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斗凌天各装备属性:卡夫卡作品集（三）

乡村医生　　我陷于极大的窘境：我必须立刻启程到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看望一位重病人，但狂风大雪阻塞了我与他之间的茫茫原野。我有一辆马车，轻便，大轮子，很适合在我们乡间道路上行驶。我穿上皮大衣，提上出诊包，站在院子里准备启程，但是，没有马，马没有啦，我自己的马在昨天严寒的冬夜里劳累过度而死了。我的女佣现在满村子里跑东跑西，想借到一匹马，然而我知道这纯属徒劳。雪越积越厚，行走越来越困难，我茫然地站在那里。这时那姑娘出现在门口，独自一人，摇晃着马灯。当然，有谁在这种时候会借他的马给别人跑这差事？我又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知所措。我心烦意乱，苦恼不堪，用脚踢了一下那已经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门开了，摆来摆去拍得门枢啪啪直响。一股热气和类似马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一根绳子上一盏厩灯晃来晃去；低矮的棚圈里有个人蜷曲蹲在那里，脸上睁着一双蓝眼睛。他葡匐着爬过来，问道："要我套马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弯下腰，想看看这圈里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女佣站在我身旁，说道："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两个都笑了。
　　"喂，兄弟！喂，姑娘！"马夫喊着，于是两匹健壮的膘马相拥而现，它们的腿紧贴着身体，漂亮的马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仅靠着躯体运动的力量从与它们差不多大小的门洞里一匹跟着一匹挤了出来，但马上它们都站直了，长长的四肢，浑身散发着热气。"去帮帮他，"我说，听话的女佣便急忙过去给马夫递挽具。可是，不等她走近，马夫就抱住了她，把脸贴向她的脸。她惊叫起来，跑到我身边，脸颊上深深地留下两道红红的牙印。"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想挨鞭子吗？"但转念又想，他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而且在大家拒绝我的时候自愿来帮助我。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并不计较我的威胁，只是向我转了一下身体，手里不停地套着马车。"上车吧，"他说。一点不假，一切已准备就绪。我发现这套马车非常漂亮，我还从来没坐过这么漂亮的马车呢。我高兴地上了车，说道："不过，车我来驾，因为你不认识路。""那当然，"他说，"我压根就不跟你去，我留在罗莎这里。""不！"罗莎直喊，然后，预感到无法逃避的厄运的降临，跑进屋里。随后，我听到她拴上门链发出的叮铛响声，又听见锁子被锁上；我看见她还关掉了走廊的灯，又迅速穿过好几个房间，关灭了所有的灯，以使自己不被人找见。"你跟我一起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不去了，不论怎样急迫。我不能想象为此行而把那姑娘送给你作为代价。"
　　"驾！"他吆喝一声，又拍拍手，顿时，马车就像激流之中的木块一样奔出。我听到马夫冲进我家里时屋门震裂的声音，然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所有感官只觉得一阵呼啸风驰电掣般掠过，但这瞬间即逝，因为，那病人家的院子就好像紧挨着我家的院门，我已经到达了。马儿静静地站在那儿，雪也不下了，只有月光撒满大地。病人的父母急匆匆迎出来，后面跟着他姐姐。我几乎是被从车里抬出来的。他们七嘴八舌，而我却不知所云。病人房间里空气污浊，令人无法呼吸，废旧的炉子冒着烟。我想推开窗户，但首先我要看看病人。他消瘦、不发烧、不冷、也不热，两眼无神。小伙子没穿衬衣，盖着羽绒被。他坐起身来，抱住我的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道："医生，让我死吧。"我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没人听见这话。病人的父母躬着身子呆站在一旁，等候着我的诊断。他姐姐搬来一把椅子让我放下诊包。我打开包，寻找工具。小伙子不断地从被窝里向我爬过来，提醒我别忘了他的请求。我抓出一把镊子，在烛光下试了试，然后又放回去。"是啊，"我渎神地想："在这种情况下众神相助，送来了需要的马匹，又因为事情紧迫而送来第二匹，更甚者，还送来了马夫--"这时，我才又想起了罗莎。距她十里之遥，而拉车之马又无法驾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救她，怎样才能把她从马夫身下拉出来呢？现在，那两匹马不知怎么已经松开了缰绳，又不知怎么把窗户从外边顶开了，每匹都把头伸进一扇窗户，不受那家人的干扰，观察着病人。"我要立刻返回去。"我想，好像马儿也在催我动身。但我却任凭他姐姐脱掉我的皮大衣，她以为我热得脑胀。老人给我端来一杯郎姆酒，并拍了拍我的肩膀。献出心爱的东西表明他对我的信任。我摇了摇头，在老人狭隘的思想里我感到不适，仅鉴于此我拒绝喝那酒。他母亲站在床边叫我过去，我走过去，把头贴在小伙子胸口上，他在我潮湿的胡须下颤抖起来。那边，一匹马对着屋顶大声嘶叫。我知道的事已被证实：小伙子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有点供血不足，他那忧心忡忡的母亲给他喝了过多的咖啡。然而他却是健康的，最好干脆把他从床上赶下来。我并不是救世主，让他躺着吧。我供职于区上，忠于职守，甚至于过分；我薪俸微薄，但却慷慨大方，乐于帮助穷人，另外，我还要负担罗莎的生活。如此看来，小伙子也许是对的，我也想去死。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在这里干什么呀！我的马死了，而且村子里又没人借给我一匹。我得从猪圈里拉出马来，如果不是意外得马，我就要用猪拉车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开个药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与这些人互相交流沟通，却是件难事。现在，我的探诊也该结束了。人们又一次让我白跑一趟，对此，我已习惯了。这个区的人总是在夜里来按门铃，使我备受折磨。然而这次却还要搭上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多年来生活在我家里而没有得到我多少关心--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必须马上认真考虑一下，以克制自己，不致对这家人发火，虽然他们不管怎样也不会把罗莎还给我。但当我收拾起诊包，把手伸向我的皮大衣时，这家人站在一起，父亲嗅了嗅手里那杯朗姆酒，母亲可能对我深感失望--是啊，大家到底想要什么呢？--她满眼泪水，紧咬嘴唇；他姐姐摆弄着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于是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承认这小伙子也许真的病了。我向他走过去，他对我微笑着，好像我给他端来了最美味的汤--啊，这时两匹马都叫了起来，这叫声一定是上面所安排，用以帮助我检查病人--而这时我发现：的确，这小伙子是病了。在他身体右侧靠近臀部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的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花送你走向死亡。这家人都很高兴，他们看着我忙这忙那，姐姐把这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又告诉一些客人。这些人正踮着脚尖，张开双臂以保持平衡，从月光下走进敞开的门。"你会救我吗？"小伙子如泣如诉地悄声问我，伤口中蠕动的生命弄得他头晕目眩。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已经丧失了旧有的信仰，牧师闲居家中，一件接着一件撕烂他们的法衣，而却要求医生妙手回春，拯救万物。那么，随他们的便吧：我并非不请自到，如果你们要我担任圣职，我也就只得顺从。我一个年迈的乡村医生，女佣被人抢去了，我还能企望什么更好的事情呢！此时，这家人以及村子里的老者一齐走过来脱掉了我的衣服；一个学生合唱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屋前，用极简单的声调唱着这样的歌词：
　　　　"脱掉他的衣，他就能医，
　　　　若他不医，就致他于死地！
　　　　他只是个医生，他只是个医生。"
　　然后，我被脱光了衣服，用手指捋着胡子，侧头静观着众人。我镇定自若，胜过所有的人，尽管我孤立无援，被他们抱住头、抓住脚、按倒在床上，但我仍然这样。他们把我朝墙放下，挨着病人的伤口，然后，都退出小屋，并关上了门；歌声也嘎然而止，云块遮住了月亮，暖暖的被子裹着我，马头在窗洞里忽隐忽现地晃动着。"你知道，"我听见有人在耳边说，"我对你缺乏信任，你也不过是在某个地方被人抛弃了而不能自救。你没有帮我，反倒使我的病榻更小。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不错，"我说，"这是一种耻辱。但我现在是个医生，你要我怎样呢？相信我，事情对我也不容易。""难道这样的道歉就会使我满足吗？哎，也许我只能这样，我一向都很知足。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我来到人世，这是我的全部嫁妆。""年轻的朋友，"我说道，"你的缺点是不能总揽全局。我这个人去过附近所有的病房，我告诉你，你的伤并不那么可怕。伤口比较深，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所致。许多人将半个身子置于树林中，却几乎听不到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逼近。""事情真是这样吗？还是你趁我发烧在欺骗我？""确实如此。请带着一个工职医生用名誉担保的话去吧。"他相信了，安静下来不再做声。然而，现在是我考虑自我解救的时候了。马匹依然忠实地站在原位，我很快收集起衣服、皮大衣和出诊包，也顾不上去穿衣服。马儿如果还像来时那样神速，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从这张床上一下就跳上我的床。一匹马驯服地把头从窗户中退回去。我把我那包东西扔进车里，皮大衣丢得好远，只一个袖子紧紧挂在一个钩子上。这样就可以啦。我飞身上马。缰绳松弛下来，马匹也没有互相套在一起，而马车则晃晃悠悠地跟在后面，再后面皮大衣也拖在雪地里。"驾！"我喊道，但马并没有奔驰起来，我们像老人似的慢慢地驶过雪原，耳后久久地回响着孩子门那新而谬误的歌："欢乐吧，病人门，医生已被放倒在你们的床上！"
　　我从未这样走进家门。我丢掉了兴旺发达的行医工作，一个后继者抢走了它。但无济于事，因为他无法取代我。在我家里那可憎的马夫正在施行暴虐，罗莎是他的牺牲品。我不忍再往下想。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后面，而我却够不着它，那伙手脚灵活的病人呢，也不肯动一动指头帮我一把。受骗了！受骗了！只要被夜间的铃声捉弄一次--这永远不可挽回。  戏团顶层楼座上　　假如是一位体质纤弱，"呼哧"喘气的女马术骑手坐在晃动着的马背上、面对情绪高昂的观众、一连数月毫不间断地让狠心的班头挥动马鞭赶着在马戏场上颠簸奔跑、在马背上呼呼作声、扭动腰肢、频频抛着飞吻；而且，假如这种场面在乐队与风扇那毫不停息的嗡嗡声中，在那气锤似的手掌击出的、此起彼伏的掌声伴随之下一直迈向那不断敞开着的灰色未来--或许就会有一位顶层楼座上的年轻看客穿过楼座顺着长长的楼梯急急向下跑去，冲进马戏场，在那始终力求与场上合拍的乐队的铜号声中大吼这么一声：停！
　　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是一位肤色白皙、面颊红润的漂亮女士在那充满自豪感的拉幕员为她打开的幕布之间飞速而出；由于全神贯注地捕捉她的眼神的团长像动物一样迎着她呼着粗气；把她小心翼翼地扶上灰斑白马，就像是在送自己最钟爱的孙女登上前途莫测的旅程；下不了决心举起鞭子；又终于狠下心，"叭、叭"地发出了信号；大张着嘴巴，跟在马旁边跑着；一双眼睛紧盯着女骑手做各种跳跃动作；又无法理解她的艺术技巧；操着英语呼叫着试图对她发出警告；怒气冲冲地提醒手持藤圈的搭档们要千万留心；在女骑手做三连空翻前，大张着双手招呼乐队停奏；最后把小美人从颠策的马背上扶下来，吻着她的双颊，不歇气地接受着观众的敬意；当女骑手本人由团长扶着、高高地立起脚尖，在扬起的灰尘包绕之下，仰起小巧的头颅、大张起双臂，邀马戏团全体人员与她分享自己的幸福的时候--因为场上实况如此，顶层楼座上的这位看客便将脸往护栏上一搁，如同沉浸在一场沉重的梦境之中，在全体演员登场谢幕之际不知不觉地哭了起来。 往事一页　　看样子，保卫祖国的时候许多事情被忽视了，至今，我们也没有予以认真思考，而只是忙于各自的事情。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令我们十分担忧。
　　在皇宫前的广场上，我开了一家鞋店。这天清晨，我刚打开店门，就看见所有通向这里的巷口都被武装人员占领了，而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士兵，显而易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长驱直入进入京城，这里可是远离边境啊。不论怎样，他们依然来了，而且，看样子人数会与日俱增。
　　由于习性所致，他们讨厌房屋。他们磨刀削箭，练习骑术，忙个不停，把这块平时宁静的、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清洁的广场弄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厩。我们曾几次试图冲出店门，想至少把那些令人恶心的垃圾清理掉。但后来这尝试越来越少，因为这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给我们带来野马坚蹄或者蛮人利鞭的危胁。
　　与游牧民进行交谈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语言他们不懂，他们又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互相交流如同野鸟。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设施，他们既不理解，也待之漠然。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手势语言，他们也表示反对。哪怕你下巴错位，手腕脱臼，他们也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而且也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经常做出鬼脸，眼白翻出，口吐白沫，但他们这样既不想表达什么，也不想吓唬谁，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习性如此。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你不能说他们使用暴力。遇到他们干什么，大家都退避一旁，任其自便。
　　从我的库存中他们也拿走了一些好东西，但我不能有所怨言，因为我看见其他人的遭遇，比如对面的肉铺老板，他刚一进货就被游牧民一抢而空，吞食下肚。他们的马也吃肉，经常看到骑士躺在马的旁边，与马同食一块肉，各啃一头。肉铺老板恐惧万分，而且不敢停止供肉。我们理解他的处境，募集了一些钱来援助他。如果游牧民吃不到肉，天晓得他们会想到干什么；而又有谁知道，即使每天给他们肉吃，他们又会想到干什么啊。
　　后来，肉铺老板想，他至少可以省去宰杀的辛苦，于是就在早晨送来了一头活牛。他千万再不能这么干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趴在店铺后面的地板上，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和褥垫一古脑儿捂在身上，只是为了听不到那牛的惨叫声，游牧民从四面八方扑到牛身上，抢着用牙齿从它温暖的身上撕下一块肉吃。等一切早已平静以后，我才大着胆子走出来。只见他们就像酒桶旁边的醉鬼一样躺在牛的残骸旁边。
　　恰在这时，我相信我看见了国王本人站在皇宫的一扇窗户边。平常他从不到这外间来，而总是深居内院，但这次至少我相信他站在窗户边，低头看着自己皇宫前发生的这一幕惨剧。
　　"事情将会怎样呢？"大家你问我，我问你，"这种重负和折磨我们还要忍受多久呢？惹来了游牧民，但却没有办法将他们退去。宫门仍旧紧闭着，以往那些总是盛气凌人地进出皇宫的卫兵这时却被锁在铁窗之中。于是，我们这些工匠和商人就肩负了拯救祖国的使命，然而这样的使命我们却担负不起。我们也从来没有夸过口，说自己有这般能力。这是一场误会，而我们却要毁于这场误会。  法律门前　　在法律门前，站着一个门卫。一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请求进入法律之门。但是门卫说，现在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想了想，问是否以后可以进去。门卫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看到法律之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而且门卫也走到一边去了，于是那男人弯下腰，想看看门内的世界。这一切被门卫看见了，就笑着说："如果它那么吸引你，那你倒是试试冲破我的禁锢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很强大，而且我只是最小的一个门卫。每道门都有门卫，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那第三个门卫就连我也不敢看他一眼。"困难如此之大是那农村男人始料未及的，他以为法律之门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但是现在当他仔细观察了那穿着皮大衣的门卫，看见他那尖尖的鼻子、黑而稀疏的鞑靼式的长胡子，就决定还是等下去为好，直到获准进去为止。那门卫递给他一只小板凳，让他在门旁边坐下。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了很多尝试想进去，并不厌其烦地请求门卫放行。门卫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又问他家乡的情况以及许多事情。他这样不痛不痒地提问着，俨然一个大人物似的，而最后却总是说还不能允许他进去。那男人为这次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他用一切值钱的东西来贿赂门卫。门卫虽然接受了所有贿赂，但却说："我接受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致产生失去了什么的错觉。"多年过去了，这期间，那男人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门卫，他忘记了其他门卫的存在，似乎这第一个门卫是他进入法律之门的唯一障碍。他咒骂这倒霉的遭遇。开始几年，他的举止还无所顾忌，说话嗓门高大，后来日渐衰老，就只有咕咕哝哝、自言自语了。他变得很幼稚，由于长年观察门卫，所以连他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熟识了，于是他也请求它们帮忙，以改变门卫的态度。最后他目光黯淡，搞不清楚是四周真的一片黑暗呢，还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不过他现在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它顽强地透过法律之门照射出来。现在他命在旦夕，临死之前，过去的所有经历在他的脑海里聚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至今还没有向门卫提出。他示意门卫过来，因为他身体僵硬，已经不能站起来。两个人身高的变化使那男人相形见绌，矮了一截，所以门卫必须深深地弯下腰，然后问道："现在你究竟还想知道什么？"又说："你太贪得无厌。"那男人说，"大家不是都想了解法律是什么吗？为什么多年以来除了我再无别人要求进入法律之门？"门卫发现那男人已行将就木，为了能触动他失灵的听觉器官，就吼叫着对他说，"其实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从这里进去，因为此门只为你一人所开。现在我要关门走人了。"  亚洲胡狼与阿拉伯人　　我们宿营在一块绿洲上，旅伴们都睡了。一个阿拉伯人，他高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从我身旁走过去。他刚安顿好骆驼，正向睡铺走去。
　　我仰面躺在草丛中，总想睡觉，却又睡不着。远处，一只亚洲胡狼在哀嚎。我又重新坐起来。刚才还很遥远的东西，现在一下子近在眼前。一群胡狼向我涌来，它们眼睛一闪一闪地放出黯淡的金光，细长的身躯，像是在鞭子的指挥下有规律地、灵活地运动着。
　　其中一只从背后挤过来钻在我的臂下，跟我紧紧地贴在一起，好像它需要我身体的热量，然后走到我面前，几乎贴着脸面对我说道："我是这一带最老的亚洲胡狼，很幸运还能在此向你问好。我几乎已经气馁了，因为很久很久以来我们都在期盼着你，我母亲等待过你，她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以至全部亚洲胡狼的母亲都等待过你。请相信这一点。""这使我感到吃惊。"我说，同时却忘记点燃那堆木柴，用它的烟可以吓退胡狼。"听到这些我感到十分吃惊。我来自遥远的北方这只是巧合，现在做短暂旅行。胡狼们，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好像是受到我那似乎过分友好的答话的鼓舞，它们更紧地围在我身边，都短促地喘着气。
　　"我们知道，"那只最老的开始说，"你来自北方，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那里有理解，而这在此地的阿拉伯人中间是无法觅到的。他们冷漠傲慢，毫无理解可言，这你也知道。他们戕害动物以为食，而对于腐烂的动物尸体则不屑一顾。"
　　"说话声音别这么大，"我说，"阿拉伯人就睡在附近。"
　　"你真是个外地人，"那亚洲胡狼说，"否则你该知道，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胡狼害怕阿拉伯人的事。难道要我们惧怕他们吗？我们被下逐与这样的民族为伍，这难道还不够倒霉吗？"
　　"可能，有可能，"我说，"但对于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不敢妄做评论。这好像是一场由来已久的争吵，它已经与双双的血液融为一体，因此，也许只有血流尽了，矛盾才能解除。"
　　"你太聪明了，"那个老胡狼说。所有胡狼呼吸更加急促，尽管一动不动地站着，胸脯却起伏不断。一股苦苦的、有时只有紧咬牙关才能忍受的气味从它们张开的嘴中涌出。"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所说的正符合我们的古训。那么，我们就喝了他们的血来结束这场争吵。"
　　"哎！"我异常地惊叫道，"他们会保卫自己，他们会用他们的火枪把你们成群成群地杀死。""你误解了我们，"它说，"看来这种人在北方高地也是有的。我们是不会杀死他们的，况且尼罗河水也不够清洗我们身上的血迹。只要看一眼他们活着的躯体我们就会跑开，跑到干净的空气里，跑到沙漠里去，那儿因此就成了我们的家。"
　　这期间，从远处又跑来许多胡狼。所有的胡狼都把头低下来夹在两腿之间，用爪子擦洗着，似乎要掩藏一种厌恶的心情，这厌恶狰狞可怖，我恨不得一纵身逃出它们的包围圈。
　　"那么你们想干什么？"我问道，并试图站起来，然而我不能，因为两只小胡狼在身后紧紧地咬住了我的外衣和衬衣，我只好继续坐着。"它们咬着你们的衣襟呢，这是尊敬的表示。"那老胡狼认真地解释道。"它们应该放开我！"我吼道，一会儿对着那老狼，一会儿又对着那两个小狼。"它们自然会放开的，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但是需要稍等片刻，因为按照习俗它们咬的很深，必须慢慢地才能松开牙齿。利用这点时间，请你听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做法并未怎么使我动心。"我说。"我们再不要这样因为行为笨拙而互相报复。"它说，第一次以其自然的声调哀求道："我辈乃是可怜的动物，无论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我们都只能使用这副牙齿。""你究竟想要什么？"我问道，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先生啊，"它叫道，同时其他胡狼都嚎叫起来，远远地听起来好像一首曲子。"先生啊，你可要来结束这场使世界分裂为二的争吵啊！你正是我们祖先所描述的那位肩负这使命的人。我们一定要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和平，我们一定要得到可呼吸的空气以及未受阿拉伯人玷污的环顾一切的视野，我们不要听到羊遭到阿拉伯人屠杀时的悲哀鸣叫。所有动物的死都应该是平平静静的。我们要毫无干扰地喝尽它们的血，吃尽它们的肉。我们只要纯洁无瑕，除此而外，别无所求。"--这时，所有的胡狼都抽噎地哭起来--"为什么这世界上只有你还能忍受这种事？你灵魂高贵，内脏甜美。他们的白衣服肮脏不堪，他们的黑衣服污秽至极，他们的胡须狰狞可怖，看一眼他们的眼角令人作呕，他们抬起胳膊时，腋窝里肮脏得如同地狱。因此，先生啊，因此，尊贵的先生啊，请用你万能的双手，请用你万能的双手拿这把剪刀剪断他们的喉咙吧！"随着它的头猛地一转，走过来一只胡狼，用尖牙叼着一把满是老锈的小剪刀。
　　"这把剪刀终于出现了，那么事情可以结束了！"我们旅队的阿拉伯向导喊道。他迎风悄悄地摸到了我们跟前，现在正挥舞着他那巨大的鞭子。
　　胡狼们顿时作鸟兽散，但在不远处又停住了。这么一大群动物紧挨着呆呆地蹲在一起，看起来像一条窄窄的栅栏，被鬼火包围着。
　　"先生，你现在也耳闻目睹了这出表演，"那阿拉伯人说，他愉快地笑着，但不失其民族的矜持。"你现在知道了这些动物想要什么吗？"我问。"当然，先生，"他说，"这个妇孺皆知。只要有阿拉伯人存在，这把剪刀就会在沙漠上游曳，跟踪我们直到天边。它们会把这把剪刀交给每一个欧洲人去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而每个欧洲人都可能是它们的合适人选。一种荒谬的企图附着于这些动物身上，它们是笨蛋，十足的笨蛋。因此，我们喜欢它们，它们是我们的爱犬，比你们的要好。看着吧，一头骆驼在夜里死了，我叫人把它弄来。"
　　四个人把一具沉重的尸体抬到我们面前，扔到地上。不等它落地，胡狼们就叫了起来。每只都好像被绳索牵着一样顺从地、时断时续地爬过来。它们完全忘记了阿拉伯人的存在，忘记了仇恨，那具散发着浓浓的气味的尸体使它们着了魔，忘记了一切。一只已经抱住了死骆驼的脖子，一口就咬住了动脉血管。像一台疯狂的小水泵不顾一切而又无望地想扑灭一场大火一样，它浑身每一块肌肉都被扯动、都在抽搐。转眼间，所有的胡狼扑过去，像座小山一样压在那具尸体上，干起了同样的事情。
　　这时，那向导挥起坚利的鞭子，左右开弓，用力向它们抽打过去。它们抬起头，似醉似昏，看见阿拉伯人站在面前，这才感觉到嘴被鞭子抽打的疼痛。于是后跳一步，又向后跑了一段距离。但是那骆驼的血已经流得满地都是，还蒸发着热气，躯体已被撕开了好几个大口子。它们抵挡不住这诱惑，又扑上去。那向导又举起了鞭子，这次，我抓住了他的胳臂。
　　"你是对的，先生，"他说，"让它们继续它们的营生吧，而且，我们也该出发了。你已经看到它们了，奇怪的动物，不是吗？它们是多么恨我们呀！"  视察矿井的先生们　　今天，一流的工程师们来到我们井下。矿上头儿们下达了一项任务：铺设新坑道。他们此番就是为此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测量工作。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年轻和有个性呵！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自我发展，年纪轻轻就已经无拘无束地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其中第一位，头发乌黑，充满活力，双眼观察着一切。
　　第二位拿着笔记本，边走边记。他这儿观察观察，那儿比较比较，再记录下来。
　　第三位则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衣服绷得紧紧的，走起路来身子挺得笔直，保持着一种尊严，只是不时地咬咬嘴唇，暴露出一个急躁的、不受压制的年轻人形象。
　　接下来的这个小伙子不知给第三个解释着什么，而后者似乎并没有请他这么做。他个子比较矮小，紧跟着人家后面跑来跑去。他总是把食指举在空中，像是喋喋不休地向那人报告着这里所看到的一切。
　　不要任何人相陪的这第五位看上去级别最高，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其他人都根据他而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过度的操劳使他眼窝深陷。他思考问题时，经常用手按着额头。
　　第六位和第七位走路时微微弯着腰，头贴着头，手挽着手，亲密地交谈着。倘若这里不是我们的煤矿，倘若不是在我们工作所在的深深的坑道里，人们可能会以为这对瘦骨嶙峋、未留胡须、大鼻头的先生是年轻的神职人员呢。其中一个笑的时候总是像猫一样呼噜呼噜的；另一个也是微微带笑的，说着什么，并用另一只闲着的手做着相应的手势。这两位先生对他们的职位肯定抱有无限的把握，他们虽说年轻，但肯定已经为煤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种场合、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又当着上司的面，只于自己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与眼下工作不相干的事，而且还这样毫无顾忌。莫不是他们在欢声笑语、漫不经心之中已经仔细地看到了所有重要的东西？对于这样的先生，可不敢信口雌黄。
　　但是另一方面又确实毫无疑问的是，第八个人对工作特别投入，其程度胜过上面两位，甚至胜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所有的东西他都要摸一摸，并用一把小锤敲一敲。他不时地把这把小锤从口袋里拿出来，又装进去。时而，他又不惜弄脏那身漂亮的衣服而跪在脏兮兮的地上，敲敲地面，然后又一边走一边敲敲墙壁或头顶上的坑道顶。有一次他躺在地上，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们以为发生了意外，但后来他灵巧的身体轻轻一跳，又站了起来。原来他又完成了一项检查。我们自以为熟悉我们的煤矿以及矿石，但这位工程师以这种态度在这里不断地研究的东西，却是我们十分陌生的。
　　第九个人推着一辆童车，里面装着测量仪器。这些仪器特别昂贵，被深深地放在柔软的海绵里。推车这活本来应让勤杂工去干，但又不放心，所以必须由一位工程师来做。大家也看到了，他很乐意。可能他年纪最小，也许对仪器还一窍不通，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因此，时常险些连车带人撞在墙上。
　　不过，另一个工程师不离左右地跟着车子，阻止险情的发生。这人显而易见很精通这些仪器，似乎是保管员，车子一边走的时候，他不时地取出仪器的一个部件，瞧一瞧、松一松或紧一紧螺丝，摇晃摇晃、敲打敲打，又贴在耳朵上仔细听听，最后，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再把那从远处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物件小心翼翼地放回车里。这个工程师多少有点嗜权，不过都只是受仪器的驱使。一个无声的手势，我们就得在距小车十米之遥的时候给它让开道，尽管有时就根本无道可让。
　　在这两位先生的后面，跟着一个无所事事的勤杂工。就像工程师们具备渊博的知识一样，理所当然，他们也早已摈弃了一切傲慢。然而，这个勤杂工似乎反而傲气十足，他一只手倒背在后，另一只手抚摸着制服上的镀金纽扣或者精制的帕子，还不时左右点点头，好像我们给他打了招呼而他在回答我们，或者好像他接受了我们的问候，但由于高高在上，无法一一回复。我们当然并没有问候他。不过，看看他那神气，就不能不相信：给煤矿头头们当勤务员一定很了不起。在他身后我们笑了起来，然而即使响了一声炸雷他也不会转一下身，结果弄得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尊敬他。
　　今天没干什么活，干扰太大。这样的考察使任何工作的念头化为乌有。这些人消失在黑暗的试用坑道里，其情景令人神往，但不等到他们返回来，我们就该下班了。  钦　差　　你，孤单单的一个可怜的仆人，渺小的影子在皇帝这轮太阳前被甩出老远。所谓的皇帝病入膏盲，从病榻上特意给你传来一个旨意。他让钦差跪在榻前，对着耳朵悄声传授了圣旨。这是一道对皇帝来说至关重要的圣旨，所以，他让钦差对着他的耳朵复述一遍，然后点点头，示意一字不差。所有挡道的屋墙都已被拆除，在硕大无际的台阶上，帝国的大臣们恭立于周围，当着这些探望圣上龙体者的面，皇帝打发钦差上路。钦差随即出发了。他身体健壮，从不知疲倦，两只胳膊交替着拨开人群，开出一条道路。如遇抵抗，他就亮出胸前的太阳标志，于是便畅通无阻，其势无可比拟。然而人群如海，漫无边际，房屋也一望无边。若是遇到一块空地，他巴不得想飞起来，紧接着你可能就听到他的双拳在猛打你的家门。然事非如此。他虽然不停地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冲不出内宫房屋的包围。他也决不会冲破它们的包围，即便冲出去，也徒劳无获。他必须冲下台阶，而即使成功，也将一无所获。还得穿越那些庭院，庭院之后又有二道皇宫包围，然后复又台阶、庭院以及皇宫，如此以往，以至千年。纵使冲出最后一道门槛--此乃妄想，永不可及--还有皇城横挡于眼前，它乃世界之中心，沉渣堆积如山。没有谁能够越过这个地方，更不用说一个带着死人旨意的人。--然而，你却凝坐窗前，在暮色中梦想着那道圣旨的降临。  家父之忧　　有些人说，Odradek这个词源自斯拉夫语，他们试图以此为根据来论证该词的结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源于德语，而斯拉夫语对它只是有些影响。两种观点皆是莫明其妙，无不令人觉得它们确实无一为是，尤其因为不能用其中任何一种给该词定义。
　　如果的确不存在一种叫做Odradek的东西，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它初看上去像一枚低矮的星状的纱芯，而事实上其表面好像就是被纱线裹盖着，不过那只是一些残断破旧、互相连接而又乱作一团的各色各样的线段。然而它又不只是一根线芯，从星的中间横突出一根小棒，在其右侧还有一根。这后一根小棒在一侧，而星的一束光芒在另一侧，可以像两条腿一样使整个尤物站立起来。
　　人们试图相信，这东西以前会因为某种目的而具备一定的形状，而现在只是被打碎了。但这似乎又不大合乎情理，至少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如此，也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或裂缝。整个东西显得荒诞离奇，但却自成一体。再具体就不好说了，因为Odradek特别灵活，无法捉拿。
　　它居无定所，或屋顶，或楼梯间，或人行道，或走廊。有时又几个月见不到它，或许迁居到别人家里去了，但是，过后它一定又返回到我家里来。有时，如果人走出屋门，而它又恰巧靠在下面楼梯的扶手上，人们就想跟它说说话，当然人们不会给它提出复杂的问题，它娇小可人，所以人们对待它就像对待一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人们问它。"OAdradek"它说。"那你住哪里？""飘乎不定，"它说，并且笑了，那笑就像嘴里没有舌头发出的笑，听起来类似纸张落下时发出的唰唰声。一般情况下，交谈就此结束。另外，就是这样的回答也不是总能得到，因为它经常闭口无言，默不作声，如同一块和它相似的木头。
　　我徒劳地问自己，它将来会怎样呢？它会死吗？大凡会死的，生前都有一定的目标，有一定的事情去做，并因此而操劳致死。O－drade不是这样。那么它将来会拖着纱线在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的脚下再滚下楼梯吗？很显然，它并不伤害别人，然而，一想到它会比我活得长久，我就痛苦不堪。  十一个儿子　　我有十一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丑陋不堪，但做事认真，头脑聪颖。尽管如此，我不大看重他，虽然我像爱其他儿子一样爱他。在我看来，他思维方式太简单，目不左右，也不眺望远方。他总跳不出他那狭隘的思维模式，换句话讲，他总是在那狭隘的思维圈子里绕来绕去。
　　老二长相漂亮，身材修长，体格标准。他击剑的姿势令人心醉神迷。他也很聪明，而且经验还很丰富。他见多识广，因此就是对于家乡的一草一木、自然风光，他都显得比那些呆在家里、足不出户的人更为熟悉、更为亲切。然而这一优势肯定不仅仅、更谈不上主要归功于经常外出旅游，更多地是因为这孩子具有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模仿的本领，比如每个想模仿他那连续翻滚、炉火纯青的跳水动作的人都很欣赏他这一特点。模仿者最多走到跳板尽头，然后便勇气丧尽、兴趣全无，再也跳不下去，而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举一举双臂，表示抱歉。尽管如此，我与他的关系也并非毫无阴影、无可挑剔（对于这样的孩子我本应该感到满意）。他左眼略小于右眼，而且还老是眨巴着。当然这只是个小小的缺陷，这甚至使他的脸比没有它看起来更为帅气。比之于他非常孤僻的性格，再没有人责备那只小眨巴眼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却要这样做，当然并非这个身体上的缺陷令我感到痛苦，问题在于他精神上某种与此相应的小小的怪异、某种深入他血液的怪毒、某种使他身上那只有我才能看到的禀赋无法充分发挥的无能。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点却使他成为我真正的儿子，因为他这个缺陷又是我们全家的缺陷，只是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已。
　　第三个儿子也很漂亮，但这却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漂亮，那是歌唱家的漂亮：弯弯的嘴唇、扑朔迷离的眼神，脑袋必需一块帷幕衬托才能显出其美，他胸脯挺得老高，双手频繁地举起来又放下，两条腿软弱无力、忸怩造作。另外他五音不全，只能迷惑一时而令行家全神贯注，转眼便又无声无息。尽管一般情况下我按耐不住想炫耀这个儿子，但我更喜欢将他深藏不露。他自己也无意抛头露面，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缺陷，而是因为他清白无辜。他也深感与时代格格不入，虽然身为我家里的一员，但却属于另一个对他来讲永远失去了的家。他经常百无聊赖、无精打采，怎么也提不起神来。
　　我的第四个儿子可能比其他几个为人更为随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时代产儿，人人都理解他。他站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人人都想给他点头致意。也许是这种普遍的赞许，使他的性格有点放荡不羁，行为无拘无束，言论随便、无所顾忌。他的某些话语人们百说不厌、津津乐道，但仅仅是某些，因为总的来说，他又失之于过分随便。他就像一个人，下跳动作优美动人，像燕子一样在天空中飞翔，最后却在荒漠之中可悲地了却残生。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种思想使我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
　　第五个儿子善良、可爱，凡是许诺的他就不折不扣地兑现。他微不足道，以致于人们站在他身边却感到孤独一人似的。可是他倒也赢得了一些声望。如果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则无言以对。也许清白无辜最能冲破世间万物的喧闹，脱颖而出，而他恰恰是清白无辜的，或许太无辜了。对每个人他都友好相待，或许太友好了。我承认，如果人们在我面前夸赞他，我会感到很不舒服。这说明，如果表扬像我儿子这样毫无疑问值得表扬的人，那么表扬也未免太容易了。
　　我的第六个儿子看来比其他几个性情忧郁，至少第一印象如此。他整天垂头丧气，却又絮絮叨叨、废话连篇，因此，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才好。如果处于劣势，那么他就会陷入无尽的悲伤之中，无法解脱；处于优势时，他又喋喋不休，以此来保持这种优势。不过我并不否认他具有某种忘我的激情。天气晴朗时，他苦思冥想，犹入梦境。他并没有病--相反，他健康状况极佳--但有时，尤其在早晨，他感到阵阵眩晕，可是无需帮助，他也不会跌倒。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他身体发育情况引起的，就他的年龄而言，他个子太高了，这使他整体看来不很漂亮，尽管某些部位特别美，比如手和脚。另外，他的前额也不漂亮，皮肤和骨架都有些干瘪。
　　与其他儿子相比，我更喜欢老七。人们不懂得去赞誉他，不理解他那与众不同的幽默感。我并没有过分夸他，我知道他微不足道。假若世界不是唯独犯了不赏识他的错误，那么它就仍然完美无缺。在家里，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他既带来不安，又带来对传统观念的敬畏，而且至少在我的感觉里，他把两者融合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整体，然而他自己却不大懂得怎样去利用这个整体。他虽然不会使未来的车轮转动起来，然而他的这一天赋却是如此令人鼓舞，如此充满希望，我希望他子孙满堂，代代相传。可惜这一愿望看来无法实现。他勇敢地面对周围的议论，表现出悠然自得，对此我虽能理解，但却不喜欢。他倒是怀着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情独来独往，对姑娘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却从没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我的第八个儿子叫我头痛，但我说不出为什么。他像个生人似的看着我，而我却觉得自己身为其父，与他亲密无间、密不可分。岁月治愈了许多创伤，以前只要想到他，我都会不寒而栗。他走自己的路，断绝了与我的所有联系，而且，他头脑固执永不回头，身体矮小而健壮，肯定会闯遍所有他所喜欢的地方，（只是年轻时双腿很弱，但现在可能已经长好了。）我经常很想叫他回来，问问他究竟怎么啦，问问他为什么如此地疏远父亲，以及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是现在，他已发展成这个样子，这么多时间都已经过去，就只好这样了。我听说，他是我的儿子中唯一蓄着大胡子的人，这对于一个如此矮小的人当然并不美观。
　　我第九个儿子风度翩翩，天生一双对女人甜甜蜜蜜的眼睛。有时甚至能把我迷住，虽然我知道，这不凡的风采用一块湿海绵就足可以抹去。但这小子的不寻常之处是他压根没有诱惑人的意图。一辈子仰卧在沙发上，目光盯着天花板，他会感到心满意足；或者，闭目养神更是美妙。每当进入这样的美妙境界时，他便话匣大开，而且，高雅不俗，用词简练，直观明了。不过话题仅限于狭小的范围，而他又不可避免地要越出这范围的限制，一旦超越，话语便空洞无味。但是，如果人们还有一线希望觉得能被他那睡意浓浓的目光注意到，就会示意他就此打住。
　　我第十个儿子不诚实。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一缺点，也不想完全承认。可以肯定，谁要是看见他带着超越他的年龄的威严神态走过来，看见他穿着礼服，纽扣总是扣得紧紧的，戴着一顶陈旧而过分仔细地擦洗过的黑礼帽，看见他面孔呆板微微凸出的下巴，眼皮沉甸甸地耷拉在眼睛上，有时伸出两个手指摸摸嘴唇--如果谁看见他这样，就一定会想，这是个极其伪善之徒。但是，让我们听听他怎样说话吧！他讲话明白易懂、措辞谨慎、言简意赅，回答问题尖刻而生动；他能够惊人、自然得体、愉快地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这种相融的本领往往能使人引颈抬头，洗耳恭听。许多人自以为聪明过人，又因此觉得他的外表令人恶心，但却为他的言辞所深深地吸引。然而现在又有一些人不去理会他的外表，但却觉得他的话语伪善不堪。我作为父亲不想在此取此舍彼。但我必须承认，第二类评论者比第一类评论者无论怎么讲更值得重视。
　　我的第十一个儿子弱不禁风，恐怕在我的儿子中最为体弱。然而他的弱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有时候他表现得很坚强果断。不过，即使在这种时候他的体弱也是某种带有根本性的东西。这并不是令人羞愧的弱点，而只是某种在这个世界上表现为弱点的东西。难道像类似起飞状态这种事不算弱点吗？它可是一种摇曳不定、摆动不止的状态呀。我的儿子正是类似这样。这些特点当然不能令父亲高兴，它们显而易见是企图毁掉这个家。有时，他看着我好像要对我说："我要带上你，父亲。"然后我想："你是我最不相信的一个人。"他的目光好像又说："那么我权且当你最不相信的人吧。"
　　这就是那十一个儿子。  兄弟谋杀案　　已经证实，凶杀案是这样发生的：
　　凶手名叫施马尔。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来到那个街头拐弯的地方。而被害者韦泽从他办公室所在的巷子里回到他住的那条巷子就要经过这个拐角。
　　夜里，寒风凛冽，但施马尔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蓝衣服，上面外套的扣子敞开着。他不感到寒冷，还不停地走来走去，手里明目张胆地紧握着一把半是刺刀、半是菜刀的凶器。月光下，刀光闪闪，可是施马尔仍嫌不够，于是，用刀在路砖上砍了几下，使它冒出火花。可能又后悔这样做，为了弥补过错，他把刀子在靴子底上来回像琴弓一样擦了擦，发出噌噌的响声，同时，他单腿立地，躬身向前，一边听着刀子擦在靴子上的声音，一边仔细听了听那命运攸关的侧巷里的动静。
　　在附近三楼上，普里瓦特·帕拉斯站在他家窗口目睹了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容忍这些呢？请研究一下人类的本性吧！他衣领竖了起来，肥胖的身体上，睡衣系着腰带。他一边摇着头，一边观看下边的动静。
　　与他相隔五栋房子的斜对面，韦泽太太在睡衣上又披了件狐皮大衣，在急切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他今天怎么这样磨磨蹭蹭。
　　韦泽办公室的门铃终于响了，传向天空的声音之大简直不像是门铃在响，整个城市都能听到。听到铃响，韦泽这个夜间工作狂走出房间。不过，在这条街道上还看不到他，只是钟声告诉人们他的到来。紧接着，路上便响起他那慢悠悠的脚步声。
　　帕拉斯把身子往前倾了倾，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韦泽太太听到钟声放下心来，于是啪的一声关上窗户。而施马尔跪在地上，这时他身体再没有其他裸露的部位，所以，把脸和双手帖在石头上。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施马尔周身灼热。
　　正好在巷与巷相交的地方，韦泽站着不动了，只把拐杖伸进了这条巷子里面。这时他来了兴致，夜里深蓝色和金黄色的天空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出神地仰望着，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不知不觉地稍稍掀起帽子，摸了摸头发，脑子里压根没有去想自己下一刻命运的吉凶，一切依旧荒唐可笑、令人费解。韦泽继续向前走去，这本来非常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施马尔的刀子。
　　"韦泽！"施马尔吼道。他抬起脚跟，高举起胳膊，将刀子猛扎下去。"韦泽，朱丽叶白白地等待着你！"然后，他向韦泽刺了过去，左一刀刺进脖子，右一刀刺进脖子，第三刀深深地捅进了肚子。韦泽像水鼪被撕开了身体一样发出一声惨叫。
　　"成功啦！"施马尔说，那把刀子随即也就变成了无用的血淋淋的累赘。于是，他把刀子扔到紧挨着的房前。"杀人真是快活！别人的血在流淌，这使人感到轻松，受到鼓舞。韦泽，你这个老夜游子、老朋友、酒鬼，你还是消失到这街道黑暗的地里去吧！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装满血液的气球，让我坐到你身上？这样你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满意，并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你沉甸甸的尸体躺在这里，一动也不动。你这样无声地提问究竟是为什么？"
　　帕拉斯满腔怒火，站在他家大开的双扇门前，"施马尔！施马尔！一切我都看到了，每一个细节我都看到了。"帕拉斯和施马尔互相审视着，帕拉斯感到心满意足，而施马尔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韦泽太太吓得脸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她急奔过来，身后跟着一大群人。狐皮大衣敞开了，她向韦泽身上扑去，将整个身躯压在他身上。她贴身穿着睡衣，众人只看到那狐皮大衣像坟墓上的草皮一样覆盖在韦泽夫妇身上。
　　施马尔脸被按在警察的肩膀上，强忍着最后的痛苦，被毫不费力地带走了。 梦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那天天气很好，K想去散散步，可当他刚刚迈出两步，就已经到了墓地。
　　那里有几条蜿蜒曲折的路，看起来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他就在其中的一条路上急速地滑行，犹如在湍急的水流上稳当地漂浮。远远地，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一座新的坟丘，并且想在那儿停留片刻。这座坟丘好像对他有种特别的诱惑力，他想以最快的速度靠近它。可是，偶尔他几乎又看不见那座坟丘了，因为有一些旗帜挡住了它。那些旗帜舞动着，相互用力撞击着，虽然看不见旗手，但那里似乎还充满了欢呼声。
　　当他将目光再次投向远处时，突然看到刚才的那座坟丘就在他身边的路旁，几乎就在他身后。他急忙跳进草丛，但脚下的道路在继续飞奔，他左右摇晃着，几乎把握不定，然后正好跪倒在刚才的那座坟丘前。坟丘的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他们正举起墓碑，几乎没等到K出现，就把这块墓碑深深地戳进了泥土里，于是，墓碑便像被紧砌了似的稳稳地立在那里。这时，从灌木丛中立刻走出第三个男人，K一眼就认出他是一个艺术家。那人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没有扣好扣子的衬衫，头上戴着一顶金丝绒帽，手里握着一只普通铅笔，在靠近坟丘的时候，他在空中画着图形。
　　艺术家拿着他的笔开始在墓碑上写字，墓碑很高，他根本不用弯腰，但是得将身子前倾，因为这座他不愿践踏的坟丘，正好将他与墓碑隔开。于是，他踮起脚，左手撑着碑面，右手做了一个特别熟练的动作，这支普通的铅笔便在墓碑上写出这样一行金字："这里安息着--"。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清晰、漂亮、入木三分、而且是纯金的。当他写完这几个字之后，回头看了看K，而K这时正焦急地等着看碑文下面的内容，他根本没有注意那男人，只是盯着墓碑。果然那男人又开始继续写，但不知出了什么故障，他无法再写下去。于是他放下笔，又一次转向K。这时，K也正看着艺术家，他发现艺术家的神情中满是窘迫与尴尬，令人莫名其妙。此时，先前所有的活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K也因此陷入了窘境之中。他们互相交换着目光，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有一种讨厌的误解将他们无情地隔开，谁也无法解除。墓地教堂的小钟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艺术家挥动了一下举起的手臂，钟声就停了下来，然而片刻之后，它又开始响起来了。这次声音很小，而且没有人制止，自己就立刻中断了，好像只是想检验一下它的声音是否跟从前一样。K对艺术家的这种处境感到难过，他开始哭泣，长时间地用手捂着嘴呜咽着，抽泣着。艺术家等待着，直到K渐渐平静下来，他才决定继续往下写。因为他只能继续写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写下一小笔，这对K来说是一种解脱，然而，艺术家好像极不情愿地才把这一笔完成，字体已不那么秀丽，而且也失去了金光，变得苍白无力，模糊不清，只是无把握地延伸着，但是字母却很大，这是一个字母"J"。刚刚写完它，艺术家就暴怒地伸出一只脚向坟丘跺去，跺得周围的土不断地向上飞扬。
　　终于，K明白了他，然而想要求得艺术家的原谅却已经晚了。艺术家用十指挖着泥土，泥土似乎很顺从。一切像是准备好了似的，一层薄薄的泥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挖开表土，立即出现了一个墙壁陡峭的巨大墓穴。这时，K感到有一股轻柔的气流从背后推动着他，随即便坠入墓穴中。当地被无底的深渊吞噬的一瞬，他还直着后脑勺呢。这时，他的名字带着显赫的装饰被刻在了石碑上。
　　他欣喜若狂，然后，他醒了。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尊贵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承蒙诸位盛情厚爱，邀请我向贵院写一份我所经历过的猿猴生活的报告，我深感荣幸。
　　然而，遗憾的是我恐怕难于满足先生们的要求。我告别猿猴生涯已近五个年头。这一段经历在时间的长河中仿佛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仍感到，时光真的流逝起来却是极其漫长。诚然，我生活中不乏好人、忠告、喝彩和音乐的伴随，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孤独的，因为所有的伴随者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都远远地停留在铁栅前。倘若我当初死死抱住我的本族不放，执拗于少年时期的回忆，那么我如今绝不会成绩辉煌。"力克固执"正是我始终不渝的最高信条，虽然我是只自由猿猴，却心甘情愿受此羁绊，如此一来，对旧时的记忆也日渐模糊。只要人类许可，我原本可以跨过苍天造就于大地之间的门槛，重新返归本族之旅，然而这扇大门却随着我受到鞭策而产生的进步和发展变得日益狭窄低矮，而我倒觉得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更加惬意舒畅。跟随我身后的那股昔日岁月的狂风愈来愈弱，如今它只是轻拂我脚踵的微风了。远处的"洞穴"--那是狂风和造就我的地方--已变得如此狭小，即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和意志回去，在重新穿越它时也非得掉一层皮不可。老实说--尽管我也喜欢选用委婉的表达方式--老实说，尊贵的先生们，你们过去的猿类生涯（如果诸位有此经历的话）和你们现在之间的距离不见得就比我与我的本族之间的距离大多少。要说在脚跟上搔痒的癖好，那么地球上的生物莫不如此，不论是小小的黑猩猩还是伟大的阿契里斯。
　　然而从最狭义上讲，我似乎可以给诸位一个答复，我甚至乐而为之。我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握手。握手意味着坦率、诚恳。今天，正值我生涯发展高峰之际，我乐意坦然地谈谈那第一次握手的情形。其实，我要讲的事情对贵院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自然会远离诸位的要求。我纵然有意也实难表达。虽然如此我还是能大致说明，一只昔日的猿猴需要经过什么途径才能步入人类世界并取得安身立命之道。倘若我今天仍不自信，我的地位在文明世界的大舞台上尚未得以巩固，那么我是绝然不会陈述以下细节烦劳诸位倾听的。
　　我的祖籍在黄金海岸。至于捕捉到我的全部过程我都是后来听人说的。那是一天傍晚，我们一群猿猴到河边饮水，当时哈根贝克公司的一个狩猎队恰好埋伏在岸边的丛林里--顺便说一句，后来我和公司的头儿一起喝过许多瓶红葡萄酒--他们开枪了，我是唯一被击中的猿猴，身中两弹。
　　第一枪打在我的面颊上，伤虽不重，但留下了一大块不生毛发的红疤。从此我得到了一个令我恶心、与我毫不相称、而且也只有猿猴才想得出的"红彼得"的外号，好像我与那只被驯服了的猿猴彼得唯一的区别就仅在这块红疤上似的。捎带提一下，猿猴彼得在远近还有点小名气，他不久前才死去。
　　第二枪打在臀部下方，这伤可不轻，时至今日，我走路仍有点瘸。不久前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它出自某位轻率地对我横加挑剔者的手笔，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文章说我还没有完全克服猿的本性，证据是我有客人时，总喜欢脱下裤子让人看子弹是怎样穿进去的，真该打断写这种文章的家伙的手指头。至于我，只要乐意，我当然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脱下裤子。人们除了能看到整齐干净的皮毛外就是--在这儿我们为了某种目的而选用一个不会被误解的词--那颗罪恶的子弹留下的伤疤。一切坦然磊落，一切无需隐瞒。当真实是说明一切的万能时，任何一位明智之士定会摒弃所有文雅的举止。反之，假如那位作者先生胆敢在客人面前脱下裤子，那可就大失体统了。他不这么做我以为是理智之举。既然如此，我请这位先生不必"体贴入微"地干涉我自己的事！
　　我中弹醒来后，才发现自己被关在哈根贝克公司轮船中舱的一只笼子里。我就是从这时开始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回忆。那只笼子固定在一只箱子上，三面是铁栅，第四面就是箱子。笼子又低又窄，我既难站立又难坐卧，只有弯着不住颤抖的双膝半蹲在那里。大概是我当时不愿见任何人，只想呆在黑暗处的缘故，我总是面对着箱子，这样一来，笼子的铁栅都戳进了我后背的皮肉里。人们认为在捉到野兽的初期用这种方法囚禁它们是可取的。我通过体会也无法否认，这一囚禁方法以人类之见确实卓有成效。
　　可当时我不这么想。我生平第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往前走行不通。直对着我的是那只箱子，一根根木条连在一起，虽然木条之间有缝隙，我发现它的时候还狂喜地叫了一声，可那缝子细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就是用尽猿猴的气力也无法将缝隙扩大弄宽。
　　据说我当时安静极了，人们因此断定，要么我会马上死去，要么日后训练起来很顺手，而问题是我能否成功地度过最初的危险期。我活了过来，闷声闷气地啜泣，痛苦不堪地找捉跳蚤，无力地在一只椰子上舐来舔去，用脑袋撞击木箱，见到有人靠近我就朝他吐吐舌头，这就是我新生活开始的全部内容。然而，随之而来的只有一种感觉：没有出路。当然，我今天只能用正常人的语言描绘我当时作为猿猴的感受，因此难免出现差错，但是即使我如今再也达不到昔日猿猴的"境界"，那么我刚才追述的事情至少不是瞎编乱造，这一点敬请诸位深信不疑。
　　这以前，我是多么的神通广大，可现在却是穷途末路，寸步难行。假如就是把我钉死在某个地方，我行动的自由或许比现在还要大些。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扯开脚趾间的肉找不到答案，就是背顶铁栅几乎被勒成两半仍寻不到原因。我走投无路，但一定要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否则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老是贴着笼壁我非送命不可。可是哈根贝克公司认为，笼壁本来就是猿猴呆的地方。那么，我只得向猿猴生涯告别了。一个清晰而又美妙的念头就这样在我的肚子里油然升起，因为猿猴是用肚皮思想的。
　　我担心人们不理解我所说的出路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用的是它最基本最完整的含义。我有意不用"自由"这个词，我指的并非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作为猿猴我领略过此种感觉。我也结识了一群渴望获得这种感觉的人。但是就我本身而言，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不对自由有任何奢望。顺便提一下：人类用自由招摇撞骗似乎太多了一点。正如自由被视为最崇高的情感之一，其相应的失望也变得最崇高。我在马戏班子虽登台演出之前经常看到两个艺人在屋顶下的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们摆动着身体飘来荡去，时而跃向空中，时而扑向对方的怀里，一个用牙咬住另一个的头发，我直纳闷："如此炫耀自己而不顾他人的运动居然也称得上是人类的自由？"这真是对神圣大自然莫大的嘲讽！猿猴若是看到这种表演肯定会哄堂大笑，戏园子不被笑塌才怪哩。
　　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什么方向都成。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自我蒙骗，我的要求极低，蒙骗不至于太惨。向前，继续向前！决不能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前一动不动！
　　今天我算明白了，若不是内心极度镇静我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我能有今天确实要归功于我船上头几天的镇静，而我得以镇静的功劳应当属于船上的人们。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些好人。时至今日我仍乐意回想起他们那曾经在我半梦幻状态中萦回的沉重的脚步声。他们习惯慢腾腾地做事，有人想揉眼睛，他的手抬得很慢，好像那手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他们的玩笑很粗鲁，但很开心，他们的笑声里混杂着让人听着害怕实际上却并无恶意的咳嗽。他们习惯吐唾沫，至于吐到什么地方是无所谓的。他们总是抱怨，说我把跳蚤传给了他们，但是从不因此真生我的气，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皮毛里很容易生跳蚤，而跳蚤总是要跳的，他们大度地宽容了我的"不是"。空闲时有些人围成半圆坐在我的面前，他们话很少，彼此间咕噜几声，伸展四肢躺在大柜子上抽烟斗。只要我有纹丝小动，他们就拍打膝盖。时而还有人拿根小棍给我搔痒。假如今天有人邀请我再乘此船游弋一番，我一定会拒绝，但是我也可以肯定地说，那条船的中舱留给我的回忆并非完全可憎可厌。
　　我在这些人当中获得的平静打消了我逃跑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似乎也预感到，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找到一条出路，但出路绝不是靠逃跑能够获得。现在我仍说不上来，当时逃跑是否真的可能，但我想是可能的，逃跑对于一个猿猴来说总是办得到的。今天我用牙咬一般硬果都得小心翼翼，可那会儿我稍用时间准能把门锁咬开。可我没那么做，就算成功了，结果又能怎样呢？可能还不待我探出脑袋就又会被人捉住，关进一个情况更加恶劣的笼子里；我或许能悄悄地跑向其他动物，比如说我对面的巨蟒，然后在它的"拥抱中"死去；或者我会成功地溜上甲板，蹦出船舷，跳进水里，那么我只能在茫茫大海中晃动片刻即葬身海底。这纯粹是绝望的愚蠢举动。当时，我可不会像人类那样精细算计，但在环境影响下，我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深思熟虑所驱使。
　　我虽然没有精打细算，但却把一切都观察得清清楚楚。我眼看着这些人走来走去，老是那些面孔，动作千篇一律，我经常感到，他们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说是这群人不受约束，不受干扰地来回走动。一个宏传的目标朦朦胧胧地在我脑海里升起，没有人向我许诺过，只要我变得和他们一样，笼子的栅栏就能拆掉。显然，这类不着边的许愿不会出现。如果梦想果然得以成真，那么事后人们会发现，曾经梦寐以求的结果竞和早先的许愿不谋而合。现在，这些人本身对我已失去了吸引力，假如我真的是前面提及的自由的信徒，那么我的出路就是遵循这些人阴郁目光的暗示而投身浩瀚的海洋。不管怎么说，我想到这些事情之前就已把他们观察得很细，正是大量观察的结果才使我踏上特定之路。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些人模仿得维妙维肖，没几天我就学会了吐唾沫，然后我们就互相往脸上吐，所不同的是我事后把自己的脸舔得一干二净，而他们却不这样做。很快我就成了抽烟袋锅的老手，每当我用大姆指压压烟袋锅时，整个中舱就响起一片欢呼声。不过，空烟袋锅和装满烟丝的烟袋锅的区别我迟迟弄不明白。
　　最恼火的当属学喝烧酒，那玩意儿的气味真叫我难受，我强迫自己使出浑身解数，用了好几个星期才总算过了这一关。说来也怪，人们对我内心的斗争格外重视，甚至超过了其他方面。我凭自己的记忆很难把他们的模样辨别清楚，但有一位不分白天晚上老是到我这儿来，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同伴一起。他总是带着一瓶烧酒在我面前摆好架势开导我，他对我大惑不解，要解开我身上的谜。他慢慢地打开瓶塞，然后瞧着我，看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我总是狂热而又聚精会神地望着他，我敢说，地球上没有一个老师有过像我这样的学生。打开瓶塞后，他把酒瓶举到嘴边，我紧盯着他直到喉咙，他点点头，表示对我满意，把瓶口放到唇边。我为自己逐渐开窍而欣喜若狂，一边狂呼乱叫，一边浑身上下乱挠一通。他高兴了，举起酒瓶喝了一口。我急不可待，甚至近似疯狂地想竭力效仿，忙乱中在笼子里弄了自己一身尿臊，这一举动又使他快活地开怀大笑。随后他伸直拿着酒瓶的胳膊，又猛一下举了起来，用一种夸张的教训人的姿势向后一仰，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我被不可抑制的激情折腾得疲惫不堪，有气无力地斜靠在铁栅上再也无法学下去了。而他呢，摸摸肚皮笑了笑，从而结束了全套理论课程。
　　随后，实践开始了。我不是已经被理论调弄得精疲力尽了吗？是的，确实太累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抓起了递到我眼前的酒瓶子，颤颤悠悠打开瓶塞，成功的喜悦又给我注入了新的力量。我举起酒瓶，和老师的动作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把它放到嘴边，然后厌恶地、极其厌恶地把它扔到地上，尽管酒瓶是空的，只有一股酒气往上翻。这使我老师伤心，更使我自己难过之极，虽然我在扔掉酒瓶后还没有忘记用最优美的姿势笑着摸摸肚皮，但这也未能给师徒俩带来好心绪。
　　我的训练课往往就是这样宣告结束。我尊敬老师，他并不生我的气，只是有时他把点着了的烟斗塞进我够不着的皮毛某处，以致于那儿都起了烟火，随后他又用慈爱的大手把火压灭。他的确没有生气，因为他晓得，我们共同在为根除我的猿猴本性而不懈斗争，特别对我，更是任重道远。
　　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什么节庆日，留声机里传来阵阵歌声，一个当官的在人群中来回踱着步子，我趁人没注意，抄起一只人们无意中放在铁笼子跟前的烧酒瓶子。这当儿，人们的目光已颇有兴趣地集中到我身上，我在众目之下老练地打开瓶塞，毫不犹豫地把酒瓶举到唇边，眉不皱、嘴不歪，瞪大眼珠，放开喉咙，活像一个喝酒老手，一股脑儿把一瓶酒喝了个底朝天。这一举动对于老师和我来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啊！紧接着，我就像个艺术家，而不再是绝望者把酒瓶一扔。这回我虽说忘了摸肚子，却干了件更漂亮的事情，由于力量的推动，意志的轰鸣，我竟用人的声音清脆而又准确地喊了一声"哈罗！"就是这声呼喊使我跃进了人类的行列，随之也招来了人类的回复，"听啊，他说话了！"我顿时感到，这回声像一个亲吻霎时传遍我大汗淋漓的身体。
　　我再重复一遍，模仿人类对我来说并无吸引力，我模仿他们的目的只是寻找一条出路而已。就说刚刚取得的胜利也并无太大进展，紧接着我人的嗓音又失灵了，几个月之后才恢复。我从此对烧酒的厌恶感越发强烈，然而，我的方向却从此确定。
　　当我在汉堡被送到第一个驯兽人手里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有两种可能摆在我的面前：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马戏团。我毫不迟疑地告诉自己，要全力以赴进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笼子，一旦进入，便失去一切。
　　先生们，我在拼命地学啊！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在想寻找出路的时候才玩命地学习。学习要不惜代价，要用鞭子督促自己，即使有些小的不到之处也要撕心裂肺。猿猴的天性滚动着离我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的第一个老师自己却险些变成了猿猴，他不得不放下教鞭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好在不久他就出院了。
　　可我累垮了很多老师，有几个甚至是同时被撂倒的。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公众目睹着我的进步，我的前途一片光明。这时我就自己聘请老师，把他们安排在五间相通的房间里，我穿梭于各个房间同时听他们讲课。
　　我的进步一发不可收拾！知识的光芒从四面八方照进我开化的大脑。我不否认我感到了幸福，我也敢说，我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高，当时没有，现在更不会有，我付出了世人所没有过的努力才使我获得了欧洲人具有的一般文化水平。这件事本身似乎不足挂齿，但又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正是它帮助我走出铁笼，为我开辟了人生之路。德语有句俗语叫做"溜之大吉"，这俗话说得太精彩了，我恰恰是这么做的。在无法选择自由的情况下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回眸我走过的道路和迄今达到的目标时，我既无抱怨又无得意。双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桌子上放着葡萄酒，我半躺半坐在摇椅中目视窗外。来访者光临，我照章接待。我的代理人守在外屋的接待室里，我一按铃，他便进来听候吩咐。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演出，我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当我深更半夜从宴会、学术团体、或是愉快的聚会回到家里时，总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在等着我，我又如猿猴一般在她身边获得舒心的快乐。白天我可不愿见她，因为从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半驯化野兽特有的不知所措的凶光，这只有我才看得出来，对此我无法忍受。
　　总的说来，我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我所付出的努力不能说是不值得。此外，我不想叫人去作某种评判，我只想传播知识，我仅仅是作了个报告，对您们，尊贵的科学院的先生们也只能如此回复。     
 
苦难的开始　　众所周知，在马戏场舞台上飞来荡去的空中飞人技艺是所有技艺中人们最难掌握的一门。只要空中飞人在马戏班子里谋生，他总是这样设计自己的生活；昼夜呆在高挂在空中的秋千架上，起先是为了追求技艺的完美，后来则是出于专横的习惯。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顺便提一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需求）是由底下轮班的勤杂人员满足的。他们守在秋千下，不停地把上边所需的东西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空中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给周围的环境并未带来特别的困难，只是对其它节目在演出期间有点干扰。尽管他在别人演出时静静地呆着，却还是由于高空秋千架上无处藏身而不时招来观众的目光。然而马戏团的头儿们都能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大家当然也看得出来，空中飞人如此生活并非不怀好意，而是使自己始终处于训练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
　　另外，呆在高空秋千架上也有益于健康。当温暖季节来临，打开拱顶四周的窗子，阳光连同新鲜空气强烈地射进暮气沉沉的剧场，这时，呆在秋千上面甚至感觉很美。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空中飞人与人们的交往。只是有时某位同事顺着绳梯爬上来，那么他俩就坐在高空秋千架上，一左一右靠在秋千绳子上聊起天来；或者某个时候建筑工人上来修理房顶，他们通过敞开的窗子和他闲谈几句；再者就是消防队员在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设备时毕恭毕敬地朝他喊上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除此之外，他周围寂静冷清。偶尔，某个职员下午时分误进了空荡荡的马戏场，凝视着视线几乎不可及的高空，看着他练习技能或者休息，然而空中飞人却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
　　假如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那么空中飞人似乎就可以这样不受干扰地生活，而旅行恰恰是空中飞人最讨厌的事。演出经理不惜操劳，尽量为他排除一切多余的延长他痛苦的因素：在市内他们开着赛车，在夜里或一大清早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如此，空中飞人还是觉得速度太慢。在火车里，他们包了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在行李网架上度过行车时间。虽然行李网架作为他平常生活方式的代用品难免有些寒酸，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件凑合的东西。在下一个演出地点，高空秋千在空中飞人到来之前早已在马戏场里准备就绪，通往马戏场的所有大门全部敞开，各条通道畅通无阻。当空中飞人脚踏绳梯，眨眼功夫终于又出现在高空秋千上时，这对于演出经理来说总是他一生中最为赏心悦目的时刻。
　　虽然一连串的此类旅行都使得经理获得满足，但是每一次新的旅行又给他带来痛苦，因为一次次旅行（撇开别的不谈）对空中飞人的神经系统无疑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一块儿上路了。空中飞人躺在行李网架上进入了梦乡，经理靠在对面的窗脚埋头看书。过了一会儿，空中飞人开始和他低声说话，经理马上凑过来听候吩咐。空中飞人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只有一副高空秋千，为了他的空中飞人运动，他现在一定要有两副高空秋千，两副秋千要相互对应。经理立即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却又说，从现在起，他绝对不在一架高空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那股劲儿似乎想表示，经理在这里的赞同毫无意义，倒有点抗议的味道。他一想到说不定还会发生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的事就感到浑身发抖。经理犹豫片刻，仔细看了看他，又一次表示了他百分之百的赞同，两副秋千确实要比一副好得多。此外，这种新颖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它会使演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吃一惊，一跃而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飞人沉默不语。经理站在座位上，抚摸空中飞人并且把脸贴在他的面颊上，以致于自己的脸也被泪水弄得湿淋淋的。经理问了半天，又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这时，空中飞人才啜泣地说："手里只有一根秋千棒子--我这样怎么能生活呢？"经理于是松了口气，他安慰空中飞人说，等到了前面一站，他马上给下一个演出地拍电报。接着，他不停地自责，自己怎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让空中飞人只在一副秋千上表演呢？他感谢空中飞人，极力赞扬他终于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经理成功地使空中飞人逐渐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回到那个角落。然而自己却不得安宁，他的目光越过书本上端，忧心忡忡地悄然注视着空中飞人。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小女人　　有一个小女人，天生一副苗条的身材，可她还是把自己的胸束得很紧。我看见她总是穿着同一条连衣裙，布料颜色灰不灰，黄不黄，有几分木头的颜色，连衣裙上挂着几个缨穗或扣子形状、颜色相同的装饰物。她总是不戴帽子，那失去光泽的金发光滑整齐而又很蓬松地披在肩上。虽然她紧束着胸，可她的动作还是轻盈敏捷，自然，她夸张了这种灵活性，爱把双手叉在腰间，然后上身猛地一下转向侧面。如果要我描述她的手给我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只能说，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双细嫩修长、手指界线如此分明的手，然而，她的手绝对没有任何可供人体研究的奇特之处，这完全是一双平平常常的手。
　　这个小女人对我特别不满，老是对我有所指责，总觉得我待她不公，时时处处惹她生气。假如人们能把生命划分成若干个最细小的部分并对它们分别加以评判，那么，我生命的每个细小部分对她都意味着烦恼和不快。我常想，她为什么感到我在气她，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同她的美感、正义意识、传统习惯以及她的期望格格不入。世上人们本来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可是她究竟为什么要受此痛苦？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我而使她痛苦的关系，她本该认定，视我为一个陌路人，其实我本来就是。我对于她的决定不但不会反对，反而会双手赞同，她只需做出决定，忘掉我的存在。过去，我从未强迫她接受我的存在，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这样一来，一切痛苦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会全然不考虑个人得失，也不会计较她的所做所为。自然也使我难受，我不在乎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不快与她的痛苦相比不足挂齿，况且我当然清楚，这不是爱的痛苦。她绝对没有兴趣促使我变好，而同时她指责我的所有不是也不会影响我的进步。可是，我的进步同她又没有关系，她关心的只是她自己的利益，只想着为我给她带来的痛苦复仇和阻止今后威胁她的痛苦。有一次，我试图向她暗示，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法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烦恼，可是恰恰这使得她陷入感情冲动，以致于我打消了再试一试的念头。
　　我当然（如果人们要这样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为即使这个小女人对于我来说十分陌生，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唯一关系就是我给她造成的烦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让我造成的烦恼，但是，如果她的健康也由于这些烦恼而受到损害，我似乎不该漠然置之。时而有消息传到我耳朵里（近来越来越多），说她早晨起来又一次脸色苍白，失眠过度，头痛难忍，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她的家人为此焦虑不安，大家不断猜测她身体不好的原因，可是至今仍不得而知。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旧的烦恼和新的不快。我当然不会替她的家人分忧。她坚韧刚强，谁有能耐生气，谁大概也就能克服生气带来的后果。我甚至怀疑，她表现的痛苦是在装模作样，至少部分如此，想以此方式引起世人对我的怀疑。坦率地说，她自豪的是我如何以我的存在折磨她。以我之见，她不会向他人求援，这样，她会感到是对自己莫大的耻辱。她只是出于厌恶--一种持续不断的、永久驱动她的厌恶同我打着交道。把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向公众说清道明，她感到害臊；但是对此完全沉默，置身于永无休止的压力之下，她又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她以女人们特有的机灵试图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她默不作声，只是想通过一种悄然痛苦的表情把事情推向公众法庭。或许她甚至期望，如果公众把全部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这样就能引起社会对我的公愤，而社会将会用它巨大的威慑手段对我又快又狠地做出最终判决，这种判决比起她那微不足道的个人烦恼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她将"收兵回营"，大松一口气，对我置之不理，她若是真这么想，那她可就搞错了。公众不会接受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大家用最大倍数的放大镜，从我身上也找不出可以无休止指责的毛病，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无用之辈，我无意炫耀自己，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自吹自擂。假如我不是有特殊用途的大好人，那么我也不会引人注目。只有在她看来，在她那双眼白几乎泛光的眼睛里我才是个窝囊废，她不能说服任何人去相信她那一套。那么，我能在这一点上无动于衷吗？不，当然不能！因为说不定这事哪天确实被张扬出去，说她得病是我的行为所致，另外，几个传播消息最起劲的"密探"正准备洞察一切，或者他们起码会装腔作势，似乎她们已经明察秋毫。这时世人就会来质问我，为什么我本性难移地折磨这个小女人，我是否存心要置她于死地，我何时才能获得理智和常人的同情心从而停止我的所作所为？如果世人这样问我，我将很难回答，我难道能说，我并不大相信她真的得病，这样说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开脱罪责、怪罪他人的坏印象呢？并且以如此不巧妙的方式？另外，我似乎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我就是没有同情心（就算我相信她的确有病），因为这个女人我从来就不认识，而且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由她制造的，仅仅是她的一厢情愿。我不想说，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确切地说，人们又信又不信，他们还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事情，而只感兴趣于我的答复--有关一个体弱患病女人的答复。这样一来，似乎对我稍有不利。这时无论我怎样回答，世人的无能将顽固地妨碍我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我在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要避免和那个女人之间存在爱情关系的嫌疑，尽管这种关系显而易见压根就没有。假如我们之间存在爱情关系，而且还是由于我产生的，那么，我的确会佩服这个小女人判断事物的非凡能力以及进一步完成此事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再假使其上述优点没有增加我的苦恼，那我就更会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她身上绝对没有一丝对我友好的迹象，在这一点上她是诚实可信的，在此也寄托着我最后的希望。假如要人相信我们之间有爱情关系是她的战略计划，那么她就会难于自控地放手去做这件事，可她一次也没有做。但是，在这方面过于迟钝的公众将固执己见，始终作出指责我的决定。
　　看来，我能做的事只能是趁着世人尚未插手此事时尽量改变自己，我虽然做不到彻底去掉她的烦恼（这绝不可能），但我想设法减轻她的烦恼。我确实常常自问，是否我的现状使我如此心满意足，以致于我根本不想去改变它；假如我自己不作努力，是否没有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某种改变。我想改变自己，并不是觉得自己有改变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这个女人能够平静下来，我真诚地作过这种尝试，并不是轻轻松松、漫不经心，这甚至使我满足，几乎叫我开心。随后，某些改变出现了，而且很明显，我无需提醒她注意这些改变，这类东西她发现得比我还要早，她能觉察到我骨子里的意思。然而，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怎么可能见效呢？现在我算看清楚了，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东西也不能消除这种不满，就是我死了她的不满也不会平息，甚至她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后仍会盛怒不已。现在，我不可想象，她--这个感觉敏锐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真正意识到她努力的无望、我的无辜以及我甚至尽了最大心愿满足她要求的无能。她一定意识到了这些，但是作为斗志旺盛的人，她把一切都忘记在斗争的狂热之中。我可悲的特性（天生如此，我无法选择）就在于我想对失去感情控制的人低声提醒他们注意，我们以这种方式自然永远也不会取得相互理解。每当我在一大早的幸福时刻迈出家门时，总会看到这张由于我而愁眉苦脸的面孔，她闷闷不乐地撅着嘴，用一种审视的、而且在考试之前就能看出结果的目光瞟我一眼，即使任何最容易消失的东西也逃不过这一瞥，她姑娘般的面颊上带着苦涩的微笑，一双控诉的眼睛仰望天空，为了稳住身子，她双手叉向腰部，紧接着，在暴怒中脸色变得苍白，浑身开始颤抖。
　　前不久，我第一次向一个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连我自己对此也颇感惊讶），只是轻描淡写，随便说说而已，为了向外界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微不足道，我一字未提自己苦恼的真情，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位朋友并未敷衍了事地一听了之，他甚至还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说得极其认真并且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尽管如此却还是在重要的一点上低估了这件事本身，因为他郑重其事地建议我外出旅行。他的建议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缺乏理智。事情虽然简单，每一个接近它的人都能认清，但是，它们也并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我的离开而全部、或者哪怕是最重要的部分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我不能离开。我若要实施任何一项计划，那么这项计划无论如何要将这件事情保留在截至目前狭小的、外界尚未介入的范围之内，这项计划能使我无论在哪里都得到安宁，阻止发生大的、由于这件事而引起的惊动视听的变化，它当然也包括我不向任何人谈论此事。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阴险的密谋，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纯粹属于个人并且毕竟容易承受的小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应该继续存在。从这层意义上讲，那位朋友的忠告并非无益，他虽然没有教授给我新的东西，但却坚定了我的基本看法。
　　仔细思考不难看出，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事情本身的变化，而是我对事情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一部分变得更为冷静，更具有男人的自信与理智，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在某种程度上的焦躁不安，这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情绪波动的影响，虽然这种波动相当微弱，但还是无法克服。
　　我在这件事情面前将更加镇定，因为我相信某种裁决还不会到来，尽管有时让人感到它似乎就在眼前。人们往往喜欢过高估计各种裁决降临的速度，年轻人尤其如此。每当我的小女法官被我的目光弄得虚弱不堪，斜坐在安乐椅上，一只手抓着安乐椅的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愤怒和绝望的泪水布满面颊时，我就总想，现在是裁决到来的时候了，我会马上被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可是，没有裁决，也没有辩护。女人们太容易受到刺激，而世人却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一切，这些年来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时多时少重复这些事情外一无所有，并且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有些人只要能找到机会总是爱在这类事情周围游来荡去，乐于参与，可是他们什么机会也找不到，至今只是依赖于嗅觉，嗅觉虽然足够使它们的占有者忙来忙去，却没有其它用途，可是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总有那么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和无所事事之辈以狡猾之极的方式（他们最爱用的手段是通过亲属）为他们凑近他人的事情辩解，他们总是暗中窥探，满鼻子里全是嗅觉，然而结果只是一无所获。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渐渐认清了他们，能辨别他们的面孔。以前我认为，他们逐渐从各处聚到一起，事态的规模会扩大，从而使得裁决自然产生；今天我才得知，一切历来就已存在，同裁决的到来很少相关或根本无关。至于裁决，我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倘若有朝一日--绝对不是明天、后天，或许永远也不会--公众介入此事（其实这件事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一直会这么说），那么，我虽然不会免受伤害地脱离诉讼，但是人们肯定也会注意到，我并不是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一向生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充满自信并且赢得了信任。鉴于此，我顺便提一下，这个事后出现的痛苦的小女人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奖状上添上几个蹩脚的词藻，而我则会被公众视为奖状上值得人们尊敬的一员；或者某个不同于我的人早会把这个小女人看作是一个专爱纠缠别人的讨厌女人，并且用他的皮靴把这个女人踩得粉碎，而这在公众当中也不会引起反响。这就是事态的现状，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点心神不定起来，但是这种现象和事情本身没有关系。长期折磨别人使自己难以忍受，即使自己知道她如此生气毫无根据。我变得更加焦躁，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用躯体窥视等待裁决，尽管从理智上我不相信裁决会到来。部分说来，这也是衰老的征兆，青年人把一切都装扮得漂亮美丽，丑陋的东西消失在他们无穷力量的源泉之中。可能某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窥视等待的目光，而他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人发现这种目光，甚至连他自己也未察觉。然而，岁月流逝，留给老人的仅仅是部分残余，每一部分都很必要，每一部分都不会更新并处在人们的监视之下，一个走向衰老的男人的窥视等待的目光才是真正的清晰可辨、容易被人发现的窥视等待的目光。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真正的事态的恶化。
　　无论我从任何角度观察，事物的现象总是如此，虽然我用手对这件小事遮遮掩掩，但是我也要始终如一、不受外界干扰地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任凭女人狂怒和咆哮。  饥饿艺术家　　饥饿表演近几十年来明显地被冷落了。早些时候，大家饶有兴致地自发举办这类大型表演，收入也还不错。可是今天，这些都已毫无可能。那时的情形同现在相比确实大相径庭。当时，全城的人都在为饥饿表演忙忙碌碌，观众与日俱增，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观看一次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临近表演后期，不少人买了长期票，天天坐在小铁笼子跟前，就是晚上，观众也络绎不绝。为了看得不失效果，人们举着火把。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就把笼子挪到露天，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他们对饥饿艺术家有着特殊的兴趣。大人们看主要是图个消遣、赶赶时髦，可孩子们却截然不同，他们看到这位身穿黑色紧身服、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时神情紧张，目瞪口呆，为了壮胆，他们互相把手拉得紧紧的。饥饿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一顾，只是一屁股坐在乱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他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打个招呼，时而用力微笑着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时不时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摸摸瞧瞧，以感觉到他是多么干瘦。随后又深深陷入沉思，任何人对他都变得不复存在，连笼子里那对他至关重要的钟表（笼子里唯一的东西）发出的响声也充耳不闻，只是那双几乎闭着的眼睛愣神地看着前方，偶尔呷一口小玻璃杯里的水润一润嘴唇。
　　除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观众外，还有被大伙推举出来的固定的监督人员守在那儿。奇怪的是，这些看守一般都是屠夫，他们总是三人一班，日夜盯着饥饿艺术家，防止他用什么秘密手段偷吃东西。其实，这不过是安慰大伙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行家都晓得，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是绝对不吃东西的，即使有人强迫他吃，他也会无动于衷。他的艺术的荣誉不允许他这么做。当然，不是每个看守都能理解这一点。有些值夜班的看守就很马虎，他们坐在远离饥饿艺术家的某个角落里埋头玩牌，故意给他一个进食的机会，他们总认为，饥饿艺术家绝对有妙招搞点存货填填肚子。碰到这样的看守，饥饿艺术家真是苦不堪言，这帮人使他情绪低落，给他的饥饿表演带来很多困难。有时，他不顾虚弱，尽量在他们做看守时大声唱歌，以便向这帮人表明，他们的怀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道。但这无济于事。这些看守更是佩服他人灵艺高，竟在唱歌时也能吃东西。所以，饥饿艺术家特别喜欢那些"秉公执法"的看守人员，他们靠近铁栅坐在一起，嫌大厅灯光太暗而举起演出经理提供的手电筒把自己照得通明。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反正他根本睡不成觉，但是无论什么光线，也不管什么时候，就是大厅里人山人海，喧闹嘈杂，打个盹儿他总是做得到的。他非常乐意彻夜不眠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喜欢同他们逗乐取笑，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流浪生活，然后再悉听他们的奇闻趣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看守们保持清醒，让他们始终看清，他的笼子里压根儿就没有吃的东西，他在挨饿，不论哪个看守都没有这个本事。而最令他兴奋的是早晨自己掏腰包，请看守们美餐一顿让人送来的早饭。这些壮汉子们在艰难地熬了一个通宵之后个个像饿狼扑食，胃口大开。然而，有些人却认为请客吃饭有贿赂之嫌疑，这纯属无稽之谈，当别人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兢兢业业值一夜班而拒吃早餐时，这些人却溜之大吉了，可要让他们消除疑心并不容易。
　　诸如此类种种猜疑，饥饿艺术家似乎也难于摆脱。任何一位看守也做不到夜以继日、丝毫不间断地守在饥饿艺术家身边，因此无人亲眼目睹过，他是否确实持续不断地挨饿。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对自己的饥饿表演最为满意的观众。但是由于另一种原因，他又从未满意过。或许他干瘦如柴的躯体根本就不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的，而是对自己不满所致，以致于有些人出自于对他的同情而不来观看饥饿表演，因为这些人不忍心看他那被折磨的样子。其实他自己明白，饥饿表演极为简单，是世上最容易做的事，这一点恐怕连行家也不清楚。对此，饥饿艺术家直言不讳，但人们死活就是不信。善意的说法还好，说他谦虚，可大部分人认为他自吹自擂，更有甚者说他是个骗子手，他当然觉得挨饿是件轻松的事，因为他懂得如何能使挨饿变得轻松，而他竟然厚颜无耻，不肯百分之百地道出实情。所有这一切，饥饿艺术家都得忍受着。天长日久他也习以为常，然而内心深处的不快总搅得他不得安宁。每当一轮饥饿表演结束时，饥饿艺术家没有一次是自愿离开笼子的，这一点，人们一定要为他作证。演出经理规定每轮表演最高期限为四十天，期限过后，他绝不让饥饿艺术家再继续挨饿，即使在世界大城市里也是如此。经理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根据以往经验，全城人的兴趣会通过四十天里越来越火的广告充分被激发出来，而四十天后，观众就会感到疲倦，看表演的人数随之锐减。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有些小小的区别，可是四十天最高期限已经成了一条通用的规律。在第四十天，笼子的门被打开，笼子四周插满鲜花，半圆形露天剧场里人海如潮，观众兴高采烈，军乐队奏着乐曲。两个医生走进笼子为饥饿艺术家作必要的检测，检测结果通过高音喇叭传遍剧场。随后，两位女士走上前来，她们乐滋滋的，庆幸自己能被选中去搀扶饥饿艺术家离开笼子走下前面的台阶。台阶前的小桌子上早已摆好了精心准备好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刻，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虽然他还是自愿地把自己皮包骨头的手臂递向前来帮忙的女士，但是他不愿站立起来。为什么刚到四十天就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能长期地、无休止地饿下去，为什么恰恰要在他表演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呢？他还没有真正精彩地表演过一回哩！他还能继续饿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他或许已经是了），而且还要超越自我，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因为他感到自己的饥饿表演能力永无止境。可是人们为什么要夺走他继续挨饿的荣誉呢？为什么这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多一点耐心都没有呢？他都能坚持继续饥饿表演，为什么这些人连耐心当观众都做不到呢？唉，他也累了，本该坐在干草上好好歇一会儿，可现在他得立起他那又高又细的身躯去吃饭。他一想到吃就感到恶心，只是想到女士在自己旁边才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他抬头看了看表面上和蔼其实残忍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耷在他无力的脖子上那过于沉重的脑袋。紧接着，老一套又来了。演出经理登场，他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其实是音乐声吵得他没法讲话），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好像在邀请老天爷下凡，参观他那坐在蓬乱干草上的作品--这位颇值怜悯的殉道士。说实在的，饥饿艺术家确实是个殉道士，只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罢了。经理双手卡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有些过分小心翼翼，他的动作神情使人联想到，他手中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件极易破碎的物品。这时经理或许暗中轻轻碰了一下饥饿艺术家，以致于他的双脚和上身左右摇摆不停。紧接着经理把他交给了两位脸色早已吓得苍白的女士，饥饿艺术家任其摆布，他脑袋聋拉在胸前，好像它是不听使唤地滚到那里，然后又莫名其妙地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已经掏空，双腿出于自卫本能紧紧和膝盖贴在一起，双脚却擦着地面，似乎那不是真正的地面，它们好像正在寻找真正的可以着落的地方。他全部的、其实已经很轻的身体重量倾斜在其中一个女士身上。她喘着粗气，左顾右盼，寻求援助，她真没想到，这件光荣的差事竟会是这样，她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自己的花容月貌起码可以免遭"灾难"，可是她却没有办到。而她的那位幸运些的伙伴只是颤颤悠悠，高高地扯着饥饿艺术家的手--其实只是一把骨头--往前走，一点忙也不帮，气得这位倒楣姑娘在大庭广众的起哄声中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早已侍候在一旁的仆人不得不把她替换下来。随后开始吃饭，经理先给处于昏厥状态、半醒半睡的饥饿艺术家喂了几勺汤水，顺便说了几句逗乐的话，以便分散众人观察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接着，他提议为观众干杯，据说此举是由饥饿艺术家给经理耳语出的点子，乐队憋足了劲演奏。随后大家各自散去，没有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满意，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饥饿艺术家自己，他总是不满。
　　就这样，表演、休息；休息、表演，他过了一年又一年，表面上光彩照人，受人尊敬，而实际上阴郁的心情经常缠绕着他。由于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正理解，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他还有什么渴求呢？如果同情他的某个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悲哀可能是饥饿所致，那么他就会勃然大怒（特别是在饥饿表演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吓人地摇晃着栅栏。但对于这种状况，演出经理自有一套他喜欢采用的惩罚手段。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辩解并且表明，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因为这种由于饥饿引起的反常的易怒心态是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接着他就开始大讲饥饿艺术家自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观点，说他实际能够挨饿的时间比他现在做的饥饿表演的时间要长得多，经理大为赞赏他的执著追求、良好心愿以及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这些当然也包括在饥饿艺术家的说法之中。而随后，他又拿出一叠照片（照片也用于出售），轻而易举就把艺术家的说法驳倒。因为从照片上人们可以看到，饥饿艺术家在第四十天的时候躺在床上虚弱不堪，奄奄一息。这些虽是老生常谈，却又不断使饥饿艺术家难以忍受。他气愤的是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明摆着是提前结束饥饿表演的结果，人们却要把它说成是不得不停止表演的原因。同愚昧抗争，同这个愚昧的世界抗争是徒劳的。他总是虔诚地、如饥似渴地抓着栅栏认真地听经理说的每一句话，但当经理展示照片时，他每次都放开栅栏，唉声叹气地坐回草堆。于是，受到抚慰的观众又重新围过来看他表演。
　　数年之后，每当这一场面的见证人回忆起这一幕时，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期间发生了那个被提及的事变。这变化来的极其突然，它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但有谁去深究呢？无论如何，这个曾受大家喜欢的饥饿艺术家有一天发现自己被那些热闹上瘾的观众忘却了，他们纷纷涌向其它演出场所。演出经理领着他又一次跋涉了半个欧洲，他们想看看，是否能在某个地方重新找回逝去的狂热和兴趣，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好像人们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到处都笼罩着厌恶饥饿表演的气氛。当然，这种情绪绝非一朝一日形成的，只怪当时人们过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加防范，而现在采取对策为时已晚。尽管肯定有一天，饥饿表演定会再次红火起来，但这对于活着的人毫无慰藉。眼下，饥饿艺术家该去做什么呢？成千上万观众曾为之欢呼的饥饿艺术家如今去集市上的简陋戏台上演出未免太惨了些，改做其它行当吧，他不仅年纪太大，而更主要的是他对饥饿表演有着如痴如狂的追求。最终，他告别了经理--这位人生旅途上无与伦比的伙伴，受聘于一家庞大的马戏团。为了避免再受刺激，他甚至连合同条件都没瞥上一眼。
　　马戏团确实很大，数不清的人、动物、器械随处可见，他们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不论什么人才，任何时候都能在马戏团派上用场，当然饥饿表演者也不例外，只要条件不苛刻。另外，他之所以受聘当属特殊情况，这不单单是聘用一个艺术家本身，而更重要的是他当年的赫赫大名。其实，饥饿表演的技艺根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黯然失色，单凭这一点，人们起码不能说，一个老得不中用的、再也不能站在技艺巅峰表演的饥饿艺术家想躲到马戏团某个安静的位置上去混日子。恰恰相反，饥饿艺术家向人保证，他的饥饿艺术不减当年，这是绝对可信的。他甚至还宣称，只要人们准许他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人们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他要真正地震撼世界，达到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饥饿艺术家一激动起来，早把当今形势忘得一干二净，他的话只引起懂行的人付之一笑。
　　然而，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是没有忘记着眼于现实。人们把他和笼子没有作为精彩节目放在马戏团的中心地段，而是安插在一个交通路口，他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笼子四周挂满了标语，那些花花绿绿的大字在告诉人们那里可以看到什么东西。若是观众在其它演出休息的时候涌向兽场的话，总要从饥饿艺术家跟前走过并在那儿停留片刻。假如不是道窄人挤，后面的人又能够理解前面的观众为什么不急着去看野兽而停留下来，人们或许能在他面前多呆一会儿，慢慢欣赏他的表演。这就是饥饿艺术家看到观众马上要向他走来时不往颤抖的原因。他以人们观看自己为生活目的，自然盼望这种时刻。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休息，眼看一群群观众朝自己蜂拥而来，他激动得欣喜若狂，可是他很快就看出，观众的本意是去看野兽，每次如此，几乎无一例外，就是最固执的、故意自欺欺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是不管怎么说，看着远处的观众朝自己走来是令他最为高兴的事，人们涌过来时，持续不断的呼喊声和叫骂声乱成一片，一些人慢悠悠地看他表演，不是出于对他的理解（这些人使饥饿艺术家甚感痛苦），而是故意和后面催他们的人过不去，而另一些人则是心急火燎地想去兽场。大批人过后，剩下的是一些姗姗来迟者，没人催赶他们，只要他们有兴趣，满可以在他面前多呆一会，但是这些人大步流星，目不斜视，直奔兽场。不过，饥饿艺术家偶尔也能碰到幸运的时刻。有时父亲领着孩子来到他面前，父亲一边指，一边详细地讲述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过去的年代，说他曾经看过类似的表演，但那时盛况空前。可是孩子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始终不能理解大人的话，这也难怪，他们怎么能懂得什么叫饥饿呢？但是，从他们那探究性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崭新的、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东西。饥饿艺术家有时悄然思忖，假如自己的表演场地离兽场稍远一点，或许情况会好起来，而现在离兽场这么近，人们很容易选择去看野兽，更不用说兽场散发的臭味、动物夜间的闹腾、给野兽送生肉时人走动的响声以及投食时动物的狂嘶乱叫搅得他不得安宁，使他长期忧郁消沉。但是，他又没有胆量向马戏团的头头们去说。他还得感谢那些野兽们，没有它们，哪能引来那么多观众？况且众人当中还能找到某位真的是冲着他而来的呢。如果他要提醒人们注意自己的存在，那么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确切地说--只不过是通往兽场的一个障碍，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个角落。
　　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碍，而且会越变越小。人们在当今时代还要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耗神费力，这简直是个怪事，可是人们对奇怪现象已习以为常，而正是这种习惯宣判了他的命运。他想使出最大能力做好饥饿表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然而这一切都挽救不了他的命运。观众个个如匆匆过客飞快地从他面前掠过。去试试给人讲饥饿艺术吧！但是谁对饥饿艺术没有亲身感受，就根本不可能心领神会。漂亮的彩色大字已经被弄脏，变得模糊不清，它们被撕了下来，没有有想到换上新的。用于计算饥饿表演天数的小牌子上的数字当初每天都有新的记录，现在却无人问津，数字多日不变，因为数周之后，连记录员自己都对这项单调的工作感到厌腻。虽然饥饿艺术家不停地做饥饿表演，这是他过去梦寐以求的事，也是他曾经夸过的海口，现在，他可以任意独行其事了，但是，没有人为他记录表演天数，没有人，甚至连他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成果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假如某个时候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用那个旧数字逗笑取乐，说这是骗人的鬼把戏，那么，他的话才真正是最愚蠢的、能编制冷漠和恶意的谎言。因为，饥饿艺术家诚实地劳动，他没有欺骗别人，倒是这个世界骗取了他的工钱。
　　又过了许多日子，表演告终了。有一天，那只笼子引起了一位看管人的注意，他问仆人们，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笼子闲置不用，里边的谷草已经发霉变味，对此无人知晓，直到其中一位看见了记数的小牌子，他才猛然想起饥饿艺术家。人们用棍子拨开腐草，在里边找到了他。"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看管人问道，"你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诸位，请多多原谅。"饥饿艺术家有气无力地低声细语，只有看管人才能听清他说的话，因为他把耳朵贴在栅栏上，"当然，当然。"看管人一边点头，一边把手指向额头，以此来暗示其他人，说明饥饿艺术家的身体状况非常危险，"我们当然会原谅你。""我一直在想着，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我们确实也挺赞赏的，"看管人热情地说。"可是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说。"那么我们就不赞赏，"看管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其他办法。"饥饿艺术家说。"你们瞧，太怪了不是，"看管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其他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说着，小脑袋微微抬起，嘴唇像要吻看管人似的，直贴在他的耳根，生怕露掉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我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我不会招人参观，若人显眼，并像你，像大伙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饥饿艺术家最后的几句话，然而，从他那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里还流露出一种不再是自豪、而是坚定的信念：他还要继续饿下去。
　　"好了，大伙整整吧！"看管人说。饥饿艺术家连同腐草一起被埋掉了。笼子里放进了一只年轻的美洲豹子。即使是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这只野兽在闲置长久的笼子里活蹦乱跳时，他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舒服的休息。这只豹子什么也不缺，可口的食物看守人员无须长时间考虑就会送来。失去自由对它似乎都无所谓，这个高贵的躯体应有尽有，不仅带着利爪，而且连自由好像也带在身边，自由似乎就藏在它利齿的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总是同它大口里发出的强烈吼叫而一起到来。观众从它的欢乐中很难享受到轻松，可是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丝毫不肯离去。 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菲妮。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声，谁就感受不到歌唱艺术的魅力，没有谁不被她的歌声所吸引。这一点，尤其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但是我们却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抱怨，我们还未曾走得那样远，我们现在亟需的是某种务实的精明，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优点，无论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惯于以精明的一笑聊以自慰，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渴望得到来自音乐的幸福。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出现。唯独约瑟菲妮是个例外，她喜欢音乐，并且也懂得传播音乐。她是唯一的一个，假如她死了，音乐也将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知会消失多久。
　　我常常考虑：这种音乐到底怎么样？我们确实不懂音乐，我们怎么听懂了约瑟菲妮的歌唱呢？或者说自以为是听懂了呢？（因为约瑟菲妮不承认我们的理解力）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她的歌声太美妙了，以致于连最迟钝的感官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不过，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当大家一听到她的歌声肯定会觉得与众不同，而且这种感觉会持续永远，仿佛从她嗓子里发出的声音是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听到，只有这个约瑟菲妮能够使我们听到它，除她之外谁也做不到。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却恰恰不是这样，我没有这种感觉，同时觉察同类也没有这种感觉。在朋友的圈子里，我们坦率地承认：就歌唱而言，约瑟菲妮并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这究竟是不是歌唱？尽管我们不懂音乐，却有着歌唱的传统。在我们民族的古代就有了歌唱，传说里是这么讲的，甚至还有歌曲被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些歌曲现在没谁再能唱了。所以，何为歌唱，我们还是能够想象的。可是约瑟菲妮的艺术与我们所想象的却格格不入。这究竟是不是歌唱？莫非仅仅是吹口哨？吹口哨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我们民族固有的艺术本领，或者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什么本领，而是一种独特的生活表现形式。我们大家都吹口哨，但是，当然没有谁会想到把它冒充为艺术，我们吹口哨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的，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我们许多同胞根本不知道：吹口哨属于我们的特性之一。假如约瑟菲妮真的不是在唱歌，而只是吹口哨，或者说，至少在我看来，根本没有超越普通口哨的界线--或许她连吹一般口哨的力气都没有，而一个普通挖土工人却能一边干活、一边轻松地吹上一整天--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约瑟菲妮的所谓艺术家身份就会被取消，而其巨大的影响之谜更应被解开。
　　但是，约瑟菲妮所发出的声音的确不仅仅是吹口哨。如果你站到距她很远的地方并全神贯注地细听，或更好的办法是：如果你想考查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比方说，当约瑟菲妮同大家一道唱歌时，你去分辨一下她的声音，然后你肯定无疑听出的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口哨，至多由于柔和或纤细而稍显突出。然而，当你站在她面前，却会感觉到她不单单是在吹口哨了。要了解约瑟菲妮的艺术，不仅仅要听她唱歌，而且必须看她唱歌。虽然这只不过就是我们天天所吹的口哨，但其不同之处却在于：她郑重其事地做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砸核桃肯定不是艺术，因此也不会有谁敢于召集观众并当众砸核桃，以娱乐他们。但是，如果有谁这么做了，并且达到了其目的，那么，这就不是单纯的砸核桃了。或者说是砸核桃，但它却说明了：由于我们对此很熟练，因而忽略了这一艺术，而这个砸核桃新手却向我们揭示出艺术的真正本质。假如他砸核桃的本领比我们中的大多数稍稍逊色，那效果甚至可能会更好。
　　也许砸核桃与约瑟菲妮的歌唱有着相似之处，我们对她的这一本领赞叹不已，而对我们自己所具备的同样的本领却视而不见。在这一问题上，她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同。有一次我正好在场，当一个听众提醒约瑟菲妮注意这就是普通的民族口哨时（这类事情自然常有发生），他虽然说得很婉转，但是，这对于约瑟菲妮来说已经太过分了。她马上露出了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冷笑，这还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她本来外表看起来格外柔弱，虽然我们民族不乏此类女性，但她还算是突出的。她当时表现得却很粗野，不过，大概她自己马上敏感地觉察到了，便控制住了自己。不管怎样说，她不承认在她的艺术和普通口哨之间有着任何联系。对于那些持有不同见解者，她嗤之一鼻，并可能还怀恨在心，但她自己并不承认。这不是一般的虚荣心，因为这些反对派（我也半属于它）对于她的钦佩程度肯定不比别人的低。但是约瑟菲妮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被钦佩，而是要大家严格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去钦佩她，单是钦佩对她来说毫无价值。总之，如果你坐在她面前，就会理解她；只有在远离她的地方，你才会反对她。当你坐在她面前时，你便懂得：她所吹出的并不是口哨。
　　由于吹口哨是我们不加思索的习惯，因此你可能会认为：约瑟菲妮的听众中可能有吹口哨的。在享受她的艺术时，我们会感到心情愉快，而我们愉快时，我们就吹口哨。然而，她的听众是不吹口哨的，而是保持缄默，一声不吭，似乎我们已经享受到了那期盼已久的宁静平和，而它正是我们自己吹口哨所不可及的。因此，我们沉默着。究竟是她的歌声使我们心醉，还是那细弱的小嗓子周围那庄严肃穆使我们神迷？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约瑟菲妮正在唱歌时，不知哪个傻女孩竟无恶意地开始吹起了口哨，而且和我们听到的约瑟菲妮的歌声竟一模一样，前面是尽管绝对熟练但一直还是谨慎的口哨声，而观众这里则是忘我、出神、天真的口哨声，要想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同异，大概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我们还是立刻向这个小捣蛋发出了嘘嘘声，尽管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当约琴菲妮得意扬扬地吹着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并把脖子伸得不能再长的时候，她一定会又羞又怕、无地自容。
　　她一贯如此，每一件小事，每一次偶然事件，每一回不顺心的事，如正厅前排的嘎吱响声，咬牙的格格声，以及灯光故障，她都认为是提高她歌唱效果的极好机会。在她看来，她是在给一群聋子唱歌，虽然观众中不乏热情与喝彩，但是她早就不指望真正的理解了。对她来说，各种干扰的发生恰恰最合适，稍作斗争，甚至不需斗争，仅仅通过对比就可以战胜那些外来的、与她唱歌的纯洁性相对立的所有干扰。这有助于唤醒民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去理解她，但却能使他们对她肃然起敬。
　　小事尚且能够对她如此有利，大事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生活很不安定，每天都有各种意外、忧虑、希望和恐惧出现，假如谁不能得到同伴的朝夕相助，他便不可能独自承受这一切。但是，即使得到了帮助也常常相当艰难：有时成千个肩膀共同承担着一个本应由一个肩膀去承担的重负，甚至还颤颤巍巍的。这时，约瑟菲妮就认为她的机会到了。她早早就站在那里，这个纤弱的家伙，胸脯下面的地方吓人地抖动着，仿佛要将全身的力量都凝聚在歌声中，仿佛把不能直接有助于唱歌的一切，每一点力量，每一份生机都使出来，仿佛她已一无所有，全部献出，只有善良的神灵保护着她。当她付出整个身心痴迷唱歌时，仿佛一股冷风就能将她吹上西天。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反对派却习惯地说："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如此费劲，并不是为了歌唱--我们不讲歌唱--而是为了勉强吹出全国流行的口哨来。"我们觉得是这样。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虽不可避免、但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就烟消云散的印象。我们即刻便淹没在大众的热情之中，大家身子挨着身子，热乎乎地挤在一起，屏息倾听。
　　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活动的特点，经常为一些不很明确的目的四处奔波。为了把这一帮子聚集到自己周围，约瑟菲妮大多只有一个办法：向后仰起小脑袋，半张着嘴巴，眼睛向上看，摆出一副她即将唱歌的姿势。只要她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这么做，不需在一个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任何一个偏僻的、由于一时高兴所选中的角落都行。她将要唱歌的消息立刻会被传开，大家马上蜂拥而至。然而有时也会出现意外。约瑟菲妮喜欢在一些不安定的时候唱歌，而这时生活上的艰难与困苦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四处奔波，大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约瑟菲妮所希望的速度聚集起来。但她已摆好了姿势，过了很长时间，听众却寥寥无几--于是，她大发雷霆，双脚跺地，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简直不像一个少女。但是，即使这样的所做所为也丝毫无损于她的名声。对于她过分的要求大家不但丝毫不限制，反而极力去迎合适从，他们瞒着她，派信使召集听众。于是在周围各条道路上便可看到布置的岗哨，他们向来者点头致意，催他们快走，直到最后凑齐了说得过去的听众数，他们才做罢。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个民族为约瑟菲妮如此卖命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比弄清"约瑟菲妮是不是在歌唱"容易，并且二者确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断定：这个民族是由于约瑟菲妮的歌唱才无条件地顺从的话，那么就可以略去第一个问题，把它合并在第二个问题中。然而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几乎不晓得何为无条件顺从，这个民族最喜欢的是耍耍小聪明、说说孩子般的悄悄话、扯扯无什么恶意只不过为了动动嘴皮子的闲话。这样一个民族不可能使自己无条件地顺从的，这一点约瑟菲妮肯定也感觉到了，因而她用那纤细的小嗓子竭尽全力地斗争着。
　　当然在这种一般的判断上又不能走得太远。其实，这个民族对约瑟菲妮还是顺从的，只不过并非无条件罢了，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去嘲笑她。大家也承认：约瑟菲妮身上是有些可笑之处，并且就笑其本身而言，它距我们又总是那么近，尽管我们的生活艰难，可轻轻一笑在我们这里总是很流行的，但是我们不嘲笑约瑟菲妮。有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菲妮之间的关系的：她是一个脆弱的、需要爱护的、出类拔萃的小家伙（在她看来是由于唱歌而出类拔萃），她是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所以他们必须照料她。其中原委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一个托付给你的人，你是不会嘲笑的；假如你嘲笑了他，便是失职。我们中间那些最恶的对于约瑟菲妮最大的恶意是当他们说："看到约瑟菲妮，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民族以父亲对待孩子的方式照顾着约瑟菲妮，那孩子将小手伸向父亲--不知是请求还是要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民族不会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么做了，而且至少在对约瑟菲妮的照顾上无可挑剔。在这方面，没有哪个独自可以完成这件由整体才能办到的事。当然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巨大的。这个民族有足够的力量将被保护者拉到自己身边，给她温暖，使她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大家却不敢对约瑟菲妮说这些事。"我才不要你们的保护呢。"她会这么说。"对，对，你不在乎，"我们心里想，而且事实上这也并非是在违抗，与其说是违抗，倒不如说是孩子般的感谢。因此，父亲的态度则是随她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更难以用这个民族与约瑟菲妮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解释。因为约瑟菲妮的意见恰恰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着这个民族。她的歌声可以把我们从政治经济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歌声的作用就在于此。即便它不能驱赶不幸，至少也能给我们以力量去承受不幸。她虽然没有这么说出来，也没有用别的方式表达，她本来就很少说话，在这群喋喋不休者中，她是沉默寡言的。但是，这一点从她那双眼睛里已流露出来，从那张紧闭的嘴上--我们这儿只有少数人可以闭上嘴--我们也可以觉察得到。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这种消息接踵而来，其中也搀杂着一些假的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她立刻会挺身而起，而往常则是无精打采、就地而卧。她挺起身子，伸长脖子，试图像牧羊人在暴风雨来临时察看羊群那样把自己的同伴尽收眼底。当然，孩子们是会放肆、冲动地提出类似的挑战，可约瑟菲妮做起这些事情来倒不像他们那样毫无道理。不消说，她拯救不了我们，也不可能给我们以力量。扮演这个民族救星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个民族惯于忍辱负重，毫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只不过他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争勇好斗的气氛中，表面上看起来胆小、懦弱。此外，这个民族的繁殖力也很强--我是说，事后装扮成这个民族的救星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民族始终在以各种方式自救，尽管要做出牺牲--牺牲之大足使历史学家触目惊心（我们民族总是忽略历史研究）。然而，事实上在各种危难时刻我们都恰恰能更好地倾听约瑟菲妮的声音。大难临头使我们更加安静、谦恭，对约瑟菲妮的指挥更加百依百顺。尤其当磨难我们的大事即将出现时，我们愿意聚合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我们还要在战斗前匆匆地共饮一杯和平酒--是的，必须抓紧时间，这一点约瑟菲妮常常忘掉。这又不大像是一个演唱会，而更像是一个群众集会，除了前面那轻轻的口哨声外，到处一片寂静。这种时刻太庄严了，以致于谁也不想再对她瞎嚼舌了。
　　当然，约瑟菲妮对这样一种关系是根本不会满意的。由于她的地位从未完全明确，因此她总是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尽管这样，她还是常常受自信心的迷惑而看不到一些事情，并且，不费力气就可以使她忽略更多的事情。于是，一帮谄媚者便不断活动，起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是他们只让她在一个集会的角落里唱歌，而且是随便附带的，并不受重视。她肯定不会为此把她的歌声奉献出来，尽管这根本不算是轻视贬低她。
　　但是，她也不必这样，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尽管我们考虑着其它事情，会场上的宁静不仅仅只是为了听歌，有的根本不抬头，而是把脸贴在同伴的毛皮里，好像约瑟菲妮在上面是白费力气，其实--不可否认--她的口哨声或多或少地灌进了我们的耳朵里。口哨声一响起，全体都要保持沉默，好像民族对个体发出了重要信息。约瑟菲妮那尖细的口哨声面对的是难以做出决定的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生存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之混乱中。约瑟菲妮坚持着，尽管她的声音并非与众不同，尽管她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她还是坚持着，打通了连接我们的道路，使我们去思考。假使这时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是肯定不会容忍的，而且会认为他的表演是瞎胡闹并一同加以抵制。但愿她没有认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一事实证明了她并非是在唱歌。对此她一定有所感觉，否则为什么她总是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唱歌呢？但她又总是在唱，将这种感觉抛至一边。
　　但是，她还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听她唱歌，就像在听一个艺术家演唱。她达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这儿竭尽全力也达不到的效果，并且这种效果仅仅恰巧是因为她的方法欠缺所致。这大概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这个民族不知何为青年，大家也几乎没有青年时代。虽然不断地提出这种要求：应该保证孩子一种特殊的自由和一种特殊的照料，让他们有权利稍稍自由些，稍稍过分地胡闹几下，并多多少少地玩一玩。应该承认孩子们有这一权利，并帮助实现它。提出这类要求时个个都赞成，再没有比赞成它更值得赞成的了。可是，也再没有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不能兑现的东西了。大家赞成这些要求，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只要他刚刚学会走路，刚刚稍微能辨认四周环境，他就必须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由于经济原因，我们分散居住的地域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不能让孩子避离生存竞争，假使我们这样做了，那孩子们将会过早地夭折。除了这些可悲的原因外，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个民族的繁殖能力极强。一代紧接着一代，每一代都不计其数。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在其它民族，孩子们会受到精心的照料，并为他们建立学校。从学校里每天蜂拥出来的那些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在较长的时间内日复一日从那里出来的都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但在最短的时间间隔，却会从我们民族涌现出一群又一群孩子，不计其数。当他们还不会吹口哨的时候，便快活地发出尖细的嘶嘶声；当还不会跑的时候，便打滚或挤在一起滚个不停；当还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便合伙笨拙地将一切都拖走。我们的孩子哟！不像那些学校里的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不断涌现，没有止境，没有间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他便无法再做孩子了，他的身后又涌出了新的孩子面容，他们匆匆出世，欢欢喜喜，数量之多，无法辨认。当然，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其它民族会因此而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却无法给孩子一个真正的童年。这事自有其后果。我们民族渗透着某种消除不掉的、根深蒂固的孩子气，这同我们可靠的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这一最大优点恰恰相矛盾。有时我们的行为极其愚蠢，跟孩子们干傻事一模一样，没有意义，浪费，慷慨，轻率，而所有这些经常仅仅是为了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当然我们从中得到的乐趣不如孩子们的多，但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些。约瑟菲妮就一直从我们民族的这种孩子气中得到好处。
　　我们民族不仅只有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未老先衰，我们这里的童年和老年与别处不一样。我们没有青年时期，我们一下子就成年了，而且成年阶段又太长，所以，某种厌倦和失望就会在我们这个如此顽强和自信的性格中划上痕迹。我们缺乏音乐才能大概与此有关。我们太老了，搞不了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生活的艰难不合拍，我们疲惫不堪地拒绝了它，回到了我们的口哨上。偶尔稍微吹几声，就会感到恰如其分，心满意足。谁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音乐天才，即使有，肯定也会在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前被我们同伴的这种性格抑制扼杀掉了。与此相反，约瑟菲妮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者说是唱歌--她愿意怎么讲都行--这并不妨碍我们，正适合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假如这里包含着丁点儿音乐成分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某种音乐传统被保持了下来，但它却丝毫没有加重我们的负担。
　　然而，约瑟菲妮带给这个具有此种心情的民族的要更多一些。在她的音乐会上，尤其是形势严峻的时候，只有那些男孩子们会对约瑟菲妮本身感兴趣。他们只是惊异地看着她怎么撅起嘴唇，从小小的牙缝之间吹出气来，欣赏着她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又放低声音，再利用它达到一个新的愈来愈费解的演唱高潮。但是显而易见，多数观众只顾低头沉思，大家在这短短的战争间歇做着自己的梦，仿佛他们的四肢都松开了，仿佛不得安宁者终于可以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尽情地伸展四肢躺下了。有时约瑟费妮的口哨声会传到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我们则称之为声如裂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声音此时此地都恰到好处，而别处则不行，音乐就几乎从来没有这种机缘。约瑟菲妮的口哨中有我们那可怜而又短暂的童年；有我们那失去的、无法寻找回来的幸福；也有我们日常生活中那小小的、不可思议的、但又实实在在、不可抑制的欢乐。这一切肯定不能用洪亮的声音而只能用轻柔的、耳语般的、亲切的、偶尔有些沙哑的声音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吹口哨，怎么能不是呢？吹口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有一些同胞吹了一辈子口哨而不明白这一点，但这里的口哨却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也使我们得到了短暂的解脱。
　　当然这种演出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然而，这与约瑟菲妮所声称的她在这样的时候给了我们以新的力量等等，还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一般听众而言，而对那些约瑟菲妮的谄媚者来说，却完全不同了，"怎么能不是这样？"--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于演出时门庭若市、听众云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尤其是灾难临头时，这种现象有时甚至阻碍了必要的和及时的灾难防范。"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正好言中，它可不能算是为约瑟菲妮歌功颂德。尤其是再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当这种集会突然被敌人的暴力驱散时，我们一些同胞不得不为此而丧命，约瑟菲妮本应为此负全部责任，是的，是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但她这时总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之下，悄悄地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逃离现场。这些事情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菲妮下一次随心所欲在某时某地演出时，他们却又匆忙奔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瑟菲妮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也不会追究她一点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菲妮的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自由中，从这个特殊的、别个谁也得不到的、根本与法律相违背的馈赠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民族并不理解约瑟菲妮，正如她所说，他们无力地对她的艺术表示惊异，感到自己不佩欣赏它，同时他们又拼命努力，企图补偿由此而带给约瑟菲妮的痛苦。然而，正如她的艺术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一样，他们把约瑟菲妮及其愿望都置于他们的管辖权之外，这当然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或许这个民族的成员会轻易地拜倒在约瑟菲妮脚下，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屈服一样，他们也不会拜倒在她的脚下。
　　很久以来，或许自约瑟菲妮的艺术生涯开始，她就力争为了她的歌唱艺术而从任何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她不必为每日的面包而操心，也不必参加其它一切与我们的生存斗争相关的活动，这些--或许--应该由这个民族作为整体去承担。头脑简单者--也确有这种头脑简单者--单凭这种要求的特殊性，根据能够想出这一要求的精神状态，就会得出结论：此要求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我们民族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我们冷静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对她提出的理由也不去费力反驳。比如约瑟费妮说：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然劳动不及她唱歌辛苦，但是这样毕竟会使她在唱歌之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以便为下一次演出养精蓄锐，在这种情况下，她虽然竭尽全力地演唱，但还从未达到其最佳效果。大家听她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如此容易被打动的民族有时也会无动于衷。拒绝有时是那样冷酷无情，甚至约瑟费妮都会大吃一惊，她佯装顺从，干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活，并尽量好好演唱。但这只能是一时半会，接着便又重抖精神投入战斗--看来她有的是力量。
　　但是显而易见，约瑟费妮所力争的根本不是她所提出要求的满足。她是明智的，也不惧怕劳动，我们这儿根本不知何谓懒惰，即使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也肯定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劳动根本不是她唱歌的障碍，当然歌声也不会变得更美妙。约瑟费妮所力争的只不过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长久地、远远地超过所有常规来承认她的艺术。虽然她几乎在所有别的事情上都可心想事成，但这件事却始终是事与愿违，不能得逞。或许一开始她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转向别处，或许现在她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她却不能再回头，退却意味着自我背叛，她必须坚持这一要求，否则就会垮台。
　　假若她真的有敌人，如她所说，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战争兴灾乐祸，袖手旁观。但是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谁偶尔反对过她，这场斗争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感到高兴。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这个民族在这种场合会表现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姿态，这在我们这里平常是罕见的。虽说你可以赞同这种场合下采取此种态度，但是只要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做法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了。无论拒绝也好，要求也好，问题都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同胞竟如此冷酷，而以往他也曾慈父般地、甚至超过慈父般地、低声下气地照顾过这位同胞，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情了。
　　假如在这个事情上全民族换成了某个成员，可以想象，这个成员会对约瑟菲妮接连不断的、咄咄逼人的要求一直让步，直到最终结束这种让步。虽然他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同时坚信，让步会有其应有的极限，他之所以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加快事情的发展过程，只是为了纵容约瑟菲妮，使她得寸进尺，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直至真的提出了这个最后的要求，那时他就自然一口拒绝，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民族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况且他对于约瑟菲妮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且约瑟菲妮的要求确实太高，以致于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都可以告诉她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约瑟菲妮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有这种猜测成分，即：这个民族在耍手腕。因此，在遭到拒绝的痛苦之上又平添一层怨恨。
　　但是，尽管她这样猜测，却没有因此被吓住而不敢进行斗争。近来斗争甚至更加剧了。如果说以前她进行的只是舌战，那么现在则开始采用别的方法，在她看来这些更有效，而我们则认为这对她自己会更危险。
　　有些同胞认为，约瑟菲妮之所以变得这样迫不及待，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老了，声音也不行了，因此在她看来，必须进行争取承认的最后斗争了。这个我不相信，假如是这样，约瑟菲妮就不成其为约瑟菲妮了。对她来说，不存在衰老问题，声音也不会不行。如果她提出什么要求的话，那也并非由于外部原因，而是出自内心合乎逻辑的考虑。她争得了最高处的桂冠，不是因为这桂冠眼下恰好挂得稍低一些，而是因为它就是最高的那顶。倘若她有权，她会把它挂得更高些。
　　当然，对外界困难的蔑视并不妨碍她采取最卑劣的手段。她认为，她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至于是怎样得到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尤其在这个她眼中的世界上，正当的手段恰恰行不通。或许正因为这个，她甚至把争得权利的斗争从歌唱领域转向其它一个对她不太重要的领域。她的追随者四处散布她的言论，说她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这样唱歌：让全民族各个阶层甚至隐蔽最深的反对派都得到真正的乐趣，不是这个民族所理解的真正乐趣（他们说这种乐趣向来可从约瑟菲妮的歌声中感受到），而是约瑟菲妮所要求的乐趣。但是她补充说，由于她不能假充高深，又不能迎合低级，唱歌就必须保持老样子。至于为争取摆脱劳动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所做所为，则是另一回事了。虽然这也是为了歌唱，但她却没有用昂贵的歌唱这一武器直接进行斗争，所以，她使用的手段都是足够好的。
　　比如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假如不向约瑟菲妮让步的话，她就要减少装饰音。我对装饰音一窍不通，也从未听出来过。但是约瑟菲妮却准备减少装饰音，暂时还不删掉，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当真进行了这种危胁，然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与原来的演唱有什么两样，整个民族也一如既往地倾听着，并没有对装饰音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对约瑟菲妮所提要求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但是不可否认，在约瑟菲妮的脑子里，如同她的身材，有时的确还有值得选美之处。例如，她在那一次演出之后就宣布，以后她要将装饰音重新完整地唱出来，好像她以前关于装饰音的决定对这个民族过于残酷也过于突然了。然而，下一次音乐会后，她又改变了主意，最终结束了那些了不起的装饰音，除非大家做出对她有利的决定，否则它们是不会再出现了。那么这个民族呢，对所有她的这些宣布、决定、改变决定充耳不闻，如同一个陷入沉思的大人不理会小孩子的饶舌，虽然态度和蔼，但什么都没听进去。
　　但是，约瑟菲妮却不让步。比如她最近又声称，干活时她的脚受伤了，站着唱歌很困难，由于她只能站着唱歌，所以现在必须缩短唱歌时间。尽管她一瘸一拐，让她的追随者搀扶着，还是没有谁相信她真的受了伤。即使是她的小身子非常敏感，但我们是一个劳动民族，而且她也是其中一员，假如我们因为擦破点皮就要一瘸一拐的话，那我们整个民族就会没完没了地跛行了。尽管她像一个瘸子让人搀扶着，尽管她比以往更频繁地以这副可怜相露面，这个民族仍旧感激地、痴迷地听着她的歌声，并没有因为唱歌时间的缩短而大惊小怪。因为她不能总是一瘸一拐的，于是便想出其它借口。她假托自己很疲劳，心情不好，身体虚弱。这样，我们除了听音乐会外又看了场戏。我们看到约瑟菲妮的追随者怎样请她、央求她唱歌，她说她也很想唱，但却唱不成。于是他们安慰她，奉承她，几乎将她抬到了事先找好的演唱地点。终于，她流着莫名其妙的眼泪让步了。但是，当她以显然是最后的决心准备开始唱时，却是那样虚弱无力，双臂不像往常那样向前伸着，而是死板板地垂在身体的两边，给人的印象是好像短了一截。当她要开始唱时，又不行了，她恼怒地一摆头，就栽倒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她很快又挣扎着站起来，开始唱歌。我觉得，与往常没有多大不同，或许听觉灵敏的可从中听出稍稍一点异常的激动，但这只会对唱歌有好处。演出结束时，她甚至不如先前那样疲惫了，不需追随者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了一下那些给她让道的、对她毕恭毕敬的听众，迈着稳健的步子，甚至可以说是一溜烟小跑退场了。
　　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最近一次，到了她演出的时候，她却失踪了。不仅她的追随者在寻找她，许多同胞都投入了这项工作，结果是白费力气。约瑟菲妮失踪了，不愿意再唱歌了，甚至不愿意让别人求她唱歌，她这次是彻底离弃了我们。
　　真怪，她怎么会打错算盘呢？这个精灵！这样的错误会使大家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打什么算盘，而是她的命运在驱使着她，并且它只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她自己放弃了唱歌，破坏了通过征服民心而得到的权利。真不知她是怎么获得这权利的，其实她很少了解民心。她躲起来不唱歌了，然而这个民族显得很平静，没有明显的失望。虽然表面上相反，实际上这个平和、稳健的民族只会给予，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包括约瑟菲妮的，这个民族继续走着自己的路。
　　而约瑟菲妮却不得不走下坡路了。她最后一声口哨和永远沉寂的日子就要到了。她是我们民族永恒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终将弥补这一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集会怎么变得鸦雀无声了？约瑟菲妮在时集会不也是静悄悄的吗？难道她的口哨比回忆中的还要响亮和生动吗？难道她在世时的口哨比回忆中的更重要吗？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以其智慧将约瑟菲妮的歌抬得这样高？正因为这样，歌声才能永恒存在。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失去很多，约瑟菲妮却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在她看来，这种烦恼是专为出类拔萃者安排的。她将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不计其数的英雄群体中，因为我们不推动历史，所以她会像所有她的兄弟一样，很快地被遗忘在升华的解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