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魔少年巨乳狩猎:陈季冰：“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6月，整个华夏大地都浸透在激昂的“红歌”声中。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亲身参与的“红歌”赛就有两次——一次是本单位内部搞的；另一次是我们单位所在的集团组织的。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言，不容置疑地认定，只要让“红歌”以及红色文化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必然能有效地加深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恐怕是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或许，缅怀光荣历史有时候的确能够激发巨大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往往是以悠久伟大的历史传统培育人们的国族身份认同）。但在另一些时候，引导人们过分沉湎于往昔（特别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神话般的往昔），又总是很容易触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情绪，进而使他们对没有神话光环护佑的当今社会现实生出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因此，这很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而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待科学冷静的评估。

    客观地说，假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手段，而是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牵头主导的话，这类“红歌”会的首要效果是活跃和丰富了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文化，为日益冷漠化的职场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平台。对许多单位的“8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把“红歌”会当作一次难得的展示才艺的愉快聚会，而并不十分在意表演些什么具体内容。而且，由于这类演出大多是集体性的，又都伴随有比赛和奖励，就更加有助于促进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多搞，我愿意掏点钱来赞助，对活跃公司内部的气氛来说，它比我们一天到晚空谈企业文化要实在和有效得多！”

    如果你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红歌”排练和汇演，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我个人的观察告诉我，这场全民运动成全了一组不容小觑的生意，让一大批人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首先是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各类场馆出租、服装（道具）租赁，以及相应的海报、宣传材料的制作印刷行业。就像逢年过节各大高级宾馆的宴会厅很难预定到一样，越临近“七一”，各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越抢手。眼下国有单位大多材大气粗，遇上这种难得的“大喜之事”，把演出安排在本单位的会议室或礼堂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

    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