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有关南宫那月:精神之家》——铁链背后 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5: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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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精神病的农民钟运因有暴力倾向，被家人用铁链锁在屋子里已有13年。之所以如此，是因钟家无法负担高昂的治疗费。
令人不安的是，这似乎并非个例。近年来，相关报道并不少见。2009年，“因患精神病，江山市虎山街道荷塘村的宁庆根老人被铁链锁住双脚达4年之久”；“2010年1月24日清晨6点衢江区高家镇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残暴弑杀老父，砍伤生母”……除了暴力与被隔离，精神病人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在铁链背后，到底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钟运的家人将钟运扶起，想带钟运到屋外走走。
一个村子4个精神病人3个是重性
6月3日，记者再次来到了常山县天马镇中峰村的钟运家。一天前，钟运的父母刚为钟运洗了澡，并且暂时解了锁。
陪同记者前往的村支书李涌泉相告，被锁13年的钟运并不算村子里精神病最严重的。“我们村子里现在有4个精神病人，3个是重性的。”
据李涌泉介绍，这3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村民，一位是今年31岁的钟运，“另一位女的，是从外地嫁进我们村的，平时都靠丈夫在监护。”还有一位男性村民患病时间最长，因为曾经杀死自己的父亲，家人都希望“别让他再回来”，妻子也已与其离婚，从而缺少监护人，整日游荡在外。“他们的患病史比钟运要长，估计都超过20年了。”李涌泉说，钟运也是3人中惟一接受过治疗的精神病人。
记者从常山县残联了解到，中峰村是常山县有精神病人最多的村子。从4月份的实名制调查显示，目前常山县共有精神病人1230人，持残疾证的307人。在持证人群中，重性精神病患者为192人。
市第三医院副院长胡伟明介绍说，由于学习和工作压力过大、生活节奏加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精神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最近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来医院门诊接受治疗的人群中，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有，身份也各不相同。
“就浙江省来说，15岁以上患精神病的人数达到了总人数的17.29%，其中可能34万没有投医，其中1.5%是我们常说的'武疯子’，他们的医治情况并不乐观。”胡伟明对此表示担忧，“对于精神病患者应开放式治疗，不能关押。而且应根据医生指导坚持服药，如果中断，病情会加重。”
精神病患到底谁来救治？
在采访中，无论是村民、还是一些政府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救助途径来送钟运这样的精神病人到精神病院治疗，也不清楚这笔钱到底该由谁来出。
实际上，当前农村精神病人救助还是有一定的途径可循的。
据常山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他们将精神病人分为3类加以救助：针对“三无”精神病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无法律赡养人的病人，可通过各级上报和核实后，由市、县残联出钱，免费到医院救治。不过，虽然可免费治疗，但符合此类条件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一种是针对贫困精神病人，“拿钟运举例，他每年可以得到近7000元的补助，并且现在已经拿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病治疗在2008年底被纳入新农合的报销范畴，此前一直不是。
“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资金难仍是最大难题。”该工作人员透露，“我们目前资金缺口很大。这也不光是我们一个部门的事。”
常山县卫生局疾控科科长殷华锋告诉记者，救治精神病人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最主要的是应该由政府牵头，协调指导和督促各个部门的职能。这样事可能好办很多。”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精神病人的整套救治工作需要靠公安机关、卫生部门、民政部门、残联、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社区居(村)委会等单位互相协助开展。
卫生欠账与立法尴尬
要解决精神病人看病的问题，关键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疗体系的建设。但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一方面是大量的精神病人需要治疗，另一方面，承担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因为缺钱也在等待着“救治”。
目前，市第三医院有280名左右的病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占一半以上，常常因为病床不够用，只能在走廊上加床。几个科室合用一个办公室的情况更是普遍，因为没有大型会议室，开会时只能借用附近市残联的会议室。精神病患者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需要做户外运动，但是目前三院的设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这些制约因素要等新院建成才能消除，新院按照300张床位的标准建设，总占地面积与总建筑面积都将是原来的近3倍，户外运动的场所也就有了。
但是，胡伟民认为，医疗卫生事业长期欠账，尤其是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特殊类型的医院更是如此。“政府以往每年拨款100余万，今年有所增加，有146万，但2010年，仅仅用于科普宣传和肇事肇祸精神病者的治疗就达到了152万，资金显然是不够的。”而目前统计到的未付债款也达到了近100万元。
此外，我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这直接影响了对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精神疾病有不同于一般残疾的特殊性，若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涉及精神病人救助的各部门只能按一般残疾人的规定来对待和处理，这种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具体问题很难解决，因此迫切需要立法。
早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就已起草，并先后修改了十余稿。但历时20多年，至今仍未出台。相关法律的缺失，形成了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个别患者自伤、自杀、杀人、伤人等意外情况难以防范。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对于精神病患的救助、管理机制也严重缺失。
呼唤国家救助
据胡伟明介绍，像钟运这样的“武疯子”由两类精神疾病引起，一种是“精神分裂症”，一种是“躁狂症”，其中“精神分裂症”占绝大多数。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群体，只要按时、长期服药，是可以控制病情的。可现状是，接受治疗的少之又少，因为八成“武疯子”在农村，而这群人的家庭又是很贫困的。治疗费用欠缺成了“武疯子”治疗难题。他估算，仅针对全市患有精神分裂的病人，“要是用最简单的药物进行基本治疗，每年需要200万元左右。再好一点的药，可能就要500万-1000万了。”
记者从一些病人家属处了解到，当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果住院治疗，每年至少需要3万元；即使采取“家庭病床”治疗，每年最少也需1万元。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地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而少得可怜的精神病医院也使看病难上加难。
目前，我市现在只有一个精神病医院，县级以下基本没有精神医疗机构。我市在救治钟运此类精神病人上，农村显然成了“盲区”。钟运正处“盲区”，记者的到访使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在其父母的同意下送他入院治疗，费用双方再作商量。
钟运的母亲向冬不想重复以前提心吊胆的生活，她迫切地希望儿子的问题能解决。目前，我市已将精神病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可报销部分费用。而殷华锋也透露说，下一步，县里将出台一系列帮扶精神病人的政策。但这样的国家救助对钟家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向冬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记者说：“拜托你了，帮帮我们，我代表全家感激不尽。”
短评：为精神病人打开“回家”的门
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地听人说：“精神病人是残疾人中最可怜的人。”那么，有谁愿意为他们打开重返社会的大门？
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在救助、监管普遍乏力的现状下，精神疾病患者失于监护，而种种事实表明，精神疾病也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之一。“我们越有能力追求幸福，我们就越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是德国哲学家尤根·莫尔特曼在北京的演讲中的一句话。当我们认真追求着幸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那些因病致贫的人们，因为同情，我们愿意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感同身受，我们愿意为那些精神病人打开“回家”的门，这不仅仅是同情，也是我们幸福追求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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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精神病的农民钟运因有暴力倾向，被家人用铁链锁在屋子里已有13年。之所以如此，是因钟家无法负担高昂的治疗费。
令人不安的是，这似乎并非个例。近年来，相关报道并不少见。2009年，“因患精神病，江山市虎山街道荷塘村的宁庆根老人被铁链锁住双脚达4年之久”；“2010年1月24日清晨6点衢江区高家镇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残暴弑杀老父，砍伤生母”……除了暴力与被隔离，精神病人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在铁链背后，到底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钟运的家人将钟运扶起，想带钟运到屋外走走。
一个村子4个精神病人3个是重性
6月3日，记者再次来到了常山县天马镇中峰村的钟运家。一天前，钟运的父母刚为钟运洗了澡，并且暂时解了锁。
陪同记者前往的村支书李涌泉相告，被锁13年的钟运并不算村子里精神病最严重的。“我们村子里现在有4个精神病人，3个是重性的。”
据李涌泉介绍，这3位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村民，一位是今年31岁的钟运，“另一位女的，是从外地嫁进我们村的，平时都靠丈夫在监护。”还有一位男性村民患病时间最长，因为曾经杀死自己的父亲，家人都希望“别让他再回来”，妻子也已与其离婚，从而缺少监护人，整日游荡在外。“他们的患病史比钟运要长，估计都超过20年了。”李涌泉说，钟运也是3人中惟一接受过治疗的精神病人。
记者从常山县残联了解到，中峰村是常山县有精神病人最多的村子。从4月份的实名制调查显示，目前常山县共有精神病人1230人，持残疾证的307人。在持证人群中，重性精神病患者为192人。
市第三医院副院长胡伟明介绍说，由于学习和工作压力过大、生活节奏加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精神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根据最近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来医院门诊接受治疗的人群中，从儿童到老年人都有，身份也各不相同。
“就浙江省来说，15岁以上患精神病的人数达到了总人数的17.29%，其中可能34万没有投医，其中1.5%是我们常说的'武疯子’，他们的医治情况并不乐观。”胡伟明对此表示担忧，“对于精神病患者应开放式治疗，不能关押。而且应根据医生指导坚持服药，如果中断，病情会加重。”
精神病患到底谁来救治？
在采访中，无论是村民、还是一些政府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知道有没有适当的救助途径来送钟运这样的精神病人到精神病院治疗，也不清楚这笔钱到底该由谁来出。
实际上，当前农村精神病人救助还是有一定的途径可循的。
据常山县残联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他们将精神病人分为3类加以救助：针对“三无”精神病人，即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无法律赡养人的病人，可通过各级上报和核实后，由市、县残联出钱，免费到医院救治。不过，虽然可免费治疗，但符合此类条件的人少之又少。
另外一种是针对贫困精神病人，“拿钟运举例，他每年可以得到近7000元的补助，并且现在已经拿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病治疗在2008年底被纳入新农合的报销范畴，此前一直不是。
“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中，资金难仍是最大难题。”该工作人员透露，“我们目前资金缺口很大。这也不光是我们一个部门的事。”
常山县卫生局疾控科科长殷华锋告诉记者，救治精神病人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最主要的是应该由政府牵头，协调指导和督促各个部门的职能。这样事可能好办很多。”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精神病人的整套救治工作需要靠公安机关、卫生部门、民政部门、残联、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社区居(村)委会等单位互相协助开展。
卫生欠账与立法尴尬
要解决精神病人看病的问题，关键在于精神病院等治疗体系的建设。但记者在调查中却发现，一方面是大量的精神病人需要治疗，另一方面，承担治病救人神圣使命的精神病院，因为缺钱也在等待着“救治”。
目前，市第三医院有280名左右的病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占一半以上，常常因为病床不够用，只能在走廊上加床。几个科室合用一个办公室的情况更是普遍，因为没有大型会议室，开会时只能借用附近市残联的会议室。精神病患者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需要做户外运动，但是目前三院的设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这些制约因素要等新院建成才能消除，新院按照300张床位的标准建设，总占地面积与总建筑面积都将是原来的近3倍，户外运动的场所也就有了。
但是，胡伟民认为，医疗卫生事业长期欠账，尤其是以精神病院为代表的特殊类型的医院更是如此。“政府以往每年拨款100余万，今年有所增加，有146万，但2010年，仅仅用于科普宣传和肇事肇祸精神病者的治疗就达到了152万，资金显然是不够的。”而目前统计到的未付债款也达到了近100万元。
此外，我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这直接影响了对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精神疾病有不同于一般残疾的特殊性，若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涉及精神病人救助的各部门只能按一般残疾人的规定来对待和处理，这种情况下精神病人的具体问题很难解决，因此迫切需要立法。
早在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就已起草，并先后修改了十余稿。但历时20多年，至今仍未出台。相关法律的缺失，形成了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个别患者自伤、自杀、杀人、伤人等意外情况难以防范。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当前对于精神病患的救助、管理机制也严重缺失。
呼唤国家救助
据胡伟明介绍，像钟运这样的“武疯子”由两类精神疾病引起，一种是“精神分裂症”，一种是“躁狂症”，其中“精神分裂症”占绝大多数。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群体，只要按时、长期服药，是可以控制病情的。可现状是，接受治疗的少之又少，因为八成“武疯子”在农村，而这群人的家庭又是很贫困的。治疗费用欠缺成了“武疯子”治疗难题。他估算，仅针对全市患有精神分裂的病人，“要是用最简单的药物进行基本治疗，每年需要200万元左右。再好一点的药，可能就要500万-1000万了。”
记者从一些病人家属处了解到，当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果住院治疗，每年至少需要3万元；即使采取“家庭病床”治疗，每年最少也需1万元。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地消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而少得可怜的精神病医院也使看病难上加难。
目前，我市现在只有一个精神病医院，县级以下基本没有精神医疗机构。我市在救治钟运此类精神病人上，农村显然成了“盲区”。钟运正处“盲区”，记者的到访使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在其父母的同意下送他入院治疗，费用双方再作商量。
钟运的母亲向冬不想重复以前提心吊胆的生活，她迫切地希望儿子的问题能解决。目前，我市已将精神病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患者可报销部分费用。而殷华锋也透露说，下一步，县里将出台一系列帮扶精神病人的政策。但这样的国家救助对钟家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向冬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对记者说：“拜托你了，帮帮我们，我代表全家感激不尽。”
短评：为精神病人打开“回家”的门
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地听人说：“精神病人是残疾人中最可怜的人。”那么，有谁愿意为他们打开重返社会的大门？
当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基数庞大，在救助、监管普遍乏力的现状下，精神疾病患者失于监护，而种种事实表明，精神疾病也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之一。“我们越有能力追求幸福，我们就越会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是德国哲学家尤根·莫尔特曼在北京的演讲中的一句话。当我们认真追求着幸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那些因病致贫的人们，因为同情，我们愿意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感同身受，我们愿意为那些精神病人打开“回家”的门，这不仅仅是同情，也是我们幸福追求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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