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z÷z2的泰勒级数:外资遭遇“紫禁城”？

但在中国，凯雷眼下最紧要的事情仍在等候结果。去年10月，该集团同意以3.75亿美元取得国有企业徐工机械(Xugong Construction Machinery)的控股权，这桩交易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股本交易。近10个月过去了，中国政府仍未批准此笔收购。

要说徐工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未免有些勉强：其主业是制造在建筑工地运载碎石的卡车。不过，因人们对外企侵入中国经济感到不安，凯雷拟议中的收购就成为这种情绪的攻击目标。在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外国投资20年后，近期发出的信号很不明朗。

凯雷此笔交易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惯常的经济政策圈子，部分原因在于三一重工(Sany)负责人向文波发起的一场互联网运动，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谴责上述交易是“非法的”。三一重工是一家与凯雷竞争的机械制造商。向文波提议支付高于凯雷的收购出价——不过，他未能澄清将如何为这样一笔交易融资。

一些银行家表示，凯雷的遭遇，将是对中国对外资收购态度的重要检验。一位参与出售过程的外国高管表示：“如果他们否决对徐工这样不太重要的公司的收购，将有悖于过去25年的整个经济模式。”

有许多拟议中的外国收购案在北京的官僚机构遇到了麻烦，徐工收购案只是其中一例——尽管最为沸沸扬扬。这个问题还波及到香港。另一个敏感案例是有关广东发展银行(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前景的问题，在该给外国投资者多少控制权的争论中，这宗交易一年多来前途未卜。

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都是向这家负债累累的银行提出30多亿美元报价的主要财团。一位了解出售过程的人士表示：“我相信决定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做出。”

今年6月份，中国监管机构批准了一项交易，使外资金融机构首次获得了一家国内券商的控股权，由此结束了为期数月的不确定状态。瑞士银行瑞银集团(UBS)获得了对其去年所呈提议的“预批函”，它提议向国有的北京证券(Beijing Securities)注资2亿美元，以换取后者20%的股份。在国内其它券商的游说下，这桩交易曾陷入停滞状态。

CVC Asia Pacific最近取消了6亿美元收购一家主要中国造纸商30%股份的交易，不过，这家私人股本基金否认交易失败是因为监管方面的问题。

在许多其它领域，也有对外资热情降温的迹象。为了给房地产市场减速，中国政府于上月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外国人的法令，尽管外国人在房产总投资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10天前发布的规定草案，可能会加大外国人在华投资互联网的难度，同时，政府还在机械行业给外国投资设置了官僚障碍。

甚至在科学界也存在很多不满的声音。中国曾出现外资企业设立研究部门的热潮，这曾在西方国家激起对离岸业务的担忧。在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也开始提出，跨国公司吸引走了最好的年轻科学家，国家利益可能会由此受到损害。

令海外投资者感到沮丧的是，就在对外资收购的反对加强之际，中国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日益繁荣。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股市改革的推动，因为股改降低了收购上市公司的难度，同时，这也是为了提高规模效益。

那么，为何会出现反对外资收购的风潮呢？正如观察欧洲企业界的人士所了解的那样，在多数国家，外国人高调的收购——特别是在有私人股本参与时——都会引发愤怒情绪。

在中国，人们可以找到反对外资收购的一些具体的短期原因。企业收购，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收购，以前一直是很罕见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大举接纳外国直接投资，但这些外资多流入合资企业，国内企业几乎无一落入外资手中。

汤姆森金融(Thomson Financial)提供的数据显示，2001年，外国企业在中国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中投入了27亿美元，而去年的投资额高达132亿美元。2002年，并购占外国直接投资的3.9%；而去年这个比例高达21.5%。

此外，外资刚刚开始在中国金融机构中持股。涉足于中国经济最敏感行业之一，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

在其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报复心理。在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CNOOC)竞购美国公司尤尼科(Unocal)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激怒了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一位在中国呆了10年的欧洲银行家表示：“我们不应对北京过于苛刻。去年美国政府阻止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之后，没有一个美国人有资格对北京说教自由市场。”

其他人士认为，这表明了一种文化上的转变。10年前，中国迫切需要国外的帮助和技能。如今，既然该国对于自己在现代世界蓬勃发展的能力更有信心了，政府官员们可能感觉不再那么需要引进外资。

随着中国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也在摸索处理这种政策问题的方法。目前有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讨论反垄断问题已有10年之久，但直到现在才开始辩论反垄断法草案。讨论的部分内容，涉及外国企业利用并购来建立垄断地位的风险。

律师和银行家们也希望审批程序能够更为明晰，目前审批程序没有时间表，而且如果企业的计划被否决，它们也没有上诉或解释的空间。

中国政府希望打破徐工事件的僵局，上月，中国政府召开了一个有六部委官员参加的为期三天的会议，试图敲定出一个解决方案。一些与会者表示，此次会议也是为其它国有企业收购设定基本规则的一次努力。的确，政府官员正准备修改中国领先企业的并购规定。

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向文波表示：“徐工事件正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一个标杆。它是讨论将国有资产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外资手中的完美案例。”

这种官僚思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拖延。“近来，决策者在做决定上表现得更为谨慎，可能是由于内部围绕走哪条路线的辩论，”一位驻香港的中国银行家表示。“政府现在是走两步，退一步半。在中国政府作出决定之前，企业只能掂起脚尖走路。”

徐工事件引发的争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反对外资并购已成为围绕中国市场改革方向展开的激烈辩论的一部分。不平等程度加深、腐败现象，以及教育和医疗体系的不完善，增强了那些对改革进程持批评态度的左翼人士的勇气。

对于不平等现象的这些忧虑，使中国政府在很多经济政策领域采取了守势。面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腐败的种种说法，中国政府下令禁止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MBO)。

外资收购是引发不同寻常的公开批评的另一个导火索。对外资收购持最严厉批评态度人士之一、国家统计局(NSB)前任局长李德水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应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跨国企业收购本国企业。他表示：“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这个问题仍在发展。国家发改委(NDRC)下属的一家智囊机构上周呼吁，应建立一个政府机构，“严格”审查所有外资对中国公司的并购。

凯雷和徐工仍然相信，交易将最终获得批准。它们的咨询顾问表示，中国政府上月召开的讨论这宗交易的会议，令他们感到鼓舞。

然而，这宗交易引发的情绪不会消失。“在政府层面，普遍有继续开放经济的决心，但特别是在公众层面，人们对于外资收购国内资产存在很多顾虑，”清华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这意味着，你可能经历更多这样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