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启蒙的开端

100年前，中华书局的创始人在自己出版的教科书中写下了"自由"的字句。

中华书局的办公楼隐藏在一片半旧的建筑群中。楼内的一面墙上用雅致的红字镌刻着一段话：“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在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写下了上面那段话。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尝试和主张。那段话，似乎是他的自勉和宣言。

秘密印制的民国教科书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关于中华书局的诞生，作家叶兆言曾戏言：这源于一次背叛。发起人陆费逵从旧东家脱身，自立门户，最后反成竞争对手。“中华书局的成立，促成它的原因很多，从创办人陆费逵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阅历中，都能窥见蛛丝马迹。”作为叶兆言的学弟，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立中华书局之前，陆费逵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两年有余，而中华书局的另外两名发起人，戴克敦与陈寅，也分别曾供职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

陆费逵1886年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为复姓，字伯鸿，虽家学渊源，但学业却是自学成才。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写道：“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13岁时，陆费逵放弃四书五经，读新书、学历史地理、习算学与格致学、阅读大量报刊，17岁后自修日文与英文。他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重视学以致用，教导儿子勤于思考，不拘泥于八股文章的空谈。少年时代的务实教育，似乎成为他日后投身书业，推动国民启蒙的基础。

早慧的陆费逵18岁时，在武昌参与开办新学界书店，他的书店中并无太多消遣读物，更多的是当时看来有些“危险”的作品，“当时所开的小书铺，大卖《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知道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多年之后，陆费逵曾这样回忆。

他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似乎已经注定，陆费逵会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他从22岁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的正式职业历练，成为了日后创办中华书局的实习。

1908年，陆费逵应聘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个当时的出版业老大给了后来的竞争对手高度重用。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经历，为后来他的自主创业提供了必要经验。中华书局的成立，虽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社会的变革对于出版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机遇的把握主要取决于出版者个人的预见眼光。”民国出版史专家、武汉大学副教授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创办人之一陈寅在《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中曾记录这家新兴书局在1911年秋的起始经过：“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上海光复余于九月十六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日教科书胥不适用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

“中华（书局）未起之前，上海最重要的书商是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陆费逵曾着手为文明书局编撰一套新式教科书，但因资金问题未成行。”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担任过文明小学的校长，可以说陆费逵十分知道老师和学生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在当时的上海，文明小学是非常新式的学校。”

陆费逵、陈寅、戴克敦等人，察觉到中国政体必将改变，而社会制度、教育思潮、行为方式也必须随之更新，遂决意创立中华书局，其业务的第一项，就是印制“共和”内容的新式教科书。以此启蒙民智，巩固共和体制。

其时为1911年秋，清廷还未被推翻，印书一事也呈秘密状态，参与者筹了一部分资金，白天仍正常工作，只利用休息时间加紧赶制教科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主力编辑蒋维乔，也曾建议“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但“商务”是资产超过百万元的出版巨头，如果大张旗鼓编印“共和”政体教科书，万一走漏消息，对股东和公司利益都将是巨大损害。这层混杂着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考量的顾虑，让商务印书馆的地位在政权更迭之时突然被中华书局逐渐追上。

中华书局股东之一陈寅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支撑陆费逵等人秘密编写新书的，是对“革命势必推翻清廷”的坚信，其间面对革命受挫，如“汉阳失守，群起沮之”，但“余等不为所动也”。

民国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陆费逵“规划粗定”中华书局于当天挂牌，“将来，遇民国成立纪念，即吾局成立之纪念也。”书局形式为陆费逵、陈寅、戴克敦三人合资，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二十二号。

养成共和国国民

于1912年元旦宣布中华书局成立，是陆费逵出于抢占竞争先机的考量。而真正开始营业已到1912年2月。为应对春季开学，陆费逵等人赶制的新式教科书一上市即“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

“从编纂体例上看，‘中华’教科书并不比1912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更完整或规范，但它胜在内容上。”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书、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这样明确提及“自由”“共和”字眼，是“中华”版新式教科书与旧式教科书的最大不同。

《中华初等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编者写道：“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往日的教科书中找不到如此耳目一新的表述。

恰如民国元年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所称，“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合国粹欧化。”而在此之前，没有出版机构将“共和”“民主”的主张公然写进教科书。

政治制度的突然变化，让出版旧式教科书的书商们措手不及。清末民初时政府对出版业的限制不多，皆为登记制。市场自由，竞争充分，中华书局从诞生一刻，便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领域曾经的垄断地位。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才在《申报》登广告，宣传自己马不停蹄赶制出的《共和国教科书》。

但是，中华书局早已抢尽先机赚进第一桶金。1913年4月，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由创立时的2.5万元增至100万元。3年后，更一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出版公司。

两大机构的竞争，使得教科书的更新率大为提高，根据书局编辑钱炳寰在《中华书局史事丛钞》中的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书局共出版17套中小学教科书。每次重大社会变化发生，新式教科书中就会敏感地体现出来。比如，1927年推出的教科书，是因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建立，书中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内容。

除用教科书启发民智、培育共和国民之外，中华书局也开始用新方式整理国粹典籍。“以前都是线装木刻的雕版，1921年开始辑印《四部备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现代排版技术排出来的古籍。”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而中华书局也有意编撰大辞典。陆费逵与时任编辑所长范濂源拟将其定名为《辞海》。1922年，陆费逵结识湖南教育学者舒新城，多次盛邀之下，1928年4月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签约，主持编纂《辞海》，并成为陆费逵之后中华书局的灵魂人物。

学者汪家熔这样对比《辞海》和《辞源》的差异：舒新城接手时已是“五四”后的第九年，社会变化很大，所以“苟非推陈出新，顺时以应，则辞书之用有时而穷”。舒新城遂转变工作方针，把释义重点放在词语而非单字上。

1936年出版的《辞海》吸收了自1915年后21年间出现的新词新语和舶来词汇，并收录古白话、戏曲、小说中的通俗词语，并开创“百科性词典”体例。

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

伴随民国一同诞生的中华书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体现着陆费逵等几位创始人自身的开创气质和启蒙理想。

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依据这样的理念，自1917年开始，陆费逵、戴克敦等人经过商讨，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在民国出版史专家吴永贵看来，陆费逵对作者从来不吝啬稿费，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陆费逵聘任舒新城为编辑所所长后，因舒新城本身就是知识圈中人，他与众多作家、艺术人士私交都很好。比如四川作家李劼人，他的《死水微澜》《大波》都是交给中华书局出的，还比如跟舒新城关系最密切的徐悲鸿，我们现在可以整理出徐悲鸿的书信有200多封。”徐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实际上，如今已是百年老店的中华书局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创办之初的第六年就曾遭遇严重危机，几乎陷入破产。陆费逵在教育部任职的好友范静生邀请其到教育部就职，《新闻报》老板汪汉溪也邀请他任总主笔，但陆费逵并没有离开中华书局。

在《我为什么要献身书业》一文中，陆费逵对自己做了一段总结：一为专心，做事有始有终。二为忍耐。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地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

政治运动中的“中华书局人”

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华书局，面对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注定无法逃脱。但在运动的缝隙中，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凭借良知和热情延续着工作

“中华书局到1954年底才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杂乱堆着书籍纸张的客厅，中华书局原总编秘书俞筱尧回忆。

1952年至1953年左右，出版总署取消了私营出版机构对教科书的审编和出版权，这对于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来说，生存空间被大幅度压缩。

“解放后，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被定为人民出版事业。私营和公营出版业的博弈，因后者有国家力量做后盾，所以结局是没有悬念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周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抢救知识分子

1958年，中华书局历经了与财政经济出版社的“过渡性”合并与分离后，与古籍出版社合二为一。同年4月，管理部门为中华书局确立了整理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定位。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深感编辑力量薄弱，也在到处物色学者和专家。

金灿然想到了宋云彬。1949年二人曾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共事，对于宋的学问，金灿然十分赏识。但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职位的知识分子，在1956年已被划为右派，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14级。1957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批判这位“著名右派”的讲话：“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

为了将已无实际职位的宋云彬调往中华书局，金灿然只能求助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通过统战部办理宋云彬的调动手续。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秘书俞筱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金灿然有搞不定的书局事物，都会向齐燕铭求援。60年代初齐燕铭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后，又顺利调进几名学问高、能力好的学者。”

1958年9月，宋云彬终于进入中华书局。日后，在文革期间，为点校《二十四史》做了重要工作。

一年之后，1959年7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将历史学者刘起釪从南京调进北京，作为他整理《尚书》的高级助手。1960年，刘起釪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不同意放人，此事被搁置。1961年，金灿然跑去同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调动事宜。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釪调京，同时说：“按徐（光霄）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时间到了5、6月，北京正严格控制人口，刘起釪调京又出现波折。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徐光霄：“ 考虑到顾（颉刚）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工作。” 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11月22号，刘起釪终于来京报道。

顾颉刚在日记写道：“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

被禁止署名的责任编辑

1959年4月，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全唐诗》。

在卷首说明里，署名之一为“王全”。“‘王全’者，是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的合称，浙江话里‘璇’和‘全’音近，这个名字是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代拟的。”中华书局现任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参与《全唐诗》的出版工作，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整理《全宋词》。

王仲闻第一天到文学组时，年轻编辑对他并不熟识。编辑沈玉成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并不知道王仲闻何许人也，坐在我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然，提醒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便特意打起精神去看，是个老头，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轻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像他父亲。

王仲闻一周来一趟书局，交几本《全宋词》，再取走几本，这样持续数周。某一天突然对组长徐调孚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下乡劳动。”

王仲闻此时已经成为“特嫌”分子，面对残酷的政治运动，他注定无法逃过。徐调孚把王仲闻要下乡劳动的事报告给金灿然。书局派主管人事的同事去街道办事处协调，称王仲闻是中华书局的“临时工”，有工作任务在身，不能下乡。过了几天，文学编辑室便宣布了一个新任命：即日起，王仲闻作为“长期临时工”，每天到中华书局上班。

接了《全宋词》的修订工作后，王仲闻花了四年时间，逐一记下编辑过程中的问题，近十万字，涉及全书的方方面面。直到《全宋词》接近完工时，有人指出王仲闻的劳动已远远超出一般编辑的工作，应当在书中署名。

金灿然和徐调孚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合理，向编者唐圭璋和其所在单位南京师大党委提议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圭璋欣然同意。但最终却由于文化部的一个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出现在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署名计划成为泡影。

在修订《全宋词》的过程中，王仲闻曾写下大量宋词考据笔记，整理成二十多万字的《读词识小》。钱钟书曾赞叹：“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决定把书稿先放一放，等过了风头之后再说。1965年王仲闻向中华书局要回了稿子，次年“文革”爆发，王仲闻服毒自尽，书稿从此杳无影踪。

“我心中的门再也打不开了”

自1958年确立了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单位，每次“运动”来袭，大批工作人员都不可避免被牵扯其中。“真正用来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有四五年。”时任书局总编秘书俞筱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中华书局仍利用风平浪静的运动间隙，完成了点校《二十四史》这样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在运动中被抢救进中华书局的宋云彬是点校这部古书的主力。

宋云彬离开杭州前，曾写下“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的诗句，大概因为他身上仍保留极率直的书生气，结束官场的职务后重新操持起编辑的老本行，对他来说甚至是求之不得的事。

标点古籍，体例统一是必要条件，体例若不统一，古书编纂就失去了规范。宋云彬接手工作后，发现原来的校点体例很不一致，便向金灿然提出自己的疑问，建议召集顾颉刚、叶圣陶等专家，商量确定点校的体例和底本问题，几番讨论结束，宋云彬起草了《二十四史》的标点体例标准。

在学者钱伯城看来，从审读书稿、编辑加工、批注版式到最后的付型清样，“前几史”的这一系列编辑程序，事实上都是由宋云彬作为责任编辑来承担完成的。真正担负起对《二十四史》“总其成”工作的，应该为宋云彬而非名气更大的顾颉刚，但宋云彬却碍于“右派”身份，不能在出版物上署名，只能以“编辑部”笼统概括。

中华书局为宋云彬这样的学者提供了释放工作热情的机会，但书局也绝不可能风平浪静度过运动时期，政治学习、猜忌、批斗、揭发、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占据了工作和生活的相当比例。

1960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的专栏里，宋云彬以政协委员身份自我批评说：“我的具体工作是整理古书。所谓‘整理’，就是标点、校勘、注释和翻译。我认为这种工作只能一个人埋头干，而且要仔仔细细地搞，所以‘多快’就不能‘好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速度发展，文化战线当然不会例外，那种‘多快’不能“好省”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二次启蒙的狂欢与衰落

“文革”结束之后，出版业百废待兴。中华书局以二次启蒙的姿态接连推出重磅学术作品。伴随着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华书局似乎重生，但接踵而至的市场大潮瞬间就将这个典型的事业单位出版社拖至谷底

“‘文革’结束时，中国处于书荒状态。”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不管印什么书，读者都是疯抢，比现在抢iPad还要疯。”

当时顾青还是上海的一名中学生，在新华书店通宵排队，第二天才买到一本再版的小说《林海雪原》。

思想逐渐解冻，老百姓却没书可看。“文革”前的一些经典著作率先再版。按照顾青的说法，“任何一本书都有无数的人来读，简直如饥似渴。”

1980年代逐渐开始的文化热为中华书局的重生铺设了道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预见，19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迅速席卷而来。中华书局也未能幸免。

被疯抢的《管锥编》

“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时，没多少人看得懂，但是读者依然是疯抢，一下子几万册就售罄。”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管锥编》是钱锺书在1960至1970年代用文言文所写的学术笔记，同其《谈艺录》《槐聚诗存》一样，几乎很难归类到任何一种学术体例。1975年的一天，钱锺书和好友周振甫吃饭，饭毕前者将书稿交给后者看。彼时，周振甫是中华书局的编辑，看完书稿后很快推荐给书局。次年，周振甫提交了审读报告，并附有长达38页的修改意见，钱锺书回复各意见并重新修改，如此至1979年8月中华书局才出版了《管锥编》，四册计百万字。

《管锥编》的出版，两人的交往在文坛被传为佳话，钱锺书在序言中对周振甫赞赏有佳：“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瑞。”

《管锥编》成为“文革”后第一部重磅学术书。即便是如此的名家成熟著作，从审稿、编辑到出版，也历经四年才面世，这成为中华书局严格编辑的典范。

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对于钱锺书《管锥编》的高深，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算是雅俗共赏。”

1979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收到画家黄苗子的一封信：“美国纽约纽普兹州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这部书的英文原版曾于197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傅璇琮读罢书稿，很快给出审稿意见，认为这简直是一本奇书，写法和观点与国内同类的历史书大相径庭。而“文革”刚刚结束，诸多禁忌并未打破，尤其很难出版海外华人的作品。

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建议傅璇琮将该书“婉拒”。而时任总编辑赵守俨大胆力挺，在发稿单签名，计划出版该书并担当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

但又一个更现实的困难出现了。黄仁宇离开中国30年，很少使用中文写作，他自己翻译的中文稿遣词造句很难让人读懂，甚至有语法不规范之处。傅璇琮专门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沈玉成对《万历十五年》的文字润色，并和远在美国的黄仁宇通过书信反复核对。

1982年5月，该书出版时引起轰动，近3万册的首印被抢购一空。更为惊奇的是，黄仁宇坚决不收取中华书局的稿费，把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由功不可没的沈玉成，而沈也执意不收。中华书局便把部分稿费折合成样书，寄了200多本给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最为特殊的著作，包括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也说：“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的文字很不一样，中华书局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文化热退潮

对于重磅学术著作，中华书局毫不疏忽，周振甫和傅璇琮均是中华书局的学者型老编辑。而改革开放后，编辑人员大量不足，总编辑赵守俨和副总编李侃也大胆启用新人。

现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冯宝志，是1977年高考恢复时第一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班有19个人，1982年本科毕业时有8人被分配到中华书局。”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和北大对接合作了古典文献专业，在文革时停止招生，高考恢复后该专业也得以恢复，学生毕业后大都乐意去往书局，被称为“学有所用”。

冯宝志1984年研究生毕业时留校任教一年，次年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做编辑。他回忆，“1985年刚到《文史知识》工作时，杂志的单期销量有十几万册，在此之前的几年销量更高。”

《文史知识》创刊于1981年1月，主编由李侃担任。据顾青介绍，该刊在80年代时最高销量达到单期20多万册，读者群主要针对大学生、中学教师及历史爱好者。顾青是冯宝志的师弟，1987年从北大古典文献毕业时最初分配在文学工作室任编辑。

1984年时，应读者要求《文史知识》加印了前三年过刊，次年《北京晚报》开展的“最佳杂志大家评”活动，《文史知识》被读者选为最佳杂志。

但这样的好景不长，80年代末杂志的销量逐步回落，冯宝志分析：“随着相近性质的刊物越办越多，读者也被分流。”《文史知识》虽然不断地探索创新，并集中就学术话题、朝代、地方出专号，1988年还与台湾《国文天地》杂志合办了“台湾专号”，但依然不能在市场上保持创刊时的辉煌。

改革开放之后，图书出版逐渐有了市场化思维，竞争也更激烈。读者的狂欢式购书很快退去，不仅杂志的销量下滑，中华书局在图书市场也备受冲击，1990年书局的实际盈利下滑到历史最低点，仅87万元。

冯宝志说：“在市场化道路上，我们涉足比较晚，在激烈的竞争中压力比较大。发行系统也有所变革，曾经的新华书店一家发行，但90年代开始各种民营书店也纷纷加入。”《文史知识》从90年代逐步回落到单期3万册的销量。

“大家都下海经商去了，我们还在坚守着传统文化这块阵地。”顾青调侃地对记者说起，大学留不住人，出版社也是清水衙门，当时有句俗话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文化热瞬间全面退潮。在1990年代的转型期，中华书局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标签。

“离开中华书局时，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那个年代，从未经历过市场历练，甚至从未考虑过“市场”的中华书局接连面对残酷现实。曾经顶着巨大风险出版并取得良好效益的《万历十五年》，1997年时，三联书店推出新版，成为真正的畅销书，势头压过了中华书局版。据两方出版社透露，三联版在十年间销售近50万册，而中华书局版在二十年间仅卖出8万册。

2004年，中华书局与黄仁宇的合同到期又续签，并在2006年出版增订本，经过“惨痛”总结，对封面设计改进，内页增加彩图。据中华书局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增订本至今已卖出21万册，增订纪念本——即精装版已卖出15万册。但总量上依然超不过三联版。

自家创出的品牌书却卖不过别家出版社，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管锥编》，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华书局仅出版单本，并未同时将作者的著作出版系列或全集。

中华书局的经营惨淡，在员工的收入上体现明显。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回忆起90年代末的凄凉，“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月光族。”

据中华书局的内部资料显示，至2003年，书局的年盈利总额再次跌至96万元。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华书局的年盈利达100万至200万。多年之后，物价和书价已经翻了几番，但盈利在数额上大不如前。据顾青介绍，2003年，他本人的年薪只有3万左右。

顾青还记得，1997年，中华书局85周年庆，季羡林给书局赠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赞美“一生正气”，下联却是很写实的“两袖清风”。很难想象，这个出版社在民国时还专门为国民政府印刷钞票，如今却到了没钱可发的地步。

此时，中华书局更换领导班子，试图改革，把出版投向中小学教辅，这期间出版了诸如《小学生古诗词背诵80篇》《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同步辅导》系列、《2001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集粹》。顾青回忆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收效甚微。”这种改革举措在书局内部也曾引起争议，“我们的作者都是钱锺书、顾颉刚、季羡林，做的都是学术书，现在却堕落到做中小学教辅书。”外界也评说，中华书局简直是在砸自己的招牌。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间，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流失40多人，其中主任与副编审级别的就占30多人。“离开中华书局时，大家都是眼泪汪汪。”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本人在2002年时也选择离开，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者，2003年领导班子再次更替时，他又回到中华书局担任大众读物编辑室主任。

新的阅读热潮接连不断，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根基不能轻易改变，但也必须面对市场检验，这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也做市场化的普及读物，但我们没有放弃古籍整理这一块，招牌还在。”顾青这样说道。

百年书局的当代生存

中华书局利用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尝试开发大众读物。这是百年老社自救的方式。这次转型被一些人激赏其勇气，也被另一些人斥责为堕落

2003年左右，中华书局陷入真正的经济困顿之中。这个在知识界评价极高的出版社必须考虑向市场转型。他们最终决定把一部分出版物的读者群从知识精英拉回至普罗大众。借由与阎崇年、于丹等“学术明星”们合作的“解读经典”式图书，这家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成功自救。

虽然并不是以彻底放弃古籍和经典出版为前提，但中华书局这些“轻启蒙”式的延伸出版物还是遭到种种非议。一些人认同中华书局的品牌以及他们的市场化尝试；而另一些人至今仍然将此看作百年书局堕落的标志。

“就像穿着长衫去跑步”

1997年，面对入不敷出的现实，中华书局决定做最容易赚钱的教辅书，甚至时尚、旅游类图书。但这些探索纷纷以失败告终，毕竟这些领域与书局古籍出版的主业相距得太远。“赔得很厉害，”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分社社长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往市场走的路上，我们是吃了不少亏的。”

转型的失败让书局员工彻底失望，从1997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全书局100多员工中有将近一半选择了离开。

2003年，中华书局新一任领导层上台，决定将古籍学术著作和面向市场的大众类图书同时提上日程。

次年3月，“大众读物工作室”成立。出版社内部的一些员工觉得之前就“改革来改革去”，已经“习惯了”；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很多一直做高端学术类书籍的学者都耻于言利。

而彼时的中华书局经营负债累累，大批库存图书积压，100余名离退休人员需要养活；在岗编辑每月平均工资不到两千元。用宋志军的话说，当时的中华书局已经“到了底”， “如果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要面向市场，最大的困难在于转变中华书局固有的观念，如何统一挣钱和保持品牌、品质的关系，”书局副总编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点是真难。”

大众读物工作室在争议声中成立起来，成员只有宋志军等四五个年轻人。部门设定的方向是面对大众做普及读物。但究竟做什么，大家也心里没数。

彼时，《百家讲坛》也正开始转型，借由阎崇年的讲座，收视率节节攀升。

宋志军看着阎崇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用文白夹杂的话语和悬念迭出的小节设计重述“清十二帝疑案”，他觉得自己也许找到了一个方向：我们为何不以“正说”历史的概念，与阎崇年合作出书？

宋志军找到栏目组和阎崇年，合作很快谈妥，图书定名为《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数五千本——对于中华书局来说，这个有些可怜的数字已然是迈向市场的印量。以前，中华书局学术著作的印量只有两三千册。

而反对声又开始了，比如是否在书上加腰封。很多人认为，充斥着夸张推荐语的腰封会被读书人耻笑。

“这种老社走市场化道路，就像穿着长衫的人要去运动场上跑步，”宋志军做了个比喻，“市场意识很不足”。

从书的开本大小到版式设计，他完全不知道影响销售的因素是什么，只能一点点摸索。他担心书局内部的美编还会把书做成老样子，于是去外面找美编。为了赶上2003年国庆长假销售季，这本书不再使用单位里的录排室，成为中华书局第一次走出去找排版公司的项目，大大缩短了出版时间。

宋志军事后总结，这本书之所以能做出来，除了领导开明，还因为自己自2001年入社三年来，从未做过责任编辑，“是一张白纸，没有固有的框框和限制”。

“还有签售这种东西？”

就连阎崇年本人也没想到，《正说清朝十二帝》居然会登上畅销榜，并且成为中华书局市场化尝试以来的第一本畅销书。

《正说清朝十二帝》在2004年10月推出后，便迅速在北京秋季地坛书市上大放异彩。宋志军发现，那点可怜的首印量根本不够，书局开始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一个月内加印了五次。

北京市场的火爆引发外地书商紧急进货。多个城市的书店开始邀请阎崇年去作演讲和签售。“还有签售这种东西？我们完全不知道。”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一下子有了赚钱的书，书局的工作人员都很振奋。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天上砸下来个馅饼，运气好”，并不觉得这样的成功还可以复制。

有书店的朋友提醒宋志军：“你们跟得越紧越好。为什么不马上做‘清朝十二臣’？”于是，中华书局的正说历史系列接连做了十本。依靠这一系列，大众读物工作室2005年的发货码洋从头一年的500万猛增到2300万。

而与另一个百家讲坛“明星”于丹的合作让中华书局的销售量再上高峰。

2006年国庆，于丹在百家讲坛连讲7天《论语》，一举成名。

于丹“心灵鸡汤式”的历史重读显然符合中华书局大众读物想要对普通民众进行“普及化轻启蒙”的想法。经过协商，中华书局答应首印60万册，这家百年老社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之高的首印量。“当时要拍板做那么多是很有风险的。”宋志军回忆。

11月26日，《于丹〈论语〉心得》首发。于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活动从下午1点进行到晚上10点半，其间书多次断货。事后统计才发现，于丹一共签了一万册，平均一个小时签一千册。

一直呆在现场的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也扛不住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图书大厦原来是晚8点关门，不许关。警察在后头盯着，想撤都撤不了。” 公安局海淀分局的三个副局长赶到现场，对书局人员说，“不签到最后一个读者，你们不许走。”

消息传开，中华书局的订货电话几乎被“打爆”，这本书单月发行126万册。

在于丹建议下，中华书局成立了近20人的营销团队，主动推广图书。在几十个城市的签售活动中，处处读者疯狂，到每个地方都得先联系警察局。

《于丹〈论语〉心得》至今销量已经达到520万册，还顺利拿到10万英镑的英文版税。

“坚守传统”的新方式

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内部图书评奖，评委会针对《于丹〈论语〉心得》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无缘奖项。

近些年，连续数本畅销大众读物让一些人接受了市场化尝试，但反对意见仍然存在，一些书商和老读者觉得《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书过于通俗，“中华书局不应该做这样的书”。好多朋友甚至要跟顾青“绝交”，对他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书？这是堕落啊。”

面对这些指责，宋志军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快餐加点营养》的文章：大众需要快餐，我们就只能做；但是有的快餐有苍蝇，咱们可以给它弄得干净点，语言材料好一点。

“如今这样的新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需要大投入。没有饭吃，怎么做事？”

在1997年之前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华书局几乎没有进过新员工，它试图以缩减规模、减少支出的方式来坚守古籍整理工作。而书局却日益陷入困顿，这样的方式宣告失败。

“当时有好多古籍项目，根本不敢接，太贵。” 宋志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编辑们只能给外面干活挣钱。”

2003年之后，中华书局开始把自身的定位从“传承者”扩大为“传播者”，读者群也从知识分子，扩大为普罗大众。“光在象牙塔里，公众没反应，也不能实现传承文明的工作啊。” 顾青说。

除了大众图书分社的“讲解”类普及图书，中华书局的普及工作还有一半由“基础图书分社”完成。他们将《墨子》《周易》等著作采用文白对照等形式加注出版。

实际上，1990年代初，就有很多人把中华书局整理出来的《二十四史》等古籍翻译成白话，做成了畅销书。“我们做了很多艰苦的初步工作，但钱都让别人给赚了。”宋志军说。

现在，中华书局古籍出版部门有50多位编辑，这个团队仍然是中华书局的核心，也是目前投入最大的部门。在销量方面，古籍出版和大众出版分别都能贡献1.5亿码洋，基本可以平分秋色。

无论是古籍整理还是大众出版，中华书局出版物所依托的资源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书局曾拒绝出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因为“没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不会做莎士比亚或者《乔布斯传》，不会做，也肯定做不动。”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以后，“百家讲坛热”逐渐冷却下来，中华书局开始独自开发“一本书读懂”系列。其中《一本书读懂中国史》每年都有几次重印。这样的出版方式既能获得很好的市场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特定作者的依赖。

“如果哪个门类都去做，也许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可以做大，但别人很容易击溃你，因为你没有长项。”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不做市场的第一名，但要做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里的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