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弥足珍贵

　　
 　　消极自由是你不愿意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自由。
 　　如果你拥有消极自由，而且政治机构承诺并执行保护公民消极自由的承诺，那么，制度化的奴役和系统性的强制将不会发生。朱海就教授翻译了一本西班牙的经济学家德索托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本书中，作者定义社会主义为“系统性的强制”。这个定义非常根本，是从真正的实质上定义社会主义。不限于社会主义，任何主义如果以一种超级理性为预设，设置一个唯一的独断的“社会目标”，并以此规划我们的生活，都会导致系统性强制。
 　　寻根溯源，还得回到超级理性假设和集体目标预设。进一步，还得回溯到启蒙运动三个命题（以赛亚.柏林在至少五本著作中反复提及的一个主题）：
 　　第一，一个正确的问题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第二，原则上，那个正确答案就像寻宝游戏一样，宝是在那的，可知的，寻找那个社会事务解决之道的“宝”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运用我们的理性，就是科学方法。
 　　第三，正确的答案是善、美好、正确，因而彼此不会冲突。因为正确和正确之间不会矛盾。
 　　正因为对于启蒙运动三命题的肯定回答，超级理性顽固地自以为是，自命为他自己，或某种理论体系乃是全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的蛊惑人心之处在于它披上了理性和科学的外衣。而把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当成一切问题的审判者的当前时代，因此那种学说，那些有着宗教狂热般的“先知”便获得了合法性，这个世界由他们来引领，经济和政治事务，甚至渗透到家庭事务，由他们的安排，各种浪漫主义诞生了：法西斯主义诞生了，社会主义诞生了，他们共享的认识论基础是他们，只有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因此系统性地强制反倒是为无知的人们的福祉，只是这种真正的福祉没有被无知的人们所认识到。他们知道如何、他们有方法知道如何安排谁来统治，他们社会所有资源的最优配置方案，他们为你安排幸福，为全社会安排未来，总之，他们以无神论标榜，以无神论起家，却自己当起了无所不能的最高的上帝。
 　　如果我们承认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的本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理性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上面的神话立即被推翻。所有建立在那些假设上的信仰、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土崩瓦解。
 　　于是我们回到原点，回到一种健全的理智，回到一种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看不到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不确定性将随着我们的技术进一步和制度进步而消失的前景；我们理性只是进化适应的产物，而且只是其中一种适应机制，在理性之外，我们可资利用和正在使用的适应机制还有本能、情感和传统；社会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合作作为一个演化事实根本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也不能为理性所大范围全面建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不是通过理性思考找到一个正确的目标然后“万众一心”去实现之。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批判理性主义方法，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与这以基本立场协调的政治安排乃是消极自由的维护。政府的出现无从考证，但从功能上，它仅仅是一个保护消极自由的组织，甚至没有理由证明是唯一的以垄断方式提供这一服务的组织。超出消极自由的保护这一职能，它必须在道德上就每一件多做的事情做出说明，否则就是不道德的。由政府亲自参与石油、电信、教育、电力、运输……等事务并竭力维持这种局面，乃是无知和无耻相结合在21世纪的最后表演，虽然全人类在20世纪已经为此经受了惨痛教训。
 　　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消极自由之呵护乃秩序之根本，在私人的、家庭的事务中，消极自由依然重要。许多人以爱的名义剥夺被爱者的消极自由最终危害到被爱者的幸福。一句常说流行语，“给你爱的人以（消极）自由”。是的，消极自由构建我们私己的最后堡垒，在这个私己的最后堡垒中，你免于受到任何恣意的强制，无论这种强制打着任何旗号。消极自由的呵护揭露一些伪善的面孔。那些试图使得更幸福的人苦口婆心地劝导你，却不知道自设一个道德高姿态和完美理性立场，他比拟看得远，他比你更高尚，他比你拥有更健全的理性，因此他为你铺就通往幸福的道路。你的无知、狭隘、目光短浅，一时糊涂，总之你的原因，使你一时不能明白真相，因此强制以道德高尚的面具出现。此时此刻，你大胆地说一声：消极自由是人的定义。如果我是一个人，那么，我拥有消极自由。如果一个人的消极自由被剥夺，那么那个人将不再是一个道德主体，与三岁孩童和疯子无异。消极自由指示了那些自我决定的极限范围——你的自主的私人城堡。
 　　消极自由不承诺因此而幸福，但是消极自由告知我们消极自由不受侵犯乃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切理解合作秩序涌现机制、真正尊重他人的个人、组织和政府都坚守消极自由立场底线。
 　　头脑发热的人们，不要为任何许诺、蛊惑人心的美好明天所引诱，而失掉消极自由。如果我们连许多消极自由都没有得到，那么在夺回自己的消极自由的斗争中目标务必明确：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消极自由，不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