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回眸南巡讲话 坚定改革的政治理念

2012年01月15日 10: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李靖云

1992年底，英国金融时报将没有任何职务的邓小平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为什么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授予一个没有任何公职的88岁老人？12年后，金融时报亚太区总编辑约翰·赖丁告诉新华社的记者，因为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广州，中国将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确立为“永久主题”，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时期。

作为全球最好的时政经济类报纸，金融时报的观察可谓准确，1992年底的中共14大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基本方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路线。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周期，平均年增幅在10%左右，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奇迹。虽然奇迹的背后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汗水，但是20年前这位时年88岁高龄的老人，不辞劳苦在广东11天的巡访，坚定果决地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无疑是这幕历史大潮的真正开启者。

南巡讲话被放在《邓小平文选》的第三卷最后一篇，被许多中共理论家认为是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但是，南巡就邓小平本人而言，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他的政治理念。与其说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总结，毋宁说是他向人民提前交代的一份政治遗嘱，一个他14年改革历程的最终期盼。“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增强国力”，这些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反复提及，念兹在兹的，更多是改革的目标，执政的目标。正如傅高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他尽力于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论，给中共一个清晰的执政目标，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未来预期。

给官民一个腾挪的政治空间

这样一个目标和预期可以清楚地总结为两个字“求富”。这本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为基本的梦想，但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前后三年的沉闷期，官方笼罩在意识形态话语的阴影之中，而民间则陷入一种徘徊观望之中。邓小平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左右争论，把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列出来，把“求富”作为一种价值理性凸显出来。国家和民众再次在“求富”目标中走到了一起，于官是搞经济，有成绩；于民则是不必徘徊，努力赚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钱看，曾经的大邱庄主禹作敏凝练的总结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刚刚以几千车皮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来四架图-154客机的万县商人牟其中，正在和俄方合作发射卫星，被认为是时代传奇。6年后，因为信用套汇涉嫌欺诈，传奇终结。而一位来自潮汕农村的初中肄业生黄光裕，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家电专营市场，1993年销售总额达2.3亿，十年后他成为中国首富，又三年，他因为涉嫌操纵股市锒铛入狱。

事实上，我们很难数清，自那个春天以来，中国20年来经历了多少这样从财富顶端到毁灭的轮回故事。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明言，经济繁荣50%靠公众情绪。邓小平南巡讲话充分调动了公众的情绪，大家都走在求富的路上，争当先富起来的人。这确实是充满了市侩庸俗的时代，但是谁又能否认其中的发财致富、成就事业的雄心？在和平年代里成为了最受追捧的梦想，任何商业领袖的传记和厚黑兵法都会被热销。有牟其中这样的失败者，也有丁磊、鲁冠球这样的成功者，也有史玉柱这样起落变化者。虽然成功者也许不多，但投身者却越来越多。致富与幸福生活之间有着可靠的实际关系，民众至少从中可以获得一种相对真实的价值。

如果说“求富”对民众而言，是一种带有真实感的价值的话，对于政府而言，南巡讲话则是给了他们一片应许之地，一个可以腾挪的政治空间。经济增长成为政治权力体系运转的核心，成为整个官僚体系最大的利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1992年中共14大确立了这个保持均衡发展的方针，而从那一天起，到现在就再也没有变化了。政府的一切行动围绕着经济展开，政府本身的行为逻辑和亿万求富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官员和商人同看厚黑兵法，一同学习企业管理。政府不再作为一个利益调和者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出现。

由于制度存在某些缺陷，在国企改革之后，改革已经成为握有大量资源的政府如何公开寻租的制度安排。所谓的公开公正透明，最终的落脚点无非是政府收益能否最大化。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犯罪还停留在坑蒙拐骗阶段，那么自1992年之后，我们听到得更多的是周正毅、赖昌星、丁书苗……；上世纪80年代还是草莽的个人偷盗，1992年之后，我们则看到的是成体系的抢劫；上世纪80年代权力还是若隐若现，1992年之后权力则是主角亮相。对于政府而言，增长既然成为了主题，那么与其费尽周折地搞制度设计，不如直接释放资源，参与市场运作。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谁受损，谁受益，则是一个经济成长之后的问题。改革的阵痛总是被反复提及，所不同的是对于很多群体而言，这是永痛，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则是从来没痛过。

20年发展已谈忘最初的起点

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逻辑之下南巡讲话在两个维度的展开。于民是对发财致富的解放，一种自然而然的释放。于官则是意识形态枷锁的解除，一种暗自的窃喜。官与民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市场经济了。但两相比较之下，同走向求富的道路上，民显然处于一种弱势和被动之中。至少在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却没有任何多少能数得着的民营国际企业。更深一个层次的是，自1998年之后，官方投资不断提升，到最近几年投资已经超过中国G D P的45%，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孤例。也是那一年之后民营资本投资在国内几乎难觅，相反在海外却大展拳脚，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沃尔沃等等。

官方自我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国有经济防止两极分化。但是能看到的则是国有企业的日益强大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有326家，占500强资产总额的93.35%.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突破0.4%之后，再没有官方数字，但很多学者的预计2011年可能已经超过了0.5.与之更为相关的是灰色收入问题，自去年经济学家把这个原本潜藏在水底的问题揪出来之后，争议最大的是到底有没有达到5.4万亿，收入差距有没有达到63倍，但都知道灰色收入的来源是来自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源和行政垄断。这一点上，官民之间倒是有高度共识。

事实上，这样一种状况20年来一直在发生，但是大家一直熟视无睹。倒不是因为人们真的回避问题，而是上下一致都在用增长来解决这个问题。保持高增长，把G D P的蛋糕做得更大，这样不论多少，大家都有所得，这已成为官民之间唯一的纽带。以2008年为例，虽然现在对四万亿的批判不绝于耳，但在当时各方都在期待政府能出台刺激方案，释放资源，维持经济的继续增长。这样一场增长保卫战官民双方已经打了20年，可以说都已经疲惫不堪。当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困境，除了客观的经济原因之外，官民身心俱疲也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政府大规模放款，释放了手里的资金资源之后。已经没有任何经济资源再可以释放了，2012年的经济预期已经调低到了8%以下，这不能不说是个信号。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20年间中国经济是一个奇迹的话，现在这个奇迹已越来越被淡化了，南巡讲话所激发的激情已经逐渐消失，对于中国而言，停留在那位老人坚持改革的政治理念的终点已经太久，似乎已经遗忘了最初的起点以及整个的设想。事实上这位饱经政治风雨的老人所一心要开创的春天的故事，其实是从冬天开始的。

改革从酝酿生机的冬天出发

很少有人能有机会在自己的暮年迎来自己生命的最高峰，当1978冬天年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已经74岁了。但是正如傅高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很少有人能像邓小平这样在执政时，已经有了多年充分的准备。作为一位经过大起大落的政治家，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知道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他反复强调“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应该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经济改革每进一步就感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两者关系的经验性总结。从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开始，确立一种能有效使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一直是他所强调的。

就经济改革而言，邓小平强调是放权让利，调动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1979年第一次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开始，依靠市场经济发展国民经济一直都是他的基本设想。就政治改革而言，他的基本理念是强调民主，“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形式有效管理国家，享有公民权利”。他在南巡讲话中专门提出要用30年时间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因其人生经历，邓小平对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无比期待，对官僚体制有极度的厌恶，同时对秩序又有强烈的偏好。他的思路事实上和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相契合，政府应该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 entingG overnm ent）”。国家保证人民的权利，避免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夺，鼓励人民追求幸福的生活，通过人民有序的市场活动，创造力的释放，社会的自主活跃与繁荣进而实现国家强大。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设想，完善成熟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为了他的未竟之业。他虽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却从来不缺乏理想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将改革视作一个崇高道德情怀的事业。虽然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是他不喜欢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他更青睐的是面对困难的担当。他强调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乃是他知道制度设计与改革的艰难性以及政治思想改革的不可回避。

经历过严寒的中国渴望春天的继续，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困难到来的时候，犬儒和市侩，墨守成规和小心谨慎都无济于事。只有勇敢地直面问题，拒绝在原点打转，真正的开展制度的变革，而非资源上分赃争夺。与其怀念20年前那个老人所带来的春天，不如怀念34年前他出发的那个冬天，真正体验他的那份情怀，完成他的未竟之业。我们相信，冬天未必有那么可怕，它往往酝酿着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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