市民，与市民之所以是市民的本能与本质。既做为道德禀赋而赋予市民，也是市民的人格禀赋而付诸于道德。
也就是说，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根本没有过一种市民人格所禀赋的道德。即使我们可以认定中国的城市是农业流民聚集体，也即说，历史中的中国城市一直缺乏道德资源，那么，清末开始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将乡土的道德携带进入了都市，至少使得城市道德状态多少得到善化。这当然是一种假说，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从中国传统道德资源中挖掘出现代中国城市人格的精神照料。而这个假说的立意基点就是，传统的乡村人格能与现代城市人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足够的耦合，抑或说，当下中国城市人格所缺失的，恰恰是中国乡村人格所富有的。只有这样的条件能够成立，这样的假说才能够为真，至少在逻辑上是这样。
“士农工商”的人格序位，正好资供给上面的条件，诡异的是，这绝非今人的发现与感叹，而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人格伦理体系。细化地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弃儿，而且是因其不可救药，才被丢弃到城市，才被宗族体系遗弃。在这个序位中，士的睿智与恭谨，农的勤劳与拘守，远远高于工的机巧与不循，以及商的狡诈与骄奢。比照说来，一向以士人为自己选民的传统的道德体系，如今挑挑拣拣就忽然应该成为都市的道德资源。这样的理念，似乎说来，比历史都有着历史的责任感。
并不怀疑，作为人，从古至今，于中于外，人性是共有的也是相同的。这也就是“小悦悦事件”之所以令世人惊愕与痛心所在。18名路人不助之避，归咎于道德，显然是不够的，可供人们解析的知识体系，至少还有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分析科学等等。即使在道德属性之内，也还至少可以区分公德与私德。当场的路人，没有再多的背景介绍，不得多做断言。仅就小悦悦及父母而言，倘若是本地人，如今谁会让自己这么大的孩子独自街上彳亍?即使几十年前的大杂院或胡同街坊的时代，也不会如此。能够如此，所见证的，只能是村落中人格社会特征。当这样的农村人格步入城市社会，既不能获得城市人格，其实也没有城市人格，以及这样的人格关照与关怀，而这样的关照与关怀，恰恰又是城市才能有的公共善，然而却没有或者不得享用，毫无疑问，小悦悦事件所证实的，恰恰这样的城市人格的体制性缺失。
“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不在于对自由的陈述与向往，或者仅仅限于对自由价值的认知，而是在于城市对自由存在的独立人格的保护，支持与供应，因而，自由在城市里才体现为权利与物质和精神的保障。在当时的德国，这个谚语还意味着对逃入城市者的抚慰与救济。而这些，都是村落社会所不能或者所不足够能的制度性的道德与法律。在这样的制度性安排的社会条件下，哪怕是一个侨居者，一个外来户，不仅获得安全感，而且对任何后果都可预知也可预期，正义与道德不是一个人自己独立担待，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与保障，那么，即使是陌生人的社会，也会比村落的熟人社会提供更广泛也更全面的道德人格状态。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秩序不单纯建设在伦理上，甚至可能与既往的道德有着全然不同的伦理，还更是建设在行为规则上。在这里，行为规则并不仅指个人的操守，而是社会制度性行为规则，使得个人道德行为后果是可预见的也相匹配的，并且得到社会制度性规则的支持与保障。在这样的语义下，陌生人的社会，个人的道德行为必须有“公共善”为支撑，以免出诸如信任、能力以及法律责任等等的限制与扰动。成熟的城市社会，很多事情不仅由社区自治来担当，还有大小无尽的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介入。不仅在于这些组织提供的善，更在于它们的自治与自发，以及因此而由衷的责任感与人格尊严。而得到的功效，则是极大降低个人道德行为的成本与风险，将很多令人疑惧的惶惑改变为垂手之劳的从容与镇定。就小悦悦事件而言，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到现场的，恰恰这个街区的自治或官办的组织，它们似乎并不提供这样的安全保护与救助。而依据一般情形推论，这个街区应该没有这样的自治许可。
新教的根本语义是“上帝在自己的心里”，也即每一个人心里都有着自己的上帝。倘若将道德之“道”指作衡一且归一的话，那么，道德之道，从未缺失，也无需“教化”，与生俱来地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只不过是，道德做为人格化身，不同社会的人格有着不同的道德禀赋与表现。当论及法治时，人们惯于说，权利与责任的对应，殊不知，真正的法治，是关于自由人格的话语，也即因其自由，既咎由也自取，所以才有了人格的价值估量，也才有此人际间行为的共同准则。我以为，这就是我读下《道德情操论》的结论性感受，在中国的老话中，说作“人心都有一杆秤”。
与其说世风日下的道德缺失，莫若说是现代人格的缺失，而笼统地说现代人格缺失，莫若说是市民缺失，而市民的缺失。人格缺失是因为权利缺失。当然，权利缺失未必一定构成道德缺失的借口，而且，甚至不乏有权利丧失者或被剥夺者仍有着令人啧啧的道德禀赋，不仅村落社会不乏这样的好人或善人，即使在奴隶状态，都能从中外的过往的社会领略这样的风采。以这样的说教或挖掘以激励或者以批判，我们甚至可以不必建设现代人文精神的社会。值得想象的是，在那样的社会，专事这样说教或挖掘的，他们何在何能呢?或者，若同三十多年前一样，他们究竟在“组织”之内还是之外呢?而那个时代的道德禀赋最神圣的见证，“国家财产”，一如金训华或者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在“像春天一样温暖”的同时，又何曾不是“想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就内在结构性而言，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它的价值体系，与迄今仍作为意识形态标尺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是相同的。无论是做为乡村精神保障，还是做为入仕为官的人格恪守，传统道德都是向组织，血缘或宗族组织，也或官僚政体组织以及皇权见证自己。而其价值是治国平天下观，以致“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与个人的自由人格不合，也不提供个人自我价值的估量与激励，而是对自由人格的绝杀与清剿。是以“公”而灭“私”与忘“私”，而不是基于个人私域的认定与尊重上的公私界定与平衡。这个道德禀赋与天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为“自由人”和“陌生人”的社会，也即城市社会提供道德资源或者精神平台。
这样，在既有制度阻止或钳制，抑或绞杀，使得市民人格不得形成与存在的情形下，传统的道德又与市民人格不合乃至斥弃，这才是中国社会道德的现实状态。不仅关于市民，关于城市，革命还将权力触角插入乡土村落，粉碎了农耕社会传统的治理结构，也破坏了精神价值的囿守。即使做为“道德”，也只能流通在读本的叙事，而绝无制度性的实体见证，不是自发的，自然的，传统与本原的，而是雕琢的，外部的，施加的与形式的。而综合并简明地说，所有发自“人本”理念而对现实社会的抨击抑或评判，都没有在意其言说的对象是“本人”，独立且应该自由的个体本人。
中国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页 > 新闻 > 国内新闻        2011-06-16 来源：中国工业信息网
近些年多发的中国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超出一般的市场违法违规范畴，它也正暴露出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整治食品安全问题，除了加强市场监管和法规制裁，也更要从长远的和根本的道德培养方面采取系统而有力的行动。
三聚氰胺奶粉、甲醛奶糖、“地沟油”菜肴、“染色馒头”、“苏丹红”鸭蛋、“孔雀石绿”鱼虾、“瘦肉精”猪肉、“墨汁石蜡”红薯粉，以及其他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归结之一。“谋财害命”自古以来就为中国人所唾弃憎恨。而纵观当前的食品行业，道德伦理问题已处于危险境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今年4月14日指出，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可以说，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建设滞后，少数企业和从业人员道德缺失、不讲诚信，这些是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食品行业领域的道德伦理大滑坡，甚至远比社会交往中的道德滑坡更可怕。”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政治学教授许耀桐说。
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伦理是社会公德的要义之一。食品安全对公众的身心具有更加直接即时的危害，因此，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令人痛心疾首，更让人迫切期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加固社会道德体系塔基的必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说，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食品领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令人担忧，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追求利润，牟取不义之财，置公众健康甚至生命于不顾，当然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缺乏、监管不力。
“法律和制度是刚性的，而道德的培养是根本的。”赵成根说，对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虽然目前来说法律制度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加强道德观念的培养，让从业者主观上不愿“唯利是图”。
中国政府上个月发布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食品业者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每名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每年也要接受不少于40小时的集中专业培训；要求建立起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2011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已于13日启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批示指出，希望各界积极参与，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无疑，多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是简单和孤立的，它是当前中国社会公共道德体系中一个令人焦虑和担忧的不良典型，与中共倡导的“以德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必须采取系统的部署、长远的规划加以彻底整治。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引导树立包括“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胡锦涛今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
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存在哪些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是政府诚信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社会诚信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方面，其中哪个起到主导作用？ 　　周孝正：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 　　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加大社会成本 　　《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瞭望》：近年来中国学校、家庭对孩子个人诚信的教育有什么失误？ 　　周孝正：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 　　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寻找诚信遗产 　　《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 　　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 　　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自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至今，作为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1949年以来，中国经过文革后，至今，中国存在三大问题：1，社会道德沦丧。2，没有建立可以化解社会矛盾的民主、法制体制。3，环境污染极为严重！
关于社会转型期德育问题的思考
（阚立兴 内蒙古兴安盟教育学院）
本文于1994年11月28日收到。
［内容摘要］新时期，年轻一代的思想呈现出道德取向多元化、思想观点存在兼容性、政治方向带有模糊 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作用的反映。学校德育工作者要用邓小平同志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武装头脑，转化观念，建立现代科学的德育观，要研究新时期德育、思想政治观念多 元的状况，找准德育的战略位置，建构学校和社会的全方位德育网络，形成德育工作的社会合力。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 德育 特点 根源 对策
＊ ＊ ＊
时代面貌的更新，国际政治集团之间斗争格局的变化，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发生的变革，使 一代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教育专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对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进行 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做出的判断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出现对立性的分歧。那么，如何正确认 识和估价年轻一代的思想状况、基本特点以及产生的根源，本文谨就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一、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 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 于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年轻一代思想状况、基本特点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想去 分析，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经济体制转型——使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
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 则，其作用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完善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本问题是 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其中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哪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二是，个人、集 体、社会三者的利益如何对待。道德的实质是义与利的问题。用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讲奉献 还是讲索取”。在奉献和索取二者之间的取向不同，使道德观念呈现出千差万别，导致道德取向的多元性。
年轻一代道德取向的多元性，可以具体分为：只奉献不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少奉献多索取；不奉献不索 取；不奉献只索取。有奉献就应有索取，多奉献就应多索取，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道德的主要信条。这种奉献 与索取并重的观念，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道德取向的一种否定和超越。那些年代只能讲奉献，不能谈 索取，只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自身价值。这种道德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 并以其为基础的。
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嬗变中，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状况 ，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实现道德观念更新的一种进步趋向。如何根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观念的要求，建立起新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当前社会主义德育的一 项重要任务。
（二）思想战线的现状——使年轻一代思想观点存在兼容性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长期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的指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迄今封建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
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于处在嬗变中的真善美、假恶丑不 仅没掌握正确的识别标准，也缺乏相应的识别能力。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家庭和社会 活动中却无法避免地受到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封建阶级陈旧落后的 思想观念借机沉渣浮起，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腐朽的生活方式也乘机渗入，原有的单一计划经济思想尚在发生 作用。先进与落后、新生与腐朽，总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并存。年轻一代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面 前，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些封建阶级的思想。这些不同阶级的对立的思想观 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均未形成体系，也未构成对峙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兼容并存的状态。如何发挥德育的导向 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占领年轻一代的思想阵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非 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是德育工作者的一项长期的任务。
（三）国际政治斗争新形式——使年轻一代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
“两大社会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 治权力。”[2]政治对于个体来说，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信念和信仰的表现。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的、现实的诸 多因素的影响，也由于年轻一代尚未成熟的主观原因，对年轻一代来说，应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带有模糊性 。具体表现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分裂是 以共产党失去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标志；社会主义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是不是历史的必然，为什 么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中国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唯一的选择，为什么历史和现实 有许多令人疑惑的问题等等。这些从理论到实践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年轻一代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因 而，他们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思想上还不是坚定不移，在行动上也不是坚持不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观 点、观念、信念、方向尚不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二、思想特点产生的社会根源
一代人的思想状况及其特点，总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作用的反映。“在不同的所有 制形式下，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3]
（一）道德观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人才规格质量的变化而改变
新中国建立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在分配方式方面，搞的是 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在政治领域，一切活动由一个意志来决定，在人才规格方面塑造的是依附性人才。社 会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才生产都限定在严格的政策范围之内。道德观念也因适应计划经济和统一意志的 要求产生局限性。那种年代，社会只为人做奉献开辟道路，同时却关闭了人可以索取的一切途径。于是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奉献被视为是品德高尚公而忘私的光荣行为，索取则被看作是思想落 后自私自利的可耻行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最终导致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享受相近或相同的物 质待遇，逐步消磨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助长了人们的消极性、被动性和依附性。这种只强调人的 社会价值，无视人的自身价值的片面的道德观念，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有其必然性和积极作用，而在进行全面 建设要发挥人的才能时期则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人们开辟了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职业的蹊径，人可以进行独立思考，在较广阔的 空间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切由上级组织安排的僵化的人事制度开始被打破，依附性的人格也向独立性人 格演化。转型中的社会现实，为年轻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提供了基础。他们在人的社会价值、人的自身价值 ；在奉献、索取等方面观点的突破，使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而这种多元正是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 一元道德观念，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的道德观念规律性的过程。
（二）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想在人主观上的反映
我国的年轻一代在学校中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他们的 头脑中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阵地，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可能是主阵地。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阶级传统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封建阶 级被消灭，而它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年轻一代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充斥封建意识、传统习惯势力的环境之中， 受其影响和熏陶，头脑中有封建意识、迷信思想是不难理解的。
对外开放的十几年来，我国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心理学、伦理 学思想也被作为学术观点介绍进来。如萨特的以极端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体自由的“存在主义”，尼采、叔本华 的以意志为宇宙本体、意志高于理性为核心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从性的本能中寻找人类动机的“精神 分析理论”，都在年轻一代，特别是大学生中产生了影响。这些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流派被介绍进来，对于促 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改造我国传统的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成分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 用，加剧了年轻一代思想上的混乱。
（三）政治方向只有在某种观点、信念、信仰使人坚定不移时才是明确的，反之，必然出现方向模糊
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失误，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损害 了党的形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些失误和错误虽然都得到了修正，但是 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还难以短期
道德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此次会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重点研究和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
张希贤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软实力仍然偏弱。与GDP位列世界第二位的经济成就相比，中国的文化事业没有充分发挥育民作用。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严重，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难题。”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直指“部分社会成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
李长春说，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新的任务要求。
老村长说说道德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人的思想道德问题，现阶段拜金主义盛行，如果没有道德的牵引和制约，极可能偏离方向而走火入魔！道德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
就拿中国第一色贪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来说，他曾任滨海县县委书记、盐城市市长，任职期间，利用手中权利，大肆贪污受贿，疯狂包养164位情妇，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现阶段象徐其耀这样的官员有多少？这样的人还能讲道德吗？官场的腐败时刻都在考验我党的执政能力，腐败背后主要是对金钱的极度渴望，这种缺失道德的金钱观，实际上在将很多人推向绝路的同时，也在严重危害社会，加速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沉沦！有些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面人格，在公众面前都只不过是表演和权谋！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度。
有些“黑老板”想发财想到了失去理性的程度，这种没有道德的经营行为，在毁灭自身的同时，也毁坏了他人的幸福，甚至带来社会的动荡，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最近一系列的信任危机表明，危机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和保护主义色彩。现在存在的一些见利忘义的现象，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十分严重，从粮食、蔬菜、肉类到副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吃了让人绝对放心。
所有这一切，除了法制和监管的因素之外，社会道德的沉沦是根本的原因，缺乏信仰，缺乏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我们现在已经在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约束，社会的和谐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期待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的结果。
中国社会道德问题面临的形势与对策建议
冯叔君 陆军荣(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2011年11月23日08:43   来源：《光明日报》
近期,一些道德方面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反思,所谓“道德滑坡”的简单化论调由此成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其实,社会道德波动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阶段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国当前表现出来的社会道德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公民道德水平的下降。
目前中国的社会道德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规范、机制尚在发展与成长之中,社会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善和刚性化,道德理念还只是传统文化的自发表现,没有内化于民众的心中。引发当前各种社会道德问题的本质根源不完全在于公民道德水平问题,而在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建设的不完善性。因此,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吸取各国社会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让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承下来,也要积极利用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引导与完善各项制度,填补转型中制度设计的漏洞。
第一,社会道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抓手。社会道德建设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社会道德建设,可确立中国社会发展的灵魂主线。社会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传承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制度化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社会道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抓手,社会道德建设对执政党而言,既是面对社会风险的挑战,也是树立执政威信的筹码。中国共产党亟须利用和通过“社会道德建设”,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同步转型,增强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提高执政水平。
第二,德育须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辐射全社会。从学生的纵向成长来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根据不同阶段年龄身心发展特点,由教育主管部门提出要求,设计不同内涵但内在统一连贯的道德教育核心课程。从学校、社会、家庭的横向来说,三个层面应体现出相互促进的特征,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核心,社会教育是整体,在密切配合、协力推进中发展。
第三,把道德教育推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完善,而是要注重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爱国主义教育、法制观教育、价值观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健康人格教育等都应成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把道德教育推及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公民道德教育不但内容广泛,而且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具体实施中要注重道德教育内容的层次性问题,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开设不同教学内容的公民教育课。
第四,良好社会道德意识形成需法律保障。社会道德问题根源于社会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各种制度、法律的完善。譬如: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来促进社会道德的完善。
第五,发挥好媒体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正确引导作用。社会道德主要是通过舆论的引导、谴责与监督来维护实现的,要注重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积极发挥媒体对社会道德事件报道的舆论压力,促进我国社会道德建设。同时,在当前情况下也要避免媒体、尤其是网络对于社会道德失范问题过分夸大,影响公众对社会道德建设与政府的信心,增加社会道德建设的难度。
第六,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构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话语体系。我国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在涉及到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内容中,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选择传统道德文化中富含人文性、主体关怀性的资源深入挖掘,最大限度地保持传统道德和儒家文化的传承性。如设置“至真”、“至诚”等路名的标示,在学校、博物馆和文化馆等场所竖孔子塑像和融入“论语元素”等。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
六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纲领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一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文化建设与发展。全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深入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与经验，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令。全会的决定，思想深刻、旗帜鲜明、内容丰富、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纲领。
全会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刘玉珠认为，这种提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不断地以思想文化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的方向，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力量，推动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今天，从传承和弘扬五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党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执政党，是一个成功的建设者。”刘玉珠说，文化是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全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应该说，全会的《公报》和会议的《决定》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是一个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全会。
全会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党根据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来的奋斗任务和目标。这对具体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让人振奋、同时又倍感有压力的目标。因为在我们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产业的进步是广大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提出的新需求，作为政府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来讲，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呼唤。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精神和文化消费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按照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双轮驱动，来建设我们的文化。
全会明确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方向，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行动。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把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切实承担起推进文化改革和发展的责任，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来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把全会的精神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使全会的精神能够贯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当中来，而且政策措施又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和我们政策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变成我们的自觉行动，让我们的整个国民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享受到文化惠民政策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享受。这是我们政府部门应该认真考虑和立刻行动的。提高我们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主动地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这是我们当前一个的首要任务。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各项改革与发展，都具有宏观方面的要求。要把宏观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各个部门应密切配合，根据现实国情和各地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全会精神落实到政策当中，这需要有关部门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真正形成文化的自觉。
刘玉珠表示，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文化事业上探索了一条怎样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方面最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道路。在这个方面，我们摸索了很长时间，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在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怎样抓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课题。经过长期的实践，文化市场逐渐兴起和繁荣，有关部门认真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双轮驱动的做法，这应该是对文化发展与实践的深刻总结，符合当前文化责任发展的客观实际，同时也是能够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活动方面的需要。
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刘玉珠表示，这个理论创新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丰富和完善，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消费者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以使它对实践的指导也更符合实际。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对我们从事文化创作、文化管理和文化经营活动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二
杨金海：六中全会吹响中华文化复兴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8日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他认为，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公报》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这不仅鼓舞人心，也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文化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不仅吹响了文化复兴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
杨金海提出，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文化自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党对文化战略制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标志着文化自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由于受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我们的文化一直处于弱势状态。怎么样振兴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新路何在，一直是有识之士在探寻的问题。这种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太平天国寻求基督教文化到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文化，直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是不成功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进一步从思想文化上反省，认为中华民族不仅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更多的是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有识之士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此中国的文化建设才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们党成立后，十分注重先进文化建设。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内涵，那就是要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推进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要大力推进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四有新人”等；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先进文化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和谐文化建设。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次会议进一步全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使得文化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点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当前形势下，党提出文化自信非常重要。文化自信问题是针对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而提出来的，即针对文化自卑心理、文化弱势心理、文化防御心理等等提出的。文化不自信是有历史原因的，客观上是“三座大山”长期压迫的产物，主观上是我们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由于落后而形成了弱势文化心理。从清朝末年到现在一直在争论“中体西用”，后来又争论“西体中用”等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心理问题。文化自卑心理、弱势心理、防御心理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建设，也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外交，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怎样才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如何激发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理？一百多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 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创造我们的新文化，改革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近30多年来，我们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政治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文化的成果，大大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随着我们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的思想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现代文化战略的制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要发展，必须有一套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六中全会比较完整地对此进行了论述，这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方向，更不是要回到封建主义的文化。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推进科学发展，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我们的人民有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六中全会对整个文化建设战略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如何实现这个战略？对此会议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要求脚踏实地的推进我们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等等。其中，“文化走出去”不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包括中国现代文化，要给世界人民展现一个现代的、光明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总之，通过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让文化不仅能造福中国人民，而且能引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为和谐世界建设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秦华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三
齐勇锋：建设“文化强国”两重背景五个标准
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此次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原国家发改委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齐勇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具有两重背景，今后衡量中国成为“文化强国“有五个标准。
齐勇锋表示，中央提出“文化强国”的目标有国际、国内两大背景：
从国内层面看，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包括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健康等目标。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后，使得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为清晰，这也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国际背景来说，当前面临国际经济危机二次探底，出现了失业率高企、贸易萎缩等问题，中国在经济危机当中一花独秀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软实力发展还不够，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面临国际秩序重建当中，我们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的国际影响力还有限。中华文化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当中单向思维、个人主义等缺陷，通过发挥我们的软实力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为克服金融危机做出更大的贡献。
齐勇锋认为，“文化强国”应该有五个标准来衡量：一是文化、艺术、哲学、社会科学高度繁荣，形成一批有世界影响力、广泛传播的文化艺术精品、作品和节目，而且这些作品不断涌现。二是文化产业的规模大幅提升，文化企业的竞争力大幅提高，文化企业的经济规模应该占到GDP比重的8%到10%左右，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集团，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三是文化人才辈出、济济一堂，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大师，形成有中国风格、国际表达的文化艺术流派、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发展局面。四是文化版权贸易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世界文化贸易当中发挥主导作用。五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高，能够提出引领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议题，在构建国际新秩序当中发挥作用。目前的国际议题主要有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后，应该在议题的提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四
张希贤：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的四大时代亮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实习生杨昕
●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时代命题。
●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质是建设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
●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网络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生力量，是此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任务。
●六中全会在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央党校党建部博导张希贤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一《决定》共有四大时代亮点。
亮点一：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时代命题
其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需要建设反映科学发展、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新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文化又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影响与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正像“唐诗”“豪放”的文化气质，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繁荣与知识分子的“漫游政策”的时代特征、“宋词”“阴柔的美”的气质，反映了宋代“山河破碎”的时代景象一样。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然要反映和服务这一时代主旋律。
其二，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封建社会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集权政治，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产生了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基点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否定与飞跃，因此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与市场经济相对应，这是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建设的是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于中国人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型文化与新的道德规范。这种文化，是对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时期文化的历史性飞跃。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质上是用这种新型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其三，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核心是以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指导的，以科学的理论创新推进文化创新，使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滚动式发展，统一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新实践。
其四，是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科学协调发展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调发展；“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文化精品与大众文化协调推进；四大基层文化---城市社区文化、农村乡村文化、国企民企外企微企之企业文化、校园军营机关事业单位之“单元文化”——同时并举，专业文化教育科研医学队伍与广大群众同时从事伟大文化创造；日益提高国际影响力与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双管齐下”；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现代文化创造竞相绽放的科学发展的新文化。
其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着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努力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推进文化科技创新与繁荣。
亮点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质是建设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
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首先是要反映、服务和促进13亿中国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致力于的伟大创造。这一新文化，是对社会主义人权思想和各种基本权益理念的伟大创造。人权本无阶级性，但在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其不同政治精神的浸润，“人权”就富有了阶级性。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几乎天天向中国喊所谓的“人权”，殊不知自己的“人权”就是建立在时不时侵略别人，欺负别人，践踏别人人权基础上的“人权”。当代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人权，努力追求人人平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努力实现和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一新文化，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为之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之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为之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这一新文化，需要构建三支队伍合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动力体系。一是党的队伍建设。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发挥文化战线全体共产党员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三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原动力”队伍建设。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亮点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网络文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生力量，是此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重要任务
如何正确地认识、科学地建设、创造性地运用和有效地管理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使其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生力量，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网络文化、数字文化、信息文化，是对东汉蔡伦造纸、形成“纸制文化”传播形式以来的历史性飞跃。其次，网络文化又是文化大千世界，什么样文化都有，有资本主义的、有社会主义的、有黄赌毒的、有造谣惑众诽谤的、有色情和暴力的、有讹诈欺骗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谐文化，进行了包围、进攻和“蚕食”。既然如此，此次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要努力和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网络文化，这既是政治责任，也是历史使命。
我们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网络文化，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网络民主文化，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公共财政经费公开，在网络上大力发展，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政务行为，建设勤政廉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府。二要利用网络文化平台，积极推进文学、艺术、音乐、影视等各方面文化艺术作品的伟大创造，推动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三要利用网络文化平台，“走出国门”，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亮点四：在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中，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世界文化潮流有一个规律性，那就是世界各国跟着世界前三名走，前三名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前三名，世界就跟着资本主义的感觉走。社会主义处于前三名，世界各国就跟社会主义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较量，终究靠实力说话。经济发展是实力，是火车头，是“牵引机”，“牵引”世界经济发展。发生“牵引”影响的是文化。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名，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将达到世界第一位。所以，就有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一是奔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与文化力量，启动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步伐，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建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奔向新中国成立100年，通过深入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再创造和集成创新，第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梦想。
其实，近代中国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两大历史任务：
第一个历史建设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中国人民从1840—-1949年，用了100年的时间，在反帝反封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始终围绕着时代的主题构建与创造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文化。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历史建设任务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实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人民的文明富裕”。这第二个文化建设任务，如同走过的第一个路程一样，也经历了复杂的建设历程。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文化的错误与曲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三十余年的大发展，在继承和创新红色文化中，在批判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借鉴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中，在与各种“西化”思潮与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博弈中，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再次扬帆启航，为着奔向建党100周年，奔向建国100周年，实现文化强国富民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向“百年进军”的文化号角。
现在看来，从传统的中国到现代的中国转型，从传统的中华民族到现代中华民族的转型，从中国传统文化到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最少需要200年。前100年，1840年—1949年；后100年，1949年—2049年；一方面，显示了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建设任务；另一方面，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波澜壮阔、曲折艰辛的两百年文化转型历程。这200年的社会转型，是我们考虑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连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都需要放在这两百年的进程中给予通盘考虑。这样，我们的文化建设才会有历史的依据、现实的依据，民族的依据。
面对两百年的文化建设任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深感使命庄严、任务神圣，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必须牢记使命，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十七届六中全会解读之五
陈少峰：建设文化强国是对国内外的一个宣示
十七届六中全会三大亮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六中全会召开的时期恰到好处，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文化，经济发展也需要文化作推动，文化软实力应该考虑文化怎样走出去，好多和文化有关的一系列事情，都需要进一步地思考和梳理。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关键时期作出关键决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会议。
陈少峰教授表示，六中全会《决定》具有三大亮点。
亮点一：全会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陈少峰认为，全会把发展文化看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并列，经济上成为强国，文化也要成为强国，这就指明、并标示着我们国家在对外交往方面，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去参与国际竞争，还要不断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国内外的一个宣示，引导我们要重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陈少峰说。
亮点二：全会对提出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的新局面
陈少峰认为，我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实际上跟以前相比起来，我们在繁荣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包括文化市场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是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做的。
因此，全会的一个亮点，就是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全会讲到人才结构问题调整，意识到高端人才资源比较缺乏，将文化创新、文化创造说得比较深入、具体。换句话说，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释放出活力，让更多力量参与文化创造和创新。
所以，从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讲，下一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推动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工作的重点会从过去的体制机制改革转向怎样创造更丰富的文化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亮点三：全会提出构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陈少峰表示，全会在在文化产业方面，提出了以市场配置资源，重视民营企业，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现在，我们不仅要重视国有文化企业，还要重视民营文化企业，重视各种民间和政府的各种资源，发挥它们的功能和创造力。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全会对市场配置资源、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方面有非常多的表述。文化产业发展这个领域，全会中讲得更具体、更深入了。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六
范周解读六中全会：文化人才培养要多管齐下兼容并蓄
文化人才培养的几个新问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实习生杨昕
●对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多管齐下、多元发展。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还应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需求。
●对文化人才的教育培养应当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教育定终身。
●在人才培养当中，应该对起到领军作用的骨干人才进行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培养。
●《公报》中提到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是我们完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实现党对文化建设全面领导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人民网记者就文化发展中的文化人才培养问题，专访了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教授。
范周指出，在我国文化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上，全会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文化强国不仅仅体现在文化的某一具体方面，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精品生产、公共文化权益保障、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我国文化走出去、文化软实力彰显等等。
范周表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自己十分关注对文化人才的培养问题。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全面发展之后，对文化人才的需求量特别巨大，这就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
一是对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多管齐下、多元发展。除国民学历教育之外，还应更多地调动社会积极性，从不同层面培养文化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公报》中提出要关注对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和特殊人才的培养，但目前我们亟需的是大量的普通文化管理工作者、文化市场营销工作者、文化创造者和制作者，而当前我们偏重于精英化培养，忽略了普通文化从业人员的培养。在广大的农村、在两千多个县域当中，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当是踏踏实实地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从业人员，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领域。
二是对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兼容并蓄。对有一技之长的、从海外回国的人员，要用事业留人，要善待他们。为更好地满足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需要，对一些已经在行业中取得学历教育资格的人才，应当开展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同时，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当担负起中下端、也是需求量最多的文化人才的培养。
三是在人才培养当中，还应对起到领军作用的骨干人才进行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培养。让那些在企事业单位中起到领军作用的骨干人才得到超常规和跨越式的培养，使其对国际前沿动态，以及国内目前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前沿了如指掌。对领军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靠学校，也不能仅仅靠实践，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的有机结合。
范周认为，我们对文化人才的培养教育应当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教育定终身。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新型业态的出现，文化艺术与科技的结合，给我们的教育又随时随地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人才是复合全面、兼容并蓄的，以适应更多的业态发展和更快的产业发展。
在《公报》当中，文化人才培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给教育工作者和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责任。要仔细研究培养方式和课程设计，要重新审视现有教材是否符合人才培养的需要，还要让我们的教育和国际接轨。
范周指出，《公报》中提到的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是我们完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实现党对文化建设全面领导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使得过去由一般的关心、关注文化发展建设而进入到各级领导干部的考评体系和机制中，这也是过去我们在历届党代会和全会当中没有的，是一个重要亮点。
范周表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给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为文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十七届六中全会解读之七
孙津：六中全会彰显良好政治生态和中国形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实习生 牛利坡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顺利闭幕。此次全会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孙津教授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改革意义重大，非常及时，彰显了党的优良政治生态和中国形象。
六中全会彰显党的优良政治生态
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之前还有一个换届的时期，围绕换届之前有若干的主题，孙津认为，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主题是应该且十分必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建设得好，才能走得下去，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换言之，人们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在于这个名字，而在于它是否做得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能关起门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一定要是没有窗，没有门，大家一起看，一起参与。
孙津指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事业建设好，党的事业才会被人们所认同、接受。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标准趋同，你增高，我也增高。在这种状况下，文化问题就非常突出地成为我们彰显中国特色的形象。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形象的就是文化。换句话讲，共产党的形象体现在哪里？其实体现在文化领域。这里讲的是整体政治生态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六中全会召开非常及时 意义极其重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题非常必要。必要在哪里呢？孙津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市场经营性，而且还应该有导向性。既要有市场，还要有导向，于是必须有体制改革。全会《公报》中称“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说明以前已经在推进了，现在要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
从根本上讲，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规制问题，一个底线问题。我们说党要管党，要反腐败，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但是不讲文化会亡种，因为文化是人的习惯，习惯没有了，人就随意了，这个种存在不存在也就无所谓了。
因此，无论从党自身的政治形象，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文化问题必须天天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七届六中六中全会的召开意义极其重大，非常及时。
十七届六中全会专家解读之八
张国祚：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 高瞻远瞩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秦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8日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记者采访了中宣部理论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他认为，这次中央专门就文化发展问题召开全会，是一次高瞻远瞩的会议，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研究文化强国战略，表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远见。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强国的号角，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国祚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先进、繁荣的强大文化，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硬实力搞不好，可能一打就跨；如果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跨。当今世界风云突变，各种矛盾还很突出，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内来看，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我们也是各种矛盾多发的阶段，特别是目前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时期，能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文化发展就显得很重要。我们国家经济规模发展很大，但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按世界统计，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我们中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当中，美国、欧盟、日本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而中国却非常少，这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很不相称。要想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张国祚表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召开中央全会研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的总结，把文化强国提升在战略层面上来思考，意义非常重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九
张颐武：六中全会凸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编者按：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顺利闭幕，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会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教授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这次全会凸显了文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示了中国社会面对未来长远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战略。全会将文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专家简介：张颐武（进入专栏），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
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凸显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意义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探讨文化问题，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共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颐武：这次全会凸显了文化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示了中国社会面对未来长远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战略。全会将文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从今天看来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都需要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也需要更多的文化的指引和激励。三十年来，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后，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面临着新的机会和挑战，在这里，文化已经成为迎接未来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民族的复兴也需要中国文化复兴的引领和提升。
六中全会《决定》正是在文化问题上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也为今后十年的文化发展明确了目标和方向。鲁迅先生1908年曾经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理想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目标实现的现实性。
基于文化认识基础上的发展战略
记者：为什么文化问题会成为全社会如此高度关注的问题？
张颐武：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这也需要深刻地认识文化的性质和特点，在对于文化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总体的战略。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
第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从而提高人民对于社会的认同是一项重要的使命，它会为社会的各种心理焦虑和转型期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这就要求文化被普通人所分享，能够让民众更加充分地获得文化服务也是社会所关切的。让文化的力量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的文化有深厚的根基的同时，也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第二，中国的经济还热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转型，如何突破瓶颈，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也面临文化方面的新的突破的要求。同时互联网时代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产业和社会变化的趋势，出现了文化和科技整合的走向。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新的进展。
第三，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高度，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意义，也需要文化方面的新的发展。通过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通过“和而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对话，通过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持续的传播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让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过程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文化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些问题，全会的的《决定》意涵丰富，具有战略眼光的解析并指明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这些都为未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我们需要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全会所提出的中国成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正是在这一方面
理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两个方面
记者：六中全会研究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请您谈谈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
张颐武：文化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体制机制更好地适应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的发展的需要。理顺体制机制，既要对于文化发展的路径有全方位的认识，也要对于当下的出现的一些不适应今天中国的状况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和具体的解决办法。
其一，文化发展需要人才的保证，没有在艺术创造、管理经营、创意策划和跨学科的人才的涌现，文化发展就难以持续。因此，改革体制，就是人才的涌现创造条件。
其二，文化发展的标志就是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充分的展现，这需要有优秀的作品的出现。无论是为人们做好文化服务，还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或是文化“走出去”都需要有好作品，有好项目才可能实现。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今天看文化体制改革还在探索之中。决定在这一方面也有深刻的论述。
大学需要更多地鼓励创新的文化精神
记者：张教授，您在大学中任教，请谈谈大学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张颐武：大学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的力量。大学为文化发展准备人才，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为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知识的支持，而大学的多学科的特点更为文化发展提供科技和各种专业的支持。大学也能够在教育的过程中体现文化的力量和影响。
今天，我们需要大学不仅仅传授知识，而且为学生带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挥的土壤，也需要让学生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的素养。这就需要更多地鼓励创新的文化精神，更多地传承传统文化，吸取一切前人的经验，进行自己的文化创造。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之十
六中全会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
——专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仲呈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令。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教授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说，只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才能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抓住文化之根，坚持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
专家简介：仲呈祥（进入专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教材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总编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文艺评论家。
仲呈祥说，全会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指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来进行文化建设，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央指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着眼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实际工作中感受到，只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才能够坚持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
所谓的文化自觉，一是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当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支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自觉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并且遵从这个规律，自觉地提高文化对历史进步、社会前行、人民幸福的时代担当和重要职责，这是学习全会《公报》后留下的深刻印象。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文化建设的规律在常态，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万勿操之过急、违背规律。一定要尊崇规律，而不能搞冒进，也不能够为了政绩搞突击，要循序渐进，这样的文化才是夯实了基础的，才是能够真正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
所谓的文化自信，是要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自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分自信，包括从我们现在倡导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直到我们建国以后的红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革命文化，要充满自信。同时，要对我们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对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一元化指导作用要充满自信。
仲呈祥指出，现在尤其要注意的是，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的重要基础的那些经典作品，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要怀有敬畏的心态，不能够搬用一些西方人性深度的观念，随意地进行解构、颠覆，否则，很容易把作为文化大厦的支柱精品，一根根支柱都给拆卸掉了，整个文化大厦就会坍塌掉，中华民族就会失去致力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根，那是有完全违背中央指示精神的。
全会强调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传统文化要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新，强调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这主要是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体现的符合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和我们今天要弘扬的价值取向这个顺势去丰富、深化和发展它。要防止那种逆向地去解构、颠覆、拆卸它。否则，就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不自信。同时，包括我们很多优秀作品，满腔热忱地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和建设历史唱颂歌、写赞歌，这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为这些作品能够给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强大的精神能源。同时，现在要倡导一些真善美情感的传扬，尤其要防止那些某些作品，以迎合低级趣味，宣传一些不那么真、不那么善、不那么美，甚至于恶劣的个性化、变态自私的心理。
仲呈祥表示，其实我们有大量优秀作品，都是讴歌了一种时代的主旋律，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的生活，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粘合剂，也是强大的思想能源和精神动力。而那些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人类利用艺术、利用文艺把握事件的美学规律，是不符合文化建设规律的，是不利于我们贯彻执行好六中全会精神的。
“六中全会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给我们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我们应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推动文化建设健康持续地大发展、大繁荣”，仲呈祥说。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系列之十一
陈少峰：六中全会提出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新模式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人才队伍和提升文化创造力的双重考量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这反映出新时期执政党对加大文化艺术系统和文化产业系统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日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就如何通过理解、把握文化人才是发展文化的第一资源，以及如何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来建设优秀的人才队伍、发挥文化创造力等问题采访了文化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
六中全会提出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新模式
——建设人才队伍和提升文化创造力双重考量
在中央集体讨论文化大发展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会议上，我们欣悦地感受到执政党对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和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公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
陈少峰指出，本次会议公报中对有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和提升文化创造力问题的阐述，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考量，应该视为一个有关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新模式的整体性新思路。
显然，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创造力的发挥，而文化创造的水平又取决于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我们应该通过创新文化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来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提法正是这样一种理念的体现。
由此，转变文化人才开发方法以及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实践基础。陈少峰指出，《公报》里所说的“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像党管干部那样，仅仅依靠行政的考核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强调要以推动文化创造为核心，以激发创造力为重点，转变文化管理和文化人才培养管理的模式，同时更加重视文化人才，尊重文化人才，积极培养文化人才，建设强大的文化人才和文化产业人才队伍。
陈少峰认为，今后加大文化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以及转变开发模式的工作，应该争取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
第一，加强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提升培养人才的能力。特别是加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的师资培养、硕士培养和在职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促进高校资源向文化人才培养的投入。
第二，各级政府应增加文化人力资源领域的资金投入。具体工作可以包括加强对公务员、文化事业单位人员的培训和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政府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第三，重视文化人才及文化经理人的能力积累，注重专业化素质的提高和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的稳定性积累。
第四，营造宽松的文化创造环境，包括营造尊重人才、支持人才、鼓励创造的软环境，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第五，抓重点，培养综合素质人才。重视高素质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文化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急迫的任务。第六，转变教育理念，重视在中小学开展文化素质和创造力教育，重视从小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意识、道德素质和文化创造力。
从各地党委政府和各个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陈少峰认为，我们需要切实转变有关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方式方法，以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创新来提高我国总体的文化创造水平和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
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改革发展成效考核体系
——减少行政干预，以文化创新促进文化大发展
《公报》中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改进文化管理和转变文化管理方式来促进文化创造，推动文化大发展。那么，如何调整、改进以及转变推动文化发展的方式方法？
《公报》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要加强文化领域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发挥文化战线全体共产党员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
怎样才能改进管理的效率，充分体现“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体现文化的科学发展理念和方法呢？陈少峰认为，恐怕还是要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包括去除主观性和盲目性，减少一般化的行政干预。
针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一个提法，我们需要着眼于新时期对于文化发展的要求和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来定位。陈少峰指出，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要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上面的话，那么，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改变管理和引导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方式方法，在文化创作、生产、经营等各个领域遵循客观规律，并按照科学方法和发展观来改进在文化领域的评价、引导、指导、推动等做法，以及改进发展文化、文化事业、文化公共服务和文化产业等各项工作作风和方法。
同时，在以文化产业为基本途径提供文化内容产品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时代，我们必须改革或者改进创造文化的方式，其中包括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竞争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一般的文化创作和文化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也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其不同的管理方式转变的要求。
陈少峰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转变工作方式的基本要求。尊重人才、鼓励创造和创新，提升文化人才的创造积极性，要求有关管理者要做好更多更细致的服务工作，也要把做好支持文化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作为转变文化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
就具体对策思路上看，陈少峰认为，实现文化管理方式转变的要点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引导为主，而不是以命令为主。引导的目的是把文化创造者作为文化发展的主要的推动力，引导创造精品。
第二，发挥各级党委政府服务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重视文化工作者的需求，改进服务方式和方法。
第三，从粗放转向细致，将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导的事情做得更加深入细致，以完善政策为主要方式，发挥党委政府各项支持文化工作的实质作用。
第四，注重在党委和政府主导的领域进行管理方式的转变，包括比如加大对社会风气的具体引导，支持各种公益性文化组织的发展等等。
第五，从文化行政转型文化服务，逐步由政府主导、行政管理文化转向政府支持创造文化、行政服务文化。
第六，持续探索文化管理的新模式，重视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任务的变化，包括适应今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要求。
通过转变文化管理方式，特别是由行政管理型转向服务导向型，从宣传指导型转向引导激励型，陈少峰乐观地认为，我们对文化的管理工作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十二
钱逊：立足中华文化 培养民族精神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钱逊教授谈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五要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18日闭幕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全会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钱逊教授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建设“精神家园”的关键，就是怎样真正把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传下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缺乏精神追求。以什么为基础来建立精神追求，增强民族凝聚力呢？这就离不开中国文化。要将中华文化的优势真正落实到社会上，这才是根本。文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要提高中国人自己的精神”，钱逊说。
钱逊表示，西方的价值观是“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就是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然而，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与之相反的。中国人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基础。具体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以下五要素：
一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精神第一、群己统一，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儒家上体现的两个最核心内容，体现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二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荀子说过，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人能“群”，“群”的原因在于“义”。“群”与“义”落实到具体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即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离开社会，不可能离开与他人的关系。那应当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个人要把自己看成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与第一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只有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追求精神上的不朽，才会与他人相处好。如果你只追求物质享受，就一定是只为个人。
《论语》说，精神生活要放在第一位，要把个人放到群体中，不要孤立地看待个人。这两点恰恰与西方流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对立的。西方现在追求的价值观，有人概括为两点:“物质利益至上，个人至上”。加在一起就是:以追求个人的最大的物质利益为最高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与之相反的。中国的这种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基础。
三是“礼”。中国是礼仪之邦，西方治理国家靠法。礼是自己自觉去遵守的东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
四是良心。西方人讲上帝的，西方人批评中国时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差是因为不信上帝，没有上帝的约束。实际上这是不懂中国文化的表现。中国人靠什么约束自己的行为？中国人靠的是良心、羞耻心，知耻，靠的是自己内心自觉的道德约束。
五是和谐。追求和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观，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这五要素在今天来讲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都体现在我们的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考虑到把这些要素纳入进去，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探讨和讨论的问题”，钱逊说。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十四
李君如：文化强国需“造血”民族之“根”要保护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剖析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战略的内涵和意义
近日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令。
如何深刻认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的内涵和意义？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表示，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造血”，造一个新鲜的血液，给我们这个民族增添新的力量。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强国的建设不是简单完成文化传承的问题，要把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
中央三次六中全会议题之变折射发展新思路
李君如表示，十七届六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高高举起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二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同时也制定了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前，党中央曾经开过两次全会来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第一次是十二届六中全会，当时解决的重点问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仅仅抓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包不包括思想道德建设，这是当时召开中央全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是在十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我们经历了一个苏东剧变，同时又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所以，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1）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形成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又能够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思想道德。
十七届六中全会是中央第三次研究精神文明问题，这次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讲的“文化建设”和十二届六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讲的“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来说的，而文化建设是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而言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文化体制和文化建设问题，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样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形成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国。
所以，中央每一次研究文化问题，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就是亮点。
保护中华民族之“根” 勿简单传承
如何正确把握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李君如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使命感、责任心。今天，中央强调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因为我们面临着精神生活如何健康发展的紧迫课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但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除了要有比较丰厚的物质文明条件之外，更要有比较健康的精神文明的条件。我们有的人钱包是鼓了，但是脑袋是贫乏了。所以，六中全会重申了一句话：“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李君如说，精神生活的问题联系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就更为严峻。因为中国现在是一步一步走向世界的中心舞台，要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要让世人看到中国人是对资源、生态具有保护、对人具有爱心的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责任心、是否爱好和平，不仅关系着社会和谐，而且也关系着国际形象。
所以，李君如表示，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必须具有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心，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加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之际，需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上来。
李君如说，历史上，中华民族崇尚、敬畏天，而不是上帝。因此，中国人从古以来就认为做人、做事要符合天道，尊重天意。道可道无常道，天道、天意是通过“理”和“德”体现出来的。所以中国人特别强调一个是道理，一个是道德。“理”和“德”都是根据天行有常，根据这个“常”也就是规律得出来的。所以，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就是讲道理、讲道德。中华民族是特别重视道德的一个民族。
李君如指出，“小悦悦事件”体现出社会的冷漠和精神的贫乏，之所以会那么引人关注，因为许多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把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伦理传统丢掉了。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根”在悄悄的腐蚀了。而这个“根”的腐蚀对中华民族来讲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没有人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能不能够保持自己优良传统的问题。
所以，不仅广东应该“拒绝冷漠”，全国各地都应该“拒绝冷漠”。“拒绝冷漠”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个民族的“根”，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以一种讲道德、有爱心的优秀民族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因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加强文化建设，不是一个简单完成文化传承的任务，而是要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精神生活领域的问题，要把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高高举起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帜”，李君如说。
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精心“造血”
网友提出，为什么叫“文化强国”？难道我们文化发展的目的就止于“强国”？李君如表示，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战略意义：
第一，建设文化强国，形成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一个民族国家若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绝对不是一个强国。因此，要建设成一个强国，不仅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还要有强大的文化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社会活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一个多元的社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利益上，而且表现在思想上。所以，中国13亿人的思想文化出现了多样性、选择性、多变性等一系列新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所以，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就是要通过文化来整合整个社会，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建设文化强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新阶段有许多难关需要我们去攻克，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我们去化解。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用文化来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因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全面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现代化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追求，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且越来越取决于文化的发展。
第三，建设文化强国，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一种全新的形象，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人看不起。所谓的“东亚病夫”，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物质条件差，而且指的是我们的文化素质差。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大批走向世界，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们的国人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表现出不文明，留给世人的就是一种不佳形象。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人看到一个大国、强国形象呢？所以，我们建设文化强国，从总体上讲也是为了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四，建设文化强国，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但是，血液是要更新的，否则就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造血”，造一个新鲜的血液，给我们这个民族增添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归根到底就表现在我们中国人思想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最大的福祉。
中华文化应该走出去但不能搞扩张
李君如表示，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而创新力则是最重要的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要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第二个方面要增强我们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三个方面要增强我们文化的传播力。因为，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文化，不能算是有实力的文化；一个没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也不是有实力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传播力的文化，只能孤芳自赏，也不能说是有实力的。文化“软实力”的关键词是“实力”。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李君如认为，中华文化应该走出国门，但是我们要明确，绝不搞对外文化扩张。文化扩张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华民族尊重世界各个国家的民族传统，而且愿意和世界各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善于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同时又能够把世界优秀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新文化。
我们用政府扶持、国家推进文化交流的时候，固然是很好的。事实上这几年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比较多的都是政府之间的交流，我们缺少的是民间的交流。所以，我们要加强的还是怎么样推动民间的文化走向世界，而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把我们中华优秀的文化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
这几年我们讲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更多的是文化“送出去”而不是“走出去”。就是政府花了钱“送出去”，办各种演出、展览、研讨会。所以，我们缺的不是政府的扶持，缺的是市场化的文化交流。而市场化的文化交流靠的是精品力作，能够打进世界市场的小说、电影、视频、演出。所以，我们政府要支持和扶持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我们各个文艺团体，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然后通过市场化的交流渠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建设文化强国需借鉴美国文化发展经验
网友提出，为什么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其文化影响力能独霸世界，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却小的可怜。
李君如表示，美国现象始终是我们应该好好去研究的。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既没有那么多文物可以挖掘，也没有那么多文化典籍可以传承。但是，它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研究美国的文化现象，并不是要崇尚媚外，不是简单地肯定美国文化，而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文化建设有什么规律，建设文化强国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途径。如果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设文化强国这个目标，很可能就变为一种口号。
在李君如看来，美国文化现象有以下几点可以供我们参考：
一、美国很重视文化的创新。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好事，但是好事背后也有一种隐患，那就是背上了文化的“包袱”，缺少文化创新的内在需求和动力。文化是我们一个民族血管里的血液，血液是要更新的，否则就意味着生命的衰退。所以，一个民族文化有没有一种持续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它能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能不能创新。美国文化现象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创新。
二、美国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文化是靠人去塑造的，是要靠有创新能力的人去推动的。人才问题在文化建设中间事关全局，必须高度重视。文化人才和其他人才不一样，它不是靠那些听话、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人和事，而是靠求新求变来给社会提供崇高追求的精神力量。所以，一个国家文化要发展，首先要有一大批创新人才。
美国重视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它具有一种多样性的包容文化环境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在文化创新过程中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是包容，还是扼杀，将会影响到创新人才的成长，更会影响这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所以，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的政策，我们现在提倡文化繁荣也是因为社会逐渐增加了这种包容性。如果没有这种包容性，就不可能有创新型的人才，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繁荣。
三、美国十分重视通过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文化的影响力是在传播中实现的，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市场是文化传播的良好渠道。所以，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就是同它的文化传播力相联系的，而文化的传播力又同它的文化市场的发展相联系的。比如一部《阿凡达》可以十几亿的收入，就是靠市场。而市场带给美国的不仅仅是美元，而且是美国的文化影响力、美国的软实力。所以，我们这次六中全会根据这几年文化改革的经验，强调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要大量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市场化的路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来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美国的文化现象还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去很好的思考和总结的，我们不要去感叹美国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强势，而是要去研究我们的文化怎么样也能够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而繁荣发展起来。中华民族要在文化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整理）
国家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课题主持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于今：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十五
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国家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丛书”课题主持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文化体制的改革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其相互间的整合，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认真总结经验，寻求更好发展方法的重要课题。
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意义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是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那么，于院长，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于今：加强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科学判断当前形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决策，这是当前我国改革的重点之一。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文化改革包含在其中。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革新已经密不可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对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使我国现代化进程健康全面快速发展，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文化体制改革的含义和内容
记者：文化体制的内涵是什么？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哪些？
于今：文化体制是指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文化产品的生产、管理和传播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方式。它包括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管理形式、管理方法及传播形式等。文化体制是文化产品专业化生产的组织构架与制度安排。文化体制的类型和社会性要素规定着文化产品生产、管理、传播等实践活动的特点，体现着主体从事实践活动的方式，制约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也制约着文化创造的状况与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体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文化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文化体制的变革相应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与先进社会文化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那一部分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建立有利于创设优秀文化观念，积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将先进的文化成果惠及全社会人民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
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以及完善的文化创新体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是什么？比之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是什么？
于今：在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的变革是重点。文化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指理顺党委、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结构状况与相互关系，使各文化单位之间各司其责，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文化微观运行体制主要指文化企事业内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通过对文化企事业内部组织机构的改革，促使其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社会效益也显著提高。
文化发展的各个元素，包括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流通、文化组织、文化机构、文化分配、行业文化权利等，都需要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保障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制度发生变革，与制度相关的其它各个方面将随之变革，制度变革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制度变革以及对新制度的遵照执行，将极大地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
在体制的改革中，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难点，文化的变革事关整个的上层建筑，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和法律规则等，所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比起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要更加艰巨和复杂。衡量文化改革的成果，既要顾及经济效益，又要涉及政治和社会效益，既要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要有利于精神境界的提升，要求更高，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因此，文化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要取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需要人们树立创新的观念，牢固创新的意识，探寻创新的方法。创新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扬弃，使其发生适合当下形势的质的变化。文化创新既指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作品，创新文化生产、组织和流通方式，也指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化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
记者：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的环境中，文化事业单位的内部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把握文化事业单位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于今：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部门和岗位责任制，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是文化事业单位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文化事业单位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的主要方式。
打破过去岗位设置人浮于事的不合理局面，按照事业发展的需要设定岗位，按照岗位需要来聘用人员，按照岗位制定工资标准。
文化事业单位要科学定岗，根据社会效益的考核结果确定对岗位投资的比例和比重，明确各岗位需求及相互关系，减少管理岗位，看重技术岗位，增加服务岗位，实行全员公开招考，公平选拔，合同聘用、竞争上岗。
以聘用制为基本用人制度，单位与职工签订具有法律约束效益的聘用合同，确定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明确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聘用合同不能等同于一纸空文，流于形式，在工作中要认真遵照合同条款，充分发挥合同的法律效应。
打破职务身份的终身制，按照绩效聘任职务，强化竞争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可以同级同聘、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只评不聘，外员内聘，真正实行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内部管理机制。
按照绩效发放报酬和奖金，在科学设岗的基础上，按照绩效优先、兼顾公平和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在执行国家统一工资制度和工资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工效挂钩、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岗位工资制度。
严格财务管理，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日常开支，避免利用国家经费进行私人的消费和发展，降低运行成本。
切实解决人员的去留、退休、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妥善安置退休人员，对于企事业混合的单位，可采用“老人老办法”的方式，解决债务、人员和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安排富余人员，鼓励富余人员提前离岗、退休，办民营文化机构或通过培训转岗再就业，保证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
现代社会，人力是最可宝贵的，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作为脑力劳动的集中和创造地，人才更是文化事业单位发展的中心。要建立能够调动人才创造性和积极性的管理机制，鼓励人才自我提高，自我发展，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多劳者多得，贡献大者多得，进一步激发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活力。
深入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是当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需要，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促进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的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的系统工程，应立足于现有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比较在世界格局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兼顾传统和世界的多种因素，获得独创性的新发展。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十七
李修松：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谈文化创意产业五大问题“浅 泛 滥 抄 乏”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我国当前情势下，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带动文化产业并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文化创意产业在各地普遍兴起，在经历了世界金融危机考验后，目前发展势头更加强劲。然而，大好形势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存在“浅”“泛”“滥”“抄”“乏”等五大问题。应该大力改变文化与科技两张皮现象，有效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用文化创意产业推进文化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五大问题
——“浅”“泛”“滥”“抄”“乏”
李修松指出，冷静分析，我们会发现，大好形势下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缺乏资金、机制创新、政策支持，市场体系不健全等等。李修松将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问题概括为：“浅”“泛”“滥”“抄”“乏”五大问题。
“浅”。文化创意产业恰恰缺乏创意。创意层次低、方法和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不够、原创水平不高的问题，可以说是普遍存在。
“泛”。将文化创意产业泛化。文化创意产业最主要特征在于“创意”，然而，许多地方不加分析和区分，将各种文化产业都冠之曰文化创意产业，这样做反而会抑制创意，不仅发展不了文化创意产业，而且一般文化产业也难发展起来。
“滥”。一些地方盲目跟风，一哄而起，只重量的扩张，不管质的提升，大量低水平重复投资，同质化现象严重，布局不合理。
“抄”。相互模仿，照搬照抄现象严重。有搬抄国外模式的，如引进迪斯尼乐园之类；有抄袭国内的，如“云南印象”模式被很多地方沿袭。至于许多文化创意企业产品的“山寨”现象，则是到处流行，有目共睹了。
“乏”。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缺乏，举凡创意、技术、管理、营销人才都严重缺乏，更缺乏善创意、会技术、懂管理、知营销的复合型人才。文化创意的人才结构或人才组合也缺乏合理性。
多举措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改变文化与科技两张皮现象
李修松表示，当下比较重要的是，要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进一步明晰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范围、特征、优势、发展走势，以及人才结构、创意方式、产品研发与生产营销、资金扶助、政策支持等，用以指导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科学发展，少走弯路。
李修松说，要切实有效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占领优势、特色资源，通过创新资源利用方式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处于从粗放经营向质量提升、从数量扩张向效益提升的发展阶段，当此之际，谁能够率先占据优势资源、特色资源，科学运用文化创意创新资源利用方式，走出一条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之路，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品牌产品，谁就能在全国脱颖而出，首先占领国内市场，并进而以自身优势走向世界。
李修松认为，要切实有效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就需要抓住广大人民群众需求这根主线，特别是抓住满足广大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娱乐需求予以引导和化育这个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样，文化创意产业就会充满吸引力，其产品就会畅销，就能够做大做强。
“要努力形成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机制，加速形成文化科技学科与文化科技产业。要下大力气改变目前文化与科技两张皮，文化人不熟悉科技，科技工作者文化学养不高的现状。运用行政、经济等手段，促使文化人提高科技素质，科技工作者提升文化学养，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李修松说。
此外，要始终把握文化创意这个主题，走自主创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路；要大力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并注意合理配置人才，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创意方式；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快有关法规的制定，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切实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用文化创意产业推进文化创新
——传统文化保守有余创新不足
文化创意产业强调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全民族创新乃至国家创新之根本。总体上来说，凡是文化创新性强的国家和地区，其开放精神就强，其人民就富于创新精神，其科学技术发展就快，其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反之亦然。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创新型国家，但不可讳言，比较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说，我们恰恰创新不够。李修松指出，科技创新不够只是表象，文化缺乏创新才是根本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习惯于因循，才热衷于抄搬模仿，“山寨”现象才到处流行，以致于我们的产品原创水平不高，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产量虽大，但盈利却很少，因知识产权原因，不得不将大量的利润交给别的国家。
我国现代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具有无穷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利用价值。然而李修松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明显缺憾是：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习惯因循守旧。所以，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充满创新激情，自觉为创新去丰富知识，学习技术，开阔视野和思路，就必须要培育我们国民的创新意识，推进文化创新。
李修松指出，简而言之，推进文化创新要从三方面来抓：一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改革束缚和制约我们文化创新的体制和机制；二是通过扩大开放，吸收外来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文化，激发我们文化的创新活力；三是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这样的文化创新实践推进我们的国民去进行文化创新，用文化创意产业生动活泼的产品和服务影响我们的国民去创新文化，推动文化创新。我们相信，通过三者合力去推进文化创新，我们的创新文化必然会加快提升，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创新型国家必然会加快实现，必然在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六中全会：文化上的高度自觉 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人民网独家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十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陈叶军
编者按：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决定》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是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周文彰认为，全会必将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专家简介：周文彰（进入专栏），男，汉族，1953年8月生，江苏宝应人，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曾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绍兴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获“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认识
——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是科学的发展
记者：六中全会深入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与经验，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如何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认识？
周文彰：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振奋党心、振奋军心、振奋民心。全会的这一号召，迫切需要我们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需要建设文化强国。科学发展必然要求文化的发展。科学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没有文化的发展就不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空前地突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不是科学发展。《决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次，人民幸福需要建设文化强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直接关系民生幸福。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讲公平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再次，国家强盛需要建设文化强国。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文化软实力突出地表现为文化生产力、文化创造力、文化传播能力、文化影响力、文化竞争力。当前我国的文化已较以往有了很大发展，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文化上仍然是“西强我弱”。文化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要想国家强盛，一定要建设文化强国。
最后，和谐社会需要建设文化强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让人民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丰富人民的精神内容，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不断增加社会生活中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中国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充分认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全会要求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是继今年“七一”讲话后党中央突出强调的又一重要思想。您如何看待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周文彰：首先，文化自觉，是文化觉醒。文化觉醒，就是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是政治，不抓文化发展，就是不讲政治；文化是形象，衡量是不是落后，经济是一个指标，文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文化是环境，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环境；文化是生活，文化本来就是人的生活；文化是经济,一是文化能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文化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有鉴于此,近来我特别强调确立“文化经济”这一概念。
所谓文化经济，就是以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形成的一个专门经济门类，涉及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大众文化文化消费这三大方面。文化经济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等等之后而形成的一个新型经济部门。
其次，文化自觉，要求责任担当。责任担当，就是把文化觉醒付诸行动，自觉承担起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重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
积极主动地担当起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是文化自觉最重要的含义。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要有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从一个党来说，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这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为此要着力破除经济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观念。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同样重要的硬任务。必须把文化建设列为事关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硬任务，抓紧抓实。要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估体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
最后，文化自觉，更要求头脑清醒。抓文化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和尊重客观规律。想当然，拍脑袋，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条件，乱上文化项目，是一厢情愿，是盲目蛮干，是可怕的“文化大跃进”。文化发展，拒绝头脑发热。
抓文化发展，要有自己的创意，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抓文化发展，要珍爱资源，要立足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拒绝破坏文化和自然资源；抓文化发展，要重视内容健康。
文化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文化人，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记者：全会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此，您如何理解？
周文彰：要讨论文化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了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建国以来，文化一直是作为事业对待的，特点主要是，单位是事业单位，职工是国家职工，资金是政府投入，效益上不计投入产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划分，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没有划分时，本应由政府埋单的，财政投入不足。本应市场运作的，又长期依赖政府，造成文化发展缓慢。划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就能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和作用。
文化教育人、引导人。以文化人。关于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说，文化建设的目的和任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丰富群众生活。这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二，调整经济结构。文化也是经济。从国际经济来看，发展文化产业，包括发展文化事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
第三，提高文明水平。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
——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记者：全会指出，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如何增强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步伐？
周文彰：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一是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从体制机制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明确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建立适应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的运行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激励机制。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走向市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
二是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这方面，我们的改革力度大、成效好。一是完成了新华书店系统的转企改制。全国3000多家新华书店全部转制，走上了市场竞争的道路。二是完成了出版社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经营性出版社已基本转制成企业。三是报刊的改革不断推进。时政类党报党刊的49家集团现已全部组建了报业集团，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深化发行体制改革的问题。四是影视制作机构改革。五是文艺院团改革。
三是推动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比如组建大型出版集团。重点打造三大国家级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已经在几年前组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前不久刚刚挂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也已于2011年7月成立。
四是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内需拉动尚且严重乏力，对外文化贸易是进口远远高于出口。《决定》指出要扩大文化出口，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政府在文化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主导，但不是包打天下
记者：全会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负起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那么，政府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周文彰：毫无疑问，政府在文化建设中责任重大。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如何，关键看政府。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应当集中在：主导和指导，规划和规范，推动和推广。
一、主导和引导。首先，政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在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次，政府要始终走在文化产业的前头，牢牢掌握和用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动权。把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业，把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把文化产业变成扶贫攻坚工程、旅游发展工程，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运用税收、金融、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调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政府的主导作用。
文化建设是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打天下，需要动员和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引导责任，就是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建设。引导的手段要不断创新，综合运用。比如政策引导，规划引导等。
二、规划和规范。公益性文化事业需要规划，经营性文化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同样需要规划。规划集中体现政府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引导全社会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
文化建设过程需要规范。即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文化产品质量、规范文化市场。
规范政府行为，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二是要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三是要从主要面向直属单位转而面向全社会转变。
规范文化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我们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原则，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自觉服从社会效益。但是，当文化产品在符合社会文明建设的前提下，经济效益越大，它的社会效益也就越大。
规范文化市场。包括扫黄打非，查处假冒伪劣，制定文化产品交易规则，维护消费者权益，建立市场秩序，使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在规范中繁荣。
三、推动和推广。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推广就是从试点到展开。推广也是宣传推介。在文化建设中，宣传推介的作用极其巨大，需要重视、需要认真策划。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正确处理三种文化现象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开放的格局、思变的心态、快速的发展，引起我国的文化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多层、多样的表现形态。文化格局这样一种特点，就使得文化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乃至千奇百怪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党和政府作为文化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何看待、对待这些文化？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什么样的？
周文彰：文化建设有个方向问题，这就涉及文化价值观问题。当前在文化价值观上有三种现象值得我们反省。一是模糊。有相当一部分人，分不清文化的是非、善恶、利害、美丑，把各种文化现象看作自然的社会存在，听之任之。二是错位。有些人不把健康有益的文化现象作为好的来提倡；不把颓废没落的文化现象作为不健康的东西而加以制止。三是颠倒。这种文化价值观，把美的当成丑的，把丑的当成美的；把利当成害，把害当成利；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完全颠倒了价值判断的标准。
这三种类型的文化价值观，严重阻碍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使某些人、某些领域的文化生活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局面，凸显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部门某些干部的文化价值观在导向上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应引起社会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文化价值呢？
判断文化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能不能构成有益的社会生活？能够构成有益的社会生活的文化就是好的；否则，就是有害的。第二，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就是好的；反之，则是有害的。
当前，要科学对待、正确处理三种文化现象或文化行为。
第一，正确对待娱乐文化。这里所说的娱乐文化主要指日常的消遣娱乐，比如打扑克、玩麻将、上歌舞厅等，这是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要注意引导人们正确对待，不可泛滥、沉迷，更不能走向消遣娱乐的反面。
第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善于要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人热衷于过洋节，热衷于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盲目宣扬西文的文化和传统，这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以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作为后盾，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竞争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构成这一事实。这就更需要我们明辨是非利害，维护好我国的文化安全。
第三，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深厚，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发掘利用。同时，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很深，遗留的糟粕也不少，也需要我们坚决地剔除。在对待历史文化上，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的态度皆不可取。当前我国的文化娱乐界有一种对历史文化无批判的、过分宣扬的不良倾向，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数量很少。各级领导应当加以重视，加以引导。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文化改革发展不仅仅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任务，是全社会的任务；文化改革发展不仅仅是吹拉弹唱、写写画画，而是内容丰富，直接关系到政治、形象、环境、生活和经济建设；文化改革发展不仅要靠体制内，更要调动和依靠体制外。我们要迅速扭转对文化改革发展的一切不正确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决策和部署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