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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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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1910年12月26日——2000年1月28日）
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要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住的问题不仅是有了房子就行，还包括许多丰富的内容，包括人舒适的生态环境，一切必要的生活设施，一切必要的文化福利设施等等，还包括生产和工作问题。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和清清的流水，对人的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摘自金经昌先生《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赠城规86届毕业班》一文)
“有人评论某幅照片好，说好就好在很象一幅画，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照片就是照片，为什么一定要象画才好？说好的照片‘有画意’，这比较恰当，因为画意是指一种意境。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画都是有画意的，蹩脚的画就很难说有什么画意。我们搞摄影的，应当多学点美学的知识和理论，会大有利于提高摄影作品的艺术性。”
（金经昌先生接受《中国摄影》杂志采访时所述，摘自《中国摄影》1984年第2期)
•人物简介 •人物评价
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金经昌先生，笔名金石声，1910年出生于武昌，后迁居扬州。1925年开始学习摄影，1931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1936年在上海主编摄影杂志《飞鹰》，1937年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沦陷，1938年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学习道路及城市工程学、城市规划学专业，1940年毕业。1946年回国，次年任职于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工程师，和程世抚、钟耀华、黄作燊等一起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修改并完成了当时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同时任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在国内首先开讲“都市计划”课程。
1949年起，金经昌先生担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及规划管理局的顾问等职务。1952年，与冯纪忠教授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开设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1956年，参加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任常务理事，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金石声摄影艺术选辑》，1962年，任中国摄影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文革期间，金经昌先生被下放到宝山罗南公社劳动，在皖南同济大学五七干校学习。1973年，参加编撰《德汉词典》。
1987年，金经昌先生退休。1988年，上海美术馆举办“金石声摄影艺术展”。1995年，“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会”成立。199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金石声摄影集》，2000年1月28日，金经昌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参考文献：
[1]金华.金石声年表.中国摄影，2010，12.
人物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城市规划专家
金经昌先生在高等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我国城市规划教育，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早在1950年金先生就与冯纪忠教授在同济大学土木系开设市政组，教学重点为市政工程、建筑学与城市规划。金先生一人讲授城市规划、市政工程近10门专业课。1952年院校院系调整以后，同济大学成立建筑系，同时成立了城市规划教研室，由金先生任教研室主任。金先生与冯先生预见到建国以后将会出现的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趋势和需要，就开始策划创办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至今已经有40届学生毕业，为国家培养了超过三千名高级城市规划人才。其中许多毕业生在全国城市及中央主管部门成为城市规划骨干力量，担任技术及行政领导工作。金先生在1960年招收培养了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研究生，他还为兄弟院校培养了十多位进修教师。
金经昌先生治学严谨，1950年代初尚无专业教材，他自编讲义，自制幻灯片，常备课到深夜，各年级的城市规划作业及设计题，也由先生亲自选题安排。在指导学生规划设计时，对学生方案设计及制图的要求极其严格，要求每项内容、每个图形、每一条线都要画清楚，做到一丝不苟。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和培养研究生时，先生采用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动手做设计的能力。
金经昌先生有扎实的市政工程基础，在德国就参加过高速公路、排水工程、污水处理设计及城镇规划工作。他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建国前1947—1949年他与程世抚、钟耀华等先生参加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的规划工作，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及画图工作。上海临解放时，三稿已完成，他们拒绝国民党当局把图纸带往台湾，将全部图纸藏在程世抚先生家中。解放后献给人民政府，受到陈毅市长的赞许。这次上海都市计划传播及介绍了二战后国外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及经验。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他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学生进行城市调查实习，选择城市生产任务作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课题。
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三稿）
上海市曹杨新村规划总平面
金经昌先生和年轻教师、学生先后走遍了上海周围地域的城镇，有南翔、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及南京、徐州等等。从50年代到80年代先生带领我们为全国许多城镇编制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城市规划设计。他编制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设计有上海市曹杨新村、同济新村、上海大连西路实验小区规划、上海市张家宅地区改建规划、苏州河两侧地区改建规划等。在众多先生主持做的规划设计中，他一贯突出强调人的需要，为人民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居住与生活环境。他坚持运用先进的规划思想，考虑城市用地布局合理、功能合理，要预先考虑机动化交通的发展和创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他反对片面追求城市路网平面构图的形式主义。先生对祖国城市建设遗产十分珍视，为此他拍摄了大量江南水乡城镇的照片。他特别重视对历史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1958年“大跃进”时苏州市领导决定要拆除城墙，邀请先生“提意见”，想寻求他的支持，他坚持反对态度，认为已有二千多年的古城墙是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开会一直到凌晨三时先生也未松口，市领导只好送他们离开，并已安排的大批群众在一片口号及红旗招展中动手拆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980年代金先生指导学生做的苏州河两侧地段改建规划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代表先生“森林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典型范例。为了根本改善苏州河两侧用地的环境，这个方案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改建，降低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扩大绿化用地面积，达到改善上海市中心区环境的目的。先生也十分重视城市远景发展，主张做规划要高瞻远瞩，近期不能实现，但在做规划时要坚持原则，道路和绿地先画在规划图上，待主管部门观念转变，有条件时再实施。先生一贯坚持技术上的合理，在上海市铁路新客站做方案时，他根据新客站的区位条件，从规划角度提出采用南北两个出入口、候车室架空的建议。后来由华东设计院根据建议完成设计图纸，在建设后的实际使用中受到好评，并被国内许多新客站仿效。
金先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与技术交流活动。他参加过国内许多城市规划评审和鉴定会议及各种学术活动，在每次会上先生都做学术讲演，传播他的城市规划思想，对促进和提高我国城市规划工作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1956年他与梁思成、汪季琦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1957—1959年他邀请民主德国威玛大学雷台尔教授来同济大学讲学，并亲自担任口译。1980年代初他随曹洪涛任团长的中国城市规划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他又两次应洪堡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并在几所大学讲学，介绍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每次讲学都座无虚席，受到好评。他但任过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又担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他在上海一直担任市建设委员会及规划局的顾问及城市交通学会的副理事长。
引自：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
为推动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摄影艺术家
金经昌先生的摄影生活开始于1925年，到2000年去世，在光影世界中探索了75年，是我国第一代摄影艺术家，为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金经昌先生在上中学时就爱读《半农摄影》，其中一些观点使他服膺终身。比如摄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摄影与名利无关，摄影以意境为上，清糊要看艺术需要，等等。
1930年代，金经昌先生主编《飞鹰》杂志，一位研究亚洲摄影史的日本教授认为，《飞鹰》是当时亚洲最好的摄影杂志。《飞鹰》杂志从创刊到停刊，一共出版19期，发表作品400多张。影像与文字的作者涵盖面比较广，包含了当时许多摄影社团的主要成员，图片的印刷质量比较高，可以说不逊于同期的美、英摄影月刊和年鉴的质量。杂志的口号面向大众，事实上却有一批当时的摄影精英作为中坚。
《飞鹰》杂志创刊号
西方摄影史学者普遍认为画意摄影是一个国际性运动，而他们对这个运动在中国的回应，所知几乎为零。从《飞鹰》杂志发表的作品看，说中国1930年代有过一个画意摄影的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摄影理论家顾铮先生曾提出“《飞鹰》画艺摄影圈”的提法。在30年代，当时社会上确实有一批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又开始对西方摄影潮流和技巧有所了解的摄影家。从20、30年代起，中国的摄影家们开始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在摄影语汇上的转化，郎静山先生的集锦摄影把这一潮流推向极致，金经昌先生则是那一时期另一类画意摄影家的典型。
金经昌先生幼时生长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姿源，上中学以前在扬州、苏州受私塾教育，这些背景对他从事城市规划和摄影有很大影响。摄影术传到中国后，自刘半农开始，画意摄影家在中国已把脱离具体物象的意境作为目标，这与西方稍早开始的画意摄影精神上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就其方法而言，其中借用即存的物象以瞬间的光影趣味使被摄物精细地呈现，使摄影的影调取得相对独立的价值的方法，接近宋代以后以南禅和理学为主干的文化精神。事物只需是日常事物，但当他们借光影呈现出来时，对物的执著消退了。身即处于艰难困苦之中，精神可逍遥于光影境界之中。金经昌先生在文革后期尚处于逆境的时候，以及在行动不便的生命最后几年里，他会像捷克摄影家约瑟夫•休德克一样反复拍摄自己简陋环境中的窗户和一些日常物件中，有人能读出那个时代的痕迹和一些近似休德克，又不同于休德克的情绪来。这不同之处是一种超越抑郁情绪之上的中国式的达观。
赶路，1930年代，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
五亭桥，扬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
残雪，扬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
灵隐罗汉堂，杭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
金经昌先生不仅在摄影艺术上有极高造诣，也精通摄影技术，在开始学习摄影后的70多年里，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摆弄照相机。金经昌先生曾在《飞鹰》杂志上分三期连载了他写的《贝松分调放大法》。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如何运用德国摄影家亚非•贝松创造的用两张负片（一张为原始负片，另一张为由原始负片翻制的强光负片）分次叠放的方法，以增加放大照片的暗部和亮部的层次。金经昌先生不是玩摄影而是研究摄影，他认为真正掌握了摄影技术(包括暗室技术)和良好的艺术审美修养，用普通的相机也能够拍摄出好的照片。
80年前,金经昌先生办出了当代中国最专业的摄影刊物，却力守着刘半农的业余摄影者的精神。他以城市规划的职业生涯尽了社会责任，将摄影留在私人领域。他热爱摄影却不乞求从它得到物质的回报，这正是当代中国画意摄影者的典型。
参考文献：
[1]陈学圣.从金石声看三十年代的中国画艺摄影.中国摄影,2010,12.
[2]金华.金石声的摄影生活.中国摄影,2010,12.
[3]李波.1930年代,中国摄影的画意乡愁与现代脉动.中国摄影,2010,12.
[4] 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
正直乐观，多才多艺，为后人留下“朗朗金石声”
金经昌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疾恶如仇，看不惯阿谀奉承，他反对说假话，从不迎合某些人而说违心的话。他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但他始终坚持他的做人准则。他曾多次担任国内举办的国际摄影展的评委，由于他的直言，保护了不少好作品。也许就是这个原因，1990年的一次国际影展，他被排除在评委之外，他提出了质问。事后，他在给同为从事城市规划行业的金经昌先生的弟弟金经元教授的信中说:“其实我从不争名利，为的是怕滥竽太多，有损乐队的声誉，国际影响不好耳。”金经昌先生多才多艺，不仅是城市规划专家和摄影艺术家，还精通篆刻，参加过《德汉词典》的编撰。
1987年7月金经昌先生开始过退休生活，他的退休生活并不平静，但是他却能积极而乐观地对待。
1989年做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后，金经昌先生在《我退休后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很难适应今天人车交通的汹涌激流……我的步行活动范围局限在里弄和家庭的内外……我再读唐诗宋词，再读《古文观止》，再读欧洲印象派画家以来的现代画派名作和传记。开始和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弗拉芒、杜飞、毕加索等等‘神交’起来，希望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搞科学的人不应该对文学艺术一无所知。……我有时看书，有时写作，有时在我的局限天地里，发挥我照相机的无穷作用。我从不把老年人最宝贵的余辉去消耗在午睡上。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忙忙碌碌，不知日之夕矣。”
在1991年1月23日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接受结肠癌切除手术时，金经昌先生却平静地以切身的体验构思着一篇生动的现场感受《一场为生命斗争的‘哑剧’》。文中写道:“……一张洁白的幕布从我眼前落下……我透过幕布的绉折幻想着在看皮影艺术家在表演。我觉得我的肚皮倒像一座沙丘。似乎有个蚂蚁的足迹在沙丘上轻轻地爬过。……刀锋过后，肠子会像‘海宁观潮’的潮头一下涌现出来。又可能像一朵蘑菇云正好从火山口喷发出来。……于是切除、缝合、像穿梭一样忙碌。……无影灯始终把洁白的手术室照得通明，这灯光仿佛鼓励着我向21世纪迈进。”术后，他需要吃多种药品，而他却凭着那对光、影、色彩、构图非常敏锐的眼睛，通过摄影，把各种药丸组成色彩绚丽具有现代风格的动人画面。
金经昌先生在1993年第1期《光与影》上发表的《“艺术殿堂”在哪里？》中写道:“艺术是来自目之所接，心之所感。造物与人的情感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则‘落花水面皆文章’了……艺术殿堂在哪里？‘艺术殿堂无所不在!’”。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使金经昌先生在退休以后还关心着周围的一切。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许多这一阶段写的文章，短小精干，内容丰富。
金经元教授在《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一文的结尾中写到：
“他不怕死亡，而是更重视活得有意义。他不仅桃李满天下，有许多摄影佳作，还给我们留下了高尚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正直，认识他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是爱他的，即使有少数人不喜欢他，也是由于他的正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以90岁的高龄，迈进了21世纪。在嘈杂的人世间，留下了朗朗的金石声。”
参考文献：
[1]金经元.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城市规划,2000,2.
[2]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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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1910年12月26日——2000年1月28日）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要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住的问题不仅是有了房子就行，还包括许多丰富的内容，包括人舒适的生态环境，一切必要的生活设施，一切必要的文化福利设施等等，还包括生产和工作问题。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和清清的流水，对人的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摘自金经昌先生《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赠城规86届毕业班》一文)
“有人评论某幅照片好，说好就好在很象一幅画，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照片就是照片，为什么一定要象画才好？说好的照片‘有画意’，这比较恰当，因为画意是指一种意境。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画都是有画意的，蹩脚的画就很难说有什么画意。我们搞摄影的，应当多学点美学的知识和理论，会大有利于提高摄影作品的艺术性。”
（金经昌先生接受《中国摄影》杂志采访时所述，摘自《中国摄影》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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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经昌先生，笔名金石声，1910年出生于武昌，后迁居扬州。1925年开始学习摄影，1931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1936年在上海主编摄影杂志《飞鹰》，1937年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沦陷，1938年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学习道路及城市工程学、城市规划学专业，1940年毕业。1946年回国，次年任职于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工程师，和程世抚、钟耀华、黄作燊等一起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修改并完成了当时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同时任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在国内首先开讲“都市计划”课程。
1949年起，金经昌先生担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及规划管理局的顾问等职务。1952年，与冯纪忠教授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开设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1956年，参加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任常务理事，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金石声摄影艺术选辑》，1962年，任中国摄影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文革期间，金经昌先生被下放到宝山罗南公社劳动，在皖南同济大学五七干校学习。1973年，参加编撰《德汉词典》。
1987年，金经昌先生退休。1988年，上海美术馆举办“金石声摄影艺术展”。1995年，“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会”成立。199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金石声摄影集》，2000年1月28日，金经昌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参考文献：
[1]金华.金石声年表.中国摄影，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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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城市规划专家
金经昌先生在高等教育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我国城市规划教育，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早在1950年金先生就与冯纪忠教授在同济大学土木系开设市政组，教学重点为市政工程、建筑学与城市规划。金先生一人讲授城市规划、市政工程近10门专业课。1952年院校院系调整以后，同济大学成立建筑系，同时成立了城市规划教研室，由金先生任教研室主任。金先生与冯先生预见到建国以后将会出现的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趋势和需要，就开始策划创办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至今已经有40届学生毕业，为国家培养了超过三千名高级城市规划人才。其中许多毕业生在全国城市及中央主管部门成为城市规划骨干力量，担任技术及行政领导工作。金先生在1960年招收培养了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研究生，他还为兄弟院校培养了十多位进修教师。
金经昌先生治学严谨，1950年代初尚无专业教材，他自编讲义，自制幻灯片，常备课到深夜，各年级的城市规划作业及设计题，也由先生亲自选题安排。在指导学生规划设计时，对学生方案设计及制图的要求极其严格，要求每项内容、每个图形、每一条线都要画清楚，做到一丝不苟。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和培养研究生时，先生采用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动手做设计的能力。
金经昌先生有扎实的市政工程基础，在德国就参加过高速公路、排水工程、污水处理设计及城镇规划工作。他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建国前1947—1949年他与程世抚、钟耀华等先生参加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的规划工作，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及画图工作。上海临解放时，三稿已完成，他们拒绝国民党当局把图纸带往台湾，将全部图纸藏在程世抚先生家中。解放后献给人民政府，受到陈毅市长的赞许。这次上海都市计划传播及介绍了二战后国外的一些城市规划理论及经验。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他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学生进行城市调查实习，选择城市生产任务作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课题。
上海都市计划总图（三稿）上海市曹杨新村规划总平面金经昌先生和年轻教师、学生先后走遍了上海周围地域的城镇，有南翔、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及南京、徐州等等。从50年代到80年代先生带领我们为全国许多城镇编制了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城市规划设计。他编制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设计有上海市曹杨新村、同济新村、上海大连西路实验小区规划、上海市张家宅地区改建规划、苏州河两侧地区改建规划等。在众多先生主持做的规划设计中，他一贯突出强调人的需要，为人民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居住与生活环境。他坚持运用先进的规划思想，考虑城市用地布局合理、功能合理，要预先考虑机动化交通的发展和创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他反对片面追求城市路网平面构图的形式主义。先生对祖国城市建设遗产十分珍视，为此他拍摄了大量江南水乡城镇的照片。他特别重视对历史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1958年“大跃进”时苏州市领导决定要拆除城墙，邀请先生“提意见”，想寻求他的支持，他坚持反对态度，认为已有二千多年的古城墙是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开会一直到凌晨三时先生也未松口，市领导只好送他们离开，并已安排的大批群众在一片口号及红旗招展中动手拆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980年代金先生指导学生做的苏州河两侧地段改建规划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代表先生“森林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典型范例。为了根本改善苏州河两侧用地的环境，这个方案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改建，降低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扩大绿化用地面积，达到改善上海市中心区环境的目的。先生也十分重视城市远景发展，主张做规划要高瞻远瞩，近期不能实现，但在做规划时要坚持原则，道路和绿地先画在规划图上，待主管部门观念转变，有条件时再实施。先生一贯坚持技术上的合理，在上海市铁路新客站做方案时，他根据新客站的区位条件，从规划角度提出采用南北两个出入口、候车室架空的建议。后来由华东设计院根据建议完成设计图纸，在建设后的实际使用中受到好评，并被国内许多新客站仿效。
金先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与技术交流活动。他参加过国内许多城市规划评审和鉴定会议及各种学术活动，在每次会上先生都做学术讲演，传播他的城市规划思想，对促进和提高我国城市规划工作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1956年他与梁思成、汪季琦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1957—1959年他邀请民主德国威玛大学雷台尔教授来同济大学讲学，并亲自担任口译。1980年代初他随曹洪涛任团长的中国城市规划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他又两次应洪堡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并在几所大学讲学，介绍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每次讲学都座无虚席，受到好评。他但任过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又担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顾问。他在上海一直担任市建设委员会及规划局的顾问及城市交通学会的副理事长。
引自：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
为推动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摄影艺术家
金经昌先生的摄影生活开始于1925年，到2000年去世，在光影世界中探索了75年，是我国第一代摄影艺术家，为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金经昌先生在上中学时就爱读《半农摄影》，其中一些观点使他服膺终身。比如摄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摄影与名利无关，摄影以意境为上，清糊要看艺术需要，等等。
1930年代，金经昌先生主编《飞鹰》杂志，一位研究亚洲摄影史的日本教授认为，《飞鹰》是当时亚洲最好的摄影杂志。《飞鹰》杂志从创刊到停刊，一共出版19期，发表作品400多张。影像与文字的作者涵盖面比较广，包含了当时许多摄影社团的主要成员，图片的印刷质量比较高，可以说不逊于同期的美、英摄影月刊和年鉴的质量。杂志的口号面向大众，事实上却有一批当时的摄影精英作为中坚。
《飞鹰》杂志创刊号西方摄影史学者普遍认为画意摄影是一个国际性运动，而他们对这个运动在中国的回应，所知几乎为零。从《飞鹰》杂志发表的作品看，说中国1930年代有过一个画意摄影的的黄金时代，也不为过，摄影理论家顾铮先生曾提出“《飞鹰》画艺摄影圈”的提法。在30年代，当时社会上确实有一批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又开始对西方摄影潮流和技巧有所了解的摄影家。从20、30年代起，中国的摄影家们开始了中国传统文人画在摄影语汇上的转化，郎静山先生的集锦摄影把这一潮流推向极致，金经昌先生则是那一时期另一类画意摄影家的典型。
金经昌先生幼时生长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姿源，上中学以前在扬州、苏州受私塾教育，这些背景对他从事城市规划和摄影有很大影响。摄影术传到中国后，自刘半农开始，画意摄影家在中国已把脱离具体物象的意境作为目标，这与西方稍早开始的画意摄影精神上有相通处，也有不同处。就其方法而言，其中借用即存的物象以瞬间的光影趣味使被摄物精细地呈现，使摄影的影调取得相对独立的价值的方法，接近宋代以后以南禅和理学为主干的文化精神。事物只需是日常事物，但当他们借光影呈现出来时，对物的执著消退了。身即处于艰难困苦之中，精神可逍遥于光影境界之中。金经昌先生在文革后期尚处于逆境的时候，以及在行动不便的生命最后几年里，他会像捷克摄影家约瑟夫•休德克一样反复拍摄自己简陋环境中的窗户和一些日常物件中，有人能读出那个时代的痕迹和一些近似休德克，又不同于休德克的情绪来。这不同之处是一种超越抑郁情绪之上的中国式的达观。
赶路，1930年代，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五亭桥，扬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残雪，扬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灵隐罗汉堂，杭州，1935年，金石声摄，《中国摄影》2010年第12期金经昌先生不仅在摄影艺术上有极高造诣，也精通摄影技术，在开始学习摄影后的70多年里，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摆弄照相机。金经昌先生曾在《飞鹰》杂志上分三期连载了他写的《贝松分调放大法》。在这篇文章里，介绍了如何运用德国摄影家亚非•贝松创造的用两张负片（一张为原始负片，另一张为由原始负片翻制的强光负片）分次叠放的方法，以增加放大照片的暗部和亮部的层次。金经昌先生不是玩摄影而是研究摄影，他认为真正掌握了摄影技术(包括暗室技术)和良好的艺术审美修养，用普通的相机也能够拍摄出好的照片。
80年前,金经昌先生办出了当代中国最专业的摄影刊物，却力守着刘半农的业余摄影者的精神。他以城市规划的职业生涯尽了社会责任，将摄影留在私人领域。他热爱摄影却不乞求从它得到物质的回报，这正是当代中国画意摄影者的典型。
参考文献：
[1]陈学圣.从金石声看三十年代的中国画艺摄影.中国摄影,2010,12.
[2]金华.金石声的摄影生活.中国摄影,2010,12.
[3]李波.1930年代,中国摄影的画意乡愁与现代脉动.中国摄影,2010,12.
[4] 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
正直乐观，多才多艺，为后人留下“朗朗金石声”
金经昌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疾恶如仇，看不惯阿谀奉承，他反对说假话，从不迎合某些人而说违心的话。他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但他始终坚持他的做人准则。他曾多次担任国内举办的国际摄影展的评委，由于他的直言，保护了不少好作品。也许就是这个原因，1990年的一次国际影展，他被排除在评委之外，他提出了质问。事后，他在给同为从事城市规划行业的金经昌先生的弟弟金经元教授的信中说:“其实我从不争名利，为的是怕滥竽太多，有损乐队的声誉，国际影响不好耳。”金经昌先生多才多艺，不仅是城市规划专家和摄影艺术家，还精通篆刻，参加过《德汉词典》的编撰。
1987年7月金经昌先生开始过退休生活，他的退休生活并不平静，但是他却能积极而乐观地对待。
1989年做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后，金经昌先生在《我退休后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很难适应今天人车交通的汹涌激流……我的步行活动范围局限在里弄和家庭的内外……我再读唐诗宋词，再读《古文观止》，再读欧洲印象派画家以来的现代画派名作和传记。开始和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弗拉芒、杜飞、毕加索等等‘神交’起来，希望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搞科学的人不应该对文学艺术一无所知。……我有时看书，有时写作，有时在我的局限天地里，发挥我照相机的无穷作用。我从不把老年人最宝贵的余辉去消耗在午睡上。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忙忙碌碌，不知日之夕矣。”
在1991年1月23日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接受结肠癌切除手术时，金经昌先生却平静地以切身的体验构思着一篇生动的现场感受《一场为生命斗争的‘哑剧’》。文中写道:“……一张洁白的幕布从我眼前落下……我透过幕布的绉折幻想着在看皮影艺术家在表演。我觉得我的肚皮倒像一座沙丘。似乎有个蚂蚁的足迹在沙丘上轻轻地爬过。……刀锋过后，肠子会像‘海宁观潮’的潮头一下涌现出来。又可能像一朵蘑菇云正好从火山口喷发出来。……于是切除、缝合、像穿梭一样忙碌。……无影灯始终把洁白的手术室照得通明，这灯光仿佛鼓励着我向21世纪迈进。”术后，他需要吃多种药品，而他却凭着那对光、影、色彩、构图非常敏锐的眼睛，通过摄影，把各种药丸组成色彩绚丽具有现代风格的动人画面。
金经昌先生在1993年第1期《光与影》上发表的《“艺术殿堂”在哪里？》中写道:“艺术是来自目之所接，心之所感。造物与人的情感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则‘落花水面皆文章’了……艺术殿堂在哪里？‘艺术殿堂无所不在!’”。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使金经昌先生在退休以后还关心着周围的一切。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过许多这一阶段写的文章，短小精干，内容丰富。
金经元教授在《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一文的结尾中写到：
“他不怕死亡，而是更重视活得有意义。他不仅桃李满天下，有许多摄影佳作，还给我们留下了高尚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正直，认识他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是爱他的，即使有少数人不喜欢他，也是由于他的正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以90岁的高龄，迈进了21世纪。在嘈杂的人世间，留下了朗朗的金石声。”
参考文献：
[1]金经元.怀念我的大哥金经昌.城市规划,2000,2.
[2]董鉴泓,邓述平,徐循初.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金经昌老师.城市规划,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