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5和海拉3:揭秘文革中卷入斗争漩涡的开国老将（下）

揭秘文革中卷入斗争漩涡的开国老将（下）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司令员傅崇碧。

江青穿一身军装，板板正正坐在那里，像一座泥塑的菩萨。她平时要么张牙舞爪、要么笑容可掬，一旦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总叫人觉得她在演戏。

“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想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语调里流露出一百二十分的气愤。

一位瘦瘦的造反派领袖跟得很快，说：“谁胆敢整江青同志的材料，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和他血战到底！”

……

江青像没听到这些话，她忽地站起，眼睛突然睁大：

“今天，把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屋里顿时冷了场。

“我们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一个戴眼镜的“领袖”表态，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以表明她是和江青“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别的领袖也不甘示弱，再次向江青表示“忠诚”。

江青不买他们的账，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说：

“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你们这些人，敢整老娘的材料，胆子不小。”

听她的口气，这几个人中间肯定有谁搞了江青的材料。屋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低头抽烟，有人眼望屋顶。每个人心里都在问：“会是谁呢？”

江青走着四六步，猛转身，说：“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没人回答，屋子里静得令人窒息。

江青在屋里转了一圈，改变口气说：“没有人整就好。我正告你们，哪个整老娘的材料，我就抓你们哪个！”

……

从江青寓所出来，谢富治和傅崇碧默默地走着。

傅崇碧想：江青不会没头脑地来这么一通的。她大概是想镇唬镇唬这些造反派的领袖。转念一想，不对，这些人不会去整康生、陈伯达、江青的材料的。莫不是江青担心我看了她的材料，故意“敲山震虎”，给我点颜色瞧瞧？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江青、林彪的死党吴法宪当然除外。

销毁材料的那天，江青亲自打电话，一个一个找到他们。

当时傅崇碧正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江青的电话追了来：

“崇碧同志，他们都已经行动，你马上去找他们。”

傅崇碧只好答应说：“好的。”

他让秘书给谢富治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谢富治同志不在。”

“回来后请他给总理这里来个电话。”

傅崇碧又打电话找另外几位，也没找到。正好！他心里暗自庆幸，急忙电话报告江青：

“这几个人都找不到，不知去了哪里，我没有办法去。”

江青只好说：“那就算了。”

傅崇碧这才“躲开”烧江青材料的事。

躲得开初一，躲不开十五。

傅崇碧对红极一时的林彪、江青能躲得开就躲开，这也不失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采取的办法。但越躲他们，他们越是找上门来纠缠。

避开了江青的事，林彪、叶群找上门来了。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病倒，尿血很厉害，到301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出肾脏有问题。

一天，他住的病房门开了。叶群笑容可掬地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女儿林豆豆，豆豆穿着时髦的军服，手里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是很难见到的南方水果。

“崇碧同志，林总让我来看看你。病情好转了吧！”

傅崇碧忙坐起来，说：“谢谢林总关心，我的身体好多了。”

“林总很忙，要不，他会亲自来看你的。现在，他要协助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情，希望你能谅解。”

傅崇碧忙说：“叶主任来和林总来一个样，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快养好身体出院。”

“别急，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林豆豆也说：“傅叔叔，可得把病治好再出去。”

她们走后，傅崇碧望着她们放下的水果动了心思。林彪是军队的副统帅，他让办公室主任来探病，的确非同一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名堂呢？他不敢往别的方面想，只觉得有一只手在拉他。

他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林彪。林彪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傅崇碧表示：身体可以胜任工作了，谢谢林副主席关怀。

这之后，傅崇碧先后接到过叶群的几次电话。

第一次，叶群来电话说：

“傅司令，今晚我家里放电影，你和夫人一块来看吧。”

傅崇碧回答：“主任，实在不巧，今天晚上我们卫戍区开会，无故不到不好。谢谢你的关怀。”

……

第二次，叶群的口气比第一次还要恳切些：

“傅司令员，今晚的电影是美国的新片，刚进来的。你带着夫人、孩子都来吧，大家一块儿看场电影。”

还是不巧，傅崇碧已和周恩来约好，到怀仁堂开会。傅崇碧又婉言谢绝了。

第三次，叶群又来电话，傅崇碧还是没有去。他觉得，上下级关系就应该是上下级关系，如果过从甚密，搞不好就要出问题的。你是副统帅，有什么指示我们会执行的。卫戍司令不能跟这一个亲，和那一个疏，一旦有了亲疏，卫戍就可能出问题。

看电影请不去，叶群又想出别的办法。她打个电话给傅崇碧：

“我这里有好几箱子毛主席像章，江青同志看过了，很满意。快把你的拿来和我交换交换。”

傅崇碧的像章不多，最多不过百八十枚，与叶群交换，显然不合适。他回答“叶主任”：“我可没有多的交换。”

“那我送你一包。”

“谢谢。”

“你来取呀。”

“好吧，我有机会一定去取。”

……

在林彪、叶群看来，傅崇碧真可谓“不识抬举”。在任何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傅崇碧在政治舞台上，太缺乏敏感，太不识时务。因而永远不能成为“俊杰”！

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致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3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合适吧。”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

“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也修改过这篇文章，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

“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